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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台湾文学，简单地说来，就是中国人在台湾这个美丽海岛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学。根据已经挖掘到的历史资料，它应始于明郑时期(即明朝永历年间郑成功治理台湾时期)，中间经历清朝时期，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一直到今天，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自从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航海者在北进途中，发现并占领了这座葱笼苍翠的岛屿，并冠之以“美丽岛”(ILHA Formosa)的名字之后，台湾这个富饶的宝岛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处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争夺和统治之下。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腐败的满清政府把它割让给日本之日起，更使它被残暴地奴役和蹂躏了达五十年之久。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个岛屿上的中国人，从一开始便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演出过一幕又一幕反殖民、反压迫、反剥削、反奴役的悲怆而壮烈的活剧。在这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也始终没有脱离过其母体文学(中国文学)的哺育和影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中国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极其宝贵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随着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台湾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也拉开了序幕。其实，它也是以抗日民族解放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其斗争目标就是反殖、反帝、反封建，推翻日本殖民统治，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并革新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结构，尽快地进入现代化的完美社会。 当时，在日本学习的台湾留学生，受到国内“五四”运动和世界民族解放思潮的影响，组织“启发会”(后扩大并更名为“台湾新民会”)，创办《台湾青年》杂志，和岛内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开展起一场以反日为目的的民族和文化启蒙运动，旷日持久的新文学运动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二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虽然落后于中国大陆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好几年，但它也像“五四”新文学运动一样，发端于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和反对旧文学。1920年9月，《台湾青年》在它的创刊号上分别发表了陈祈的《文学职务》、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和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等三篇提倡新文学的文章；1923年元月号的《台湾》杂志又同时发表了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和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他们自觉地把文字的改革、提倡白话文引申到反对日本殖民者的奴化和同化教育、推进台湾本岛的社会文化进步和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上来了，“把自觉的努力来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变成一个光辉的社会，才叫做美丽的岛，这岂不是我们的天职吗？”(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1923年，《台湾民报》的同仁们在台南成立了“白话文研究会”，尝试解决写作语言的问题。与此同时，新旧文学的论争也勃然开展起来。提倡新文学的人，指斥台湾的旧文学是“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文学”(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1925年1月1日《台湾民报》三卷一号)，是“如富加装饰之木偶，虽有浓丽之外观，而无灵魂脑筋，是为死文学”，是“未尽启发文化、振兴职务”之失职的文学(陈祈：《文学与职务》，1920年9月《台湾青年》创刊号)。他们痛击旧诗人“拿文学来做游戏”，“把这神圣的艺术，降格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沽名钓誉，或拿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台湾一般文士都恋着垄中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张我军：《糟糕的文学界》，1924年11月21日《台湾民报》2卷24号)。在这场论战中，曾在大陆接受过“五四”文学革命战斗洗礼的张我军态度最为激烈，他把台湾旧文学贬斥为“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因而它“已有从根本上扫除刷清的必要了”(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1925年1月11日《台湾民报》3卷2号)。所以，我们可以说，二十年代兴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绝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白话文运动，新旧文学的论争也绝不仅仅是在使用语言上白话文与文言的论争，而是在台湾岛内政治、经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文学的功能、价值和任务的根本的变革，因而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战斗品格。 三 也和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战斗作用的《新青年》杂志极其相似，1920年9月创刊的《台湾青年》(1922年4月改名为《台湾》)和1923年4月以汉文版增刊发行的《台湾民报》半月刊(后来相继改为旬刊、周刊，1927年8月1日终以报纸的形式由日本迁回台湾)，在当时都是十分关注台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改革与发展的综合性刊物。《台湾青年》发刊伊始，便立场显明地高扬“讨厌黑暗，追慕光明”，“反对横暴，服从正义”(1920年9月16日《台湾青年》创刊号《卷头语》，原为日文)。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就是由它拉开序幕，在台湾掀起的白话文运动，也是首先由它发韧。继之而起的《台湾民报》表现得更为激进，一开始便宣布该刊“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知识，宗旨不外乎是启发我岛的文化，掀起同胞的民气，以谋台湾的幸福”(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创刊词)，几乎在整个台湾新文学运动当中，它始终坚定不移地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宣传和介绍大陆和世界的先进文学思潮，陆续开辟《文艺》、《评论》、《诗》和《小说》等专栏，为刊登和评介新文学作品不断提供发表的园地。以张我军(1902.10.7-1955.11.3)为代表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和勇士们，也大都以《台湾民报》为阵地，向台湾旧文学发起一次次摧枯拉朽般的凌厉攻击，为台湾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赖和(1894.4.25-1943.1.31)和杨逵(1905.10.18-1985.3.12)等为代表的台湾新文学作家，其代表作也大都发表在《台湾民报》，因而才有台湾新文学的蓬勃兴起。所以，《台湾青年》及其以后的《台湾》和《台湾民报》在催生、哺育台湾新文学诞生和成长上应当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 四 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二十年代及其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一直存在着汉语和日语同时并用的现象。如一向被看作台湾新文学运动起步象征的白话小说，便是追风(谢春生)用日语写成的《她往何处去》(《台湾》1922年7月号)。不久以后，无知和柳裳君(谢星楼)分别写成的汉语小说《神秘的自制岛》(《台湾》1923年3月号)和《犬羊祸》(《台湾》1923年7月号)共同开启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大门。在北京学习的张我军，以“一郎”为笔名，在1924年5月21日出版的《台湾民报》旬刊2卷8号上发表了《沉寂》和《对月狂歌》等二首汉语白话诗，便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新体白话诗了。作者把这两首诗和他在《北京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的新诗编成抒情诗集《乱都之恋》，于1925年12月28日在台北自费发行，也成为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 1926年1月，赖和的首篇小说《斗闹热》发表于《台湾民报》第86期上，成为台湾新文学史上用汉语写成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个月以后，他又在同样的刊物上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一杆秤子》，显示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得到新文学倡导者们极高的评价，正如台湾著名作家杨守愚(1905.3.9-1959.4.8)所说，“这时候，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赖和)的白话文文学作品”(守愚：《小说与懒云》，1943年4月《台湾文学》3卷2期)。赖和的这两篇小说和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忘不了的过年》(1927年1月)、《不如意的过年》(1928年1月)和《蛇先生》(1930年1月)等，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立了雄厚的基石，因而赢得了“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荣誉。这一时期出现的新文学作品，比较著名的还有陈虚谷(1896-1965.9.25)的《无处伸冤》、杨云萍(1906.10.17-)的《光临》、《弟兄》、《黄昏的蔗园》和张我军的《买彩票》等。 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从乡土主义出发的“台湾话文”运动。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黄石辉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1930年8月16日起，《伍人报》9至11期)和郭秋生的《建立台湾白话文一提案》(1931年7月7日起，《台湾新闻》连载33回)。黄石辉在文章中认为，“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的乡土文学，是台湾文学建设的目标。郭秋生则认为，台湾的问题，在于台湾人是现代知识的绝缘者，普遍得了文盲症，要医治文盲症，就要通过民间认同的文学——歌谣、民间歌曲(所谓俗歌)，把文学(歌谣)归还给吃苦的众兄弟，因此，他极力主张“台湾话文”(即台湾话文学)，并把文学作品蔓延到卖菜兄弟、看牛兄弟的生活中去。1932年1月《南音》杂志创刊以后，不但设立了《台湾话文讨论栏》，还开辟了《台湾话文尝试栏》，而且在此之前已有用台湾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懒云的《斗闹热》、一村的《他发财了》和孤峰的《流氓》等。 五 研究台湾新文学的专家学者普通认为，二十年代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萌发期，三十年代则是台湾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和成熟期，此时，《南音》、《福尔摩沙》、《先发部队》、《第一线》等以文学为主体的文艺刊物相继出现，作品繁荣，作家辈出。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1914-1951)的《牛车》、杨华(1906-1936)的《薄命》、龙瑛宗(1911.8.25-)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和王诗琅(1908.2.26-1984.11.6)、蔡秋桐(1900，农历4月18日？)、杨守愚、陈虚谷、张文环(1909-1978.2.12)、张庆堂(生年不详)、林越峰(1909，农历6月9日？)、朱点人(1903-1949)、翁闹(1908-1939)、巫永福(1913.3.1-)、王昶雄(1916-)等作家的许多优秀作品都出现在这个时期。杨逵的代表作《送报夫》，经赖和推荐刊登在《台湾民报》改版后的《台湾新民报》上，只发表了前篇就遭日本殖民当局的查禁，但两年后的1934年，全文却入选东京的大型刊物《文学评论》第二奖，使台湾新文学作品首次出现于日本文坛，后来又被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胡风译成中文，收录在《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和《世界弱小民族小说集》，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广泛流传在抗日时期的祖国大陆和南洋等地，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发动芦沟桥事变，全面入侵中国，并在台湾岛内加紧推行“皇民化运动”，把殖民统治的魔爪从政治、经济一直延伸到台湾人民的思想意识、民俗习惯及家庭生活里去；这年的4月1日，他们更下令废止汉文书店，报刊禁用汉文，成立“皇民文学奉公会”，向台湾新文学运动实施严密的管制、挤压、怀柔和分化瓦解等极其残酷和狡猾的反动政策，许多刊物被迫停刊，一些作家不得不转向或出走他乡，风声鹤唳，危机四伏，使台湾新文学运动承受巨大的压迫和灾难，几乎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但是台湾广大的新文学工作者并没有被这极端险恶的环境所压垮，而是采取了更加隐蔽和迂徊曲折的斗争方式，百折不挠地继续推行新文学运动，文学创作的主题更趋多样化。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不但已卓有成就的杨逵、龙瑛宗、张文环、吕赫若、王白渊、邱淳等著名作家又有新的发展，而且又有吴浊流、赖明弘、吴漫沙、陈火泉、杨千鹤、吴赢涛、陈千武等一代新秀昂然崛起。1936年就发表过《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及《回归自然》等重要作品的吴浊流，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珍珠港事件”及其侵略战争进入极其惨烈的阶段，冒着被告发、逮捕和牺牲的巨大危险，转入地下，历时两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写成、战后才能出版的煌煌巨著《亚细亚的孤儿》(原名《胡太明》)，以卓越的文学手法，备述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台湾青年苦闷彷徨的悲苦命运，他的行为代表了台湾的新文学工作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和中华儿女卓然不群的爱国情操与民族气节，继承和发扬了台湾新文学运动顽强战斗的光荣传统，强烈地震撼了台湾人民的心灵，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为台湾文学矗立起一座巍峨的巅峰，从而奠定了作者在台湾新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地位。在其后他又发表过《无花果》、《台湾连翘》等长篇优秀小说，被称为“台湾新文学巨人”。 六 文学工作者的广泛组织文学团体和发行机关刊物，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又一特色。只是这一特色在运动刚刚兴起的二十年代还不十分明显，当时主要有：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组织的泛文化团体“启发会”和扩大后的“台湾新民会”，并由他们发行的机关刊物《台湾青年》及其后来改名的《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当运动发展到三十年代的时候，这个特色便显得十分突出，如1933年3月成立于东京的“台湾艺术研究会”，机关杂志为《福尔摩沙》；1933年10月成立于台北的“台湾文艺协会”，机关杂志为《先发部队》和《第一线》；1934年9月成立于台中的“台湾文艺联盟”，机关杂志为《台湾文艺》；1941年5月张文环组织的“启文社”，并发行《台湾文学》。这里不可忽视的还有1925年著名作家杨云萍和江梦笔以“器人云萍”的个人名义创办的台湾第一本白话文杂志《人人》和1935年12月8日由赖和等多位作家参加，实际上由杨逵、叶陶夫妇主持创刊的《台湾新文学》。特别是《台湾新文学》，虽然只发行了不到两年，到1937年6月芦沟桥事变前夕即被迫停刊，但它却办出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高尔基逝世之后，它在1936年5月的第1卷第8号刊出《高尔基特辑》；鲁迅去世的时候，它也发表了《悼鲁迅》的重要文章；为了大力推进中文创作，1936年12月的第1卷第10号又组织了《汉文创作特辑》，但因有碍“皇民化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查禁。杨逵的《水牛》、张文环的《猪的生产》、吕赫若的《未来记》和《逃亡的汉子》、吴浊流的《泥沼中的金鲤鱼》和《返归自然》、翁闹的《罗汉脚》和《黎明前的恋爱故事》、赖明弘的《夏》、张庆堂的《年关》、朱点人的《脱颖》和王锦江(即王诗琅)的《十字路》等优秀作品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在日本殖民者的严密控制和重压下，无论是这些社团还是它们创办的刊物，所遭遇的重重困难是不难想象的，正如施学习在回忆“台湾艺术研究会”时说的那样，他们“没有基金，所需经费，全仰靠同仁的慷慨捐助及会费的凑齐来维持”。此外他们还要和新文学运动中的逆流进行艰巨和曲折的抗争，如受殖民当局间接和直接控制的“诗人协会”、“文艺协会”、“台湾文艺家协会”及其机关刊物《文艺台湾》、《皇民文学奉公会》和由它发行的《台湾文艺》等，他们鼓吹台湾文学是日本(本土)文学的延伸和附庸的“外地文学”，亦即“殖民地文学”，并妄图把台湾文学变成宣传和鼓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御用工具。张文环出面组织的“启文社”和发行的《台湾文学》，就是和这股逆流对抗的产物。 七 纵观起自二十年代，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重新回归祖国怀抱的二十多年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及台湾新文学发展的轨迹，大致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彻底的反殖、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精神。自从“甲午海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我国神圣的领土台湾宝岛长达五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英勇的台湾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日本统治者、争取民族解放的不屈斗争，本世纪初大规模的武装抗日行动就有北埔事件(1907年)、林杞埔事件(1910年)、苗栗事件(1913年)和被日冠逮捕和杀害达数千人的西来庵事件(1915年)。1930年又发生过震撼日本朝野的台湾原住民“雾社事件”。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因其所具有的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殖民统治的历史背景，便天然地具有最强烈的反殖、反帝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抗争精神，并成为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可称为文化上的反日启蒙运动。许多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同时也是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勇士，他们之所以发起并从事新文学运动，大都抱着通过文学活动启迪民智、唤醒民众，鼓舞民族自信心，激发广大台湾人民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意识，起而改变这黑暗统治的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把自觉的努力来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变做一个光辉的社会”作为自己的“天职”(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知识，宗旨不外乎是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的民气，以谋台湾的幸福”(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创刊词)。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为此目的奋斗到最后一息。被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杨逵，更是在日本殖民者的牢笼进出过多次，表现了百折不回的反抗精神，因而成了台湾新文学战线上的“不朽的老兵”。“薄命诗人”杨华，在日本的监狱里写下了抗议殖民者野蛮暴行的诗篇《黑潮集》，刚满三十岁即被日本殖民者迫害自杀。而吴浊流在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冒着生命的危险，以“地下斗争”的方式坚持完成了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光辉巨著《亚细亚的孤儿》，不啻为和日本统治者一次直接的顽强搏斗……。所以，许多台湾新文学的研究史家都把台湾新文学叫做“抗议文学”或“抗争文学”，把台湾新文学运动史说成是一部反抗运动史，不是没有道理的。作家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也忠实地继承和发扬了积极反抗的战斗精神，揭露和抨击日本统治者对台湾人民在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人性的摧残及台湾人民的抗议斗争，特别是揭露和反抗作为殖民统治者的基础和工具的日本警察对台湾人民的凌辱和强暴几乎成了许多作家共同的创作主题。被称为台湾新文学奠基之作的白话小说《一杆秤子》(赖和)和《不如意的过年》(赖和)、《无处伸冤》(陈虚谷)、《光临》(杨云萍)等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 第二，反对封建的剥削制度和伦理道德，争取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那苦难的年代，广大的台湾人民在承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同时，还承受着另一座大山——封建剥削制度和伦理道德的重压。在这一方面，封建主义扮演了殖民主义忠实的同盟军的角色。所以，揭露和反抗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表现劳苦大众在这种双重压迫下的苦难人生便成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另一重大主题。由于当时的台湾和大陆内部一样，仍处于保守和落后的农业社会，台湾民众百分之八十为农民，而且几乎是没有土地的佃农，所以农民是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阶级；同时，作家们大部分也都来自农村或生活于农村，因而关注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描写他们的悲惨境遇，表现他们的反抗和斗争便成为其重要的使命，而且也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说，表现农民的文学便成了台湾新文学的主潮。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和《丰作》、吕赫若的《牛车》和《财子寿》、剑涛的《阿牛的苦难》、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张文环的《夜猿》等，都是表现农村和农民题材的杰作，就连以暴露日本警察的强暴为主题的《一杆枰子》和表现一个被挤压在社会底层的弱者的挣扎和反抗的《送报夫》也深刻地反映了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后的悲惨遭遇。这些小说大都表现了在“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赖和：《善讼人的故事》)和“没有做人的条件”的苦境下，灾难深重的农民们“背着阴影，默默地死去”(张文环：《夜猿》)的人间悲剧，广大作者无不对他们抱着人道主义的深深的悲悯和同情，或以善良的理想主义给他们指出一线光明的前景，甚至呼唤他们走上反抗的道路。 在愚昧、保守的封建制度下，妇女们成为人们更多的关怀和怜悯的对象，并成为文学作品中经常描绘的被压迫与被凌辱的典型。被人们称为台湾新文学运动“起步象征”的小说《她往何处去》和《神秘的自制岛》就是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王诗琅的《老婊头》(1936年7月《台湾新文学》)表现在罪恶的养妓陋习下台湾妇女无以为女的困苦境况。《出走的前一夜》(瘦鹤，1927年)、《一个女人的证录》和《不知道的幸福》等也是反对封建礼教和颂扬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除此之外，还有张文环的反落后反传统的《论语与鸡》，吕赫若的批判封建家庭的破败和腐朽、反对封建迷信的《合家平安》和《风水》等。 第三，积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二十年代兴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由于其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历史背景，以及受到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和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一开始便选择了积极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而且成了以后广大文学工作者始终坚持的优良传统。 当台湾新文学运动处于萌芽状态时，甘文芳就发表了《实社会与文学》，初次引进欧美的写实主义文学，并试图开启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道路。三年之后，直接受到过“五四”文学革命战斗洗礼的张我军，便向台湾旧文学发起猛烈的攻击，指斥台湾的旧诗人“拿文学来作游戏”，“或拿来作迎合势利之器具”，因而，称台湾旧文学为应该拆除的“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同时大力介绍了胡适的“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在理论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宣传的这些“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革命纲领，对台湾新文学运动带来的深刻影响，除了在语言上应该使用白话文以外，便是：台湾新文学应反映台湾人民的现实生活，而且应该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基于用文学“教育民众，启迪民众”的强烈使命感，在反对“纵情山水，闲话家常”的有闲文学的同时，更提出了“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生艺术主义”。1924年器人云萍(杨云萍)创办的《人人杂志·发刊词》便明确地指出：“人生的定义是享有地球的物，以助生活，延长生命，人生的义务是以艺术作地球的物，尽人生造务进化的工课，所谓人生艺术主义。”还进而提出“劳动艺术”和“艺术民主化”的口号。后来的《先发部队》等刊物，又一再号召文学要走入民间，走入群众，做台湾的木铎，为台湾写春秋。这些文学主张都无异给台湾新文学规定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根据和具体内容。 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们就是遵循着这一条创作道路奋然前行并作出了巨大成就的。如他们从一起步就确定了以表现贫苦无助、受压迫最深的劳动人民为主干的社会写实品格。赖和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斗闹热》开了台湾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先河，而一年后发表的《一杆秤子》，以其思想的深广和技巧的纯熟，成为台湾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奠基之作。杨逵写于1932年的《送报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台湾的奴役和统治，以及台湾民众所受的灾难和痛苦，更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把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对立关系视为阶级的对立关系，认为“日本的劳动者反对压迫台湾人，糟蹋台湾人”，“日本工人也反对日本政府压迫台湾人，糟蹋台湾人。 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权的人”，使小说无论在思想性和典型性上都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因而得到鲁迅的热情赞扬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胡风很高的评价，胡风说：“向来没有作品深刻地刻划从1895年的台湾割让以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呻吟的原住民，以及中国民众受到怎样的痛苦。《送报夫》正是控告这生涯的实际状况的第一篇文艺作品。”(《弱小民族小说选·序》)。 第四，浓郁的台湾地域特色。由于地域、历史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台湾和大陆很久就有着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差异。长期以来，日本殖民统治者又在台湾岛上实行野蛮的民族隔离政策，推行“皇民化运动”，毁灭中国文化，疏离台湾和大陆人民的感情交流和生活接触，久而久之，在台湾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民情中便形成了越来越多不同于大陆的地方特色；加之，在1930年前后掀起的“台湾话文运动”中，黄石辉、郭秋生等人从乡土主义出发，提倡“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的乡土文学，这就是影响了不少台湾新文学作家带着强烈的台湾乡土意识，采用别有情趣的台湾方言，忠实地反映了台湾同胞在殖民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和顽强的斗争，同时也多姿多彩地描绘了古朴淳厚的台湾社会的民俗民情和柔和旖旎的宝岛风光，以极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无比诱人的地方特色，形成了我国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学，扩展了我国新文学的领域，丰富了我国新文学的内容，实在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重大贡献。 第五，文学语言的多样性。由于台湾特殊的地域特色和日本帝国主义对它长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强迫推行日语运动，禁止报刊使用中文，影响所及，便使台湾新文学使用的语言呈现中文、日文和台湾方言杂存的多样化现象，因而那时的台湾新文学作家中，便同时存在着中文作家、日文作家、中日文具佳以及中文普通话(白话)兼用台湾方言的多种现象。赖和、陈虚谷、杨守愚等采用白话兼用台湾方言进行创作；张我军、杨云萍、廖汉臣、林克夫、王诗琅、林越峰、赖照弘、朱点人等则主张使用纯粹的“北京官话”(即汉语普通话)写作，反对使用“台湾话文”(即台湾方言)。使用日文的作家有杨逵、张文环、龙瑛宗、吕赫若、吴浊流、邱淳氵光等。然而，他们的日文作品，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和写作方法上都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传统，且和大陆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家基本一致，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台湾新文学史上最为优秀的作品《送报夫》、《牛车》、《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和《亚细亚的孤儿》等起初都是用日文写成、尔后才翻译成中文的，这些拥有强烈的反日情结和浓厚的民族意识的优秀之作，构成台湾新文学的重要内容，并为台湾新文学增辉不少，所以称它们为台湾新文学代表作是毫无愧色的。 ［作者简介］武柏索，1937年生，山东临猗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