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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在北大、清华的BBS上，一个自称“芙蓉姐姐”的人以其另类的自拍照片引起了无数网民的关注；“馒头”这个在中国十分平凡的词汇，2006年春天，突然变成人们的新宠，成为大街小巷人们的谈资。从此，“网络恶搞”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一种新鲜独特的网络现象。拼接影视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解构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颠覆英雄人物(《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歪曲标志图像(福娃超女版)、丑化自身形象(芙蓉姐姐、后舍男生)……网络恶搞可谓是层出不穷，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时尚”。 恶搞，源于日本的流行词汇“KUSO”(库索)，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文化。其母体是“无厘头”，在精神内核上也继承了“无厘头”的衣钵，并且借助互联网的自由传播特性，形成了一种以“戏仿”为主要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恶搞的流行让中国的文化面孔变得“生动”起来，它们显得嘈杂、缺乏秩序，但由于大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呈现出极具吸引力。这时，网络恶搞已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次能指意义的文化事件和媒介景观，进入了文化研究领域。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这一广泛参与的“积极自由”的背后蕴含着怎样一种公众情绪？这种公众情绪的释放是否真如部分人所言是一次“民主的胜利”？我们是否有无限制地放大其功能和作用的倾向？ 一、后现代的集体狂欢 狂欢文化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在整个中世纪，它都一直处于欧洲通俗文化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最早通过对文学名著的民间文化溯源，发现狂欢是一种反抗霸权力量、是建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狂欢”建构了一个“颠倒的世界”，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戏仿，使生活由严肃的现实状态转入暂时的游戏境界中，人们忘却了阶级、等级和身份，在诙谐的笑声中获得自我的释放。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互联网为这种狂欢提供了极佳的展现平台，当代社会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又为其提供了后现代语境，从此，一种企图重新阐释世界、改造世界的网络“另类”狂欢文化跃然于人们的眼前。 1.传统权力的消解 上世纪70年代末，国人从中世纪般的蒙昧中惊醒后，对人类文明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热情。这时，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它覆盖面广、穿透力强、影响巨大，决定着社会的价值选择和舆论方向。在这种线性的电子文化结构中，传受双方的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媒体提供信息来源，规定话题的内容，而受众则无论喜欢与否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提供的信息，谈论媒体规定的话题。”[1]受众即使有自己的理性空间，也会由于缺少类似传者那样的强势传播手段而失去自己的话语权力，从而禁锢了自身的思维模式，丧失独立的人文品格，“失去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2]。 一面是代表传统权力的主流媒体的强行灌输，一面是普通观众的集体失语，而失语并不是观众不愿意表达，一旦他们找到了恰当的出口，就会大面积地释放自身的压抑和不满。开放式的网络环境正是为观众话语的表达提供了条件。在这里，权力精英的话语中心消解裂变成无数个自由的话语单元，大众群体获得了自己应有的话语权，渗透出由“传播者主权”向“受众主权”转型的传播文化形态。 电影史学家陆弘石教授认为电影《无极》“最大的问题是概念化，内涵直白寡味，主题先行……它已经很难适应现代人的思维习惯了，其所要传达的思想理念是居高临下的，仍然是导师型的”[3]。《无极》所走的权力精英式的文化路线本来无可非议，但它的不幸在于其所处的时代。网络媒介为受众提供了狂欢的场所，以胡戈为代表的“草根”阶层逐渐成为狂欢的主体，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消解、嘲笑、反讽精英们的作品，并以狂欢的形式展现自己的话语，从而构建起一种非官方的、平民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元叙事的不信任”[4]，他认为后现代在本质上是对于现代性的反省、质疑、批判，从而呈现出一种反理性、反传统的特征。以恶搞为中心的网络文化摧毁的正是传统文化的这种形而上的规范，它消解了传统文化的一切惯例，陶醉于对另类时尚的尝试和玩弄。 人们通常所看到的明星，都是经过精英式的艺术教育，通过精英赛制层层选拔出来的佼佼者，每一位明星都那么标致亮丽。而芙蓉姐姐的窜红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她那凸胸翘臀的经典S型舞姿和对自己充满赞美爱恋的文字，是对人们传统审美标准的极大挑战，这是在传统的精英媒介中所少见的。人们对“芙蓉姐姐”的热烈追捧反映了大众对传统权力的抗拒，代表了大众渴望一种自娱自乐、尽情张扬的心理体验。这是一个“泛偶像”的时代，太多风采照人、气质高雅的明星，通过大众传媒被纷纷呈现在人们眼前，然而，当正统的“偶像文化”被推到极致后，许多人产生了“审美疲劳”。于是，一个所谓的“反偶像”时代便在众声喧哗中应时而生了，大众们开始有意识地消解传统、颠覆经典。相对于大众而言，“芙蓉姐姐”只不过走得更远，她的出现被认为是“颠覆了理想型偶像的高大全、假大空，掏出大众心中的真、小乃至庸常的一面”[5]，在社会心理层面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2.参与带来的快感 巴赫金在《陀思妥也夫斯基诗论中的问题》中谈到：“狂欢不是供人们驻足观赏的，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是供人们表演的；它的参与者们置身其中，根据有效的规则来狂欢。”[6]人们通过自身的参与“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7]。在巴赫金看来，正是这种参与集体狂欢所带来的快感，使人们实现了自我的释放和解脱。 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为狂欢的参与者提供了可供伪装的面具，形形色色的网络论坛、BBS又为参与者提供了可供狂欢的“广场”，正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网络环境中，精英与“草根”、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全部消失，狂欢的参与者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而是普通大众，人们通过集体的参与获得了精神的快感。网络恶搞的乐趣就是通过“参与其中”所得到的复杂快感。一方面，原创者是构成恶搞事件的主体，他们或是陶醉于自身的“美貌”，或是沉迷于自己的“视音频技术”，或是享受于无数追随者的高声呐喊，恶搞给他们带来无穷的自我发泄与精神满足；而评论、跟贴等网络交流方式更是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性，人们可以在这场精英与“草根”的对决中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新浪为胡戈开设的博客上，每天都可以见到几百条支持他的留言。有网友发起了“签名支持胡戈”的活动，一天内就有上万人签名支持；更有网友表示“如果陈凯歌真的赢了，法庭判决胡戈赔款的话，我们网民捐款支持他!”无怪乎有的媒体感叹到这是一场“陈凯歌与网民的对决”。 3.拼贴化的视觉奇观 “后现代主义就是要破除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对理性的偏爱，而对感性与直觉特别是对视觉感受的歧视，要大声地‘为眼睛辩护’。”[8]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图像转向”开始取代“语言学转向”，更加强化直观的视觉感受，倡导不加解释的、感性的、娱乐式的文化体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代以“视觉娱乐”形式出现的信息传播，是“出于对现代史上持续积累的心理紧张与生理焦虑进行宣泄的内在需要”[9]。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近几年的网络上，各种恶搞以图片、视频的形式相继出台，人们需要在感观放松的状态中感受愉快。 与传统影视文化不同的是，网络恶搞的视觉特征呈现出鲜明的拼贴化取向。互联网为恶搞者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使得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图像的拼贴、场面的拼贴、情节的拼贴，通过素材的重新组织产生新的含义。早在冯小刚导演的《夜宴》发行之前，网上恶搞的图片就广为流传，名字被改成了《晚饭》不说，站在红地毯上的章子怡，怀中还被“拼贴”进了一个自由女神像，旁边配文：“不给奥斯卡，神像甭回家”；事情还没有结束，最近一段名为《真相大揭秘》的视频，也拿《夜宴》开刀，其制作水准不在胡戈《馒头》之下。在这段视频中，陈凯歌为“挽回面子”，威胁冯小刚拍一部比《无极》还“烂”的影片《夜宴》，冯小刚最终也因此而“破产”……作者不仅拼贴了电影《夜宴》、《无极》、《冤家父子》、《甲方乙方》的画面，更是调用了电影《不得不爱》、《以父之名》的音乐，把拼贴的手段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民主的乌托邦 有人认为，网络恶搞在现实语境中的文化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恶搞本身，它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背离，从而获取了“民主的胜利”。但是，传统文化的话语霸权真的可能由这种后现代式的集体狂欢来推翻吗？我们是否过度放大了它所蕴涵的文化倾向？ 狂欢演变的历史是严肃与诙谐分裂的历史，也是人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加剧分裂的历史。在西方六十年代的激进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将狂欢作为摆脱庸俗、获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手段，结果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现时代已远不同于六十年代，网络传播所带来的虚拟化的生活环境，为人们所鼓吹的自由狂欢提供了“完美”的途径———既造了反，恶搞了文化权威，达到了暂时解放的目的，又对现实毫发无损。确实，网络恶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的文化权威和道德、法律原则，使人们得到了自我的解压、情绪的宣泄，张扬了人的自由个性，这对现实中难以找到宣泄出路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必要的自由。 问题在于，网络恶搞混淆了民主虚拟性和真实性的界限，将虚拟性向真实性扩展，把拟态的平等当作了真正的自由。试问，有哪一部恶搞作品从本质上动摇了主流文化权威的地位？哪一位恶搞作者获得了与文化精英平等对话的权利？胡戈的恶搞反过来却助长了《无极》的票房，他与陈凯歌曾经面红耳赤的对弈最终也不了了之；芙蓉姐姐的恶搞依然阻挡不住人们观看模特大赛的热情，人们的审美情趣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针对《夜宴》的恶搞更是有力地配合了影片的宣传攻势，人们潮水般地掏出钞票，涌入电影院……狂欢式的恶搞只不过是对常规生活的补充，只不过是民众情绪定期的宣泄，它起着情绪“减压阀”的作用，又恰好是文化权威用来维持传统文化秩序最安全、最经济的策略。虚拟的民主越是现实，现实的民主越是无望，这就注定了一部分人所鼓吹的“文化民主”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是一种聊以慰藉的“伪民主”。正如有的网友所言：“在网络上，你可以去看，可以去想，可以去记忆，可以去相信，但是不要试图去拥有。那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你。” 三、警惕“娱乐至死” 网络恶搞带给我们的文化民主终归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是一种“伪民主”外衣遮罩下的集体狂欢。如果仅限于这个层面理解，似乎对我们的生活也无大碍。事实上，面对今天愈演愈烈的恶搞态势，它在人类精神和行为层面上所带来的危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想象”本身。 美国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个是奥威尔的《1984》，一个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威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衰亡，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沦落为庸俗的垃圾，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 波兹曼相信，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他以拉斯维加斯为例，提醒沉湎于狂欢泥潭中的人们“：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0] 《娱乐至死》的矛头同样凌厉地指向了互联网。现代网络环境下的恶搞狂欢，其反叛的形式和策略已经与巴赫金时代大相径庭，狂欢从天真烂漫的“笑与诙谐”演变成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纵情肆态”。愈演愈烈的网络恶搞，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常常采用“无度”的方式，不仅《无极》可以恶搞，《夜宴》可以恶搞，甚至连雷锋、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人物也难以逃脱被恶搞的厄运。网络中大肆泛滥的恶搞现象将道德规范、民族信仰乃至国家的苦难历史，都淹没在混乱无度的视觉拼贴中，掩盖在嘻嘻哈哈的无聊娱乐里。沉缅于感官刺激和娱乐享受的公众，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他们开始变得不爱思考，或者说根本不去思考，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11]。 综上所述，网络恶搞所表现的后现代特征，集中表现于对现代文化的消解、颠覆，以及由此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冲击。我们不可否认，这种集体的狂欢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它所主张的消解权威、反对文化霸权、张扬个性和民主的思想都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但如果由此而走向全面否定现代文化本身，却是错误的。它所造成的危机，“能使一个国家瘫痪，给人们的动机造成混乱，促成及时行乐意识，并破坏民众意志。这些问题都不在于机构的适应能力，而关系到支撑一个社会的那些意义本身”[12]。“恶搞文化”借助网络全球化的传播力量，大肆推行所谓的“民主”，而它消解一切、娱乐一切的扩张理念，又使人类沉迷其中，最终丧失思考和行为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主的悖论。 注释： [1]赵雪波、龙学锋：《从“十大新闻”评选看媒体的话语霸权》，《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2]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 [3]《焦灼的陈凯歌与他的碎片无极———访电影史学家陆弘石教授》，《艺术批评》2006年第1期。 [4][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岛子译：《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5]彭兴庭：《“芙蓉姐姐”与泛偶像时代》，《珠江晚报》2005年6月22日。 [6]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也夫斯基诗论中的问题》，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7]米哈伊尔·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1998年版。 [9]刘方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11]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版。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