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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者逐渐意识到母系家谱的匮乏、母亲血脉的切断。在远古母系社会，人们过着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生活，是母系的血缘关系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人们创造了女娲这位补天造人的伟大母亲形象，讲述着只知母亲的感生神话。父权制的确立，开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家谱的书写。无论是三皇五帝的谱系，还是宗族家族的谱系，记录和书写的都是一部男性血缘史。从夫居的生活方式使女儿离开自己的家庭，与丈夫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从而进一步切断了女儿与母亲的关联。女性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虽然在父系家谱的角落占了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但女性血脉的链条却支离破碎，七零八落，难以展现完整的母系历史。 但是，女性主义者相信:由于女性共有的生理体验——行经、怀孕、分娩、更年期绝经以及女性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等社会角色共有的心理体验，在强大的男性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女性文化。“在男性文化里有一个被分裂和被驱散的女性文化，是过去几年女性主义思想中难以摆脱的一个尝试性主题，我们依赖男人而把自己相互间隔起来——在家庭里、在宗族里、在庇护人和机构的世界里，因此我们现在首先要承认并反对这些间隔物，其次要开始探讨我们在这个星球上作为妇女所共同分享的一切。”[1]因此，女性主义者开始致力于重建文学经典书目、改写文学史、确立女性的文学谱系。早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开始探讨女作家的写作传统问题。她把18世纪以来成千的妇女开始写作赚钱视为比十字军、蔷薇战争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若没有那些前驱，贞·奥斯汀，勃朗特姊妹还有乔治·艾略特就不会写作”。[2]肖瓦尔特更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亚文化的观点，强调女性传统的独特性。1979年，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吉尔伯特和格巴批评了美国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罗德·布鲁姆的男权主义偏见。在布鲁姆看来，后代诗人总是要贬低他们的文学前辈、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念，从而树立自己的诗人形象，布鲁姆将之称为“影响的焦虑”。吉尔伯特和格巴则认为:女性作家之间多为相互支持的关系，她们已经意识到在自己的创作中，需要一种女性的传统作为精神的和语言的支撑，她们非但不会颠覆她们的前辈，还会潜心研究并进而借鉴、模仿前辈作家的创作，因此，她们的敌人是男权主义，而不是她们的母辈。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者也努力寻求自己的女性祖先，试图重建遗失了的母亲大地，反映在作品中则表现为女作家们反复书写母与女的关系，讲述母亲与女儿的故事。在美国，美籍华裔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的《女勇士》讲述了女儿在母亲、姑妈、姨妈等女性先辈以及中国古代女中豪杰花木兰影响下成长为一名女勇士的故事，艾米·谭的《喜福会》，也是在探讨母亲与女儿的复杂关系。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更是强调了母亲对她创作的巨大影响，她有名的短篇小说《汉纳·凯姆赫夫的报复》就直接来源于母亲在大萧条时期的一段亲身经历。在这些母女关系的书写中，有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女作家们更强调女儿对母亲的认同，母亲对女儿的重要意义。正是在母亲那里，她们找到了启开创作之门的钥匙，也找到了与性别歧视作斗争的力量。 在中国，母女关系的书写也不是空白之页。如丁玲的《母亲》，还有关露、张爱玲、张洁等作家的一些作品都对母女关系进行过描述。在丁玲的《母亲》中，丁玲除了将自己母亲的名字“余曼贞”改作“于曼贞”，将父亲“蒋”家改作“江”家外，基本上忠实地讲述了母亲从一个百事不管的少奶奶成长为中国第一代新女性的故事。与吃苦、温顺、富于牺牲精神、没有自我的传统母亲形象不同，这些母女关系描写中的母亲，大多是自强自立、希望有所作为的坚强女性。她们或者具有不依赖他人、自食其力的思想；或者本身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们拒绝接受男性为她们安排的女性命运，同时，她们也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向女儿展示了作为女人可以像她们那样生活，从而也改变了女儿的命运。由于环境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她们没有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女儿们却在她们的影响下拿起笔来，记下她们，让更多的“女儿”得到她们的精神滋养。这里，应该说，首先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为母女关系的书写准备了条件。在近代，解放女子身体的反缠足运动、解放女子精神的兴办女子教育以及争取女子权利的女子参政运动，蓬勃开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女性，她们打破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努力实现自身价值，贡献于社会。丁玲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出色女性。丁玲4岁丧父，当湖南常德提倡女学、首开女子师范学校时，丁玲母亲毅然决定上学。当时30岁的母亲在师范班，7岁的丁玲在幼稚班，此事轰动了县城。当丁玲随母亲步行上学、下学时，街道两边常常有人从大门缝里张望她们，有些亲戚族人也在背后讲闲话，说是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不应该这样抛头露面。但母亲总不理睬这些，而是刻苦攻读，广结女友。为了真正成为一名现代女性，母亲决定放足，她解开裹脚布，试着跑步，不顾同学嘲笑坚持上体育课。每天晚上，母亲都把脚泡在冷水中来减轻疼痛，但她绝不放弃，母亲坚强的意志给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母亲终于实现了自食其力的心愿，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为了提高贫民女子知识、解救她们的痛苦、服务于社会，母亲还组织妇女俭德会，成立附属学校，白天忙忙碌碌，夜晚苦读不倦。母亲一生的奋斗，是对丁玲最好的教育。母亲还经常给丁玲讲秋瑾的故事，讲法兰西革命女杰罗兰夫人的事迹，亲自教小丁玲背唐诗，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丁玲直到晚年，还在给孙女的信中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认为自己能够有所作为，来源于母亲的表率和支持，自己的一生，是在为母亲“战争不息，不敢自怠”[3]。 不仅丁玲意识到自己的成长与成就直接受惠于母亲，张爱玲的人生道路也与母亲息息相关。在其传世名作、散文集《流言》的多篇文章中，她谈到了自己眼中的母亲。小时候每天早上女佣都要抱她到母亲床上去，跟着母亲背唐诗，下午则跟母亲学认汉字。母亲还很喜欢新小说，她坐在抽水马桶上看老舍的《二马》，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张爱玲则靠在门框上笑。对母亲的美好记忆，使成年后的张爱玲仍对老舍的《二马》情有独钟。母亲早年对她的熏陶，显然有助于她艺术直觉的养成。父亲想要她成为一个旧式的大家闺秀，在家里接受全部教育，母亲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把她送进了新式学校，希望她能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并为她取了“张爱玲”这个日后名闻遐迩的名字。作为开风气之先的新女性，母亲深刻影响了张爱玲。为了抗议父亲纳妾，母亲远涉重洋到法国学画，当父亲企图逼光她的钱以便把她拴在家里时，她就与父亲协议离婚，放弃了富裕舒适的少奶奶生活，选择了职业妇女这条充满艰辛坎坷的路。母亲的这种人格力量和她所展示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极大地吸引着张爱玲，日后她最终背弃父亲，走进了母亲的家庭。像母亲一样，她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张爱玲一生都对母亲怀着温馨的记忆，她保留着母亲的多帧照片，对母亲引以为豪，在晚年出版的《对照记》中，她深情地回忆了母亲不平凡的一生，说她踏着一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生为湖南人的母亲“最勇敢”。 随母姓的陈染走上创作之路，同样离不开母亲的牵引。在《没结局》一文中，陈染写到，小时候，她是“在母亲的万般珍爱、娇惯纵容与艺术的熏染下长大”的，7岁时，母亲就为她找了老师学习音乐，学作曲和手风琴。父母结束婚姻生活、陈染与母亲离开父亲的家以后，当作家的母亲唤起了陈染对文学的兴趣。她接触的第一本小说是母亲念给她听的雨果的《九三年》，母亲使她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母亲的影响下，她开始发狂地读起小说来，并萌生了也要像母亲一样，作一名作家的愿望。陈染离异后，又回到母亲的家，开始了同是寡妇的母女的共同生活。在众多的作品中，陈染都描写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女儿们很早就意识到:“没有妈妈的家，算不上是一个家”，通过母亲，女儿们看到了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辉煌:“当一个男人颐指气使地发脾气时，就会有一个女人母牛般默默地忍受，她们像我童年院子的那棵梨花树，浑身上下被东拉西扯沉甸甸的晾衣绳索拴紧坠压，一日日忍辱负重，却依然绽出幽香温馨的梨树花。”[4]尽管母女之间有时也充满了矛盾冲突，但她们更相亲相爱、不可分离，互相吸取着生命的热量以及活下去的勇气。 母亲还激发女儿创作的灵感，甚至直接成为女儿创作的素材。丁玲母亲不平凡的一生激荡着她，使她动笔写下了长篇小说《母亲》。《母亲》一书，丁玲原计划写三、四十万字，但她只写出了十万字，这成为丁玲莫大的遗憾。即使是在多年以后，每当她翻阅母亲的旧稿，重温母亲曾给她的教益和支持，“我的心总要为她的经历而颤栗，不得不生出要写她、要续写《母亲》这部小说的欲望”[5]。后来，在没有条件续写《母亲》的情况下，她还专门撰文来介绍母亲的生平。女作家关露也把《新旧时代》的写作成功，归因于教养她的母亲。关露年幼时，是母亲教会她背唐诗，父亲去世后，是母亲告诉她，作为女人必须求独立、求自由、求知识。在《新旧时代》这部反映她早期成长过程的自传体小说中，关露讲了这样一件事:父亲最讨厌念书的女人，在父亲影响下，小关露变得懒惰、不爱学习。为此，母亲打了她，让她跪了整整两个小时，然后告诉她:“明白了吗?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她一生的生活就等于下跪!”“你觉得跪在那里自由么?不能独立生活而要依赖人的人，便没有自由。要独立和自由就要有知识，要有知识就得念书”。从此她接受了母亲“女人不能跪着生活”的信条，后来她直接投生于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并成为一名作家，这跟母亲对她的启蒙、教导是分不开的。 母亲不仅是女儿的楷模和引路人，母亲存在本身就是女儿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鼓舞，因此，女儿常常强调对母亲的需要、依赖，而母亲的去世也就成了女儿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张洁的母亲被丈夫遗弃后，含辛茹苦地抚育着女儿，以后又拉扯着女儿的女儿，在母亲—女儿—外孙女儿组成的家庭里，既饱尝了没有男人的艰辛，也培育了母女之间浓浓的亲情。张洁常常声称自己是母亲的女儿，而不是父亲的女儿，自己是“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祖籍辽宁抚顺章党区下哈达村”[6]。作为母亲的女儿，她必须争气、有出息，母亲成为她努力、奋斗的目标。当母亲以80岁高龄辞世时，张洁悲痛不已，她浸蘸着泪水写出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部伤心之作，表达了对母亲的极度需要和失去母亲的无限痛苦。张洁甚至表示，这部作品是她“付出最多的文字”，“初始每写几个字就难以自持，不得不停机歇息”[7]。母亲的去世，也极大地改变了张洁，使她对人生有了新的“觉悟”，也决定了张洁此后生活的目标:将写作转向母系血脉的梳理。在《无字》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吴为意识到:“我们没有故乡，没有根。我们是一个漂泊的家族”，这里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广大的女性。她进而开始寻找、描绘母亲的家族史，因为“寻找的过程，是一个让漂泊的人感到有所归属的过程”。[8]吴为的外祖母墨荷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牺牲者:嫁到叶家就成了叶家的奴隶、丈夫的“蓝筐”。繁重的家务劳动、丈夫准确“投篮”带来的年复一年的生育摧残着她的生命，34岁死于难产。母亲叶莲子试图逃脱外祖母的命运:她受过小学教育，不顾父亲反对和所爱的人结了婚，并决心控制自己的生育，可仍遭丈夫遗弃。女儿吴为自小决心将来一定要写母亲，并成为了一个作家。小说中吴为的疯狂表达了张洁对男权文化最强烈的愤怒和不满，对一个世纪来女性第二性地位的沉痛和抗议。 不仅在上述那些自传性或准自传性的作品中，女儿们表达了对母亲的依恋、感激之情，女作家还试图勾勒出自己的母系历史。早在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先驱秋瑾就很渴望从女性祖先那里寻求精神力量。她历举中国历史上的女中豪杰，指出她们往往具有同时代男子所不曾具备的胆识和气度，从她们那里得到了鼓舞。王安忆则采用“虚构”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家族神话。生活在上海的她，自小倍感孤独、寂寞，“寻根”成为她迫切的精神需求。而她追溯、寻找的却不是父亲而是母亲的家族史，这是因为父母的意志，主要是由母亲来体现并且执行的，“长期以来，我一直把母亲作为我们家正宗传代的代表”[9]。《纪实和虚构》将“我”的成长置于母亲家族历史的追溯中，在奇数章节追寻母亲的家族史，而在偶数章节则记述了“我”这个“坐在一个痰盂上”来到上海的“同志”的后代的成长史。是母亲家族的历史照亮了“我”的生命，化解了“我”的孤寂。正如艾丽斯·沃克指出的那样:“我在故事里搜集我的祖先们生活的历史和精神线索，在创作过程中我感到一种快乐和力量，体味到我自己的延续。我有一种神奇之感，好像我与许许多多的人在一起，先人的灵魂都特别高兴我向她们请教，跟她们结识，她们急切地想让我知道有她们的存在，我实实在在并不孤寂”[10]。而“祖先”，在艾丽斯·沃克及其他众多的女作家那里，指的就是“女性祖先”，有时候“祖先”则是以“母亲”形象出现的。 有趣的是，有些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女作家更强调女儿对父亲的认同，对母亲的背叛。波伏娃在对一些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大多数有写作才能的妇女都没有与母亲认同；或至少她们有一个期望她们成才并鼓励她们去写作的父亲”[11]。在这里，波伏娃实际要突出的是“大多数有写作才能的妇女”都没有认同社会指定的女性角色。对于男人，社会要求他出人头地，要干得比他的同辈人出色；而对于女人，社会则要求她屏弃或抑制一切抱负，只成为一个相对的存在，一个附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女儿对父亲的认同，就是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能够有所作为，而对母亲的背叛，也就是背叛母亲庸庸碌碌的生活。池莉小说《你是一条河》中的女儿冬儿，在诗歌、小说熏陶下，看清了母亲除了填饱肚子别无所求的卑微可怜的人生，从而“发誓将来决不像母亲这样生活，决不做像母亲这样生一大堆孩子的粗俗平庸的女人!”冬儿后来逃出母亲的家庭，从老三届知青身上吸取了她所向往的东西:读书、思考、雄辩，听音乐，写日记，并进入大学，成为一名知识女性。同样，《来来往往》中的现代职业女性林珠拒绝下厨也来源于对母亲命运的反抗，正是因为她从小就看着母亲“终日辛劳在厨房里，她的身上和我们家里永远都散发着难闻的油烟和菜肴的气味”，所以才发誓“这辈子绝不重蹈我妈妈的覆辙”。可以看出，女儿对母亲的背叛，是觉醒的女性冲破陈旧的女性规范，探索别样的女性人生的尝试。随着女作家自我意识的增强，她们渴望返回女性自我，找到女性自己的精神血脉，母女关系的书写正是女作家们重建破碎的女性文化的一种努力，通过母女关系的书写，女作家们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线索和女性立场，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历史悠久、继续向前”[12]的女性传统的一部分，并不孤独寂寞。她们像艾丽斯·沃克一样，在寻找、描绘母亲田园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田园。 附注: [1]艾德里安娜·里奇:《另一种声音》，转引自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第257页。 [2]弗·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80页。 [3]丁玲:《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段——给孙女的信》，载《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8页。 [4]陈染:《破开》，16载《站在无人的风口》，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5]丁玲:《我母亲的生平》，载《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200页。[6]张洁:《张洁文集》“作者简介”，作家出版社，1998年。 [7]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载《张洁文集》，作家出版社， [8]张洁:《无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第53页。 [9]王安忆:《纪实和虚构》，载王安忆自选集之五《米尼》，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64页。 [10]艾丽斯·沃克:《寻找我们母亲的田园》，载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1页。 [11]西蒙·德·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 [12]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载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１年夏之卷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１年夏之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