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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活跃着聂华苓、雪飞、虹影等一批三峡籍作家。近60年来，他们不仅为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出了诸多开拓性贡献，而且以动人的三峡书写促进了三峡文化在台湾和海外的传播。考察他们在台湾和海外的文学活动，评析他们在不同文学领域里的非凡创造，对深入认识台湾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多元化特征与地域文化因素，梳理三峡文化与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促进三峡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皆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蜚声海峡两岸与世界各地的三峡女儿聂华苓 聂华苓于1926年出生在三峡东大门宜昌，1949年携母带弟流亡台湾。作为三峡的女儿，她对三峡有特深的感情和难忘的记忆。在随《自由中国》杂志所谓“叛乱罪”而来的抄家监视与痛苦孤寂之中，她写成了以三峡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她说：“抗战期中我到过三斗坪……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是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了三斗坪的故事吧。”[1]正是基于这种强烈与深沉的三峡情怀，所以在小说那神奇迷人、气象万千的三峡风情画廊中，就既倾泻着作家对三峡的无尽思念，又浓凝着对祖国和民族的炽热情愫。同时，作家还站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汇点上，通过对抗战时期三斗坪的战乱惨景和三星寨种种悲剧人生的描绘，形象展示了抗战时期民族悲剧在三斗坪的缩影和封建文化所制造的人生悲剧在三星寨的延伸，作品也由此生发出深刻有力的社会政治批判和历史文化批判，并于深广的忧愤中内蕴着作家对三峡故土和祖国民族深沉的热爱。这部内蕴丰厚、抒情性极强的小说，充分显示了三峡作家对台湾怀乡文学的开拓性贡献。 在《失去的金铃子》以后，聂华苓又推出了长篇力作《桑青与桃红》。作品在抗战时的三峡、解放战争时的北平、50年代的台湾和60年代的美国这一广阔背景上，展示天真纯美的姑娘桑青被外部环境威压迫害直至精神分裂而成为荡妇桃红的悲剧，具有强烈的时代感、鲜明的普世性和历史的纵深感。小说的第一部即明确标题为“瞿塘峡”，并曾以《瞿塘峡历险记》为名在《长江》杂志1980年1月号上单独刊载。在这一部分，作品以“桑青日记”形式展开了对时代悲剧与人生悲剧的描写。桑青随难民沿长江西逃巴蜀，却被困在瞿塘峡口无法进退。循着桑青们的流亡线索，聂华苓再次展开了对长江三峡的深情描绘。于是，峡江激流，两岸峭壁、三峡纤夫、连同黄龙滩、鬼门关、滟预堆等险滩，巴东、巫山、黛溪等峡中古镇和石板衔、杂货铺、小茶馆、担担面等古镇风情，都一一出现在读者面前。尽管这部小说第二、三、四部的描写空间已经逸出了长江三峡，但在对长江三峡的描绘上，它与《失去的金铃子》仍堪称交相辉映的双星之作。这部作品被海外评论界称为是华人作家的一流作品，并认为其文学价值将永存于世界之林。而世界各地先后用11种文字将其出版，也证明它确实享有相当广泛的世界声誉。 抗战时期，聂华苓曾以学生身份在重庆生活7年之久，从而形成了深深的山城情结，这在她出版于1984年的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之中有突出表现。这部作品以混血儿莲儿赴美寻亲为线索，将历史和现实、中国和美国、重庆与爱荷华、战争与爱情紧紧连接在一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中美两国人民情谊的动人故事。 在19世纪后期，布朗先生和另外两个家族，从爱尔兰来到美国参与爱荷华州偏远小镇石头城的开发建设并成为一方首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他的儿子威廉·布朗（彼尔）两次来到中国重庆。他深入中国社会和学生运动，崇敬中国人民的精神品质，并与大学生柳凤莲相识相爱。后来，彼尔在一次采访中被误伤致死，给柳凤莲留下遗腹子莲儿。在中国大陆解放后，莲儿因“美国爸爸”和“右派妈妈”而深受牵连、历经磨难。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莲儿终于得以去美国寻亲，但祖母玛丽对莲儿怀有敌意和戒心，莲儿对美国的一切也很不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祖孙俩终于相认相知相爱。千山之外，生命之水绵延不绝；万里之遥，中美人民情意相通。聂华苓在这里书写的已不再是浪子的悲歌，而是对中美两国人民情深谊长的歌颂与祝愿。基于一种深深的山城情结，聂华苓不仅让这一曲深情动人的中美人民世代友好之歌激荡在山城重庆，而且展开了对山城重庆大量的具体描写。于是，嘉陵江、朝天门、沙坪坝、两路口、小龙坎、南山公园、重庆大学等知名之地便一一出现在聂华苓笔下。如果没有深深的重庆记忆和山城情结，在一个已离开重庆近40年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笔下，是不可能把重庆写得如此形神兼备和令人神往的。 聂华苓的三峡书写是广阔而丰富的。她不仅深情描绘了难忘的长江三峡和山城重庆，而且还描绘了难忘的三峡橘乡。在短篇小说《姗姗，你在哪儿》中，作者借李鑫在台北寻找当年纯情少女姗姗时的回忆，把自己记忆中那充满牧歌情调的三峡橘乡鲜活地展示开来，从而让橘乡风情、巴渝农家、纯情少女共同组成一幅令人神往的三峡橘乡图画。这样一幅深藏于作者心中的美妙图画，与现实中的漂泊流浪、都市的浮躁喧嚣和世风的颓败庸俗是很不一样的。正是在这种“昨日”不再的悲歌中，聂华苓发出了“姗姗，你在哪里”的悲情呼唤。 聂华苓作为一位三峡籍作家，其杰出的文学活动不仅表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上，而且表现在她为促进海峡两岸、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所作的重大贡献上。她与自己的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于1967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成立的“国际作家写作室”，既是沟通海峡两岸作家、中美两国文学联系的桥梁，也是国际文学的交流中心。尤其是在海峡两岸文学直接交流尚未开始以前，是她在“国际作家写作室”中举行的“中国周末”活动，最早实现了海峡两岸文学的双向交流。为表彰聂华苓夫妇在促进世界文学交流上的杰出贡献，1977年世界各国270名作家联名推举他们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是现当代时期的三峡籍作家所得到的最广泛的国际性尊敬和最高的世界声誉，也是上下两千年的三峡作家走向世界，产生全球影响的又一重要标志。 二 又一个名扬中华和五洲四海的三峡女儿虹影 在海外华文文学名家中，还有一位三峡女儿是比聂华苓小36岁并定居在英国的虹影。虹影虽然没有像聂华苓那样饱经战乱之苦和流亡之悲，但也亲历了60年代的贫穷与饥饿和“文革”10年的狂热与混乱。这种特定年代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以及中外文化的熏陶浸润，必然会对这位三峡女儿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作为集小说家、散文家与诗人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虹影，在不到20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已向中外读者奉献了《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上海王》、《上海之死》、《k》（又名《英国情人》）、《阿难》、《女子有行》、《好儿女花》等10多部长篇小说，《纽约的恋人们》、《辣椒式的口红》等多篇（部）中短篇小说，《沉静的老虎》、《鱼教会鱼唱歌》等诗集和其他多种文集。近10多年来，虹影曾获美国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和罗马文学奖等多项国际文学大奖，被大陆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被《中国图书简报》评为“十大女作家之首”，2002年、2003年被《南方周末》、新浪网评为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其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中国台湾1997《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并被台湾选为青少年自选教材。《英国情人》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YEAP十大好书之一。她的作品已被译成25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在2009年，虹影还被家乡的父老乡亲公推为重庆形象代言人。和聂华苓一样，虹影有不少作品都是书写巴渝人家和三峡大地的，其间影响最大的是《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和《好儿女花》。 出版于1997年的《饥饿的女儿》是虹影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其核心内容是书写特定时代巴渝大地女性的苦难，这是虹影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以“我”18岁的生日为切入点，让回忆自然牵引出“我”一家在“文革”前后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在“我”的记忆中，从“我”一出生开始，与相伴而行的就一直是贫穷、饥饿、孤独和痛苦。6个儿女需要活着和父亲的受伤致残，使母亲一人不堪重负；特殊的私生子身份，又使“我”和母亲的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关于“我”的命运，正如母亲所说：“六六……，实话讲，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作为在饥饿年代来到人世间的三峡女儿虹影，面对着特定年代的饥饿、混乱与贫困，在当时由于自己的幼小很难有什么政治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她所拥有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经历和记忆。因此，作品虽仍以60年代初期与“文革”10年中的中国为背景，但它却并非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在90年代中期的再版，因为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没有痛切的政治批判和冷峻的历史文化反思，它所拥有的只是鲜活而真实的个体经验、个人记忆和一个私生女的内心世界，也是对历史尤其是对 “草民”历史的另一种书写。这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所说：“一般来说，从个人的角度描写的历史，由于是切身体验，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认同作者的喜恕哀乐，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正是这样一部将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史，活生生地凸现给读者的作品。”[2]著名评论家刘再复也说：“虹影把饥饿年代的苦难写得令人不寒而栗。而使我惊讶也是使小说艺术获得成功的则是：第一，作者描写苦难人生时非常冷静，和她以往的作品很不同，熬过大苦难的幸存的女儿，此时身在汪洋彼岸，无须浮躁，从容写下便令人惊心动魄。第二，作者不仅抒写了苦难现象，而且写了苦难重压下人的心理变态。人有饥饿到极点时无所谓羞耻屈辱，连‘强奸’也能麻木地接受。主人公‘六六’和历史老师的那种变态的爱，蕴含着沉重的悲伤，然而所有的悲伤都化解于濒临绝望的心理中。‘体验’和‘心验’是不同的，痛切饥肤的生理性体验有助于深化心理性的感悟。虹影写了自己体验过的一段历史，可说是真切又深切。”[3]虹影于2009年推出的最新长篇《好儿女花》也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作者在本书封面明确标识这是《饥饿的女儿》的续篇。发生在两部作品之间的变化是同一原型从“女儿”的自述转变为对“母亲”的叙述。小说从虹影由北京匆匆赶回重庆奔丧写起，一开篇就将丧母之痛撒满全篇。接下来又以母亲的丧事为磁场，集聚起母亲的4个女儿，两个儿子，左邻右舍和友人旧交，然后从容展开对母亲和她的诸多亲友的———回忆和叙述。作为虹影的母亲，在解放前就从家乡忠县逃婚重庆，被袍哥老大看上，生下大女儿后，因不堪毒打而再次出逃，遇上虹影的养父后又生下5个子女。她为了养活自己的6个子女和丈夫，长期做着男人们才能做的苦活重活，历经了当下的母亲们难以想象的人间苦难，忍受了一般女性所难以理解的付出与屈辱。即使世道变了，儿女们长大了和日子也变好了以后，她仍然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爱着她的儿女们。面对着这样一位母亲，人们所感受到的必定是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并会自然联想鲁迅在《颓败线的颤动》中对人之母的悲愤书写。 在追忆母亲和逐步揭开家族苦痛历史的同时，虹影还在为母奔丧与治丧的线索里，夹叙了自己的私生女身份，以后的浪迹四方，在国际文坛的声名鹊起与美好婚恋的变故等个人生活经历。这种对自我形象的真实书写，使作品在母亲形象之外给读者以更多的联想和思考。虹影曾说这本书既是写给母亲的，同时也是写给自己的儿女的。在出版《饥饿的女儿》时，她在扉页上的题辞是“献给母亲”，而在出版《好儿女花》时，她在扉页上的题辞却是“给我的女儿SYBIL”[4]。这显然是母亲意识在虹影身上的终于呈现，也是乃母精神在她身上的薪火相传。本书名曰“好儿女花”，这“好儿女花”也称“指甲花”或“小桃红”，虹影母亲的小名就叫“小桃红”，这是一种卑微的易生长而生命力相当顽强的花。虹影以此为书名，不仅因为母亲一生的际遇和个性如同此花，而且表明虹影对独立、坚韧和顽强的个性与理想的尊崇。虹影说：“这本书是关于我自己的记忆，是关于我母亲的故事。那些长年堆积在我心里的黑暗和爱。”“母亲是盐，对母亲不在这个世界上后，我感受到这点。”[5] 在2003年以前，聂华苓于1960年出版的《失去的金铃子》是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唯一书写长江三峡的作品。但到了2003年，虹影以《孔雀的叫喊》，改变了这种格局。著名评论家陈晓明曾说：“虹影在2003年伊始，突然出版《孔雀的叫喊》这确实令人吃惊不小。吃惊的不只是因为她惊人的写作速度，同时也是虹影如此面对中国当下现实的直接态度。”“这一次，她居然要对国内少有人问津的三峡大坝展开小说叙事，这颇有些令人费解。”[6]事实上，虹影之所以要以小说形式来书写三峡工程大坝，并不是以这种题材去简单迎合市场，也不是旨在为三峡大坝的修建谱写颂歌，而是因为三峡大坝的修建引发了虹影的忧虑，因而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她说：“从1992年人大决议建三峡大坝起，我的心就没法平息。我是长江的女儿，我是三峡的女儿。我有个愿望，我想写一本关于三峡的书，这是我心口上的事，我‘利益切身’的事。”[7]虹影并不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但她认为175米大坝将淹没大片城市和乡村，举世闻名的风景将因此改变，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将淹没水中，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情。除此之外，虹影所更为关注的是历史尤其是三峡草民的历史以及那些悲怆的，难忘的记忆将会怎样被淹没，经历了太多苦难的草民们会不会在这场三峡巨变中受到损害？ 在作品中，柳瑾在三峡坝区宾馆顶层对坝区的扫描式观察是虹影对三峡工程本身仅有的一次直接描绘。全书的书写重点，是柳瑾的良县之行。这里既是百万移民正艰难进行着的库区腹心，也是隐藏着太多秘史的柳瑾的出生之地。随着柳瑾良县之行的展开，《孔雀的叫喊》为我们同时展开了两个视角，也可以说是两个叙事点。其一是柳瑾本人，其二便是亲历了良县50多年风云变幻的陈阿姨。她们两人的目光一起投向移民正在进行中的三峡库区，而陈阿姨心中更装有一段柳瑾急于了解的历史。陈阿姨是柳瑾观察与叙述的对象，但历史的真相却是由陈阿姨来叙述的。 随着陈阿姨断断续续的叙述，当年的进军西南，干部南下，建立新政权，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曾经翻卷在良县大地的历史风云，也一一在我们面前展开。在这条历史的线索上，既有被柳瑾的父亲即当年的柳专员有意错杀的玉通禅师和妓女红莲，也有从东北一直打到川东的陈营长（陈阿姨之夫）和由团政委而改作地方大员的柳专员（柳瑾之父）。陈营长因反对枪毙玉通禅师和妓女红莲而被斥为政治立场不稳和有反党之罪而被开除党籍，削职为民并最终蒙冤而死。而柳专员却因此类事件不断立功和节节高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未能逃脱被批斗毒打和最终跳楼自杀的悲剧。然而陈阿姨却始终活着，从当年的县武装部长夫人和革命女性到很快沦为一个罪人、一个寡妇和一介草民，她既是良县近60年历史的见证人，同时也是良县草民历史的浓缩与凝聚。 作品中的柳瑾视角，其实也就是虹影的视角。被这一视角所观察到的，不仅有正在修建中的三峡大坝，就地后靠的移民新城，地方官吏的乱用移民经费，气派得像美国白宫一样的县政府大楼，豪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星级宾馆，奢侈得让人目瞪口呆的珍馐美味，同时也有移民的困难，移民的意见和移民的“闹事”。除了现实中的这些问题之外，从柳瑾这一视角所看到的，还有像陈阿姨这种蒙冤负屈几十年的三峡草民和像玉通禅师、红莲、陈营长等已被历史的政治风云所淹没的冤魂。著名评论家张颐武指出：“柳瑾和虹影的思考和观察是要捍卫底层的人民……在这小说里，人民在历史中间曾经受过很大的损害，但是现在人民在经济成长中，他还可能再度受伤，所以要保护人民不要受到伤害。这种社会的关怀情怀是非常可贵的。”[8] 《孔雀的叫喊》就这样以两个女性的视角共同推进着一个发生在三峡大地之上的“草民”的故事。那么虹影为什么要将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孔雀的叫喊”呢？这因为“一个是书里的意义——三峡的古文化里有孔雀的形象。”[9]另一个是“孔雀的叫喊其实是三峡发出的声音，三峡原来是非常美丽的，但现在孔雀开屏发出了一种叫喊”[10]。另外，“孔雀的叫喊实际上也是一个记忆的叫喊，关于中国的历史、人民的历史的一个记忆的叫喊。这个记忆的叫喊，通过《孔雀的叫喊》这个文本终于浮现出来”[11]。有评论家在谈到虹影及其《孔雀的叫喊》也说，虹影“是非常关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她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孔雀的叫喊》中充满对历史的苦难的记忆，和对现实的深切忧患，因为这些的确在作者的关注之中，或者为她所不能忘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姿态。然而另一方面，她的立足点又总是在普通人那儿，在小人物那儿，她的忧国忧民由此深深扎下根来，而不流于虚无缥缈。她总能体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愿望如何，这种愿望又是怎样难以实现，也许因为她永远是他们当中的一员”[12]。 三 以书写民族史诗而名扬中华诗坛的三峡之子雪飞 台湾当代著名诗人雪飞也是三峡之子。他1927出生于“鬼城”丰都，1948年随国民党军队流亡台湾，长期担任军医，退役后从事医师工作。在行医之余，雪飞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坚持以诗文抒发自己的思乡怀亲之情，对中华文化的深深孺慕和对民族统一、台湾未来的深切关注。这种自觉与长期的创作追求，使雪飞在群星灿烂的台湾诗坛上，以关注社会重大题材，具有真诚强烈的家国情怀，维护张扬中华文化，自觉坚守民族精神，尤善长诗写作和追求史诗品格等鲜明特点而显现着他的独特风采。从50年代步入诗坛迄今，他已出版了《山》、《大时代交响曲》、《雪飞世纪诗选》、《历史进行曲》等诗集和《滑鼠之歌》等诗论合集。其诗歌多次入选海峡两岸多种诗歌选集，并曾获“国军”新文艺金像奖，青溪文艺金奖，2002年诗运奖等多种奖项，除行医和创作外，他还担任着《秋水》诗刊社副社长，青溪论坛社社长，中华民国新诗学会理事，中国文艺协会监事等职务，曾多次率团随队到大陆交流访问。就像三峡女儿虹影恋家一样，作为三峡之子的雪飞，重庆当然是他来得最多最勤的地方。雪飞对这些活动的热情参与，对促进台湾当代诗歌发展、坚持台湾诗歌的正确方向，推进两岸与文化诗歌交流，皆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他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上的这些突出成就，也使他和聂华苓、虹影一样成为三峡的骄傲和家乡的光荣。 以大手笔写长诗和史诗，是雪飞最为鲜明的创作特色。体现这一特色的代表作是雪飞经一年创作而成并于1997年7月7日出版的《大时代交响曲》。这是一部长达4000多行正面反映8年抗战的叙事诗，长诗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写起，逐一描绘了淞泸抗战、南京失守、平型关之战、临沂之战、台儿庄之战、保卫大武汉、长沙会战、百团大战、昆仑关之战、缅甸远征、独山争夺战等重大战事和重庆大轰炸，后方支援前线等重大事情，从而使本诗构成了对中华民族8年抗战的全景式与全程式描绘，具有鲜明的史诗品格，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上书写抗战历史的鸿篇巨制与空前之作。 出版于1996年且长达1640行的《山》和出版于2007年的《历史进行曲》，也是雪飞的诗歌名作，其基本主题是弘扬中华文化，重铸民族精神。在《山》中，雪飞将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一座宝山，对孔子、墨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各家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家仁学皆进行了深入探究，同时也对儒家文化数千年的发展流变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共时的评说，热情歌颂了中华文化的“不朽之自傲”和“不灭之自尊”。《历史进行曲》的主要内容是解析儒家思想中的“仁性密码”，并着力解析了“仁”与“爱”的关系。通过对儒家仁爱思想的深入钻探，肯定其在人类文化思想发展史上当是自由、平等、博爱之先声，由此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弹奏了一曲来自三峡之子的深情颂歌。以《大时代交响曲》和《山》、《历史进行曲》为代表的雪飞之诗，深深凝聚着诗人的祖国之爱和民族之情，是三峡之子在中华诗歌流贯千年的主旋律上弹奏出来的时代音符，也是中华赤子在海峡彼岸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热情颂扬。作为当代台湾诗坛上最具民族精神和祖国情怀的长篇力作，雪飞之诗对抵制“政治台独”、“文化台独”和“文学台独”，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 综上，台湾当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特殊而重要的海上篇章。海外华文文学尽管是作家们所在国的多民族文学之一，但由于她所具有的中华基因和华夏血脉，也使她成为中华文学的海外延伸和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载体。在这样一个由大陆、台湾和港澳四度本土空间的中国文学与几乎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成的大中华文学中，聂华苓、雪飞、虹影等三峡作家不仅热情参与她的建设，而且有着非凡的创造和卓越的贡献，并由此成长起聂华苓和虹影两位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中华女作家，这实在是三峡作家的光荣、三峡文化的自豪和三峡人民的骄傲。尽管聂华苓、雪飞等是在1949年前后被迫从中国大陆流亡台湾，聂华苓又在1960年代从台湾漂泊美国，虹影则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带着对饥饿与混乱的痛苦记忆从三峡大地走向英国，但他们皆有着不变的炎黄赤子之心、深深的中华文化孺慕和永远的三峡故土情怀。作为当代三峡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独创造了近百年三峡文学前所未有的辉煌，而且给当下和今后的三峡作家给予了有力的昭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聂华苓、雪飞、虹影等人的基础上，三峡文学怎样去勇攀高峰，三峡作家又该怎样去冲出夔门、走向世界？对此，长江在呼唤着，三峡也在期盼着。 [参考文献] [1]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苓子是我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葛浩文.Howart Godblat饥饿的女儿——一个使人难以安枕的故事[A].饥饿的女儿[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3]刘再复.饥饿的女儿·序[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4]虹影.好儿女花[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虹影.好儿女花·写在前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6]陈晓明.无法穿越的“现代性‘之坝’”[A].孔雀的叫喊[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虹影.我到三峡走亲戚[A].孔雀的叫喊[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9][10][11]张颐武.猜一猜，孔雀为什么叫喊[A].孔雀的叫喊[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2]止庵.一本好看的书[A].孔雀的叫喊[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陶德宗（1951-），男，重庆奉节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湾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原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1月 原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