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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语境中的阐释局限 “写实文学”本身在文学史或文学理论阐释的历史与当下时空中，就是一个涵义繁复且无定论的符码。可以说，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写实派等名称都或多或少与“写实文学”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在“写实文学”符码阐释的历史语境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小说，而且是左拉式自然主义小说，对传记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兴盛的报告文学的关注比较忽略，这样，就使得阐释的空间相对狭小；第二，即使是对自然主义小说的研究，也显示出阐释时域的不均衡性，即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在茅盾等人提倡学习自然主义小说技法之后，自然主义便在当时因意识形态的亲近而导致的苏联式现实主义的引进中，成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最终成为被批判与被遗弃的对象，这一情形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变。第三，整体研究意识的缺乏使“写实文学”研究未能形成科学、完整和系统的体系。譬如对报告文学文体，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的绝大部分研究论文、论著和译著都只是从一个单纯而非整体的视角来阐释之，未能与写实小说、传记和口述实录文学等“写实文学”系统中的这样一些文体样式做整合观照，这就使研究欠缺应有的广度与深度，进而也就难以在文体批评的整合、对照和互动中有所作为，最终的结果无疑是导致报告文学研究的水准长期滞后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水准。当然，我这里的意思并非只有整合才能研究报告文学，而是指在单一文体研究的同时，应该还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与阐释的空间，这样也许才会挣脱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阐释瓶颈。进一步讲，报告文学本质上与自然主义小说有着近缘关系—一是它们都来自欧洲(报告文学名称确立最早在德国，而自然主义小说则源于法国)，有着近似的文化背景；第二，它们都是近代或曰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的产物，自然主义小说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自不待言，报告文学也是近代印刷工业的产儿。现代著名报告文学研究学者袁殊曾说：“‘报告文学’，这一名词在中国还是很新的。……这名词，有时也称为‘通讯文学’，是从‘RePortage’的译语；而这‘RePortage’是从‘RePort’(报告)这字变化出来的新名。这文学的形式，自然不会是自古已有的；它是一种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1]而近代工业的发展正是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同样也是立于科学时代之中。第三，它们都是以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观察和再现作为立身之本。因此，将报告文学与写实小说等文体整合起来研究，应该说符合其内在逻辑的要求。 二、当代性阐释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写法与观念上类似于左拉或超越于左拉的写实主义小说才浮出中国文坛的水面。可以将以建立现代化独立国家的民族想象和民族寓言为中心的科学时代的到来或者说对其的深切期盼、对人性善恶观念的重审等视为“写实文学”主宰文坛的外动力缘由之一，另一些文学内在变更的理由可能还在于诸如对极端乌托邦式“文革文学”的反动、对充溢神秘色彩与浪漫气息的寻根文学的矫枉过正。可以说，真正谈得上与左拉式自然主义风格对接的文本出现在这一时期，而不是二十世纪初中期。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及新写实小说个案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风景》是新写实小说中最贴近自然主义方式的作品。描写凡俗人生，刻画粗鄙丑陋、野蛮冷酷的生存景象，这实际上原本就是左拉式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风景》在这方面都有着很浓的左拉味道。基于这种形式上的暗合，我们也许可以在更深的艺术层面上来探讨新写实小说对于现实的还原，即是如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2]类似这样的判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谈及新写实小说的文论中并不少见。但当我们深入探询它们的内蕴时，便会发现此时的写实小说已经不再是左拉小说的克隆，而是融入了新质。首先，它们与法国自然主义有同质也有异质—“我们说‘新写实’和自然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契合处。例如，把平庸、琐碎的东西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注重对生活本相的还原，热衷描写人的自然属性，强调自然本能对人的巨大影响力，在艺术表现上摈弃典型概括等等。然而，‘新写实’与自然主义，一个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一个兴起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二者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去甚远，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择其要点而论，虽然二者都强调本能对人的作用，但‘新写实’小说不像自然主义那样大量描写生理机能、病态等现象，没将生物遗传因素绝对化；尽管二者都强调科学的方法，但‘新写实’作家们却没像自然主义小说那样将自然科学方法大量地引入作品；此外，色情狂在自然主义作品中比比皆是，而‘新写实’作家在描写本能欲求时则十分注意把握分寸，避免了淫秽色情描写等等。”[3]另一方面，新写实小说又渗入了后现代主义的因子—“‘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及零碎化、叙述化、平面化、无中心的主张，给新写实主义提供了创作的哲学基础’。在创作中，作家们有机地融进了现代派的诸多表现手法，如象征、隐喻、荒诞、意识流、幻觉等等技巧，从而大大丰富了‘新写实’小说的表现力。此外，在结构布局、叙述方式甚至思维模式上，‘新写实’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因素。”[4]由此我们看到，作为“写实文学”之主流文体的新写实小说实际上已经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融合体，而非单一的自然主义。如果一定要为之命名的话，将其称之为“新自然主义”，也许能名实相符一些。由新写实小说，我想到了“写实文学”的当代性。如果说在茅盾所处时代，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几乎被视作同出一辙的话，那么在当下，“写实文学”的内涵恐怕会没有那样单纯—我的意思是说，今天的“写实文学”应该是一种融合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质文学生态，而且它还是一个包容性强、有层次感的符码。张德祥有关“新写实”的“综合融化论”可以作为我的这一想法的佐证，他认为“正是在崇实求真的目标上开始了对各种思潮、流派、方法的融化和吸收，对各种观念、思想、文化的综合和利用，使‘新写实’在日常生活冗繁琐细描写的逼真上似有自然主义的余韵，在直面现实的坦诚无伪上、在对时代现实的关切上又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在残酷的冷静、无奈的反讽上好像又有现代主义的意味。”[5]我以为，这样一个新质文学生态应该包含新写实小说、报告文学、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和传记等文体样式，一方面，它们形态各异—譬如小说、报告、口述等在叙事伦理等方面实际存在的程度上的差异性甚至不同点，另一方面，它们又共同构筑并体现出“写实文学”的基本建构原则，譬如对事物描述的实证性原则，对人物描述的平民化、非典型化原则，语言表达和结构布局上的跨文体性原则，反神秘、浪漫与乌托邦的基本文体格调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语境中，“写实文学”的阐释路径与空间，已非“写实文学”历史性阐释的单一和单向所能容纳。 三、整体研究：对象与方法 针对“写实文学”符码阐释的历史语境所显露出来的局限性，我以为可以尝试在当下研究中予以某种程度上的破解。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末的一、二十年间，“写实文学”在后文革时代迅速成长为一股不容忽视而又蔚为壮观的文学大潮。先是以徐迟《歌德巴赫猜想》为旗帜的报告文学由过去散文与新闻的“附庸”一跃而成“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文体，创造出二十世纪报告文学的最辉煌成绩。与此同时，以叶永烈、权延赤等为代表的以中国革命领袖和高层领导人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传记文学，以刘心武、刘亚洲、蒋子龙等所作《5.19长镜头》、《中国心》和《燕赵悲歌》等为代表的纪实小说，以张辛欣、安顿的《北京人》、《绝对隐私》等为代表的口述实录文学蜂拥而至，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固有的文坛面貌。接踵而来的是以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作为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出现的包含有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的现代派或曰先锋派文艺以及寻根文学的反叛和矫正力量的主力，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直至今日的文坛，不可谓不深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写实文学”已经以其突显的新质文学生态成为二十世纪末改变或者说影响中国文学走向的主要因素。而当我们放眼世界文学之时，也会不难发现，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非虚构文学浪潮形成之后，德国、法国、英国、瑞典、苏联、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先后出现有影响的写实文学作家和作品，甚至在日本、美国和台湾等地还设立了全国或全地区性的报道文学、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性作品大奖，2003年在德国的柏林，世界级的写实文学奖项—首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揭晓，中国报告文学作家江浩以其长篇报告文学《盗猎揭秘》获得三等奖。[6]这些都旨在表明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元小说、新小说、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报告文学甚至具体音乐、纪实摄影、纪实影视等写实文学(艺术)文体样式所体现出的文学(艺术)生态已形成足以影响世界文学格局、作家思维方式和文本建构原则的汹涌大潮。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写实文学以其整体生态形式与世界同步，参与并回应着世界。而与这样一种状态不甚相谐的是，在晚近20余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更多的看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对“写实文学”生态的单一性关注—我的意思是，人们常常仅对上述各个案文体进行封闭性研究，比如对报告文学或者说对写实小说，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其思考不可谓不深入，但这样的研究却有点像“两股道上跑的车”。这也就是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报告文学、写实小说、纪实小说等等，它们其实都属于“写实文学”这一新质文学生态家族中的一员，分而论之的研究在“写实文学”符码阐释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中均已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现在需要的是突破“写实文学”内部各文体间探讨的壁垒，以视角与方法的开放性、多元化和多层次，将它们纳入到“写实文学”的整体性框架中进行研究。因此，完全可以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这一时域所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报告文学、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和传记等文体作为对“写实文学”整体考察的对象(应该明确的是，它们只是个案举证，而非对文体的穷尽)，重点研究其在“写实”符码统摄之下的文体共性，以及“写实”作为多层次多义性符码在上述代表性文体类型中的个性显现，以此探究其融合多种创作原则，并以“新自然主义”为其主导规范的发展规律。“写实文学”整体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这一深刻影响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流变方向的新质文学生态的探询，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审与重构，提供一种新视角、新思维和新的结构方式，进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流变与文化转型的历史叙述，提供既具个性化、又更接近于事实的新参照系。多元化的文学时代产生了多元化的“写实文学”，由一百多年来以自然主义文体理念为核心建构的这一脉文学溪流，汇聚演变成二十世纪末期融合着多样“主义”的文学大潮，不啻为我们提供了对其进行再阐释和再解读的绝好机缘和平台。 注释： [1]袁殊：《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第18号(1931年7月13日)。 [2]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3]荆溪、李玉华：《“新写实”小说研究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5期。 [4]荆溪、李玉华：《“新写实”小说研究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5期。 [5]张德祥：《“新写实”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6]江浩以其喜出望外的笔触记录下这次大奖的颁奖盛况，他在文中所谈这一奖项的由来及其宗旨应该令从事写实文学写作和研究的人们在欣慰之余感受到写实文学的巨大影响力—“此次世界范围内的报告丈学奖，是由《国际文学文化》杂志发起的。Aventis基金会支持，国际歌德学院是此次尤利西斯文学奖的合伙人。这些发起人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对报告文学艺术的关注，同时对奋斗在这一领域的作家表示支持。到目前为止，各类报告文学奖都限制在各自的国家、地区或以语言划分的领城内。从2003年10月开始，世界性的报告文学奖将每年举行”(江浩：《柏林：世界报告文学的激情》，见2(003年11月12日《文汇报》)。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