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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7—20日，“第十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和宜昌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三峡大学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联合主办，湖北省文联协办。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与台港澳等国家与地区的200余位学者、作家出席了此次盛会。研讨会通过大会发言、专题论坛和分会场讨论等多种形式，围绕多元文化共建的世界华文文学这一主题展开交流，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近三十年世界华文文学学术史梳理 大陆学者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走过30年历程。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及研究的整体格局和走向，将直接影响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和拓展。饶芃子（暨南大学）指出对华文文学应该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去考察、温习、诠释，这一领域的兴起及其发展意义是它从总体上改变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格局，是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一种文学。刘登翰（福建社科院）对华文文学的概念、范畴、由来等做了发生学研究，认为华文文学研究应当借鉴世界华人华侨界的理论成果。杨际岚（《台港文学选刊》）对华文文学进行了全景式扫描。陆士清（复旦大学）梳理了华文文学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赵稀方（中国社科院）做了题为“近五年来华文文学发展状况和研究趋势”的报告。萧成（福建社科院）阐述了文化研究植入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景，希望找寻出一条更加适宜的华文文学研究路子。作家们则以感性的方式表达了对华文文学的情感态度。痖弦（台湾诗人）强调中文是带有感情的文字，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虽然没有国教信仰，但可以文化方式凝聚力量，也只有中文有条件建立世界大论坛。张翎（旅加华人作家）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在非母语的环境里坚持用母语写作。她说母语就是人最原始的记忆，用母语来回溯童年的记忆，只要记忆还在，家园就还在。 世界华文文学不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存在，而且提供了一种参照、反思的新视角，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黄万华（山东大学）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强调的互为参照的学术视野和多重流动的文学史观有利于文学深层次机制的把握，其存在也提醒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走出国族意识的局限，努力回归文学自身。陈瑞琳（美国《新华人报》）站在海内与海外的交界点上，以三位海外华语作家的努力和成就来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的突出重围之路。李凤亮（深圳大学）指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跨科际、跨媒介、跨语言的比较与整合，这不仅引发了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观”的新思考，而且会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格局的构建。章妮（青岛科技大学）考察中国文学中的“乡土”内涵在大陆、台湾、香港呈现不同的建构过程，认为“都市乡土”作为“乡土”内涵的扩充与发展启发着研究界摆脱固定思维，提供了整合中国/汉语文学的一种角度与可能。钟希明（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以龙应台研究为例，指出旧有的文学研究范式已不能适应传媒时代的需求，文学研究要获得新的学术生长点就必须主动“扩容”和“越界”，实现“文化转向”。张凤（哈佛大学）以翔实而珍贵的史料为基础，描述了张爱玲作品因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推重而改变华文文学史生态谱系的来龙去脉。罗义华（三峡大学）、邹建军（华中师大）在梳理国内哈金批判相关著述的基础之上，具体解析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文化逻辑及其适用范围，进而探讨中国当代学人的文化反省与批评立场问题。 与会代表对中国大陆及海外各国华文文学的创作、批评、发展和研究状况也给予了充分关注。袁勇麟、李薇（福建师大）选取近十年来的硕博士论文为例探讨大陆张爱玲研究情况，通过文本研究、主体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等多方面考察，分析张爱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开拓可能。王红旗（首都师大）总结21世纪女性写作在理性反思中走向超越“自我”和“他者”，呈现出走进家族与时代历史、走进民间灵魂乡土、走进人格成长世界三个突出特点。朱文斌（绍兴文理学院）介绍新世纪以来大陆的马华文学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与拓展的态势，表现在对马华新生代作家研究更加系统深入、探讨马华文学的内在本质属性以及对于书写马华文学史的反思等方面。颜敏（惠州学院）考察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内地传播的基本阶段与流变趋势，按传播的重心、策略、效应的差异将30年传播历程划分为窗口期、高峰期、转型期和整合期。蒲若茜（暨南大学）评价肇始之初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具有浓厚的族裔政治色彩，其批评范式及理论探寻没有超越文化政治和身份操演的阶段。朱立立（福建师大）探讨近年来出现的“台湾民族主义”话语，对“以皇民文学为核心的台湾民族主义”这一论点进行辨析和质疑。吴奕锜（暨南大学）肯定东南亚各国华文报纸文学副刊的繁荣和兴盛，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全面复兴的最为重要的载体和标志。杨晓文（日本名古屋大学）概述了日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滥觞期和发展期的基本情况，并将今天的日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总结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介绍了海外华文文学在韩国创作、翻译、研究等学术活动的开展。张琪（菲律宾中正学院）梳理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并以21世纪菲华文坛的诗歌创作为例审视当今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框架和多元境遇。 两岸四地文学对话 代表们以比较视野、平等心态就两岸四地文学展开了热烈而积极的对话。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提出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是一种高度现代化的文学，在参与建构祖国文学中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它们存在的问题值得大陆同行借鉴和警惕。林静助（台湾中国诗歌艺术学会）比较、评析了海峡两岸当代文学界中新生代的杰出典范，归纳了“80后”一代的风貌特征，期待他们为华文文学带来无限远景。林于弘（台北教育大学）通过比较同时出现在台湾康轩版与大陆人教版三年级国语课文中的《神笔马良》，总结出相同选材在不同地区、不同版本中的特色，以期引起对于两岸教科书内容的进一步研究。李运抟（广西民族大学）从文化观念、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等方面对大陆和台湾两地的“文化散文”进行了细致比较。王艳芳（徐州师大）以近30年两岸四地的女性文学为切入点，进行了文学史意义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贯通性上的必要追问、发掘、还原、揭示、辨析和论证。岁涵（华中师大）认为台港文学受大陆文学的影响，与大陆文学有同一性，又形成自身的主体性特征，包括本土性、殖民性、大众性等特殊文化品格。余禺（《台港文学选刊》）概括90年代台港小说以文学的本体存在和指涉功能感应时代，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文化意识，其美学上注重内在叙述机理的“表征”性书写，为汉语小说增添了新的经验。赵小琪（武汉大学）指出当代台港澳诗人描述与建构了中正和谐的哲学中国、重情写意的艺术中国以及含蓄悠闲的文学中国三种人文中国形象，这种塑造在当代社会具有极大意义。朱双一（厦门大学）认为陈映真从鲁迅那里承续了具有强烈战斗性的现实主义批判传统，鲁迅和陈映真分别辉耀于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中国文坛，也共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张晓婉、李诠林（福建师大）关注的是从台湾移居大陆的作曲家江文也，他的诗集《北京铭》记录了他在北京进行文化寻根的足迹与心迹，展示了他作为诗人的身份及其深厚的东方传统文化积淀。 关于台湾文学的专题讨论呈现出多样化景象，一些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以及作家作品均成为焦点话题。洪淑苓（台湾大学）介绍了《现代文学》杂志中的诗歌创作、译作与评论情况，探讨《现代文学》对台湾现代诗发展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樊洛平（郑州大学）用详尽材料廓清了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台湾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论争的真相，认为它对台湾新文学的进一步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探索意义和推动作用。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指出1960年代台湾女性书写以传统与现代、“在地”与流寓对接的审美姿态，共同叙写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现代性特质及其吊诡。艾尤（首都师大）勾勒出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从“私我”、“公我”到“去我”的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走势，认为“欲望书写”增添了一种“另类”的“女性经验”，极大地拓展了当代台湾文学的审美空间。张清芳（鲁东大学）概括了台湾七八十年代“诗化”散文的三种类型，肯定这三类“诗化”散文追求现代散文艺术的创新求变，以及进一步拓展台湾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之努力。白杨（吉林大学）指出台湾诗人洛夫1950年代的诗歌创作执著地书写个体的生存体验及生命意识，这不仅塑造了诗人的美学风格与文学意识等，而且开启了台湾现代诗运的新时代。陈美霞（福建社科院）分析了台湾作家骆以军近期作品从外省第二代角度追溯父辈与族群的历史记忆，企图在本土论述记忆大清洗背景下通过外省族群的台湾经验厘清身份认同的困境。周励（吉林大学）认为台湾作家司马桑敦的散文集《爱荷华秋深了》展示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独立立场和批判性观察、对民主政治的称颂、对自由文化的倡导、对弱者的同情等。王金城（闽江学院）以“中国文学论”的台湾文学史观、“第三世界文学论”以及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民族风格”为路径，切入陈映真的文学思想研究。李树枝（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认为马华作家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过程中，余光中的诗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为其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史言（香港大学）由余光中笔下的一则嗅觉意象“泥土之香”谈起，揭示“泥”之香与“土”之香两个范畴背后所对应的“柔软世界”与“坚硬世界”蕴含的梦想意识。 与会代表对香港文学主要进行了个案研究。陆士清（复旦大学）全面观照曾敏之的古体诗词，认为这些诗词是作者生命足迹和心灵的映照，是挚爱祖国江山社稷的心声，也是亲情友情的颂歌。凌逾（华南师大）探究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浮城志异》如何受比利时画家雷奈·马格列特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启发，提出作家可以借视觉艺术之势开创出图文互涉叙事创意。黄敏（阜阳师院）指出亦舒笔下的都市女性既是时代的“负荷者”又是时代的“先行者”。马洪滔（《台港文学选刊》）探讨香港作家韩丽珠的中短篇小说集《风筝家族》的美学意蕴，指出其通过将特殊的事件常态化、游走在虚构和真实之间以及嫁接引入诗歌处理技巧建立起独特的小说世界。梁燕丽（复旦大学）梳理了香港话剧塑形、发展和繁荣的三个阶段，认为香港话剧在中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夹缝中萌发和发展了本土意识，在本土化和主体性建构中形成独特风格。 海外文化语境中的华文创作与研究 海外多元文化语境是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中心课题，因而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新移民作家、新移民文学所面对的跨文化语境和自主性书写，给研究者提供了具有张力的阐释空间。王列耀、李培培（暨南大学）以曾晓文小说为例探究新移民文学“精神”的成长与创作的变化，已形成“同族婚恋”与“异族婚恋”共存的复杂“语境”和既有对抗更有纠缠与依恋的“对话”过程的创作心态，进而总结进入“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新特征与新内涵。王宗法（安徽大学）认为随着新移民自身职场的变化和新移民队伍成分的扩大，其中涉及人生、人性、人格的文学要素俯拾即是，这就给新移民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江少川（华中师大）从文化立场的视角评述新移民作家在儒家传统、现代意识、宗教情怀与新东方主义等方面的文化取向与叙事艺术，提出了新移民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建构多元复合文化的几点思考。王澄霞（扬州大学）通过比较《梦断得克萨斯》和《美国情人》两部长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婚恋观，剖析了跨文化语境下强势的西方文化对弱势的东方文化的潜在同化，以及作家本人思想观念上的矛盾纠结。彭燕彬（河南电大）从记录片《含泪活着》观照张丽玲执导下的小人物异国生存观，认为张丽玲在新移民文学创作领域独创了一种散文体的记实影片。丰云（德州学院）探析了跨国主义视野中新移民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过程中的发展趋向：一是从故国回望、异域悲情发展到以文化自信为底色的文化观察与思考；二是越来越局限于中产阶级的文学趣味，对底层关注渐趋减少。 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表达十分明显，也对作家创作和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高鸿（华东政法大学）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吃一碗茶》探讨“唐人街”小说文本及华人文化的独特性，揭示了多元文化社会中多元法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谭湘（河北教育出版社）解读了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提出小说在故事之外所观照的是民族国家与战争与人的关系。向忆秋（漳州师院）在细读晚清旅美华人代表性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梳理了晚清旅美华人文学所建构的三类美国形象（他者）和中国形象（自我）。谢永新（广西师院）解读郁秀成长小说《美国旅店》所刻画的主人公在中西文化与是非观碰撞中的心理特征，并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展示了处于“变数”中的青少年成长的心路历程。於贤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认为由于异质文化对作家创作活动的作用，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特殊的跨文化传播方式：即同一语言表达形式之中包含着跨文化传播的要素，同语种与跨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相反相成的特点。庄伟杰（华侨大学）谈到差异理论作为一种资源对华文文学研究的意义。 被女性文学界并称为海外华裔“三剑客”的张翎、严歌苓和虹影，依然得到研究者的青睐。胡德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提出张翎小说的结构形式具有“串珠式”和“封套式”两种类型，并认为巨大的时空跨度、错综的人物关系、繁复的结构形式以及史诗意蕴的追求构成了张翎小说的一大特色。朱育颖（合肥学院）分析张翎小说以“水”为核心的意象群，认为作者由“藻溪”到“大洋”书写游走东西两岸的经验与想象，关注跨越种族文化的人类共性。戴瑶琴（大连理工大学）评论张翎作品最有特色的家族模式、亲情表达和中国叙事三个方面，肯定张翎小说已展示出新的文学气象并昭示着新的文化选择。罗晓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揭示了严歌苓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个人意识与个体书写，其突出表现为将个人经验表达与历史宏大叙事予以有意识的叠加和置换、对于非常态的个体人生的展示以及深刻把握和传达出对人的孤独本质的体认。钱虹、张洁（同济大学）从“屈辱与心酸：百年移民群像”、“‘生命移植’的边缘状态”和“在性别边缘徘徊的异类人生”三方面，对严歌苓“海外小说”的书写价值及其文本意义进行了深入解析。邓玉环（华南师大）认为严歌苓笔下“洛丽塔”式的畸恋故事，并非着意于“解构传统常规”，而是以隐喻方式表达了关于政治、人性和文化的思考。倪立秋（新加坡新跃大学）从小说《K》的文本入手，结合中国新月社和英国布鲁姆斯勃里集团及其部分成员的一些史实材料，探讨中英文人团体之间的多方面交流，总结《K》的独特之处以及它在虹影创作生涯中的重要意义。 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创作也颇有特点。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学者较为集中地阐发了他们关于马华文学的研究成果。黄丽丽（拉曼大学）探讨张贵兴小说感官书写的形态与叙事特征，由此探勘张氏的感官书写与异化理论、欲望叙事以及图像化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邱苑妮（南方学院）结合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等具体语境，考察作家们如何透过“身体”这个符码，展现具有政治文化意味和维度的叙事文本。庄薏洁（拉曼大学）对马华文学中以少数民族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作整体性梳理，指出这种选择是一种重构他者话语的表现，也是书写者边缘意识的具体呈现。大陆年轻学者也分别对马华和泰华文学中影响较大的作家进行了阐释。古大勇（泉州师院）分析马华女作家朵拉的小说对男女两性关系的独到思考，认为朵拉不属于“激进女权主义”，而接近“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和“走向性属融容的女权主义”。计红芳（常熟理工学院）认为泰华作家司马攻在散文中通过怀乡叙事来重构文化身份，以此释放个人移居所造成的个体文化身份焦灼和民族文化身份焦虑。 会议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匡汉研究员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大会借助各种形式使内容展现得丰富多彩，既有对学术史的梳理，又有对华文文学新信息的提供，以及对于创作、教学、研究一些新问题的提出等。大会发言体现出新的观点、新的视野、新的观念、新的话题以及命题。所以，这次会议是一次有新意、有创意、有推进的会议。 原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原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