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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是海外华文文学中常见的话题，以往是夫妻陪读，现在是父母陪读，而陪读者的身份如何确认，如何安置自己？这是陪读者最大的问题，因为“陪读”一词本身带有强烈的附属和从属意味。于是，在夫妻陪读的现象中，极易带来陪读者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和委曲求全性。在《不一样的天空:陪读十年纪事》[1]一书中，作者以纪实的笔调写出了一帮在加拿大陪读的女性群像，为了家庭孩子，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专业，在人地生疏的异国成为家庭主妇或打工者，忍受丈夫的欺压等。因为有着朦胧或强烈的女性意识和自我实现的目标，他们都在追寻一种更为确切的自我定位，每个人都有着反抗和出走的欲望，然而又都不可避免被拽回家庭的命运。在具体的作家笔下，陪读女性并不一定都具有非常清楚的本体意识，为自己的从属位置感到屈辱而反抗，相反在国外留学和生活的情境中，可能会因为民族意识的增强而遮蔽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陪读者形象中，陪读女性的形象比较普遍，作者往往着重表现陪读女性被忽略、被牺牲的状态，而后生发出追求女性主体独立的强烈愿望。当然也有男作家解剖陪读男性独特的内心状态以呈现在国外如何惨失男性权威的尴尬境遇，比如《曾在天涯》。本文以《考验》、《陪读夫人》、《望断雁南飞》及《曾在天涯》四篇小说为例，分析在不同作家笔下呈现出的陪读者形象的差异性，其中包括陪读女性的觉醒差异，男女视角对陪读女性出走的不同解读，以及陪读男性与陪读女性的不同心态等。陪读者形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人了解中国女性在异文化环境中如何追寻自我，如何寻求女性独立解放的历程，同时也有助于反省男性权威。 一、出走与回归:陪读女性的悖谬 《考验》和《陪读夫人》是比较典型的陪读题材的小说，虽然写于不同年代，却表达着同样的主题:女性在家庭中如何实现自我价值。长期以来，女性的独立解放首先表现在走出家庭，然而对陪读女性而言，悲剧是她们已经获得了走向世界的机会，却依然走不出家庭。因此，在海外的背景尤其是被视为女权运动前沿阵地的北美地区来探讨中国女性的独立解放，充满了意味。正如王周生本人所言:“那些原本学有所长的陪读夫人，更是找不到自身价值，整日处于无根的痛苦之中。……很难想象，在如此富裕的地方，在如此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竟会有这样愁苦郁闷的一群”[2]。 《考验》是於梨华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小说，主要讲述吴思羽和钟乐平夫妇在美国学术界闯荡十几年的经历。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就是华人学者在美国学界所受到的排挤和欺压，这条线索使得小说呈现出强烈的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感。而另一条线索则是吴思羽与钟乐平之间的情感破裂，实际上也是吴思羽寻找自我的努力。小说中吴思羽的离家出走与钟乐平的终身教职有内在关联，正因为钟乐平本身所具有的儒弱、退缩、息事宁人等典型的中国做派使得吴思羽最终决定离开。钟乐平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却不具备人文精神。整天埋头做实验，不懂得如何为人交际，甚至连家人都无暇顾及。他的努力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终身教职与他擦肩而过，系里的犹太人鼓励他起来反抗，吴思羽也鼓励他去积极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钟乐平显得郁郁寡欢，不能决断，而他与生俱来的中国男性共有的大男子主义习气，强烈的占有欲等都让吴思羽感觉到逼仄。当孩子们逐渐长大，吴思羽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将来，而不是和丈夫孩子联系在一起的命运。 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和《考验》有着类似的结构，同样是两条并行的线索。主人公蒋卓君为了安抚在美留学孤寂的丈夫廖沈，带着孩子森森从上海来到美国陪读。因为经济紧张，蒋卓君不得不出去打工，一边学习英语。她在一个白人中产家庭里做保姆，从此她的人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从中学老师到保姆的职业变化，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因此，《陪读夫人》一方面极力描写蒋卓君在白人家庭中遭受的屈辱及与之斗争的经历，另一方面则突出蒋卓君夫妻之间的关系变化。虽然是类似的结构，但两部作品却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考验》更侧重于吴思羽对夫妻关系的思索与反省，文化冲突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导引；而《陪读夫人》却更侧重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碰撞，夫妻关系的变化更多的源于这种文化碰撞而不是女性的自我反省。 於梨华是个女性意识较强的作家。《考验》虽然是以第三人称全知方式来叙述，但人物的内心却写得较为真实可信，尤其是吴思羽的内心冲突。小说中，作者让吴思羽独立发声，为自己被忽略，被埋没的命运而感到不平。她直接对着钟乐平喊出:“你完全以你的事业做中心，这当然我也能了解，可是你竟然连我、连家，一丝一毫都没有想到。我连做个附注的资格都没有!难道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没有我的喜憎？没有我对事对人对地的感觉？难道我只是你口袋里的一条手帕，要用时拿出来揍鼻涕抹汗擦眼镜，不用时放在袋里，随你带到哪里去？不见天日？记得了拿出去洗一次，不记得时让它在袋里发臭发霉，以至于发烂？!”[3]女性究竟在家庭中担当怎样的位置，是不是就只是一个主妇，为了丈夫放弃自己的一切追求。男性是否应该尊重女性，即使是一个家庭主妇，男女的地位何时才能真正平等。这些问题其实一直是於梨华本人思考的问题，她曾在《考验》的后记中提到自己留学美国后10年，在别人看来成绩不坏，但自己看来却另一番景象:“丈夫日夜为学界中不合理的永久聘书挣扎，自己又在奶瓶尿布中再三默问出国的目的”[4]。作者借吴思羽多少折射出她自己的经历。吴思羽真诚，善良，渴求自己的空间，她也真正支持丈夫，为何最终选择走出家庭，归根结底，还在于中国男性权威在海外的延续。钟乐平尽管接受了美国高等教育，然而对于美国文化中的平等概念毫无了解，对西方文化中的绅士文化亦无深刻的体悟。因而，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思羽眼中的白人邻居很民主、绅士风范，而钟乐平却事事专断，从不尊重妻子的意见。吴思羽比较愿意接受西方文化，她乐意做一个被人尊重的女性，她希望有自己的专业，因此去学校选修课程，和同学一起探讨问题。她希望丈夫可以尊重自己，至少在搬家前询问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直接告知结果。尽管《考验》经常被认为是於梨华对海外学术界真实境况的揭示，但自始至终，作者关注的还是吴思羽的独立反省，终身教职一事使她更清晰地看清了丈夫的个性，从而坚定了她离家的决心。 王周生也是比较关注女性问题的，她以亲临的姿态将陪读女性的命运展现给读者，其中充满了辛酸，充满了屈辱和奋斗色彩。尽管王周生本人很希望读者将《陪读夫人》当作一个女性独立文本来阅读，而且在后记中也提到她对那些陪读夫人们的同情[5]，但是文本中对蒋卓君自我反省的关注较少，而将大部分的篇幅放在了表现文化冲突的问题。小说两次较为集中提到蒋卓君跟丈夫之间的感情裂痕。第一次是在露西亚家做了两个月后，她感觉到自己寄人篱下的痛楚，希望能有人倾听，并得到丈夫的支持，离开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家，然而丈夫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怀。另一次是丈夫许久没有回来，对她有所期待，然而她只感受到丈夫对她情感的忽略，有一种被强奸的屈辱感。在小说中，蒋卓君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很多想法都很含蓄，内心她很希望丈夫能够体谅她，能够在她伤心失意的时候鼓舞她，但是她同时认为作为她的丈夫就应该心心相印，能够主动承担起这些责任。然而廖沈认为自己这么刻苦努力都是为了家庭，他已经付出很多，只要妻儿有个稳定的住所，这已经是最幸福的了。男女在情感需求上的差异导致这对夫妇在婚姻问题中的波折，而廖沈也将蒋卓君与实验室的法国女孩有过比较，蒋卓君比较实在，适合做老婆，能够为自己牺牲。由此可见，中国男性的传统婚姻观，选择女人的价值观。此间，倒是乔丹对蒋卓君的情感显示出真正的两性相吸的原始性，温婉、善良、智慧、美丽使得乔丹倾倒，在与露西亚的自私、刻薄、任性等缺点的相比之下，蒋卓君的人格魅力更为突出。这又一次体现出两种文化对爱情的不同理解。因此，尽管作者试图要表达一个陪读女性的痛苦，但文化冲突的问题却占了上风，使得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关注只能退居二线。而且在90年代初期，该作品问世之时，大多数读者还是将其作为一个典型的海外题材来加以分析，过多地关注其中文化冲突的话题，尤其是蒋卓君和露西亚之间有关金钱、友情等问题的争执。[6]而蒋卓君的出走也是因为文化矛盾而不是夫妻矛盾，从整篇小说来看，蒋卓君并未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与吴思羽相比，她更传统和被动，如果没有在白人家庭作保姆的经历，相夫教子的生活不会给她造成困扰，也可以说是文化冲突引发了她对夫妻关系的重新审视。最终，她还是回到了丈夫身边，继续当陪读夫人。 以上两篇小说都可使读者感受到双重文化夹击下的华人夫妻对爱情、家庭甚至自我的重新认识，然而作者本人的女性意识和独立自省往往决断小说的倾向。於梨华以其强烈的女性解放和独立意识使得吴思羽更为坚决果断，而王周生笔下的蒋卓君则含蓄委婉而且忍辱负重，从而掩盖了作品本身的立意。这两篇小说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刻写陪读命运，无论是强烈还是含蓄，都指向同一个目标。然而，男性视角下的陪读女性究竟呈现出怎样的景致，会有何区别？陈谦的《望断南飞雁》[7]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 二、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独立 陈谦的小说有个比较好的叙述视角，即从男性的角度来解读女性为何出走以及男性如何看待女性出走等问题。鲁迅当年曾经写过《伤逝》，以涓生的语调来回忆他与子君之间的爱情与破裂。这种男性视角的叙述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涓生在子君去世的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叙述过程中却因为其男性的身份而掩盖了许多真相。陈谦的《望断南飞雁》也是一部以男性视角来解读女性出走问题的小说。在《爱在无爱的硅谷》中，陈谦以女性视角解读苏菊为何离开稳定而成功的利飞，十分切近地写出了女性的选择，为了精神的爱而放弃眼下的生活，结果却让她失望。平庸的中产阶级生活固然没有吸引力，然而荒原生活却那么脱离实际，何去何从，女性的选择似乎不能两全其美。 《望断南飞雁》可以说是一个续篇，陈谦在此更为理性地思考女性的精神独立。南雁跟着沛宁来到美国，本来期待着获得新生，成为一个有翅膀可以飞翔的独立人。然而，来到美国，她成了陪读夫人，全职妈妈，一个平凡的实验员。对此，她不甘心，这些与她当初的期待相差太远，于是她想要改变，离家出走是唯一的选择。她去学校读书，专攻自己喜欢的艺术设计来实现多年前的梦想。沛宁在南雁离开后，通过回忆来反思自己与南雁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他始终未能理解南雁为何离家，为何她总是强调“我”，而不是“我们”。在沛宁看来，自己成功了就意味着妻子也一样实现了美国梦，男性对家庭的考虑都是以“我”替代“我们”，只要“我”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在小说里，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出现，因此，他无法理解和感受南雁内心对“我”个人成功的渴望。 南雁到美国来，得到朋友张妮的鼓励，她说“在美国你想是什么就是什么”，南雁以为可以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然而，在生活里，她只感到郁闷和压抑，小说借沛宁的回忆把南雁几次较为突出的情绪变化一一呈现出来。第一次是刚来美国不久，沛宁忙于实验，两人总是交错而过，没有任何交流时间。一个春日早上，做完爱后南雁在沛宁的臂弯里哭出声来。沛宁以为是陪读太太们都会经历的心理适应阶段，然而南雁的心里却认为这种生活“too bad， that is not my American dream"。朋友张妮的变化也让她不寒而栗，张妮让她看到美国的希望，但同时也让她看到了“钢丝悬崖下的一堆堆白骨”。许多陪读夫人都成了牺牲品，为了能够支持丈夫，为了家庭的幸福完整，他们自愿放弃自我，成为殉葬品。这就是现实，南雁尽管有不满，但还是按照常规继续生活。接受沛宁的意见做生物实验室的实验员，攻读生化本科，获得学位，生养孩子。第二次情绪爆发是沛宁的导师米勒教授来访。此时沛宁已经工作，有个光明的前途，在实验室举足轻重。米勒恭喜他们实现了美国梦，沛宁事业有成，南雁经济独立，而且有房有车有孩子。晚上侧卧的南雁压抑地抽泣，她说“那是你们以为的我的美国梦，是你们塞给我的，包括我妈”。她说出了自己这么多年来压抑的自我，被安排的委屈，她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同样，沛宁无法理解。第三次情绪失控是在沛宁出差后孩子生病，自己独自照顾，劳累不堪导致精神崩溃。同样是压抑的哭泣。此时她开始质问自己的生活意义在哪里，孩子对她意味着什么。"We have no life……我都没有活好，自己都没有活出来，延续什么？……这样重复着责任，有什么意义？”而这次争吵的结果，却是让南雁彻底地回到了家庭，做了全职家庭主妇，以支撑沛宁和孩子们的生活。从此，南雁变成了一个有洁癖的女人，不停打扫卫生，忙于接送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经营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然而，内心并没有平静，而是不断在滋长更为激烈的爆发。最后一次情绪爆发是在看到邻居越南女子阿娇的成功后，她的哭声有些放纵了，虽然也是压抑着，但一声长过一声。“我哭我的梦，我哭我来美国也不曾有机会重新来过。。……我听你们的话，做实验员，培养标本，处理细胞，照顾小白鼠。不是实验员不好，可那不是我的生活，但谁在乎？谁？”正是在这种情绪的触动之下，她决定离家出走。当然出走也是考虑到孩子的长大，沛宁工作的稳定，她可以离开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离开之后，她坚决不回家，只给孩子打电话，甚至给孩子送圣诞礼物也是悄悄放在门口随即离开。这一切都让沛宁难以理解，难道她一点都不思念孩子，为何她那么执着地追求自我的梦想，为何这样柔弱的南雁也拥有一颗坚持的心。 陈谦十分细致地写出了一个不安于命的女子的痛苦，她每个时段的情绪转变和违背意愿的决断。她一直纠缠于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之间难以脱身，一次次延宕自己的出走，陈谦体谅地写出了一个女性真正决断的困难。在家庭生活中，女性自然而然承担着众多的责任，照顾孩子，处理家务，无条件支持丈夫的工作。这不仅仅只是陪读夫人们所需要承受的压力，也是所有女性的共同之处。而陈谦恰巧以这种方式给读者了解男女意识的不同，正因为南雁背负着传统以来为人所不齿的“背叛者”形象，所以作者让似乎是站在正面立场的丈夫沛宁来分析整个事件。这种性别视角的差异产生了诸多解读空间，让读者看到更真实的男性思维。沛宁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强烈的男权思想，他一向以为自己的想法应该得到南雁的支持和肯定，并且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南雁之上，认为自己的想法完全关乎整个家庭，“我”的成功可以代表“我们”的成功，而忽视了南雁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在他的理解中，南雁一直是个需要依靠的女性，是一个可以由他塑造的，而他的初恋情人则相反。然而，陈谦要让这两个女性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坚持的心。在小说里，我们可以明显意识到作者建立的强大“姐妹同盟”（sisterhood），其中每一个女性都有走向独立、追求自我的主体意识，包括南雁的妈妈及她的好友张妮，越南女子阿娇。相对而言，男性则处于孤立状态，沛宁显得势单力薄，即便如此，这种姐妹同盟并没有成功冲破世俗观念或者突破男性权威构成的网络。南雁的妈妈心高气傲也只能认命屈居边远小城，张妮虽然认定美国可以重塑自我却被困于尿布奶瓶，阿娇尽管成功却只身片影。 三、中国男权意识的海外延伸 从五四至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空转换，我们似乎停滞不前，从涓生到廖沈到沛宁几代人之间有实质性的改变吗？不管他们身在何方，即使到了开放自由的美国，也依然拘囿于中国传统的男权思想之中。因而，站在女性立场，我想於梨华、王周生、陈谦他们都是失望的，面对这样的事实场景。然而，他们还能够以何种方式来呼唤和寻求女性自我的独立和空间。更有意思的也许是将阎真的《曾在天涯》[8]放在这里进行比较讨论，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男性对陪读身份的解读。高力伟的妻子林思文在加拿大留学，因而有机会出国陪读。事实上，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高力伟对这一身份的抗拒，出国前并不是很积极，甚至背着妻子与别的女孩有一段恋情。作者竭力把高力伟塑造成一个多情才子，然而又极有自尊，在加拿大的日子里，他始终作为一个压抑者的形象出现。高力伟被作为附属进人加拿大社会，遭遇一系列的挫败，包括与妻子的性爱、找工作等。他与妻子林思文之间的冲突，往往以“离婚”作结，实际上是掩饰自己作为男性无法撑起家庭主力的愧疚和不安。以至于最后选择离开加拿大，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无法适应异国生活，二是找不到自己的专业领地，但细细探究，这不能说不是和高力伟自身的男性地位突然受到挑战有关。到了加拿大，在妻子面前，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是的外来人，而且是个陪读者，受支配者；在别人眼里更是如此，需要依靠女人才能在国外生存；在自己内心，过分自尊自大的男性气概往往阻碍他进一步融入当地的文化。因而在这些弱势情境中，他迫切需要寻找比他更弱小的人物来显示他强大的男性特征，因而在与妻子分居后他结识了张小禾。但在接触中，当他发现张小禾也并非像他所想象的柔弱或需要一再依靠他时，只好选择放弃，准备回国重拾信心。 同样是作为陪读者出走的结局，女性陪读者思羽、南雁等往往走出家庭去更广泛的美国社会寻求出路，高力伟却返回中国寻求精神支撑。男女陪读者不同的追求颇有意味，而且在此结局中也蕴含着男性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身份确认的需求，而女性则更期待从社会独立中寻找身份建构的途径。在众多美华小说里，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女性更适合美国生活的表达，如陈若曦《二胡》[9]中大陆知识分子老米的妻子端木凯在美国极受欢迎，四处演讲座谈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成为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而老米则颓废低迷最终无法忍受妻子的强势逼人以自杀解脱。在很多美华小说里，似乎都隐含着女性更能够降低标准认同他者，她们的道德底线或者文化底线可以比男性更灵活，更能够适应外来文化。而上述作品中的吴思羽、蒋卓君、南雁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同美国文化或接受某些美国的价值观，如吴思羽对美国男性家庭责任感的认可，男女相互尊重的认可以及为自己利益而斗争的观念等。女作家擅长从女性的立场出发表现陪读女性被压抑和被忽略的人生追求从而生发出走的欲望，正是由于在美国社会中鼓励个人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成就自我，才会促使中国女性有勇气离开家庭实现自我。而陈谦巧妙地设置男性视角来观察女性出走问题，这种叙述方式不仅呈现出男性对女性离家出走问题的反思，而且可以更清晰地使读者意识到男性在女性出走问题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南雁不像思羽那般强烈地发出谴责，而是在哭泣中透露自己的心声，并以倔强的姿态转身离去，应该说作者在南雁身上倾注了极大的笔墨，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语调体现南雁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范畴内，男性可以维续其男性威权，而一旦脱离了这个环境，或者进人异文化的区域，他们即刻面临危机，所以控制家庭的意识愈加强烈。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高力伟在加拿大十分渴望能够掌控妻子或者女性，这是他唯一可以控制的，也是他男性权威的体现所在，当他发现这一切都受到威胁时，只能选择退却。或许我们不能简单认定这是一种男权思想的海外延续，而应该是面临文化冲击时不得不攫取的依靠，如钟乐平对思羽的霸道等表现都源于此种心境。那么，沛宁则认为南雁就是设定的妻子、母亲，他并没有真正深入理解过南雁，即便是在一次次哭诉之后。这正体现出沛宁心中潜藏的传统观念中男性对女性的设定性看法，波伏娃在《女人是什么》中提到，女性一开始就被设定为妻子、母亲等角色，在家庭生活中，他们必须接受此种安排。“妇女在家中的工作并不可能给予她意志的自由或人身的自由。她的劳动并不直接造福于社会，并不能开拓未来，也不会出任何产品。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和其他人相连接，那些人超越自我，走向社会，积极生产。也就是说，她的工作非但不能使她得到自由，反而使她依赖丈夫和孩子。他们赋予她存在的意义，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她只起到次要媒介的作用。……因此，她们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人。不管怎样尊敬她，她总是附属的、低一等的人，是寄生的人。她所遭受的不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她无力掌握自己生活的意志。”[10]男性通常认为女性角色的划分属于约定俗成，根本不会对此进行反思，甚至在女性反抗或者离家之后，男性依然难以理解。在沛宁看来，南雁根本就是可怜的，因为资质平平却要好强到离家出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甚至后悔早知有一天要支持一个平凡的女人去实现所谓的梦想，还不如选择他那真正有才华在科学上被证明有天赋的初恋情人王镭。因此，在沛宁的思想里根本无法清除他对南雁的轻视和贬低，尽管他总是怜悯的口吻来回忆南雁，正如《伤逝》中不断流露的涓生的叹息一样，似乎子君的变化和逝去与他无关，他只是充当一个旁观者给予同情和叹息。 四、结语 从以上四篇小说的分析来看，尽管男女视角呈现出对陪读者身份解读的差异，但对陪读者身份的从属性和依附性都是确认无疑的。因此，陪读者才会为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而挣扎努力。但陪读女性为追求自我实现而离家出走，陪读男性则往往因为无法维续男性权威而离开家庭，寻找新的掌控对象。当然，陪读女性并不都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在不同作家笔下会呈现出差异性，然而内心涌动的女性意识是共同的:她们渴望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世界。她们更愿意追求自我的美国梦而不是被给予的“我们的”美国梦。而男女视角观照下的陪读者的离家出走则强烈折射出中国男权意识在海外的延伸，女性视角更强调男女平等和女性自我实现的目标，而男性视角更强调男性对女性独立的无法理解和畏惧感，他们害怕失去稳定而传统的家庭关系因而更强烈地要求控制女性。通过对这些陪读者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和了解在在异文化中华人女性的独立之路以及华人男权意识在他文化中的延伸。 注释： [1]原志:《不一样的天空:十年陪读纪事》，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2]王周生:《陪读夫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247页。 [3][4][5]於梨华:《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第365页；第246-247页。 [6]王月琴:《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及阻隔—读长篇小说<陪读夫人>》，《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张景超《一种病态人格的演示——我看<陪读夫人>》，《文艺评论》，1995年第1期；沈善增《陪读夫人的突破》，《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3期，周伯军《从<留守女士>到<陪读夫人>》，《上海艺术家》1996年第4期。 [7]陈谦:《望断南飞雁》，《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第4-19页。 [8]阎真:《曾在天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9]陈若曦:《二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 [10]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么》王友琴、邱希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37页。 作者简介:李亚萍，女，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载：《华文文学》2011.1 原载：《华文文学》201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