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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华文文学至今仍然是“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汉语文学”、“跨区域华文”等名称并用。客观地分析，与华文文学最大可能发生学术联系的应该是以下几个日本全国规模的大型综合学术团体:日本中国学会、东方学会、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等等。 日本中国学会应该算作日本首屈一指的研究中国方面的最正统最具权威性的学术组织。该学会每年仅发行一期的学术刊物《日本中国学会报》，被视为进入日本的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跳龙门”刊物，每期收学术论文20篇左右，以文学、思想、哲学方面的论文为多，间有语言学方面的专论。不论是从学术上被高度评价受广泛重视这一角度来讲，还是从论文筛选的严格程度上来说，东方学会一年两期的《东方学》(每期刊登论文十篇左右)，都和《日本中国学会报》不相上下，平分秋色。东方学，顾名思义，关于东方之学也;但认真研读每篇论文后就会发现:历史悠久堪称学术宝库的中国成为大多数论文的研究对象，其他关于印度、朝鲜、越南、也门等国的学术论文也时有登载。这样分析下来，相对于偏重于古典文学思想哲学等的《日本中国学会报》和有同样学术倾向的《东方学》，以近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现代中国》(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发行，每年一期)，应该是华文文学最容易接近最有可能亮相登场的学术阵地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怎样在迄今为止的《现代中国》里寻寻觅觅，几乎找不到一篇专门以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 一、起步期 日本的华文文学研究，如果单从时间上来算的话，应该是和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同时起步的。“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起始于本世纪的80年代，如果从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台港文学研讨会’算起，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1]也就是说，在这里，1982年被视为华文文学研究的起始点。 再来看日本方面，“1982年夏天，时隔36年，先生重访新加坡，在那里遇到了与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相异的自由‘中国人’。先生说，特别是和我的南洋大学时期的友人的会餐，印象深刻。我认为，那时的兴奋是先生鞭策自己投身于马华文学研究的契机。其后至今我们一起进行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共同研究，并把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印入本书。”[2]。通过以上太田勇的序言，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华文文学研究滥觞于1982年。这里所说的“先生”，指当时在东洋大学任职的今富正巳教授;而“本书”则指1992年5月1日，由“今富正巳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会”[3]负责编集发行的《马华文学及其周边》(副标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一书。笔者将此书视为日本华文文学研究滥觞期最高成果。 今富正巳教授，1922年3月23日出生于中国沈阳，战时在中国东北接受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二战期间在军中服役。1943年赴新加坡，在卫生材料部做勤务;1944年转西贡，任卫生材料科科长;1945年3月，参加解除法军武装的明号作战，其后在包括柬埔寨、老挝等在内的湄公河流域展开活动;同年11月，乘飞机抵达河内，在司令部从事对同盟国军联络业务。从以上这些史实分析，今富氏后来在日本率先从事华文文学研究他曾经亲临东南亚的华人社会有很大关系。这是他日后成为日本华文文学研究先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战后，他留在中国，1948年进入上海诚明文学院读书，1949年移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亲聆赵景深、郭绍虞、刘大杰、王元化、贾植芳等名教授的教诲，学习中国文化，掌握过硬的汉语本领，尤其是听说能力，这些对他日后选择“华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马华文学及其周边》由三部分组成:马华文学及其社会;中国的语言文学及其社会;今富正巳先生关系资料。细看第一部分，收录十篇论文，其中近一半是“今富正巳先生论文选”，剩下的除了从汉语译成日文的王润华氏和杨松年氏的论文各一篇外，便是太田勇氏的《从语言环境看马华文学》、小木裕文氏的《战后马华文学的轨迹———以作家的意识变化为中心》、舛谷锐氏的《拉让江畔的诗人———吴岸点描》等。今富教授的论文均通过马华文学展开议论，在这里，我们剖析其中的一篇汉语论文《马华文学在抗战初期的一些问题———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地方色彩》“什么是马华文学”是从新加坡的方修氏和马来亚大学的吴天才氏的定义与解释敷衍而来的;而“马华文学的分期”则主要以方修、林明水、杨松年的不同分期法展开讨论;“抗战文艺和九一八”引述苗秀氏的某些论断说明九一八前后华文文艺发生的巨大变化，“抗战文艺理论上的一些问题”重点围绕“南洋战时文学”、“华侨救亡文学”这两个口号间的论争，阐明今富氏的一些看法。 仔细研读，今富氏在不同的论文中反复提到小红1938年2月在《南洋商报》的《今日文学》副刊上发表关于南洋战时文学的文章，目的是想用来说明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地方性、南洋色彩之由来已久。与此相似的现象是，他在几篇论文里反复强调欲回归本土的“求心力”和想归属当地的“远心力”《围绕马华文学独特性的争论――从华侨到华人、华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东南亚华人的思想意识之变化———从华侨到华人》)等。虽然在表达上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措辞调整，但它们的实质性内核完全相同，来源于两个日语词:“求心力”、“远心力”，翻译成汉语便是:向心力、离心力。 然而，尽管在今天的视野里《马华文学及其周边》所收的一系列研究，资料显得有些古旧，方法论上不够多样，所得出的结论也有一些大同小异重复雷同之处，但是正如太田勇教授在《序》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是日本第一本以马华文学为中心的书”，其本身所具有的在日本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意义，其起到的启发、鼓励、鞭策后起的日本华文文学研究之先驱作用，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二、发展期 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业绩出现了，那就是以当时任职于福冈大学的山田敬三教授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共同于2004年推出的华文文学专著———《境外的文化———环太平洋的华人文学》，该书由汲古书院出版发行。笔者把以此书为代表的、下面将进行详述的时期，称为日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期。这本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是前后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以日本国内数所大学的专任教师为科研骨干，同心协力共同奋斗的心血结晶。 山田敬三教授，在九州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后，调至神户大学文学部任职。在那里，他以鲁迅研究引起日本国内外同行的注目(其鲁迅研究的学术成就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神户大学任职期间，山田教授以“十五年战争与文学”为中心内容申请下日本文部省的大型科研项目，跟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合作，最后在中日双方同时出版学术成果。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先见之明的山田教授，又把目光投向在当时日本鲜为人知的学术新领域:华文文学研究。这次是以“关于环太平洋华文文学的基础研究”为题，申请下了大型科研项目，从2000年春开始，直到2004年末2005年初，共同研究最后以出版专著的形式将学术成果奉献给社会。以山田教授为代表的此项科研项目参加人员来自福冈大学、九州大学、广岛大学、天理大学、滋贺大学等日本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共十余名。另外，为了积极交流学术信息、充分吸收日本以外的华文文学研究及其相关的最新成果，该科研项目还远道请来了台湾作家陈映真、美国Mills College的CHIN，Vivian Fumiko等。在请这些专家学者来日本交流的同时，本着“请进来、走出去”的研究方针，科研项目参加人员还跟美国加州大学的杜国清教授一起，于2002年3月26日至27日，在该校的圣塔芭芭拉校区，联合举办了“台湾文学与世华文学专题研讨会”。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原创地以外进行研究的人，都会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研究资料的不足。就拿日本来说，几乎所有专门从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书刊影像业务的书店，都在东南亚设有贸易伙伴(或许是从商业运营角度不予考虑构筑商业联络网点)，所以想在日本读到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各地出版发行的文学艺术作品，简直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于是，科研项目的参加人员，登上飞机，跨越蓝天，飞向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当地的华文作家协会举行座谈、访问专家学者等的同时，在当地华人开办的华文书店大量置办有关书籍刊物，运往日本，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为日后的华文文学研究在资料方面铺平了道路。 历经上述的“艰难险阻”，厚厚的一本《境外的文化———环太平洋的华人文学》才最终得以问世。本书由山田先生的《序———境外的文化》、《跋———共同研究的经过》和正文之三大板块组成。正文第一部分“华人文学的世界”，又细分为“美国”、“东南亚”和“日本”的华文文学。其中，“美国”方面的内容包括《美国的华文文学》、《林语堂的西洋文明批判与其今日所具之意义———“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等;“东南亚”囊括了项目参加人员曾经走访过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华人华文文学;而“日本”这一项则收录了《日本华人作家———蒋濮》和《陈舜臣———其人其文》。第二部分“境外的华人文学———台湾、香港”，集中了对台湾和香港的研究成果。台湾研究方面包括诗歌、戏剧、现代性、乡土性、国语问题、台湾认识等，内容丰富;而《香港文学的文化地位———关于香港文学的本土性、中国性及世界性》，则向日本读者介绍了中国大陆学者的观点。第三部分是“华人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主要是对以上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文学华文文学，一一做了导向性论述，内容包括《台湾文学研究指南》、《日本的香港文学研究及1997年版＜香港短篇小说选＞全五卷的意义》、《世界华文文学(分国家地区、分类别)作家作品目录(初稿)》，资料翔实，见解精辟。 在此书出版之前，在日本也有过把华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意识存在，也有过一些学术活动和成就，前面详细探讨过的《马华文学及其周边》，就是最具典型性的例证。但是，从系统性的研究与论述上讲，从研究规模上看，从学问覆盖面到方法论的多样化的角度来说，《境外的文化———环太平洋的华人文学》都代表着进入21世纪后数年来的日本所达到的华人文学、华文文学研究水准，体现出日本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故笔者称这一时期为日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期。 让我们进一步放眼世界范围的华文文学研究:起支柱作用的理论建设尚不发达，有待发展和强化。然而，不同于史料整理为主的文学史撰写和某种方法论的具体运用，理论建构所要求的抽象性、科学性、思辨性、系统性等使其不易有短期效应和速效成就，这便是目前难见强有力的华文文学理论面世的原因所在。这已经不限于个别国度和地区，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华文文学研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困难重重而又魅力无限。 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离散”(diaspora)研究，曾经在很多的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中很受重视，但在日本情形并不完全一样。2002年7月，环太平洋华文文学研究这一科研项目的参与人员，在大阪迎来了来自美国的Mills College的CHIN，Vivian Fumiko女士，请她做关于美籍华裔文学的讲演(其讲演的日译文收入《境外的文化———环太平洋的华人文学》)。贯穿于讲演始终的关键词，便是diaspora。内容从早期加州中国移民到当代华裔女作家，给在日本的研究者们带来了许多学术信息，但反反复复使用的diaspora一词难免又给人留下理论向度单一狭窄的印象，与会者在讲演结束后提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难道评论此类文学只有diaspo-ra吗?”。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该是面向整个世界范围的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界的、再次显示出理论建设迫切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今天的日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可以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八个字来加以总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今天活跃在日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一线的，多和上述“滥觞期”或者“发展期”的研究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充分发挥知识积累方面的优势的同时又身兼培养与扶掖日本下一代华文文学研究者的重任。可能读到这里，由于日语汉字的难以记忆等缘故，读者已经忘记业已出现过的一个名字:舛谷锐。前面在论述滥觞期日本华文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马华文学及其周边》时，笔者提到了其中的一篇论文《拉让江畔的诗人———吴岸点描》，它的作者就是舛谷锐。 马华文学，最早包括今日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方面的华文文学;随着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的退出，马华文学出现了新格局，也即一分为二;马华文学单指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新华文学则成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专用名词;而仔细观察马华文学，又细分为西马文坛、东马文坛、旅台马华文学这三大块，三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读过那些作品和评论的研究者，想必能悟出其中的奥妙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道明，所以，笔者在这里把话题仅仅局限于舛谷锐论文的研究对象、东马诗人吴岸及其作品上。 舛谷锐论文，如同其题目所示，以对东马文坛代表人物之一的吴岸的点描为中心，力图通过论述勾勒出其人其作的大体轮廓。该论文先介绍吴岸1937年出生于古晋，16岁作诗，1953年投稿南洋晚报的《文艺世纪》而一举成名，1957年起成为《文风》、《青年文艺》的常客，后来自己也编起古晋印行的华文报纸《新闻报》之文艺副刊《拉让文艺》等基本情况。然后，舛谷氏一边日译吴岸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一边就吴岸的处女诗集《盾上的诗篇》、1965年吴岸政治拘留无奈停笔之后复归文坛的作品集《达邦树礼赞》、第三部诗集《我何曾睡着》、第四部诗集《旅者》展开说明，最后还论及砂(捞越)华文学在马华文学中的独特位置、马华文学的现状与吴岸的关系。 该论文以马华文学没有专业作家、出版社等一些实际情况的介绍作为开场白;关于这开场白有一个注:“今富教授谈”。而《马华文学及其周边》收入附录部分的“执笔者简介”的舛谷锐氏处是这样写的:舛谷锐主修东洋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硕士课程。1964年出生在东京，经早稻田大学第二文学部，现就读于东洋大学研究生院。专业是少数民族文艺，特别就马华文学进行研究。现在是东南亚史学会会员。自1990年入东洋大学以来，接受今富教授的指导。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知晓:舛谷锐氏是在今富教授的指引下从事起马华文学研究的，他从今富教授那里了解到不少马华文坛的情况，写出这篇论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说，对滥觞期的日本华文文学研究而言，舛谷锐氏是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物。 另外，从上面所引的舛谷锐氏的简介中可以得知，他加入的是东南亚史学会。所以，从“华文”和“文学”的角度似乎更容易将之纳入研究视野的日本中国学界很难注意到他的存在。而正因为如此，笔者才觉得有必要对舛谷锐氏的科研成果予以关注。《马华文学及其周边》以后的舛谷锐氏，在多次奔赴东南亚诸国寻访作家收集材料等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后，与其他大学的六位教师各自分担、共同推出了《东南亚文学的招唤》，段段社于2001年出版发行。《东南亚文学的招唤》，顾名思义，是一本普及性与专业性并重的书，分别介绍泰国文学、缅甸文学、越南文学、印度尼西亚文学、马来西亚文学和新加坡文学。舛谷锐氏担当的便是“马来西亚文学”研究，具体又分为“解说”、“作品”(指舛谷锐氏翻译成日文的两个短篇小说)、“马来西亚近现代文学史年表”之三部分。与欣赏性较强的“作品”部分、以资料性见长的“马来西亚近现代文学史年表”部分相比，“解说”部分应该算是重头戏。舛谷锐氏在简洁地介绍马来西亚的人口、民族等后，先是概观“20世纪的马来文学”，然后说明“马华文学运动的方向”，接着解释“淡米尔语文学的流变”，还论及“民族问题如何题材化”，最后以“朝向马来西亚文学的努力”结束解说。以下从与本论文的关联出发，着重探讨其中的“马华文学运动的方向”一节。这一节概述了马华文学的形成过程，特别就当地出生派和中国大陆南来派之间曾经发生过的、有关“侨民文学”等的争论走笔行文，指出作为文艺思潮被维持下来的“现实主义”和从台湾引进的被视为前卫艺术的“现代派”盛衰消长。而笔者认为这一节的结尾更是点到了“滥觞期”研究从来没有言及的一个现象:60、70年代的马华文坛，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此时，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断绝关系，台湾文坛对大陆文坛毫无所知，大陆作家也看不到台湾作家用汉语进行的文学实验;而马华文坛处于这二者之间，立于能眼观双方的有利位置[4]。 如果说舛谷锐的一系列研究活动和成就是对“滥觞期”日本华文文学研究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那么，对“发展期”的日本华文文学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或许可以算是杨晓文。 杨晓文对华文文学感兴趣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最初是阅读赴美时间不久、在美国还没站稳脚跟、尚身为留学生的严歌苓的作品。那时严歌苓这个名字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华文文学研究界如雷贯耳，笔者是从《小说月报》在并不显眼的位置转载严歌苓斩获台湾文学奖的《海那边》等短篇小说，从而对北美华文文学感起兴趣;后来又读虹影的一些作品，关心起欧洲华文文学;还通过读黎紫书的中短篇，发现东南亚华文文学这片神奇的世界。不过，90年代的笔者对华文文学还只是停留在阅读、发现的阶段;而发展到研究层面，则是在受到山田敬三先生邀请加入大型科研项目“关于环太平洋华文文学的基础研究”之后。《境外的文化———环太平洋的华人文学》一书中收录了杨晓文的三篇学术论文。 泰华文学在整体上以浓郁的中国情结为其鲜明的特色，杨晓文的论文《泰华文学中的“中国情结”———以梦莉与司马功的作品为中心》，分析泰华具体创作中流露出的爱憎底蕴，梳理其抒发乡愁的象征意向。生于大陆长于大陆的生活体验对泰华作家的人格形成、文化寻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意义，“亦商亦文”(司马攻《泰华文学的处境》)，特别是跟中国内地的商务往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中国情结，泰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地缘、血缘、业缘，还有华文报纸的文艺副刊)更是起到强化推进的作用，而作家们所憧憬的文学范式，例如梦莉之与冰心(梦莉《冰心，永在我心中》等)、司马攻之与秦牧(司马攻《喜获＜秦牧全集＞》等)，亦是其中国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现在泰华文学的其身谁属的问题，已经有了解答，泰华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是属于泰国文学的一部分”(司马攻《泰华文学漫谈》)，但解读其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很难觅到十足的“泰国味”。无论是精神结构、幼小体验，还是文学思想、主题变奏，泰华作家的中国情结根深蒂固，这自然可从作品的字里行间读出。这是其十分明显的“长处”，同时跟别的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也很可能成为其“短处”。 与泰华文学形成对照的是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曾经任过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的王润华就长年致力于“对中国领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现代思考”，“重视其他地区具有本地传统的华文文学”(《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自序)。跟大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缘于各种因由过番的泰华作家不同，目前新马的主要作家，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华文作家，而且像我自己一样，是第三代的移民。正因为如此，认同问题就成了一个迫切而紧要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人生问题，杨晓文的论文《新加坡的华文诗人王润华———论其认同的确立》，便是以王润华为例，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生成原因及其发展变化。在马来西亚接受华文初中级教育后，王润华获奖学金进台北的政治大学西语系学习。这期间，其认同意识似乎并未萌发，他留学台湾时代的创作便是证明。语言交流没有障碍，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也没有太大差异，加之经济条件相对安稳，虽然身在异乡，认同并未成为问题。同是留学，“到了美国，一个西方世界霸权中心的超级强国，从军事、经济到学术文化，60、70年代的美国正是如日当天，其威力逼人，我自然感到自卑和彷徨”(《地球村神话》序)，在这种对王润华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异国他乡的外界条件下，在用英语攻读中国文学的语言环境中，在维斯康辛大学受教于周策纵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字学而对中华文明产生文化认同，就十分容易理解了。但获得博士后，何去何从之重大人生选择再度引发认同问题，“午夜梦回，浮起了自己童年穿梭橡胶树林间的绿色记忆”，“唯有汲取适合自己的文化土壤，才能比别人更加茁壮，王润华终于奔回那一片梦土，伫足在新加坡大学”(杨锦郁《永远的橡胶树———王润华先生访问记》)。这个过程中其实杂有身份认同、乡社认同、国家认同的因素。1973年回归东方后，王润华热心于其“南洋作品”创作，代表作为《南洋乡土集》，“这是以热带丛林与乡土人情为主要题材的创作，由此开拓了一个华文文学的新天地”(王润华《把黑夜带回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南洋’这个词已经被取代了。官方的和国际化的称呼，是‘东南亚’。‘东南亚’是个新的名词，1942年1943年以后抗战时期，由英国军队里开始用的”，“不久以后，‘南洋’就没有什么人用”(均见《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在这种情况下，王润华有意识地使用“南洋”这个词，把它作为作品主旋律反复吟唱，凸现的是融合对马来亚的乡社认同、作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加之东南亚区域文化属性在内的“南洋认同”。通过他“回归南阳的乡土后”(王润华《地球村神话》)创作出的诸多作品，杨晓文对这一认同进行了分析。 严歌苓研究是个热点，但仔细研读报刊杂志乃至网上有关严歌苓的文字，便会发现:感想超逾诠释，大都是对其某单篇作品的评介，整体上把握其文学世界的剖析评论甚少，往往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杨晓文的论文《旅美华文作家严歌苓之文学》探讨的正是对严歌苓文学的整体把握及其创作活动的深层意图。这些探讨对纵观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走向不无启示意义。2000年，作为华人作家，高行健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明其文学艺术还是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故笔者在《境外的文化———环太平洋的华人文学》之共同研究告一段落后，仍坚持华文文学研究方向，以“以高行健为中心的华文文学综合研究”为题申请下科研项目，对高行健进行了全面性的学术研究。 注释： [1]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2][3]太田勇:《序》，《马华文学及其周边》，日本:三冬社，1992年。 [4]［日］舛谷锐:《东南亚文学的招唤》，日本:段段社，2001年，第235页。 作者简介:杨晓文，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