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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在时代裂变中崛起，构成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透过世纪末苍茫的暮色，蓦然回首，可以看到女性从女字所刻画的跪伏咒符中真正站立起来的身影，看到“人”的方阵。 人的自身是一个亘古之谜，女性更是这谜中之谜。阿波罗的神庙上写着：“认识你自己!”智者的神喻给曾处于非人地位的“第二性”永恒的启迪。从新的地平线上站起来的女性，作为话语主体，在人与女人的交叉点上重新定位，高擎“人”的旗帜，重塑“人”字，审视女人，书写个人，在为人、为女、为文上显示出自己的特质。 一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在“人的觉醒”中起步，带着累累伤痕，寻找女性作为人的自我价值，张扬“人”的自觉，书写“大写的人”，逐渐走向“人”的深层发现。 人类的大厦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支撑的，女性是人，是人类的一部分，既有与男性作为“人”的共同特征，又有自己的性别特征。然而，曾几何时，“人”的内涵中似乎没有了女性，在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的语词中，“人”即指男性，女性是自然地消失了，还是被人为地抹去了呢？她被抛到历史的荒原，忍受着非人的待遇，沦落为奴，异化为物，无法言说也无以言说。福科认为，话语也是一种权利。一部人类文化思想史就是一部男性中心话语史，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成为缄默的“他者”。 狂飙突起的“五四”时代是我国女性文学的起点，人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在同一时间平面上提出。这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东方娜拉”从自己栖身的历史“黑洞”中浮出地表，走出父门，跨出夫门，冲决封建樊篱，为做“人”呐喊，为“女”字正位。莎菲们发出的叛逆之声，正是在做人的意义上寻找女性自我价值的绝叫。“女人也是人”的话题一直贯穿在女作家的创作中。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丁玲们从宣泄自我到自我隐匿，冲出禁锢的“小我”天地，投身民族解放的“大我”世界，女性自己的声音融汇在主旋律的高亢乐曲中。 女性文学再次崛起是在新时期，一片文化废墟上又萌发了精神绿芽。而文革前十七年女作家没有真正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也没有刻意营造女性话语。由于一个时期中“左”的失误以及人们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某些片面理解，女性意识和作为个体的“人”的意识受到压抑，文学作品中的女模范女英雄抹去自己的性别印痕，陶醉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神话中，在革命熔炉里冶炼成“螺丝钉”和“铁姑娘”。十年浩劫的飓风，更是把“人”赶出文学的伊甸园。新时期伊始，在人道主义大潮的裹挟下，昏睡的夏娃从恶梦中苏醒，加入了“人”的呐喊的行列，与思想解放运动同步前行，以“人”为基点，揭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存在，使“人”擦干眼泪和血迹，重新站立在天地之间。女性成为创作主体和言说主体，既是“五四”女性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超越了历史，在新的层次上展示了女性作为人的现代精神的高扬。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走进入的世界后，发现了自身的全面失落，重返伊甸园，并在争取“爱的权利”中，表现出对人的主体位置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1]爱情是人类精神的最深沉的冲动，是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对女作家来说，爱情是一个永不衰老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学母题，是一块汹涌着“人”的情感波涛的“神奇的土地”。她们呼唤爱，探索爱，寻求爱，表达爱。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率先冲破禁区，以抒情的笔调诉说着中年知识分子对理想爱情的执著与憧憬，展示了这一曾被人遗忘的情感世界，在我国沉寂已久的爱河掀起轩然大波。女作家们饱蘸情感的浓汁，重塑爱神。张抗抗《北极光》中的岑岑在拍结婚照时毅然离去，是因为她向往美丽遥远的“北极光”一样的爱情；王安忆《金灿灿的落叶》中的女性冷静面对现实，用自身的努力抹去生活中不和谐的音符；陆星儿《啊，青鸟》中的榕榕主动发掘自身价值，弥补感情的裂痕。这些新的女性呼喊着“像刀像剑也像戟”的真正男子汉的出现，但同时也表达出自己“必须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的心声，追求人格独立，表现出“人”的意识的深化和拓展。 当女性满怀爱的憧憬，走进婚姻的“围城”以后，发现了“按两倍的尺度照出的男人的形象”正在萎缩。事业与家庭，为人的“主权”和为女的“天职”产生了矛盾，在被派给的角色与她们想成为的人之间痛苦地挣扎，企图逃脱男权文化框架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对女性自我价值与女性别之间的矛盾，发出痛苦的诘问，把女性的梦幻、迷惘、困惑、苦闷一一展现出来。《在同一地平线上》女人的追求与男人的“要求”发生错位，“同一地平线”终于倾斜，作品中融贯着自我剖析乃至“苦斗”中的心灵悸动。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从生活中概括出四种现代女性生活类型，代表着中国女性的生命形态，作者用“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的节日”的疑问，表达着对全人类的女性所面临的两难处境的叹息与思索。谌容的《错!错!错!》、程乃珊的《女儿经》、李惠新的《老处女》等作品，着重表现了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失落感。 女性在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以自然属性的扭曲为代价，换来了与男性成功者同样的社会属性。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最后的停泊地》中的女主人公投身事业奋力拼搏，她们在坚硬粗糙的生活磨盘的辗轧下，失去了或许本应具有的女性气质，表面自强自信，内心一片尴尬。张洁的《方舟》中，荆华、梁倩、柳泉三个几乎被逼疯的女人聚集在“寡妇俱乐部”里，独立的人格意识，使她们不认同男性中心社会所规定的现成价值，从内心鄙视献媚的女人和懦弱的男人，其实，她们的“男性”举止不过是给自己脆弱心理增设的一层保护硬壳。作者在观照外部世界的同时，以“人”为基点，观照内在世界，描绘了知识女性精神蜕变的阵痛，并从心理层面加以剖析，展示了作为“人”的女性庞杂繁复而又变幻不定的内宇宙，把那种不可名状的困惑抒写得淋漓尽致。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在“人的自觉”的浪潮中，塑造出“大写的女人”的形象，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张洁《祖母绿》中的曾令儿，不仅是人生苦难的主要承担者，还是理想人生的不懈追求者。她们比“五四”时期的知识女性遭遇更坎坷，负荷更沉重，也比那些“雄化”的女性目标更坚定，情怀更博大。她们活得很苦很难很累，作家在其身上发现了人的境界，人的色彩。 人，怎样才能“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土地？女性的“居所”在哪里？从伍尔夫开始，“一间自己的屋子”就是女性集体心理的向往和精神寻求。“家是出发的地方”，她们迷茫过，痛苦过，孤独过，寻觅着灵魂的栖息地。 女作家把“人”的思绪编织到文本中，重塑“人”的形象。然而，她们是用中性的眼光，潜在的以男性为标准来构造“人”的骨骼，还难以称得上充分意义上的女人。 二 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被压抑的女性意识逐步复位、生长和发展，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从“人的自觉”转向“女人的自觉”，把“为人”与“为女”统一协调起来。王安忆、铁凝扩展了张洁、张辛欣的书写领域，不仅展示女性的精神世界，也把女性肉体的觉醒带入文本。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不再是几乎整天都在进行精神追问的探寻者，也不再是带有“雄性”味道的女强人，而是活生生的有情有欲的女人。 真实的女人，既是“人”，又是“女”，是人的存在与性别存在的统一。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一样，它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这三个层面构成。女性一方面显现为一般人类自然性，另一方面则显现出女性特殊的自然性。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它与生命意识的联结曾是历史的盲点。在传统文化中，女人基本上是作为“性”的符号，作为“被看”而存在的。话语世界里性禁忌既是男性秩序的最坚固的堡垒，也是男权用以压迫、控制女性的最隐蔽的方式。而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欲”在大多数文本中都推给了坏女人，她们是淫女、荡妇，好女子则无“欲”，至多只有“情”。 王安忆勇敢地跨过男权中心文化设制的栅栏，直面“性”这一过去女作家不愿正视的领域，弥补了张洁小说取消欲望的局限。颠覆了传统的性意识，恢复人的本来面目，改写了男人主动索取，女人被动给予的模式，从心理角度切入，通过男女两性的关系去拓进入性的复杂层面。王安忆说：“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2]“三恋”以性爱为聚焦点，集中透视在性与欲的纠葛中，人、尤其是女人本体的生命意识和文化内涵，淡化了人的社会性，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探讨。《荒山之恋》揭示性爱在人类行为中的神秘力量；《小城之恋》充满生命的喧哗与骚动；《锦绣谷之恋》展示了女主人公在爱的感召下心灵深处的强烈震撼。《岗上的世纪》直接进入人的生命本能，从生命本体意义的角度，对女人的悲剧命运进行透视，强调了原欲力量的强大。《逐鹿中街》、《神圣祭坛》、《弟兄们》则更注重女性的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解构男性中心神话，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女性文化精神。 铁凝更注重挖掘在传统文化环境下，作为类存在的女性的生命本相。对女性的存在进行历史的反思，揭示了女性在性爱方面所受到的扭曲和戕害。《麦秸垛》是铁凝对生命这个神秘而又永恒的主题进行的关注和探索，肯定了女性的内在欲望，勘测人性的奥秘。小说找到不落俗套的切入点，着重叙述发生在麦秸垛下的不同年代、不同人物之间的一系列性爱与婚姻的悲剧故事。大芝娘是一个普通农妇，虽遭遗弃，但又不愿“白做一回媳妇”，像“滚落一颗瓷实的大白菜似的”生下女儿，母性的行为在这里成了女人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定的唯一可能。麦秸垛下男女性爱的故事代代延续，推进着铁凝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棉花垛》是从女性社会学的角度对女性角色的轮回进行历史反思和批判。铁凝还对女人的灵魂进行拷问，打开了一扇通往嘈杂的女性世界的《玫瑰门》。司绮纹是一朵被父权制下的历史风雨浇灌成的恶之花，是一个被扭曲的畸型的女人。她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孤独的肉体和一个孤独的灵魂，而又始终不甘心如此孤独。作者从女人的生命欲求与社会的外在压力的相互作用中，写出人物的奇特行为和变态心理，从而为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开辟了一个灵魂自审的领域。既审视丑恶的灵魂，也审视丑恶后面燃烧的生命力。反省女性文化的负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残雪以臆想的方式，建构一个超验世界，表达了“妇女的特殊存在”。她笔下的女人往往是母不母妻不妻女不女，是丑陋的、变形的、中性的，怪诞得让人不可思议。从《山上的小屋》到《突围表演》，残雪对以往的书写秩序——一种以男性中心为视点而建立的话语系统进行破坏，个体生存和集体生存的合理性被质疑，男性中心话语被解构。 王安忆、铁凝、残雪带着鲜明的自审意识，写出了女人的生命流程、生命本体、生命的扭曲与变形。稍后踏上文坛的刘西鸿、蒋子丹、迟子建、赵玫、方方、池莉、张欣等女作家，携着一群女孩子轻盈地走来，以各自的特点展示女性的风采，不再那么沉重，不再那么拘谨，带着“你不可改变我”的个性，更加洒脱和飘逸。 三 在九十年代众声喧哗的文化语境中，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出现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如果说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关注的是女性共同的生存困境和经历，自我独特的性别感受、生命体验受到有形无形的遮蔽，那么，林白、陈染等女作家则更关注女性的个体，不再面对宏大叙事，从公共空间走向私人空间，“从类走向个人”，[3]变“被书写者”为“自我书写者”，建构女性话语的空间，表现出文的自觉。 个人意识的觉醒是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每个人作为一个人，有着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尊严。中西在传统上有着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之别。在西方人心目中，个体比群体、社会重要，而中国人的大脑中积淀着群体意识，往往以集体的名义、“类”的名义抹煞个人，忽略个人存在。其实，“个人”这一“关键词”，既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具有贬义的个人主义，也不同于七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而是一个作为个体的人。个人化是对传统规范的反抗，从写作的姿态来看，哪个人的写作，不是从个人出发的呢？九十年代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女作家有的沉入历史并与之对话，有的弹起城市与女人二重奏，有的拆解着商业化社会的游戏规则。在社会转型、中心价值分崩离析之际，面对“共识的破裂”，文学的视线发生了转移，开始重视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个人话语和性别之声的发出恰逢契机。女性的心灵触角是敏感的，最先感知到商品化、物化对她的挤压，现代的生存境遇使人变成一个孤独的个体。她们逃离到“自己的一间屋”，以血为墨，书写自己的故事，在宏亮喧嚣的公共话语中，开辟个人的空间，从边缘地带与缝隙之间流溢出一串“第二声部”的音符，一些似乎只能窃窃私语的话题化为诗意的诉说。 女性个人化写作，是指作者站在女性立场上，从个体的性别体验出发，侧重于面对外部世界环境的内心感受，抒写生命成长过程中女性独特的情感体验的作品。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我国的深入推介，现代女性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个人化的倾诉，是她们展示自我并与世界对话的重要方式。女性的发言能够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并进入一直以压抑她们而存在的历史。因为“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4]女性不可能期望从男性变形的笔下寻找自己的本质，写作就是掘开囚禁女性的历史棺材而争夺言说的权利，结束自己在历史中已经太长久的匮乏和缄默。出于对自我生存方式的关注，女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在那些男作家目光的盲点和不屑于顾及的生活边缘处，展示了一个也许并不那么辉煌，但却令人怦然心动的世界。透过文本的裂隙可以看到女性别自我形象的日趋成熟，看到女性的视点、立场、感知方式和体验方式，正从男性中心文化的压抑中剥离出来，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定格的淑女形象。 采用“自我指涉”的方式，以自我倾诉的“独语”，娓娓诉说着女性的昨天和今天，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回顾来拓展自我，撕裂自我，生活中的林白与艺术中的“我”相守相望，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写作态势。对林白来说，回忆是一种姿态，一个观察点，这种个人记忆不是还原性的记忆的真实，而是一种以个人记忆为材料所获得的想象力的重构。成长时期的心灵阴影，会笼罩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感情丰富的女性，出于对自我生存的关切，更喜欢在孤独中咀嚼个人存在的经验。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没有一般自传体小说的成长模式，也没有以硝烟弥漫的重大社会事件作为“战争风云”，而是开启了女性封闭已久的门扉，把女性潜意识、心灵隐秘、生命冲动通过自白式话语大胆、率真地表达出来。对自我反复读解和透视，让个人话语自由地穿梭于文本与创作主体的心隙之间，但这并非个人履历的复印，而是女性经验的碎片，被扩展，被膨化。 林白的小说体现了女性写作退回身体又从身体出发的特点，在女性生命意识的张扬中表现对男性文化的蔑视，充满离经叛道的意味。《致命的飞翔》把镜头聚集在一组欲望化的场景上，展开两性的交锋；《守望空心岁月》把两个互不相识的女人，在不同时空中的性体验合在一起同时写，充斥着欲望化的叙事符码；《说吧，房间》展示的既是个人空间，也是女性心理空间，以个人生存经验表达了女性集体的生存经验。 陈染则以“私语”的言说方式，展示了一幅幅“自己的房间”的风景，试图用对“私人生活”的感悟，表述和诠释一个又一个女性文化的难题。她自认“残缺”，处于远离中心的边缘状态，沿着“一根绳索”，在精神的荒原孤独地漫游。常以与自己身份相似的文化视角从事个人话语的传达与操作，脱离了主流叙事的窠臼。《与往事干杯》融入自身的投影，自我坦露，注重内省。《无处告别》写出女性的角色困惑，用犀利的笔锋戳破“白雪公主”式的神话，把黛二的欲望与情感焦虑，从无羁无绊的文字中一一呈现。《私人生活》讲述了女性个人成长的历程，在抒写个人、抒写孤独中抒写女性。作为女性文本的实验，带来的是陌生的阅读感受，还有对传统审美经验的挑战。 面对烙有性别徽章的语言，任何女作家只要想言说，就无法彻底拒绝这种被“污染”的语言而沉默，只有通过新的视界和方式尽量加以“净化”，摆脱“菲勒斯中心语言”，才能真正进入“妇女写作”之境。陈染没有使用合乎规范的那种“他人”的话语，而是运用女性之躯写作，把叙事话语浸泡在生命激情的汁液里。埃莱娜·西苏指出：“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5]陈染运用了躯体化语言，打破常规，富有密度和弹性，其小说文本弥散着女性迷乱而又清幽的生命体验。语言的游戏规则是男性规定的，往往不自觉中就会走向词语的另一世界。陈染有意回避男性话语模式给人物命名，如：缪一、黛二、麦三、伊堕人、秃头女……“嘴唇里的阳光”、“饥饿的口袋”等隐喻，更让人反复体味。 海男以“呓语”的方式把小说的叙事当作个人化的表意过程，在梦幻般的境地中流溢着女性非理性的情丝。男女性爱的散乱碎片，随着欲望的流出而抛离正常轨道，在对爱的祈祷中，总是伴随着死亡的意象。大段的内心独白和感觉片断构成文本主体，给叙事提供了复杂而多变的空间，显示出生活中斑驳的色彩、无序的状态。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采取极端个人化的叙事策略，拿起女性主义之戟，在作“突围表演”。一些女性文本实验的作品，大多是自我讲述的文本，自身与作品中的人物贴得过近，容易误读。“致命的飞翔”有时会陷入误区，消解人类两性中的高尚情操和性爱特征，走进自恋自赏的小胡同，成为商潮欲海中的橱窗景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能只关在狭小的房间里，或只在城市上空盘旋，还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走过了风雨二十年的路程，人的自觉，女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相互交织，显示出清晰的流变轨迹。女性文学在新中国五十年的文学大潮中，不只是泛起的涟漪，而是一条支脉，汇入了二十世纪的文化漩流。世纪交替的钟声即将敲响，女作家正排列队行，把“人”字的阵容和风采，呈现在新世纪的天幕上。 附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卷，第229页。 [2]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 [3]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4][5][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88、201页，张京媛主编。 作者简介： 朱育颖 1955年生，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参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总第25期)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总第2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