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入传中国。根据现在看到的资料，最早将“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引进我国学界的是章锡琛，一九一九年他在翻译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文学研究方法》一书时，第一次用中文引入“比较文学”这个词。一九二一年吴宓在《留美学生季刊》上发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介绍比较文学概念和法国学派的观点，之后，比较文学进入清华大学课堂。但比较文学入传中国以后，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以致像我这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入大学中文系念书的人，也不知比较文学为何物。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有幸认识它。 我有幸“结识”比较文学，是得益于外国文学专家黄轶球的启蒙和指点。黄轶球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留欧学生，曾先后在瑞士菲立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九三五年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国，一直在大学中文系讲授世界文学，并致力于越南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在国内学坛独树一帜。黄轶球于一九六一年从广东师范学院调到暨南大学中文系执教。我和他接触较多，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一九七八——一九八二年，他任暨南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期间。那时，我协助肖殷指导两名文艺学研究生，黄轶球也有两名欧美文学的研究生，两个专业的学生有的课程是交叉的，所以要经常和黄轶球联系。因他知道我一九五七年在中山大学任助教时曾跟随王起（季思）进修宋元文学，对中国传统戏剧有浓厚兴趣，而他为两个研究生选择的论文题目分别是《〈娇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和《〈灰栏记〉与〈高加索灰栏记〉》，都是中西戏剧比较的课题，他曾不止一次和我谈到他研究生这两篇论文的选题。他认为，中西传统戏剧差异很大，而我们现在文艺理论教科书上所讲的戏剧概念、特征，都是从西方文论引入的，并不符合中国古典戏剧的实际，因而有必要引导学生对中西传统戏剧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弄清它们之间的同和异，这一观点使我深受启发。一九八二年，黄轶球因年事高，要专心于著译，不再担任副系主任，学校安排我接替他在系里的工作。我到他府上请教，他热情地给我指导，说：“暨大在‘文革’期间停办多年，现在刚刚复办，要在传统学科发展上创优势，难度很大，应开拓新学科，可考虑引入比较文学。”还说，“因我们是中文系，可从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做起。”当时，比较文学刚在大陆学界复兴，只有少数的译著和论文，尚未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大学课堂。他还简要地向我介绍比较文学在法国和美国发展的历史，特别讲了早期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主张和研究方法。之后，我们商定，由黄轶球给欧美文学和文艺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开“比较文学史”课。由于“文革”时黄轶球受到激烈冲击，许多相关资料已遗失，手头只有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法文本，他就决定以此为教材用汉语给学生授课。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比较文学的启蒙。后来，我根据黄先生的意见，在系里成立文艺理论研究室，把中西文学比较作为我们的主攻研究方向，并从系里拨出经费，出版《文学比较研究通讯》，这是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不定期刊物，自一九八三年十月创刊，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共出版十期。 一九八二年六月，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和天津市外国文学学会等多个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我因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那时黄轶球的两位研究生已毕业留校任教，我便让他们和我们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一位助教前往参加。他们的论文在研讨会上得到很好的评价，还被选入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这三位青年教师在会上的表现，给暨大中文系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会后，乐黛云来函，邀我为她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丛书”撰写一本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的著作。我十分惶恐，因自知尚未进入比较文学之“门”，但有感于乐黛云的诚挚和信任，我答应了。所以从一九八三年开始五年左右的时间，我个人的科研就围绕这一课题进行。这期间结合科研，我还先后为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和本科三年级学生开出“中西戏剧比较专题”和“中西戏剧比较”两门课。 一九八四年九月，我被学校任命为中文系系主任。不久，乐黛云给我来信，建议由暨南大学中文系主办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经请示学校领导，得到校领导的支持，当年十一月在暨南大学召开了国内第二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那次会议除新疆、西藏外，各省均有学者参加。在会议召开之前，为了做好学术准备，我查阅了国内不同时期发表的一百七十三篇比较文学及其相关的论文，对这一学术领域的信息和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我当时在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正面临难以突破的困惑，比较文学的视野与方法给我以新的学术启示，我深感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的学术领域，愿意在这方面积极参与。在学校领导和全系教师的支持下，会前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系里的教师和研究生还为这个会议的召开提交了七篇论文，这在当时的暨南大学是一件很引起关注的事情。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我有幸见到乐黛云、林秀清、应锦襄、孙景尧、谢天振，还有从北京调来我们省星海音乐学院任院长的赵宋光，他们都是新时期比较文学在我国复兴的“先行者”。在会上，刚从法国参加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回来的林秀清介绍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最新动态；从美国访问回来不久的乐黛云介绍了美国学坛这方面的情况；从德国进行学术交流回来的赵宋光介绍了德国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进程，他还以歌德作品《浮士德》的文学文本与音乐文本、雕塑文本为个案，具体阐明跨学科比较的魅力；我们学校外语系刚从加拿大做访问学者回来的梅尼琴老师也介绍了有关该国的比较文学动态，使与会代表获得了大量的比较文学信息。大家都为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新的视野、精神所鼓舞，自始至终会议气氛十分热烈。尽管限于条件，会议的方方面面都很简朴，但为了学术，朋友们毫无怨言，还对暨大能“全力以赴”来举办这么一个规模不小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表示赞赏和谢意！ 这次讨论会不仅使我本人得以介入、参与这个新兴学术领域，更重要的是在广东学界点燃了比较文学之“火”，使暨南大学中文系在这之后成为广东比较文学的一个“中心”。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暨南大学领导组织文科各系系主任赴香港高校交流、考察，其间我应当时香港比较文学学会会长、香港大学英语系主任黄德伟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袁鹤翔教授的邀请，在香港会议中心向他们介绍有关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现状，并就粤港比较文学的合作交换意见。在这次交流的基础上，黄德伟教授还联络了厦门大学的应锦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磋商，彼此达成共识：拟在广东或福建联合举办若干次“粤、港、闽比较文学研讨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由北京大学牵头，全国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发起，在深圳大学召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研讨会”，暨南大学也是发起单位之一。当时的深圳特区刚创建不久，之所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诞生地，与乐黛云从北京大学借调深圳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有直接的关系，她以非凡的学术热情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不仅得到各方面的响应，还得到深圳大学和深圳市领导的大力支持。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国内各地学者外，还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艾德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厄尔·迈纳、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雪弗列、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明信等十四位外国著名学者和多名港台学者，学会还在会议期间举办比较文学青年教师培训班，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培养青年骨干。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 正是在深圳会议精神的感召下，一九八六年，经我倡议，得到省内学界同仁和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的支持，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了，会址设在暨南大学。之后，我们把原先暨南大学中文系出版的《文学比较研究通讯》扩大改版，创办会刊《比较文学研究》（贾益民主编：《比较文学研究》，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出版，共三期）。由研究会副秘书长贾益民担任主编。这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三个比较文学刊物之一。一九八七年七月，我被任命为暨南大学副校长，主管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当年十一月，研究会与暨南大学、五邑大学联合在江门市举办“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对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教学等问题进行研讨。我在研讨会开幕式的学术报告中提出，要从广东地区地理和文化背景特殊性出发，探讨如何确立广东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问题，在讨论中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广东比较文学研究会、香港比较文学学会联合在广东中山市举办第一届“粤、港、闽比较文学研讨会”，出席会议的除本省比较文学研究会会员外，还有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的李万钧教授、香港大学的黄德伟教授等。会议中心议题是“比较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还涉及与这一议题有密切联系的中外文学影响、文学运动，以及如何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问题。 这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六十余篇，一九九○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美学》。我在该书的“序”中指出：广东地处祖国南大门，中外文化很早就在此交汇，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很多，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面，具有许多优势和条件。我们应该借助我省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上的优势，努力开拓世界华文文学比较研究的新局面。华语在世界上是一个很大的语系，不同国家的华文文学有不同的特色，开展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探讨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规律性问题，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的状况，促进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我们如能以此作为一个新起点，我相信，未来的十年，广东比较文学研究将会有更大的成绩（饶芃子主编：《比较文学与比较美学》，暨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这是我第一次提出要把海外华文文学引入比较文学领域的观点。 一九九○年八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在贵州举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中西戏剧结构及其文化成因”的学术报告。在学会换届选举中我被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至今已连任多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方面参加全国和地区举办的各种比较文学研讨会，提交自己关于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于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在广东、福建主持，参与组织第二、三届“粤、港、闽比较文学研讨会”；另一方面应邀在省内外高校作了十几次有关比较文学的学术报告和讲演，身体力行地普及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而将其付诸自己的学科建设中。暨南大学的文艺学硕士点，是一九八一年我的导师肖殷领衔建立的，创点的方向是“创作理论与批评方法”。肖殷去世以后，硕士点由我领衔，增设了“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专业方向。从一九八六年起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生，我曾为不同届别的研究生讲授“中西戏剧比较”、“中西小说比较”、“中西诗学比较”等课程。 面对国内外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新形势，为适应高等学校比较文学教学的需要，我在为文艺学硕士研究生讲授“中西戏剧比较专题”课程的基础上，一九八九年主编、出版了《中西戏剧比较教程》（饶芃子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该书是国家教委“七五”教材规划项目成果，全书从框架到内部观点体系的建立，都是“白手起家”的。我们在书中从中西戏剧的起源、形成过程、戏剧观、戏剧主题、情节结构、悲喜剧诸方面阐明了中西戏剧的不同特质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由于此前中西戏剧比较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一九九○年八月，《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在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中获“优秀图书教材二等奖”，一九九二年三月获“广东省规划及省属院校自编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一九九二年获“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在这之后，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应安徽教育出版社之约，又组织我系中青年学者共同撰写它的姐妹书《中西小说比较》（饶芃子等：《中西小说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中西小说比较研究，前人已有不少成果，但多为微观的研究，该书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框架和体系。由于中西方在小说领域都有很丰富的文学遗产，作家作品众多，要从各方面对中西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同样是一件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该书仅就中西小说中的七个主要问题：中西小说渊源、形成过程、小说观念、小说题材、小说主题、小说人物形象与表现方法、小说结构叙事模式和创作方法，从宏观的角度作尝试性的探索，希望对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近二十年，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比较诗学兴起，中国诗学的价值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也成为比较诗学一个新的拓展方向。中西比较诗学与以往国别的文学理论研究不同，它要求研究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国际的眼光和自觉的比较意识，要超越本民族文化体系的美学模式，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或者说，去促进“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刘若愚语）。由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对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这一领域的成果同文艺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有若干交叉、重叠的地方，于是，我试图在这两者的交叉领域寻找比较文学与文艺学的结合点，借以推动文艺学学科内涵的更新和拓展。而这，也是一九八六年我在文艺学硕士点设立“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方向的学理基点。一九九三年，我们在培养了多届“创作理论和批评方法”和六届“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硕士生的基础上，成功申报文艺学博士点，创点方向为“比较文艺学”。博士点招生以后，由我为博士生讲授“比较诗学”学位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学校成立了“暨南大学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任命我为该中心主任。我主编的《思想文综》（《思想文综》，第一——四、九、十辑，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年，二○○五、二○○七年；第五——八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二○○三年），至今已出版了十辑。 九十年代以来，我主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特别是中西比较文艺学研究。这是我在文艺学学科里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我对文艺学现状的思考及其前景的展望。我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西比较文艺学》，该书于一九九九年出版。《中西比较文艺学》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以“中西文学观念比较”、“中西文论形态比较”、“中西文论范畴比较”为题，都是从相关范畴切入，着重对中西诗学范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进行“体”与“质”层面上的比较研究，注重各论题自身“理论依据”的反思和说明，以跨文化的诗学立场，在不同的诗学体系中考察所选取的论题和范畴，为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补，为建立更具世界性的现代文学理论探索道路。此后，我又出版了个人学术论著《比较诗学》（饶芃子：《比较诗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年），并陆续主编出版了《比较文艺学论集》（饶芃子主编：《比较文艺学论集》，学林出版社，二○○三年）、《比较文艺学丛书》（六本）（饶芃子主编：《比较文艺学丛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二○○二年）和《比较诗学丛书》（四本）（饶芃子主编：《比较诗学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二○○三年）。还培养了四十五名比较文艺学方向的博士。 在这个过程中，我把海外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特别是世界性的汉语诗学研究引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介入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组织并参与有关的学术活动，倡导和提交以华人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论文，如一九九一年我参加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是《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饶芃子：《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暨南学报》一九九二年第一期）。一九九五年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华文化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是《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三国演义〉在泰国》（饶芃子：《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三国演义〉在泰国》，《中国比较文学》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此文的中文本刊出后，被译成英文，在新加坡《南洋学报》上发表〔饶芃子：《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三国演义〉在泰国》（英文译文），新加坡《南洋学报》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第五十四卷〕。这些年来，我和我领衔的学术群体一直在敲叩这种世界性的汉语诗学之门。我先从少有人过问的海外华文诗学专题做起，发表系列论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中国比较文学》一九九六年第四期）、《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国外文学》一九九七年第一期）、《海外华文文学理论建设与方法论问题》（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理论建设与方法论问题》，《文艺理论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等，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注意；一九九八年出版了《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饶芃子、费勇：《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该书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我一直认为，海外华文诗学也是文艺学和比较文学应该去拓展的一个领域，应当将它纳入比较诗学的视野之中。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它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通向世界的文论领域。近几年，我还发表了《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东南学术》一九九九年第六期、《暨南学报》二○○○年第一期）、《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饶芃子：《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文学评论》二○○三年第一期）、《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深圳大学学报》二○○六年第二期）、《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饶芃子：《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暨南学报》二○○八年第四期）等论文，力图在比较文学领域拓展一个新的学术空间。我的这些看法，很早就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的支持，国内外许多学者也有积极的回应。 事实上，早在一九九六年，乐黛云就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去拓展的领域”。一九九九年和二○○二年，在中国比较文学第六届、第七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讨成为会议的一个“热点”。二○○四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中国（香港）召开的“第十七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乐黛云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大会上作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的学术报告中，谈到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来的开拓和创获时，就特别介绍了我国学者的“海外华文文学与离散文学的研究”。她认为，“这种研究从理论上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想象，进一步展开异国文化的对话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诠释”，“已汇入世界性离散文学的研究潮流”（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国比较文学》二○○五年第1期）。此后，二○○五年、二○○八年在深圳和北京先后召开的第八、九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都设置了“流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圆桌，受到海内外与会学者的关注。 二○○五年以来，我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五年）。主编出版了论文集《流散与回望》（饶芃子主编：《流散与回望》，南开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和《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饶芃子、莫嘉丽等：《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八年）。“新视野”一书刻录了我近二十年来在这个领域的个人学术地图。我一直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阈、新的对话模式、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还为比较文学的国别、地域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有助于比较文学去发现、拓展新的诗学命题和学科“边界”，有助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国际比较文学界获得一种新的突破。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比较文学的学者关注、参与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研究工作。 后 记 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参加比较文学的学术活动，写了不少比较文学的论文和文章，现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之邀，从中挑选出主要的学术论文二十八篇，汇集成册，题名为《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在这个领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以及在这条“路”上属于我个人的“身影”。 在编选本书的过程中，我对原先一些论文中的疏落、错漏之处做了修正，使其更准确和明晰。全书按论文内容，围绕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海外华文文学三个中心，分成三辑。各辑论文的次序，基本上是按编年排序，少数论文因论题相似或学术上有某些关联，则作例外处理。 在二十八篇论文中，有几篇是我和我不同时期的博士生合作撰写的。其中《自然之道》是和余虹合作的长篇学术论文。论文的题目原是我一九九四年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所出的考题，当时余虹对这道题答得特别好。之后，围绕这个论题，师生两人曾有过多次的讨论和对话，此文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写就的。十多年过去了，余虹已英年早逝，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在书中选入此文，一是当中凝结着我们在学术上的某种共识；二是借此表达我对他的怀念。我和费勇合作的四篇论文，在两岸的华文文学界有较好的影响，这些论文的撰写，正是在我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转向诗学研究的时候，而我一直很重视自己的这一“转向”。 本书编选时，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的陈玉珊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李亚萍副教授，在协助我编选、校订资料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陈玉珊博士，为书稿的校阅和注释的查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复旦大学出版社热情策划出版“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并将本书列入“文库”，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为本书的编选不断提供相关信息，谨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作者简介】饶芃子，暨南大学教授。 原载：《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 原载：《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