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挥之不去的成长经验，作者既想重新回到过去，探寻那个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想与之挥别，毫无羁绊地生存于当下的时代。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这是黎紫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黎紫书以中短篇小说崛起，被视为马华文坛的“奇迹”。她在短时间内连续获得马来西亚与台湾的文学大奖，尤其是花踪文学奖和《联合报》文学奖，显示出了她的重要性，生于1970年代的她，如今已被视为马华文学界的新希望。 《告别的年代》是一部装置颇为复杂的长篇小说，而这种形式上的装置与小说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参与了主题的构造，让我们看到了“告别”的艰难与缱绻，以及现代人情感与记忆的丰富缠绕之处。 第一层装置，在于这是一本“残缺的书”，作者（叙述者）在“前言”中说，“更奇怪的是它的页码居然从513开始，似乎这书的第一页其实是小说的第513页……”，而此书的第一页也以“1（513）”标识，而最后一页则标为“328（840）”。如果不仅仅将这样的标示理解为炫弄技巧或文字游戏，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其“深意”：这里显示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或更重要）的部分则没有显示出来，而之所以如此，或许在于作者不愿说出，而读者只能去猜想；第二层装置，在于这是一本“书中之书”，作者写到书中的主人公在读一本名为《告别的年代》的书，在这里，读者与书中的主人公，以及《告别的年代》便形成了一种相互缠绕、相互映照的关系，仿佛镜中之镜，映照出无限多层次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进入小说的主体部分，由外及内，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第三层装置，写的是“杜丽安故事”的作者，化名为韶子的女作家杜丽安的故事，其中涉及到她与评论家第四人的交往，以及评论界关于她的研究与争论；第四层装置，写的是“杜丽安故事”的读者“你”，“你”住在廉价宾馆五月花301号，与母亲、细叔以及玛纳的故事；第五层装置，便是“杜丽安的故事”，这是一个底层的小女人，她从戏院的售票小姐成为酒楼女经理的历程，她的婚姻，她与丈夫、继子继女的关系，她的偷情等等，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生活及其风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层层递进，以“杜丽安故事”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叙事结构。 如同叙述上的繁复，小说的标题“告别的年代”（或许来自于罗大佑的同名歌曲）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指向过去——要告别的那个“年代”，也指向当下——现在是要“告别”的年代。我们可以将前一个年代理解为作者母亲的“年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当然还有我的母亲，感谢她在多年前那些泛着锈色的午后，开着丽的呼声听林黛或葛兰或白光唱的歌，让趴在地上做功课而不支睡着了的我，一遍一遍地潜入了本不属于我的年代。”而后一个年代则指作者所处的当下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此书视为作者探寻“母亲”那一代人生活与内心历程，并反思个人成长经验的作品。 小说中错落在不同时空的主人公，或隐或显地显示出作者对不同时代女性命运的探索，而在其中融入了作者的疼痛、血肉与体验。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作者何以采用如此繁复的叙述方法：作者无法“透明”地观察那个时代，只能从个人体验出发，迂回婉转地进入那个年代。而对于那个年代，作者也怀着复杂而缠绕的情感，面对挥之不去的成长经验，她既想重新回到过去，探寻那个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想与之挥别，毫无羁绊地生存于当下这个时代。既想重新“回忆”又想“告别”，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与这个时代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不仅是个人经验，而且整个社会的生态、精神与氛围也都发生了变化，而置身于这一巨变之中，敏感、细腻的作者感慨系之，这部小说便可以视为其留恋与缱绻、“告别”与反思之作，其间种种困惑、矛盾、挣扎甚至隐秘之处，只能以复杂的叙述态度才能表述。 《告别的年代》是黎紫书在盛名之下第一次创作长篇小说的尝试，在后记《想象中的想象之书》中，她谈到创作这部小说的困惑与心路，从“羞于启齿地渴望着写一部长篇”，到终于“安装了最后一个句号以后，无比心虚却意志坚定地即时逃离小说现场”，让我们看到了她对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敬畏。她说，“而我选择了长篇小说，因为那里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说出各自的对白”。香港作家董启章在《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答黎紫书〈告别的年代〉》中，提出“长篇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为什么还要写长篇”这一问题，他从“文学终结”、“经验匮乏”、“边缘文学”这一铁三角似的危机结构，阐明了海外华人作家共同的焦虑，最后他给出的写长篇的理由是，“对抗匮乏，拒绝遗忘，建造持久而有意义的世界”。对于年产量超过4000部长篇小说的中国大陆文学界来说，这样的焦虑似乎很遥远，但正如董启章所说，“大陆文学的终结也因此很可能会在毫无意识中悄悄降临”，如果我们将这里的“文学”限定为“纯文学”或“严肃文学”，那么董启章所指出的或许正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告别的年代》对于大陆文学界的价值，就不仅仅在于“写什么，怎么写”，也在于其内蕴的对长篇小说乃至文学本身的焦虑与危机意识。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09日 11 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5月09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