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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已从外来文化的海洋中渐渐浮出水面;高雅文化已从通俗文化的海洋中渐渐浮出水面。 ——作者题记 (一)通俗音乐:走出低谷 近闻香港不久前搞了一次民谣大赛，惊异之余不觉窃喜。一贯独领风骚的香港歌坛何以也赶起大陆的时髦来，难道华语流行乐坛的重心有所转移? 长期以来，大陆音乐人总是“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根本没有“写什么就流行什么”的概念。一味盲从之下写出来的东西，内容苍白而不切实际，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特征。 终于有一天，大陆流行乐找回了丧失已久的个性，评判权还给了流行乐的真正权威——广大听众，面对市场形成了正规化的创作模式。从此，大陆音乐创下了华语乐坛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1992年，北京“黑豹”乐队的单曲《Don't Break My Heart》和《无地自容》先后冲上香港流行榜的顶端，唱片销量惊人。 1993年，艾敬的城市民遥《我的1997》，被日本著名民谣歌手加藤登纪子翻唱，从而结束了华语歌单向翻唱日语歌的历史。 也是这一年，李春波一曲《小芳》疯狂抢占了各地排行榜的前列位置，从而唤醒了香港“天王”张学友“吻而不别”的美梦。其专辑《小芳》正版发行80万，盗版据行家佑计不下200万。第二张专辑《一封家书》首发即突破60万，创造了两岸三地专辑首发征订数记录。 1993年底，美国权威音乐杂志《BILLBOARD》用了整整一贞专文介绍了大陆歌手戴娆，在此之前亚洲只有一名日本歌手上过这本杂志。 大陆歌坛在经过反思和努力之后已走出低谷。 一段时间以来，广东乐坛被认为是“大陆乐坛的新曙光”，其制造明星、包装歌星的举措是倍受音乐人推祟的。唱片公司针对自己“制造”和“包装”的软硬环境不如港台的现实，纷纷将目光瞄向内地，把一大批才华横溢、音乐个性十足的歌手网于旗下成为自己的签约歌手。1993年李春波奇迹般的走红就是这一举措的成功典范.歌手们看到了发展希望，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令唱片公司欣喜的现象，歌手们唯唱片公司马首是瞻，一些已与海外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也纷纷转向，一个完善的签约歇手制度保证了广东乐坛的健康发展。 广东乐坛近年来拥有了一批包括“音乐地主”陈小奇和“岭南乐鬼”李海鹰在内的国内一流的音乐创作人，他们创作的《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我不想说》响彻大江南北。 面对如此强大的挑战，北京当然不能坐而论道。 80年代大陆流行音乐全面复苏时期，北京的音乐人首先以“前卫”的形象出现。继“中国播滚第一人”崔健之后，“唐朝”、“黑豹”、“指南针”等掀起摇滚热潮。这是一群真正的音乐人，在创作条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作了一大批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优秀摇滚乐。 北京流行音乐的复苏相对于广东来说是较迟的。成立规模化的音乐制作室在1993年才成为北京音乐人的共识。在这一年，香港大地公司利用北京的力量成功推出了艾敬，接着经纪人兼制作人的王晓京又成功地把“不懂柔情”的陈琳推向听众。《摇滚北京》的“出世”意味着摇滚乐终于走向了市场。新音乐、新民谣继摇滚潮之后成为北京年轻音乐人的努力方向。1994年，北京推出了20盘左右的个人专辑。9。年代上海乐坛揭竿而起，迎接广东、北京的挑战，推行音乐制作室体制。从1992年开始成立了不少音乐制作室(有的也称公司)，其中真正成气候的当推“红太阳”、“新星座”与“新音乐"3家。音乐制作室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上海唱片业“封闭型”的格局，各制作室采用了国际唱片业风行的做法，开始从社会上吸收优秀的制作人才以充实自身队伍，甚至不惜从外地引进出色的企划人员。目前，上海各制作室均拥有自己的签约欧手。来自北京的歌手王炎在“红太阳”制作室成立的当天石就推出了首盒专辑《红腰带》井梢梢落户上海。 当今大陆流行乐坛，南有广东，北有北京，两相对峙。上海乐坛的崛起，正好充当了融合南北的角色。 大陆音乐人在弄清了什么是流行音乐、如何创作优秀歌曲和包装自己的歌手后，以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加上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投入，必能创造出一个大陆流行音乐的辉煌时代。 (二)文学:步入“春秋战国” 进入90年代，文学无论是在生态环境、观念、功能上，还是在创作队伍的分合、各种文体的盛衰上，都出现了与80年代大为不同的变异。 尽管中国作家协会乐观地表示，在中国作家中，真正改行投入商业行为的“下海”者不过千分之一二，但是从时下的文坛、文人及其作品身上，人们不难发现文学商品化的深刻烙印。 1993年9月28日，《当代》杂志社周昌义等5位文人，以统一的笔名“周洪”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中国第一张“作家卖身契”。“卖身契”规定:在合同期内，所有署名“周洪”的文稿只能由该出版社出版;周洪须保证每年为出版社提供一套杨销书。10月18日，周洪又进一步与香港梁凤仪的勤+缘出版社签订了内容大体相似的“卖身契”。 同年9月11日，“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拉开序幕。包括一些知名作家在内的800多人，7000多万字的文稿参加竞价。女作家霍达的电影剧本《秦皇父子》，以高达100万元的价格落入深圳三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手，创下了本世纪中国文稿卖价之最。 雁宁和谭力曾是纯文学的热烈追求者。前者的《小镇人物素描》问鼎过四川省文学奖，后者与人台写的《蓝花豹》也被公认为优秀作品。但从1985年开始，两人以“雪米莉”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通俗小说。前些日子，雁宁又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签订了为期3年的协议，进军影视圈。就是根据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改编、拍摄的影视片，也透出浓郁的商业色彩。 市场、商品化对文学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稿费的提升、经纪人的出台、与商业企业的联姻、包装、新闻界炒风大涨等诸方面。 这些现象在文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引起广泛争议。作家张承志发出了批评的最强音。他惊呼目前文学作品内的人文精神出现了灾难性的妻缩，他愤怒地抨击道:我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作家，他们本质上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抗拒不了世俗的诱惑，是因为他们没有抗拒的愿望。其中一些人甚至缺乏起码的荣辱感、是非观，只要自己能捞到好处，可以不择手段。这样一些无操守、无责任心的文人不仅占据了文坛，还通过各种关系联络了电台、电视台、报刊，形成一股称霸势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吹喇叭抬轿者自然也有一套“公婆论”。他们认为，钱也是衡量作品优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尺度，少数贵族垄断文学的局面必须打破，作家的文学劳动和劳动产品价格应该得到上扬，穷并不是文人的专利，这有利于文人走出“象牙塔”，真正聆时代与生活的声音…… 在两者之间，相当一部分人保持着较为谨慎的观望态度。但对于“纯文学走入低谷”的忧虑说法，王蒙、刘心武则说:“文学巨人往往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不必悲观!”以下的现象也许可以为他们的看法注脚:1993年的头8个月，长篇小说空前丰收，30多部相继问世，且印数可观，在社会上刮起一股“长篇热”。这些长篇小说大多强化了史诗意识和规模，极富个性。陕西作家陈忠实“馒头就葱”创作的现实主义作《白鹿原》，更是让人们在商潮滚滚中看到了纯文学的曙光。 中篇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散文、理论等，也百花齐放，竞相争奇斗妍。特别是散文，已经持续走俏，各文学杂志陆续推出“散文专号”，报刊纷纷举办“散文大赛”，散文阵地增至8个。 南方的《钟山》杂志社和北方的《文艺争鸣》杂志社携手发起的“新状态文学”，以及《北京文学》率先提出的“新体验小说”，都显示了作家力图使文学回到文学本身的努力。80年代，中国文坛不自觉地用了10年的时间，匆匆把西方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所有思潮都“赶”了一通，现在，它将在历史传统、外来文学和现实生存的全方位开放的状态下，挖掘和发挥母语的文学表现力。 (三)戏剧:穷则思变 一部以北京危旧房改造为题材的话剧《旮旯胡同》，自1993年8月公演以来，火爆空前，至今仍盛况不衰，观众已达10万余人次，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前些日子，北京希秦文化信息传播广告公司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携手，正在把它搬上电视屏幕。 1993年是戏剧走出疲软、再度辉煌的一年。福州第三届戏剧节、中国京剧国际票友大赛、全国地方戏汇演、梅兰芳金奖大赛、国际小剧场研讨会暨全国小剧场展演，以及同东南亚、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戏剧交流等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戏剧活动，使戏剧市场陡然升温。 有不少好戏出自具有强烈民间色彩的“戏剧独立创作人”。“戏剧独立创作人”是戏剧界刚刚崛起的生力军。大多为师时性的演出实体，由一个中介单位如某团体、公司戴个人出面投资，聘清演职员，选择剧目，戏演多久就存在多久。以海马文学社成员苏雷为首的北京“星期六戏剧工作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推出了两台颇有效益的戏——《灵魂出窍》、《疯狂过年车》。北京汇海广告公司投资.演员每演一场可得50元报酬，这比他们从官方拿到的几元补贴可观得多。苏雷明确表示，话剧不能没有艺术性，但也不能忽视商品性和盈利。 “戏剧独立制作人”的出现，对官方戏剧艺术院团是个不小的冲击和挑战。对此，他们并不甘示弱。广东粤剧团不久前推出的《花蕊夫人》和《伦文叙传奇》，“专家叫好，观众叫座”，被公认为戏曲精品。上海人艺在美国北方电讯公司独家赞助下排演的喜剧《喜福会》，其浓郁的商业味和大制作色彩是中国话剧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等地戏剧艺术院团的演出市场也十分活跃。这很大程度上还获益于国家在人事、演出、经营等方面进行的体制改革。 中国首份“委托创作台同”,1994年5月在吉林省戏剧创作评论室诞生。台同的甲方为延边艺术团，乙方为编剧马金萍，中介为省戏剧创作中心。台同签订10天后，3方皆大欢喜:马金萍提前一半时间完成了剧本;延边艺术团表示很满意，并当场兑现了包括稿酬在内的费用;而省戏剧创作中心也拿到了中介费。此举意义深远，长期以来，剧本找不到剧团，剧团找不到剧本的脱节现象，严重影响了戏剧的繁荣与发展。 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戏剧都已初步走上了一条传统与现代意识结合、民族风格与世界潮流对接、艺术产品与文化市场并轨的新路。 当然，戏剧的复兴之路，并非“高速公路”，戏剧的推陈出新，也并非全是掌声。 上海昆剧团的大型神话剧《上灵山》，公演仅2个月，就演出了100场，净赚10多万。 昆剧团团长，当初力排众议、决意要排演《上灵山》的蔡正仁先生感慨万千。据悉，排演《上灵山》也是不得已为之。在全国6家昆剧团中，上海昆剧团算是状态“最佳”的，然而上座率也只有二到三成。1992年该团9位国家一级演员，齐心协力排演两个传统精品折子戏参加上海艺术节，两场演出加起来才卖出了76张票。 蔡正仁说:“穷则思变，变则通。再不变，昆剧恐怕会亡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了!” (四)美术市场:从无序到有序 在美术界，几年前人们关注的还是现代艺术思潮所带来的种种艺术运动，进入90年代，美术界所面临的冲击已不再是新潮美术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所带来的困惑，而是商品化趋势所带来的艺术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已使美术界难有安静的角落。 美术市场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画家们的创作积极性，通过市场得到的收入，既使画家们免于囊中羞涩之苦，就更深一层意义来说，又有利于打破束缚画家创作的条条框框和论资排辈的陋习，为画家提供一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的创作氛围，促进画家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精神，强化艺术个性。 “国门大开”使外商及来华的外籍旅游者成了中国书画艺术品最早的也是最大的购买群体，这些人较之低工资、低消费的中国人来说，有很强的艺术消费能力。加之港台地区这几年形成的中国书画品收藏热，这一切，都促进了中国美术市场的迅速兴起。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据保守佑计，全国已有各类画廊、画摊(点)300。多家。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以北京为例，1993年已发展到200多家。 国内的画廊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专门经营绘画作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以经营名家字画著称的老字号，如北京的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等，也有近几年成立的，或国画、油画都有，成只经营其中之一的专业画廊，如北京东方油画艺术厅等。这些画廊经营的作品水平一般比较高，有自己的作者群和相对稳定的客户关系，并可以有计划的组织一些推销活动。 另一类是各大饭店及涉外机构中所开设的画廊，它们的对象是住店客人或外商，经营的作品一般以中档为主，且多与工艺品一同出售。与画廊相比，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是设立在各大旅游区、风景区附近的各画摊(点)，它们的对象很明确，即旅游者，故而其作品一般以低档的行画为主，以迎合旅游者的口味。这类画摊(点)对外国旅游团的依赖性很大，季节性比较强。 近两年，深圳、北京、上海等地陆续举办了几次有影响的中国书画作品拍卖会，使中国的美术市场得以脱离初级状态，步入正轨。如果说，拍卖市场的出现从机制上完善了美术市场，那么国内艺术品投资者的介入可说是促使当代中国美术市场前进的“助推器”。随着艺术品拍卖的兴盛，中国大众的艺术品投资意识和热情正在日益提高。 1994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嘉德首届中国画、油画拍卖会”，大陆买家在全部总成交额占据了68. 75%的成交比例，且此次拍卖会中单幅成交额最高的几幅作品均为大陆人士购得。这预示着中国艺术品内销市场正在形成。 中国美术市场成功的拍卖合世人瞩目，前面提到的嘉德春季拍卖会，以1423万元人民币的总成交额、75%的成交率，创下近年中国美术作品拍卖的新纪录。稍后进行的朵云轩“’94中国字画拍卖会”更是以1532万元人民币的总成交额、86. 72%的成交率使中国美术市场露出“繁荣之相”。 这几年，中国美术市场的发展日益受到国际间的重视。中国书画作品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旅美华人画家丁绍光的作品在香港被“拍”卖220万港币，创下在世中国画家作品售价最高纪录;另一位旅美画家陈逸飞和大陆老画家吴冠中的作品也分别被“拍”到198万和187万港币。 当然，中国的美术市场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假画、行画泛滥;交易行为不规范;价格不够稳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等。这是由于内铺市场尚未形成，缺乏完善的市场管理机制、经营者素质普遍偏低等多种原因造成的。相信这些在美术市场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必将在美术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中得以解决。 作者简介：李建军，辽宁大学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 原载：《决策与信息》1995年 02期 原载：《决策与信息》1995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