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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飞速发展，人类的生存危机与社会的冲突日益增强。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感的作家，其作品必然具有个人主动参与历史的当下性。也就是说，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是作者通过思考当下，回顾过去，探索未来于日常生活中正在感受与磨砺的东西。个人诠释的故事及其人物形象的刻画，大都来自作家平日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是客观的。问题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他的个人诠释，如小说它所必备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之客观构成要素外，还必须要发自作家在创作时突然奔涌的源自心灵内在的正直之思，在精魂高蹈的状态下，形成一种将自己的生命原质与客观描述事物合成的岩浆，喷发出令人敬畏的高度。而这个合成不可或缺的正是历史范畴中的政治，可我们的作家，却往往有意无意在躲避政治，导致作品社会深度不到位，所以人们翘首期盼的经典之作也就迟迟未能出现。作家的高度敏感与社会责任性，会驱使他的作品成为一种人类良知建设的正面目标。社会对优秀作家的杰出作品的认可及其关爱，也就会由此升腾起一个社会的文化热浪。一部作品的优劣，特别是其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的深度与高度，均在于作家自身文化素养及其敏锐观察力中折射出来的那种历史的觉察能力。没有政治维度的文学作品，是很难成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与美学高度的经典作品的。 文学发展的内核当然在于叙事与故事。当惊悚与悬疑加点青春味的佐料成为中国文坛之领军，更有一班资深的编辑与评论家从中大加吹捧之时，就不得不让人去考虑作为真正文学之小说，它的叙事与故事应该是怎样的。以历史(当代也即历史)与虚构、现实与梦幻交叉互进的叙事，反证出当代世界物质社会的现状与人类精神层面的多样性，甚至在正常的社会(科技与经济)发展与随之产生的不正常的戕害社会与后代之生态环境的种种荒唐、离奇，乃至残酷与变态的种种，作家该以怎样的故事去表现，以怎样的叙事立场(位置)将故事发生的场域(域外)作肉眼观察、生活体验、心灵思考，让敏感触须在叙述或者说以怎样的艺术创造性对现存生活种种景象作快乐与痛苦的魂的追杀与智的诠释，以作家特有的对时代的感觉的精神诉求，去凸显有别旧巢穴之文学(小说)中的叙述与故事构成，并在此中让精神之河在小说中有力流淌又波澜汹涌，从而既强化叙事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又能将审美意识一起搅起流动，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自觉意识——由阅读体验自觉进入到精神焦虑的层面，从中让人能自觉成为一位不同类型的当今世界精神担当者。这应该也与人们期盼有传世的撼人心魂的经典之作问世的意愿是相呼应的。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那么，叙事方式上的创新就不仅是技巧式的匠人文艺的表现，故事的显性与隐性甚至复式构成或发散消弥也非吸人眼球的钓饵，而是美学意义上的人性的自难与拷问，即是你对日常生活之习惯现状存在的自我批判。拥戴文学之士常常会说文学是永恒的，怎样使文学不间断地滋生常青性，让文学真正永恒起来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作家叙事的位置。呐喊与敲警钟是同一层面的不同方式，问题在于这些作家所看到的并在文中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只有这样，文学才会自觉见出永恒来。所以叙事方式与故事构成不在于新奇，而在于精神的深度开掘。这也是接续中国传统文化之“道”与“善”的当然的脉冲之点。叙事与故事，还涉及到一个作家与文学本身的关系。当作家以作品作为文化记忆来进行创作时，他以历史再现的隐性特殊身份与文学的关系也就同时存在了。历史的再现并非绝对是历史的真实，文学的虚构更给历史的真实有了多元的当下性的再现，所以，唤起读者想象的重构，就又形成了作家、文学、读者三重关系。在多元的维度里，一切都是发展的，而发展之深刻，就在于文学展现的比历史存在的更为深刻。文学创作在已有的历史之中或之上的状况，即文学创作在占有和回顾历史或面对当下发生与正在发生的事件时，作家与他的作品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存在的状态，也可说是作品与作家同时展现在社会与读者群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新貌。在这里，状态就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关系现象学的理论话题。 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至今未能产生巨著，关键的一点在于作家想象力的贫乏。中国作家在整体上已充分表露出了自由想象力的蜕化。其实想象力的所指也非内中一定要含何种广阔博大的元素，而在于作家自身想象展翅的起飞之点，一定要克服自我局限，以自由、独特、超越的精神，去努力寻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现有差距，在他者的文化陌生中感悟出新认识，以提升刻画的视域。将描绘的现象通过文字语言的独特性，转化为人类内心在不断寻求、不断澄静又不断攀升的人文需求，进而成其永远没有句号的对人类心灵探索的一份终极关怀。一个作家要出杰作，首先在于超越自我，才会成为可能。一个时代的杰作，与一个时代真正的文明降生是一样的，它必然伴随着阵痛与创伤。变化与超越，创新与毁灭，这就是作家与文学的关系的真正所在。 中国当代文学令人焦虑的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作品生命的质感与它的时代性格，同样与想象力共同构成了对当代中国作家发展的威胁。假若我们在读作品的时候，能读到生活汇集在这里的巨大的热量，能在小说的叙述中，瞥见我们自身的局限所不能看到想到的更深层的东西，从而能再次进入与作家创作时激情加高度理性的状态，作真切的主体思考与批判，随着叙述进入迷茫、被扭曲、疑问与之后来的一次真正的审美(丑)清醒，那么，小说生命的质感就会自然地流到读者的心里。时代的性格不是简单的去印证时代曾经出现的一些事物与现象，也不是将人物性格或作品的特性硬硬地往时代特征上镶嵌。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产生新语言的时代，产生多元思维的时代，产生走向全球化的孵化新异与思想的时代。当然更是能够产生独具只眼与独立个性人物的时代，这一些，综合成了既是现代意义的，又是后现代主义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及随之化出的颠覆性、焦虑性与这故事与非故事折射出来的时代性。与生命的质感与时代性格直接相关的带连出来，还有作家创作的心理状态这么一个可能的插曲。中国当代作家缺乏疯癫(或疯狂)式的创作。他们往往只是冷静地去刻画一个心灵已几经琢磨的故事，或虽曾经激动，但其时为写小说，已经脱身于激情之外。当然，我并不是想让优秀作家的创作一定要处于疯癫的状态，而是说创作中有时他必须有潜在的这份因素在内，并由此生出笔下具有时代疯癫性质的人物。但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似乎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在他们的作品里能看到晨曦冉冉升起的清爽，能听到山泉淙淙的流声，能闻到穿透最后的雪痕融出的春气，能感受深夜静穆中空气与暗色相互杂入的那份缠绵。但我们在他们的作品里听不到大海辽阔的笑声，看不到奇峰力拔蓝天的韧力，嗅不到狂风隐藏在平和空气中潜行的影踪，感受不到战争与和平在当下性中的变幻的玄魔。大气，荡涤宇宙的大气，雄浑，震撼山河的雄浑，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不正是大气与雄浑吗。 与生命的质感和时代性格相关的，还在于文学在歌唱生活的同时，还应该真实而非作秀地袒露生命与灵魂的伤与痛。小说内在的作家的思想，社会诸多层面诸多人物的欲望，历史的与现在的甚至将会带出未来的各个阶层的人之为人的行为，在小说情节，故事建构与解构、人物语言的刻画、宏大叙事的社会场景、细节描述的精澄剔透，与人类与社会共建的生存模式随着写作在纵深发展中，而生发的深化、扭曲、重复的生活真实与文学的虚构去反映从未中断过的人间悲剧。这里，文学作品是在美学(审美)的指引下自觉承担起社会担当而给力于读者的灵魂。文学作品是作家个人的，但更多作品又是社会的，是社会群体的精神滋补品。伟大的生命在文学的创造性体验中，更显得美好与高尚，同时也被揭露得更丑恶更卑贱。它使人们感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现实，可是我们又有更坚定的信心相信生活。这就是小说在以它自身的特性诠释柏拉图绵延数千年的“理念”。追寻生命的那份纯真，是每个作家创作过程的信念必然。所以，真正的文学作品决不是比技巧比形式，最后滑向制作工艺的类辙，“作为人的精神存在的方式，文学提供给人的应该是灵魂的关怀和诗性的拯救”，它也不应该“堂而皇之地让精神向感觉退守，诗性向物性退守”。中国当代折射时代的焦虑，担当后现代之后悲剧时代的人文关怀，揭示生态危机与精神的堕落，剥离后现代之怪异种种，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深度与厚度。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