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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化纤合成的西装外套、一条卡其裤、一副五块钱的宽边平光眼镜、一只20块钱的麦克风、一台基本报废的录音机、一个照相机遗体，这是董丹“赴宴”的行头，也成为了董丹的“面具”。严歌苓的小说《赴宴者》就是通过一位下岗工人紧张刺激的“伪记者”经历，铺展开社会各色人等的现实人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赴宴者》是严歌苓作品中信息含量最大的一部小说。下岗、宴会虫、按摩女、新闻造假、农民工、房产泡沫、官民纠纷、艺术庸俗化、婚外情、人体盛、高干子弟，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和热门事件，在一部2006年构思完成的小说中竟然被一网打尽了。严歌苓贯彻了她一如既往的创作上的诚恳态度，进行对人生酸楚的表达和人性复杂的揭示。《少女小渔》如是，《花儿与少年》如是，《小姨多鹤》如是，《赴宴者》亦如是。 《赴宴者》讲述了一个源自真实生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下岗后的董丹苦于生计，在应聘酒店保安时，意外被错认为赴宴记者。无惊无险的初次“赴宴”，让他发现了一个好营生，于是他伪装记者，成为专职的“赴宴者”。又是一次阴差阳错的对谈，让他与著名画家陈洋结为知音，并被自由撰稿人高兴误作是大师的密友。董丹将错就错，在他与高兴的合作中，他以记者身份接触了社会的多行多业多人：按摩女、追讨薪水的农民工、卖血申冤的老农民、狡猾的房地产商、嚣张的高干子弟、麻木不仁的新闻媒体。为了让妻子小梅也享受白来的高档美食，他们筹划共同赴宴，可是鲁莽的小梅暴露了。警察因此顺藤摸瓜，揪出了潜伏的“宴会虫”董丹。 真假悖论是小说思考的一个基点。作者在真与假之间制造了强烈的反讽。董丹的假记者、陈洋的假艺术、高兴的假新闻、房地产商的假话、老十的假大学生，甚至小梅的工作都是编织假发。就是这一连串的“假”，打造出了生活的表面和谐。所有的“假”建构了一条完整的人生轨道，人在假相中体验了生存的权利和价值。董丹被捕让人不禁反问：“假如我是真的”呢？董丹的“赴宴”就是顺理成章，但陈洋、老十、白大叔，他们的悲剧仍然不能幸免。陈洋继续违心地辱没艺术；老十依然从事“人体盛”的职业；老白还要扮演“尸体”，无限期地等待为儿子和乡邻申冤的“包青天”。“真”的再现没有安顿好所有人的新未来，反而打乱了原来的生活秩序。小说的严肃不是呈现在廓清了假，而是体现在陈述一个事实：社会的弱势群体无论在真相面前还是假相面前，一样只能卑微而孱弱地活着。如果说仅仅是呈现了真，批判了假，那小说就落入了创作定势，《赴宴者》的真假讨论是复杂而丰富的。有人满足于假，如高兴，她的“高兴”正是来自浸淫并沉醉于“假”。有人执著于真，如老白，他的痛苦在于真理不昭、真相不得。而董丹，他是从“洞穴”中走出来的人，他从自己营造的“假”中重拾遗失的个体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于是不再满足从众蜷缩在“洞穴”中，享受着观看世界的种种假面，而是选择主动击散人生的一切美妙的幻影。《赴宴者》的思想意义也体现在此。 尊严是小说思考的一个重点，弱势群体的尊严尤其值得关注。董丹不仅要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且还借助自己的“伪记者”身份帮助别人获得尊严。作者对尊严的思考在“人体宴”的描写中集中显示了出来。小说最精彩的一个细节是当伪装女大学生做“人体盛”的老十的身体被完全暴露出来的时候，伪记者董丹对她轻轻唤了一声：“老十。”“除了老十，没有人听见。她的身体开始轻微抽搐。顷刻间她的身体害臊坏了。一具裸体竟然有着如此的害羞表情”。“虽然她一动不动，董丹却能看出她在她的肌肤下挣扎，想从他目光下逃开。她的身体被他的目光钉在那里，急得火烧火燎起来。他觉得她在使劲并拢双腿，两只胳膊也因为想遮住乳房的垂死企图而变得僵直”。老十虽然是个社会底层按摩女，她选择出卖自己的身体和青春来满足生存的欲求，但是当她的爱人轻唤她名字的时候，同时唤起了潜藏在她心底深处的对尊严的渴求，她这刻的抽搐和羞愧货真价实。这一段描写相当苦涩，作为人体盛的老十已被异化为了“物”，是一个被描摹上情色彩绘的人体器皿，只有在董丹面前，她又与久违的“人”的感觉狭路相逢。小说通过让人眼花缭乱的宴会和精妙无比的美食，烘托出了社会两个阶层的对比。特权阶层在无节制地挥霍着自己的权利，孔雀肉、千蟹指、鱼翅海参、人体宴，正是对他们的嘲弄和批判。底层劳动者在无望地渴求着自己的权利。过期罐头、四川泡菜、烧羊肉、红薯烧酒，正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尊严成为了他们满足基本温饱的奢侈消费。董丹用语言和拳头，显示了弱势群体重拾尊严的决心。可是，董丹的捍卫也是不彻底的，小说结尾，董丹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似乎暗示着他的逃离，对精神尊严的放弃。罗兰·巴特认为文学创作中的每一处描写都在表达一种观点，严歌苓对董丹最终命运的处理某种程度上也流露了她对现实的些许悲观。 奴性与血性是小说思考的一个难点。人生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纠缠在一起。因此，奴性与血性共同交织在董丹和陈洋的性格中。他们都戴着面具扮演着弄臣，面具纵容了他们的奴性，打压了本该张扬的血性。“戴上了面具，人们就变成本来他绝不可能成为的个体：男子变成女子；老人变成青年；人变成动物；凡人变成神仙；死人变成活人。面具成为社会和认识生活中本质的对立面之间的媒介。”([美]J·C·克劳克：《庆典中的面具》)面具具有自我的消解性，它的副作用在于培植了自我的寄生性，人日益物化、机械化，因此造成了人的人性矛盾和人格分裂，同时它也掩饰了沉默、谎言与暴力的共谋。面具囚禁了陈洋的自我，释放了他的奴性，只有当他醉酒的时候，才让人看到他的本真。他谩骂，他哭喊，但他又不敢在众人面前摘下面具，因为失去了面具的保护，他会面临牢狱之灾，而地位、崇拜，乃至他一直享受的艺术独裁，都一去不复返。董丹不同，戴上面具之前，犬儒是他的生活姿态，在现实的高速路上，他和小梅一直以乌龟的速度散步。而戴上面具，为他的人性乍苏提供了契机。玲珑炫目的现代生活煽动了他的生存热情，并敦促他逐步发现失落的血性。他敢于替农民工讨薪，主动拒绝虚假宣传，制止朋友对朋友的出卖，并替蒙冤的农民伸张正义。小说中连结董丹和陈洋的重要媒介——西北的红辣椒，在刺激董丹味蕾的同时，也催化了他血性的迸发。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5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