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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与价值》中,维特根斯坦用睿智而又不无嘲讽的口吻写道:“一个时代误解另一个时代,而且是一个小小的时代用它自己下流的方式误解所有其他的时代。” 这句话,似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恰当的一个注脚:当穿梭于文学文本之中,游历这不到百年的历史时空时,由于这种时代的隔膜如此深刻,以至于你会感到深深的不安:一面是烈火、金刚与战斗,一面是身体、欲望与消费;一面是流血、牺牲与呐喊,一面是呻吟、颓废与彷徨;一面是为了民族的新生和富强而肩起黑暗的闸门,一面是为了所谓的“摩登”和“市场”而将释放光明的历史推进无边的黑暗之中…… 恍惚间,一种深刻的虚无感和荒谬感油然而生。 然而,当一切满怀“历史同情”的唏嘘感叹烟消云散之后,你不得不面对这风云变幻的真实的荒谬和荒谬的真实,观察其历史逻辑,思考其社会成因,并探寻未来的道路。 这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这些年来,在一种无孔不入却又莫名其妙的话语的渗透、控制之下,一些诸如“全球化”之类的词语,成了“神圣的词语”,一说出来就具有天然合法性,而不论其所指如何。与此同时,一些诸如“革命”、“救亡”之类的词语,却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迥然不同的命运,一说出来,就天然“非法”,甚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样的问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更是家常便饭。在当下的语境中,“纯文学”、“新时期文学”、“先锋文学”等成了人见人爱的时髦话语,而“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底层写作”等则成了人见人怕的危险思想。 这不但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学史写作的问题。 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如股票一样,被炒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讨论“百年中国文学”的主题及审美风格时,就暗含着将50—70年代文学当作异质性的存在加以排除的冲动。譬如,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悲凉”的美感特征举例说明的时候,从鲁迅的小说、曹禺的戏剧开始,一个“筋斗云”就翻过了几十年的时空,跳到了“新时期文学”的《人到中年》上来,中间只留了一个老舍的《茶馆》,不尴不尬地飘摇在1957年的风雨中。 王晓明于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专门设置了一个“表达编选者所持有的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看法”的“作品附录”,在作者收录的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就的83部作品中,属于“十七年文学”的作品只有3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1956年)、老舍的《茶馆》(1957年)、柳青的《创业史》(1960年)。 在放大文学研究的时空从而悄无声息地“淡化”、“删除”“十七年文学”时,出版了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述,而这些著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意无意地“淡化”、“漠视”“十七年文学”。他们这样书写的理由也十分简单,即“新时期文学”是对“人的文学”的回归。这背后的潜台词十分清楚,那就是:“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迷失者,正是它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断裂”……。 这种打着“重写文学史”的旗号,压抑“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文学行动,有其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简单地说,就是以夏志清为肇始,以李欧梵为中坚,以王德威为殿军的“新自由主义”话语。 尽管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到王德威,时间跨度长达40余年,时代思潮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换,他们的思想表述也从“启蒙主义”演变为“摩登现代性”,再从“摩登现代性”演变到“晚清多样的现代性”,但他们三人却始终坚持同一立场,并抱持同一观念,即:他们都把自己文学史叙事的他者确定为五四和左翼文学叙事。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确立了这一他者,并在1971年第二版时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的特点。他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爱国热情”。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文学的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集中到得天独厚的“现实主义”上,以便利用文学来探讨和了解自己所处社会政治的混乱。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负。李欧梵对所谓“感时忧国”的“精神弊端”推陈出新,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新青年”思潮背后有一个“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这一“现代性”和西方启蒙思想一脉相承,它最大的影响是进化史观和“进步”意识形态,而其最终的归向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化和全盘革命化,把历史道德化,把进步的观念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把个人和集体逐渐合而为一,最终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因而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革命。王德威几乎全盘继承了李欧梵的思想,并且用晚清被压抑了的“多样的现代性”来消解这一“革命现代性”。 客观地说,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一脉相承的“现代性”叙述有其不可回避的合理性:他们看到了启蒙现代性的悖论,批判了其单向度的一面,从而挖掘了它“颓废”的一面。然而,由于他们太想用这“颓废”的现代性压抑革命现代性,因而在打开现代知识的一扇“窗子”的同时,却关闭了全面思想的“大门”。 找出“革命现代性”所谓的“病灶”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人性”和“日常生活”的“灵丹妙药”来“救治”左翼文学。对夏志清来说,这条叙事线索的关键点是以人生“安稳”的一面反抗“飞扬”的一面的张爱玲、书写日常生活的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李欧梵进一步把“现代主义”纳入到“日常”生活叙事之中,认为“颓废”是优秀小说的基本特征,并建构了一条“颓废”文学史叙事,把《红楼梦》、《野草》、张爱玲的小说等纳入其中,他认为“颓废”文学的实质是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抗启蒙现代性。王德威对“颓废”文学史叙事进行了细化和具体化,提出了一套“晚清现代性”的文学史叙事,更多地把通俗文学纳入到“日常生活”叙述之中,从而全面抵拒左翼文学。 然而,如果仔细探究,很难说这一套“现代性”叙述是文学叙述,因为,在这样的叙述背后,有着深刻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背景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傲慢与偏见。 比如,这些“现代性”的叙述者格外喜欢上海。尤其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跑马场等所谓的“公共空间”入手,读杂志、看电影、翻小说,勾勒出了上海先锋、颓废、浮纨的现代性面孔,使风雨沧桑的老上海如一位徐娘半老却又风韵犹存的少妇一样,拿姿作态地移到舞台中心。在这“摩登”之光的照耀之下,偌大的一个上海竟渐渐地朦胧起来:既满怀往日的留恋,又一腔“西方”的向往。 这种对上海的书写,其实是切割之后的一种“想象重构”。 在这诗学化重构中,上海被从民族国家中切割下来,“脱亚入欧”、“脱亚入美”了:就像某些评论家们通过“王琦瑶”找到张爱玲找到老上海一样,在这样的“重构”中,通过一种“双城记”式的叙事,上海找到了自己的“姊妹花”香港,而后,又找到了自己亚细亚的“兄弟”东京,最后,顺藤摸瓜,找到了自己欧美的“亲戚”:纽约、伦敦、巴黎……。 这种对上海“认亲戚”式的想象和书写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在压抑上海革命的一面的同时,巧妙地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化装,从而为其侵略的历史辩护,并为未来的继续“想象”和“消费”上海,找到了一把话语的庇护伞。 归根结底,这种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的叙述不仅不是一种文学话语,甚至不是一种思潮,而是一项政策,是当代世界保守主义政治的一个核心产物。自保守派政治家于1979和1980年在英美上台后,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弗里德曼、撒彻尔夫人的密友哈耶克协助制定了这项政策,其中包含社会市场化、资本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经济”内容,但这些“经济”内容却是服务于拆毁欧洲社会福利体系、摧毁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从而使财富向私人大资本方向积累的政治指向。 当然,像一切见不得人的政治游戏都需要修辞一样,这一保守主义的政治目标和制度安排也要创造一套修辞来美化自己,而“新自由主义”则恰当地承担了这修辞的任务。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残酷而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也穿着“思想”和“思潮”柔软的花衣,来到中国,并落地开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种全面“今是而昨非”的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文学显现和延伸,而这天花乱坠的文学修辞又反过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叙述,使其坚硬而锐利的政治诉求包裹在玫瑰色的外衣下。 然而,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反思和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知识界的学术研究、清理、批判外,近年来,以网络为重要的载体,在民间兴起了全面反思改革、大力呼吁公平的潮流。 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的知识活动中,《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观察、分析和评论当代中国以及世界的文艺现象和思潮,对80年代以来日趋僵化的新潮话语和“洋八股”保持警惕和批判的意识,刊发了一系列旗帜鲜明的研究文章,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坚持人民美学的立场,十分注重与时代相结合,不断推出新的学术话题。还以发现、培养年青的、新锐的作者为己任,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补充新鲜力量。我个人就是在读书期间,被《文艺理论与批评》发现,并在杂志社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发表了一些文章。这种不唯名、不唯书、只唯实、只唯真的做法,体现了杂志的胸怀和眼光,因此,这篇简单的文章,不仅是对杂志二十周年庆典的一次口头祝贺,更是一个学生交给老师的一份作业。 马克思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从这一目的出发,使人们摆脱幻想,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们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摆脱形形色色的枷锁,焕发活力,追求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幸福的世界。 我想,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人民文学的立场,坚持直面人生,以笔为旗,我们就一定能在知识界树立起一面对人民的爱的大纛。 这样,不仅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之树也必然枝繁叶茂。 原载：《文学理论与批评 》2006年第6期 原载：《文学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