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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界一个热门话题，它也是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与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于今年11月在广州共同举办的全球华文作家大会的主题。这是一个大课题，应该研讨的问题很多。笔者提出若干拙见，旨在抛砖引玉，更欢迎批评指正。 一、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就应该支持并推动多元文学中心的出现和发展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今年将要举行的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是该组织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举行这种会议；而且又是与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共同举办全球华文作家大会，两个机构各自出席一百五十名代表，一起商议如何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这肯定将在世界华文文学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大会要研讨的中心议题，让我自然想起一个大家议论了很久的观点，就是：世界华文文学多元文学中心——应该肯定促进还是否认促退？ “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是已经去世的美籍华裔周策纵教授于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周教授说，华文文学，本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自从华人移居海外，在他们聚居的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外一些华文文学中心。这是既成事实。[1]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既成事实”更清楚不过了。就拿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来说，它的不断发展壮大也是一个证明。这个机构的前身为1981年成立的“亚洲华文作家协会”。1992年6月4日，“世华”成立，并于当年12月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宣言认为，“唯有华文作家以包容的、宽阔的胸怀，在世界各地互信互爱、团结一致，才能开拓华文文学的新纪元。”至今，“世华”堪称世界最大规模的华文作家组织，拥有三千多位会员，分散在七大洲的近百个地区分会（亚洲二十三个单位组织、欧洲十四个国家分会、北美二十四个分会、南美九个国家分会、中美洲三个国家分会、大洋洲九个分会、非洲三个国家分会）。此次，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在中国广州市开会，这是它所举行的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了。 由于世界各国华文文学的存在和发展，由于世界各国华文作家各自的活动，出现多元文学中心是最自然不过的，只不过是显浅的现象，本来不必强调，更用不着争论。但有论者一时说可以形成多元文学中心，但现在世界上没有，一时又说根本没有什么中心或边缘，极为慎重其事，却又不能自圆其说。其实，如果平心静气根据客观事实而论，或者理论一点从系统论及其层次观念或多元系统理论来说，“中心”和“边缘”是客观存在，是完全正常的，并不为人的主观肯定或否定所决定的。而且，“中心”有大有小；“边缘”可远可近。再说，“中心”和“边缘”的存在是相互关联不断变化的，并不是简单的、死板的、单独的存在。它们不过相对而言，换言之，某个“中心”相对另一个“中心”大可能是“边缘”，是也不必讳言的。质量、能量、时间、空间、系统、层次、结构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系统与系统之间，大系统和它的小系统之间，事物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而且此一时彼一时。 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为许多学者、作家所赞同。例如，早在1993年，台湾的郑明教授提出类似的“多岸文化”的观点。她说，当代华文世界所面临的新情境是“多岸文化”的并陈，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区，任何采用华文写作而形成华文文坛的地方，都构成华文文学的一环。华文世界已超越两岸文学的对峙情况，形成多岸文化的整合流程。[2]她进一步指出，“多岸文化”本身包含许多文化区域，因人文环境不同，出现各地独特的文坛情况。“多岸文化”的整合，并不是归于一，乃是各岸争取主动权与解释权的竞逐关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中，谁的主动权强，解释权获得共识，产生了全面性甚至国际性的影响，谁就居“多岸文化”的领导地位。[3] 文学中心不是有“意图”就可以“另立”的——它不是自封的；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意图”它也可能不经意就出现了——它是文学业绩自然推动的结果。当然，对于世界各地华文作家来说，中心不中心，或者所谓主流支流之分别，不必成为关注的问题。痖弦说得好：海外华文文学无需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徘徊，无需堕入中心与边陲的迷思，谁写得好谁就是中心，搞得好，支流可以成为巨流，搞不好，主流也会变成细流，甚至不流。还必须指出，中国大陆作为华文文学的发源地，有数千年历史，诞生许多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它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影响深广，自然是最大的中心。不管出现多少个中心，中国大陆这个中心也是绝对不可能被替代的。或许还可以这样指出，在中国大陆这个大中心内也会出现多个小中心，各自呈现出强烈的、甚具价值的地方色彩，如岭南文学、京华文学、西部文学、海派文学等等。 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不但道出事实现貌，而且是积极而有意义的。文学多元中心不是政治中心，不是权力中心。文学问题不是权力问题。有志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文学在世界发展者都应该抛弃那些过时观念，都应该支持并推动华文文学世界多元文学中心的出现和发展，对“多岸文化”竞逐领导地位的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景象，都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由边缘走向另一个中心，正是世界华文文学兴旺发达的标志。 二、“崛起的新大陆”：世界华文文学兴旺发达的一个现象 谈论华文文学世界，笔者当然要谈论自己作为一员的澳华文坛。 2006年12月，笔者主编的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一卷《依旧听风听雨眠》在台北出版，其封底特意加了一段文字。其中写道：“澳华文坛真正成型至今不过十几年，但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上，澳华文学的崛起有目共睹，亦开始为文史家所重视。”[4] 关于澳华文学这块“新大陆”的崛起，这个论点绝非笔者个人之见，它其实已经获得不少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共识。例如，2006年7月，美国评论家陈瑞琳在成都第二届国际新移民华文文学笔会发言中，这样认为：“海外华文作家常常被学术界分为四大块。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为第一大块，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为第二大板块，澳洲华文文学为第三大块，北美华文文学为第四大块。”[5] 更早些时候，在2003年12月，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专任教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办人杨松年在他的《评析世界华文文学作品的意义———〈跨国界诗想：世华新诗评析〉序》中则这样描述：“全球的华文文学，可以分成好几大块：中国大陆是一块，港、台、澳是一块，美、加是一块，欧洲是一块，东南亚又是另一块，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香港移民的增加，澳、纽华文文学又形成新的一块。”[6] 最新的也许也是最权威的认同可以从暨南大学教授饶芃子和中国社科院教授杨匡汉两人共同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一书中看到。这本于2009年7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大陆大学教材的新书目录如下：第一章海外华文文学概论；第二章东南亚和东北亚华文文学；第三章北美华文文学；第四章欧洲华文文学；第五章澳大利亚华文文学。这个目录，多少也可以不言而喻了。 各种观点或有差别，但都把澳华文学视为新崛起的一个板块，这一点应该说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上，这二十年来，除了各种丛书、选集外，澳华作家诗人评论家各自独立出版的大大小小的专集或合集也有五百来部了，题材五花八门，体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新诗、古典诗词、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电视剧本、游记、传记等等，其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作品。笔者为此编制了《澳华文坛作者作品一览表》。至今一览表已有一万六千多字，收编了六百多位澳华作者及他们的作品。由于篇幅关系，以下只略提迄今已经出版的可以归为澳华文学的长篇小说类别： 早期的包括：黄惠元（黎树）的《苦海情鸳》（香港新亚洲公司印刷，1985年5月）；黄玉液（心水）的《沉城惊梦》（香港大地出版社，1988年）和《怒海惊魂》（美国新大陆丛书出版，1994年）；刘观德（刘白）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小说界》1991年3月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李玮的《遗失的人性》（北京出版社，1994年）；刘澳（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四海》杂志1994年第6期；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麦琪的《魂断激流岛》（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毕熙燕的《绿卡梦》（华夏出版社，1996年）；英歌的《出国为什么》（中国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欧阳昱的《愤怒的吴自立》（墨尔本原乡出版社，1999年）；阎立宏的《两面人》（台北皇冠出版社，1999年）；刘澳的《蹦极澳洲》（群众出版社，1999年）等等。 21世纪开始以后出版的包括：颜铁生《萧瑟悉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齐家贞的《自由神的眼泪》（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5月）和《红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0年3月）；英歌的《红尘劫》（2001年）；麦琪的《爱情伊妹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和《北京胡同女孩》（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1月）；汪红的《极乐鹦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9月）；江键宁的《夜如昙花》（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暗香浮动》（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悉尼阳光下的梦魇》（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和《鸽子不爱飞》（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毕熙燕的《天生作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2月）；陆扬烈的《墨尔本没有眼泪》（香港语丝出版社，2003年10月）；曾凡的《一切随风》（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年7月，署名“榛子）和《在悉尼的四个夏天》（大连知识出版社，2005年7月）；刘澳的《澳洲黄金梦》（群众出版社，2004年3月）；杜金淡的《游龙记》（澳洲鸿运海华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7月）；梧桐的《暗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1月）、《浮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和《少妻》（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海曙红的《在天堂门外——澳洲老人院护理日记》（澳洲鸿运海华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2月）和《水流花落》（悉尼国际华文出版社，2006年11月）；杨恒钧的《致命弱点》（香港开益出版社，2004年）、《致命武器》（香港开益出版社，2005年）和《致命追杀》（香港开益出版社，2006年）；唐予奇《世纪末的漂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袁红冰的《文殇》（博大出版社，2004年11月）、《自由在落日中》（博大出版社，2004年11月）、《金色的圣山》（博大出版社，2005年3月）和《回归荒凉》（自由文化出版社，2007年11月）；沈志敏的《动感宝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和《身份》；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湖北人民出版，2006年7月）；杨植峰的《梨香记——我在悉尼的非常情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储小雷的《无可归依》（羊城晚报出版社，2007年2月）；钟亚章的《活在悉尼》（珠海出版社，2008年）；陈振铎的《流淌的岁月》（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2008年）；夏儿的《望鹤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3月）；止止的《悉尼塔的约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4月）；逸陵（原名丹妮）的《人声鼎沸》（北京出版社，2009年2月）；伊零零零的《虎年虎月》（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等等。 澳华文学新崛起当然有迹可寻。有兴趣的研究者或者可以参看笔者最新出版的《他还活着：澳华文坛掠影第一集》一书，特别是作为附录收到书中的资料：《追寻“新大陆”崛起轨迹——为深入研究澳华文学提供一些线索》（此文最初是从拙作《崛起的新大陆——澳华文学的粗线条述评》开头第一节改写而成，而后者曾作为2007年12月1日在悉尼举办的“澳华文学：现状及未来走势”学术研讨会参考和评论的背景资料）。研究者可以看到，今天澳华文学这块“新大陆”的崛起，正是表明世界华文文学兴旺发达的一个现象。 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之道 世界华文文学如何兴旺发达？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按一些论者的观察，世界各国华文作家，处于一种“双重身份”的纠葛中，既要在族群中超拔出来，又要盘根于族群的脚下。在这种心态下写就的作品，多为体验与倾诉在“两难”处境之中个人与族群的痛苦，面临着一个弱势族群所不得不面对的华族文化的“失根”与“失我”问题。如学者钟晓毅在2001年8月悉尼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就作了这样的描述（见她提交研讨会论文《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的澳华文学》）。的确，一些“海外”作家心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种“无根”的感觉。或者，就像不少“海外”华文作家很形象的自我描述那样：得到“天空”，却失去“大地”。 但是，这种感觉并非正确，甚至中国著名作家莫言也对这种感觉不以为然。2001年3月，他到加拿大访问时，看到一些华裔作家频频谈到那种“无根”的感觉，样子有些痛苦，就指出，什么作家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啦，不能脱离熟悉的生活啦，虽然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满有道理，但并不准确，尤其是并不一定对每一个人都准确。文学史上许多名著都是作家在祖国之外的地方写出来的，为什么到了交通如此发达、通讯如此便捷的现代，离开了祖国反而不能写作了呢？莫言说，其实决定一个作家能不能写作，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的根本不是看他居住在什么地方，最根本的是看他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想象力。如果他具有足够强大的想象力，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也完全可以写他的温州、杭州、广州什么的——想象力应该比互连网要快得多！莫言当时还说，要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信心。“既然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信心，自然也就不存在‘无根’的问题。”[7] 事实上，到了今天，许多出色的华文作家已经摆脱了那种“无根”的感觉。他们早已不是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那个“无根的一代”了。他们的作品在题材立意上已经逐渐摆脱了游子思乡、生存压力和文化冲突的臼，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人性关怀、普世价值上，并已逐步开花结果。记得2003年8月，笔者也作为一员的“海外作家访华团”在中国大陆参观访问的时候，一路上也对如何为世界华文文学定位等问题交换意见。这个话题我们在第一站广州时也与国内的同行讨论过，在最后一站北京时甚至向有关官员反映过，并得到极好的响应。8月29日，时任中新社社长刘泽彭先生在钓鱼台宴请访华团时，热情洋溢地说：中国人移民外国，过去被认为是抛弃祖国，很不光彩，这个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中国人到外国发展正是表现中国人的开拓精神，这是大好的事情，越发展越好，越发展越应该鼓励赞扬！这当然也应该包括华文文学创作。 到了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显然，过去一百多年来海外华人传统的、正宗的、不容置疑的“落叶归根”的思想意识现在已经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改变，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应，过去华文作家在作品中所流露所倾诉的那种情凄凄悲切切难以自拔的“游子意识”，现在已经明显地与时代与当今天下大势脱节，事实上也已经在今天有分量的作品中退位。现在不管是海外华人生存之道还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之道都应该是——而且已经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世界各国华文作家如何“落地生根”？要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这些都是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题目。我在不少华文作家的作品中，也已经看到了一些香花硕果，包括一种拒绝狭窄守旧、追寻广阔拓展的情怀与美感。这里我倒想起一位华文文学研究权威。他谈到美国华文作家时，认为他们为中国人而写，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与中国文学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8]这个“无差异”论太离谱了！抱着这样的观点与态度来“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真是天晓得！一位美国的评论家就说，他这个结论完全是谬论。从另一方面说，有志向有抱负的海外华文作家，亦需要调动一切文学技巧并以自身思想情操所达到的高度，写出和中国“国内”的文学艺术有所“差异”的更为杰出的作品，为世界华文文学添砖加瓦，做出贡献。 四、单向回归还是多元升华？发展世界华文文学需要处理好它与中国传统的关系 讲到这里，自然要涉及关于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这些人们已经讨论了很多而且还在讨论研究的问题。笔者今天之所以要谈这些问题，还因为有论者这样描述现今世界华文文学的状况：“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海外华文文学却正在悄悄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9]还说：“这种潮流还刚刚兴起，但很快就会变成一股热潮。”[10] 笔者觉得这不啻是一厢情愿的天方夜谭！了解世界华文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人都可以证明：事实上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一股总体性的“热潮”或“潮流”，特别是在所谓“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这种以回归传统与否作为着眼点的论述肯定会歪曲整个华文文学世界丰富多彩的面貌，特别是当审视的范围也包括这几年引起相当注意的所谓“新海外文学”或“新移民文学”的时候。 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周策纵教授生前提出“双重传统”的观念。所谓双重传统是指“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他认为，各地华文文学一定是融合这两个传统而发展的，即使在个别实例上可能有不同的偏重，但不能有偏废。[11]钟玲教授也指出，一个好的作家作品会吸收、熔铸多元的文化传统，因为在现实中没有一种文化是完全单一的，任何人所处的社会不时都在进行多元文化的整合，有的是受外来的文化冲击，有的是社会中本土文化各支脉产生相互影响而有消长。作家的作品必定反映这些多元文化之变化。另一方面，有思想的作家必然会对他当时社会的各文化传统作选择、作整合、作融合。[12] 不少作家也从他们各自文学创作实践中总结出可贵的经验。如白先勇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在处理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与西方美学西方文学的关系时，应该是“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13]哈金则说得很形象：“抵达远比回归更有意义。”[14]这句话所深含的意义当然不只在具体的生活选择上，更体现在文学精神层面上。高行健关于传统则这样说：“谁不在遗产中生活？包括我们的语言，没有传统文化哪来的你？问题在于怎样做出新东西丰富它，这才有意思。”[15]这真是一句画龙点睛的话：做出“新东西”来丰富传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才有意思”。笔者也和新加坡诗人学者王润华教授交换过意见，谈到有论者以他和淡莹的例子来说明所谓的背叛和回归。他们许多作品非常优秀，如评论所说，富有禅理神韵。但是，如果因此说他们的诗是传统的，还不如说是现代的，或者说既古典又现代，是传统与现代的融汇。他们的诗作并不存在回归不回归传统的问题。优秀的东西一般都有某种超越性。 其实，所有的传统，都是当代的传统；所有的传统，都不是单纯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其本身就像一条和时间一起不断推进不断壮大的河流。比如说，我们说“传统”当然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以现代的眼光所看到的几千年来发展到今天的传统，大大超越了例如汉朝人或清朝人当时所讲的发展到汉朝或清朝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也在更新，包括传统本身的内涵和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应用。在这个检视过程中我们会以现代文明的标准发现传统中哪些是糟粕应该抛弃和批判，哪些是精华可以继承和发扬。这包括对某些论者最热衷于倡导的儒学儒教的态度。再进一步说，即便我们接受了自己文化传统中那些精华也还是不够的，同时我们也要借鉴学习其它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东西。所以，应该说，无论从创作实际或是理论取向来看，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都不是单向回归而是多元升华，这里面甚至还会出现一个从母文化过渡到异质文化的过程——东西方两类文化在不断碰撞、交融和互补中产生变异，激发出“第三类文化”的鲜活生命力。而这正是当今世界各地华文作家为了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正在作出的努力。 五、创意动力的泉源：边缘性与流亡话语 本文开头第一节论述华文文学世界多元文学中心问题时说过，某个“中心”相对另一个“中心”大可能是“边缘”。相对于（或站在）中国这个大中心来说，散布于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多元中心都可以说是或远或近的边缘。有论者说，一提边缘，就给人一种屈辱的感觉，一种从属的感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但是，相反，许多学者、作家、文化人，对“边缘性”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和看法。例如，现在台湾任教的新加坡诗人学者王润华教授就认为，今天世界文化与文学艺术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难民所建构。以美国今天的学术、知识与文学界思想的主要潮流为例，因为美国是早期政治异议分子的巨大“难民营”，这些人创新的边缘思考，突破了许多文化概念和文学书写模式。而像后殖民理论、魔幻写实主义，则是来自被西方殖民过的地区。他指出，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简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学，一向被边缘化，目前已开始引起中心的注意了。欧洲重要的文化霸权中心决定的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多数颁给第三世界作家，如马奎斯（GabrielMarquez，1982）、索因卡（Wole Soyinka,1986）、高行健（2000）、奈保尔（V.Naipaul，2001）及柯慈（John MaxwellCoetzee，2003）等。这表示边缘性作家在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冲击中，他们边缘性的、多元文化思考的文学作品，逐渐被世界认识到是一种文学新品种，其边缘性，实际上是创意动力的泉源。[16] 这里涉及到“流亡”这个许多学者都感兴趣的大话题。刘小枫在《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处境。早在人类精神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流亡话语就已经突出地呈现出来：荷马史诗《奥德赛》以流亡为主题；旧约全书整个来说是流亡话语的结集；屈原的《离骚》可视为第一部汉语流亡文学作品，而孔夫子则把流亡视作一条在道不显的时代的生存之道。流亡话语伴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正如流亡伴随着人的存在，直到今天，不仅未曾减少，反而更显突出。 根据高行健等作家的体验，“流亡”或“逃亡”，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政治的逃亡；第二层是一种精神上的逃亡，逃避现实社会；第三层是哲学意义上的逃避，拒绝归属某种意识形态。逃亡归根结底是求生，求自由，寻求自我，而且还得逃避自我。而这自我一旦醒觉了的话，最终总也逃脱不了的恰恰是这自我，这便是现时代人的悲剧。[17] 离开故土是外在的流亡；如果不认同社会总体言说又不愿意离开故土，就只好内在流亡。内在流亡现象比外在流亡要广泛得多，许多文学家、哲学家更宁愿承受内在流亡的磨难。此外，刘小枫认为，还有语言、精神、文化、个体（ontological person）本身的流亡，可称之为本体论的流亡（exil ontologique）。本体论的流亡则无从逃避。这是哲学意义上的流亡，像之前所说的逃避无法逃避的自我。海德格尔曾用“无家可归”的彷徨来标识整个世纪的存在症状，“无家可归”的处境就是流亡。由于是个体存在性的，因此不难理解，何以整个世纪某些重要的哲学家、神学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音乐家的精神意向都是流亡性的。卡尔·巴特和海德格尔均颇为入迷的“途中”概念以及昆德拉小说中的性漂泊主题是很好的例证。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也许人本来就没有家，家园只是一个古老的臆想观念，人永远走在回家的途中——旧约创世纪早告诉过这一点，而人过去总以为自己在家，二十世纪的思想不过重新揭开一个事实而已。 撇开以上的哲学追寻，这里还有一个谁放逐谁的问题。十六、七年前，离开中国文坛中心的著名学者刘再复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多思考。他提出“文学对国家的放逐”的命题。当作家确认自己是个体情感本位者，他便把国家从“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放逐出去，拒绝国家概念作为一种先验认识主宰与管理个人的特殊体验。这样，“国家”在文学创作中就不是个体经验和个体语言的主导话语，而是被作家以各种方式处理的客体。刘再复说，对于这种放逐，可以用某种现实的价值尺度加以批判，但是，在文学领域上，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 文学获得形而上品格所必须的。[18] 人们谈“流亡”，常常更多地谈及黑暗的一面，即“失去了什么”。但其实，对一个华裔作家来说，更有另一面：漂泊使他们获得了什么？例如，写作“个人化”、“客观化”便是漂泊生活的大收获，对整个华文文学的成熟大有好处。一个充份意识到自我总在流亡（外在或内在）的华裔作家，与中国与中华文化是什么关系呢？这可借用一位波兰作家的话：“我就是波兰文化。”他的中华意识就在自己身上。其流亡，正是精神结构的漂移，是文化的漂移与延续，是退回自身，退回到完全个体的美学立场。刘再复考察高行健，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今，许多论者大概都会同意高行健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这个观点：剥掉从“革命现实主义”到“后现代”光怪陆离的言辞轰炸和幻象，文学其实从未离开“真实”它这个古往今来的立足点。真实是文学的生命。而且，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真实是作家的伦理。如果说，作家应该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为了真实，便要超越政治，成为人类的第三只眼，凌驾在众生之上，也包括凌驾在作家自己之上。正是在这一点上，边缘作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愈是有距离，反而愈能观察得深入。作为边缘作家，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所谓“正统”文化之外，看世界时便能善于将事物互相参考比较，具有双重的透视力（double perspective），避免孤立、片面、歪曲，能够做到真诚、真切、真实。由于这个优势，正如不少论者指出，除了两岸四地的作家之外，其它区域还有很多流亡者、移民、难民不断建构新的中华文化与文学艺术，不断出现优秀的作家与文学作品，甚至每年最佳的华文小说、诗歌、戏剧，不见得一定出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但是，当前许多华人似乎只注意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以及各国华人社群生活的改善，缺少注意与关怀世界各国华人的文化/文学的建构。如果这种状况得到改善，我们的世界华人文化/文学将更受到应有的重视与承认，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指日可待。 六、世界主义、普世价值：世界华文文学的立足点 世界华文文学怎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怎样激发出“第三类文化”的鲜活生命力，可能还会碰到一个一些人会认为是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华文作家应该抱持什么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价值观。 这也是散布于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华裔包括华裔作家安身立命的问题。笔者不由得想到一百一十多年前，梁启超在太平洋途中（当时他自日本乘船到夏威夷游历），感怀身世，写下这样一段话：“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乡，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19]今天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大趋势极之明显，我们——特别是作为华裔作家的我们——是否更应该做一个世界人并以此使我们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呢？我们似乎不必在“原乡”“异乡”的观念中纠缠，不必为“在家”“不在家”或“有家”“没有家”的感觉所困扰而不能自拔，不必因为“土地家园”不是“终极家园”而极度怀疑而灰心丧气。这些纠缠、困扰、怀疑，为文学创作提供无限的思考和想象空间，但作家作者作为一个“世俗”的人，应该有平常心也应该拥有积极的人生观和广阔的历史哲学视野。笔者进而认为，对于我们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来说，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理念应该是我们所抱持的世界观、价值观，或者说，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理念是世界华文文学最合适的立足点。 笔者在其他文章中论述过，中国当代文明的每一个进步，从最广泛的视野来看，其实都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的胜利。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2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温总理声明中国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 2008年5月7日，胡锦涛主席在完成访日的“暖春之旅”时，与日本首相一起签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份文件也明确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与日本双方“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 “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已经在中国大陆普遍而且正面论述和应用了。虽然这是近年的事，但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断也可从马列家谱查其来源。纵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我们可以知道，马、恩当年也高度评价过欧洲资产阶级高举“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反对和摧毁封建专制、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意义。有识之士指出，温家宝总理关于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是有普世价值的论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中国的制度建设，应着眼着手于此，中国的文化重构，也应着眼着手于此。事实上，胡锦涛主席在上述《声明》中已经表明，中国要“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而且为此要与外国“进行紧密合作”。这也是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成果。 但是，很奇怪，只要说到普世价值，一些人便要暴跳如雷。这几年一直到现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不断爆出论争，2008年就有一个称之为“南北战争”的论战。反对的人一口咬定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美国价值，完全无视对方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说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其中包括中华文明东方文明。他们甚至敌视温家宝总理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述。笔者在这里想指出，他们这种“敌视”，弄不好不但在理论上也会在实践上敌视全世界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五千万华人华侨，包括其中的华裔作家。 所谓普世价值中的“价值”一词，远远不单是指事物的效用；更是指“社会伦理道德标准”。事实上，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今世界，提出“普世价值”的理念，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平台。试问：如果没有一些普世价值为人类共同珍惜，共同追求，又如何解释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北京奥运精神？至于说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理念是我们移民文学华文文学的立足点，起码是因为由此可找到我们华人生活其中有所接触并要打交道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涉及到爱国主义及它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比如我们澳大利亚华人华裔作家，爱国主义包括爱我们的祖国即祖籍国。祖籍国是一个血缘的、地理的、文化的概念，而非一个政治概念，对祖籍国的爱是一种血脉传承的永远无法更变的大爱。但同时，我们很多华人既然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享受了这个国家给予的福利、权利，那就要尽到公民的义务，要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因此，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澳大利亚或其它国家的华人来说，爱国主义在我们身上就会体现出两个内容来———我们既爱自己的祖国，也要热爱我们当下生活的国家。而同时实现这两种爱国主义并让它们融合、升华的最佳途径就是抱持世界主义抱持普世价值。而且，即使从国家政治层面上来讲，这两种爱国主义与笔者提倡的世界主义、普世价值也应该是融合的、相通的。 著名网络作家杨恒均博士在北京的“天益网”（即现在的“爱思想网”）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海外华语作家不应该是弱势群体》。正如标题所示，中国大陆现在争论的很多东西都是在先进国家二十年前甚至五六十前早就盖棺论定的，也是被几千万海外华人华侨亲眼见证了的，那么海外华语作家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指出，到底是谁在阻挡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理念有助于世界华文文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激发出“第三类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有助于散布于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华裔包括华裔作家安身立命；也有助于他们正面影响祖籍国进步和发展。其意义可以远远超过文学的范畴。 七、结束语：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世界文学 1983年，美华作家木令耆在编完《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10月）以后，曾发过感叹。她说，很可能现今的欧美华人作家是历史上畸形发展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海外华人作家的传统，现今的海外华人作家很可能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时代的孤儿，也就只有去“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在1993年召开的一次相关的座谈会上，香港岭南学院梁锡华教授也曾作了一个“海外华文文学必死无疑”的预言。 他们当年是有感而发的。但现在，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世界华文文学不但没有死亡，而且更为生机蓬勃。前文所举的许多例子，都是很好的证明。笔者身在悉尼，也感受到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 世界华文文学的远大前程及其重要作用不可低估。不容置疑，中国文学对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影响十分巨大深远。但发展到某阶段时，影响会成为双向的，虽然可能还是差别很大。 例如，美国华文文学在过去几十年对台湾文学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许多研究者把它看成台湾文学的一部分（把台湾文学分为“战斗文艺”、“现代文学”、“乡土文学”、“海外文学”、“后现代文学”这些阶段和派别），把许多台湾出身（在台出生或在台读过书）的美国华文作家看成台湾作家。 至于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走向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也由于中国大陆文学太庞大了），多年来好像还未曾有过十分明显的证据或对证据的研究。但是，最近出现一些令人瞩目的迹象。如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刊《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上，出现由刘再复主持的“高行健专辑”，很让人眼前一亮。在这个专辑中，大面积发表了以下文章：刘再复《十年辛苦不寻常——高行健获奖十周年感言》、《当代世界精神价值创造中的天才异象》、《走出二十世纪——〈高行健论创作〉序》以及他整理的《高行健近十年著作年表及获奖项目》；刘再复、潘耀明的《〈高行健研究丛书〉总序》；杨晓文的《试验着是美丽的——论高行健》；高行健的《文学的见证——对真实的追求》、《作家的位置——台大讲座之一》和《艺术家的美学——台大讲座之四》等。 在这之前，在2010年第4期的《华文文学》中也有一个“刘再复专辑”，发表了刘再复的《灵魂的对话与小说的深度》和《论文学的超越视角》；刘再复、李泽厚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沉浮》；刘再复、吴小攀的《关于文学与思想的答问——刘再复采访录》，以及林岗的《〈刘再复文学评论选〉序》。在2010年第5期的《华文文学》中有“李泽厚专辑”，除李泽厚论述哲学美学思想文章外，发表了刘再复《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和《海德格尔激情》。 这是一个非常可喜值得称赞的迹象！笔者收到第4期《华文文学》时就高兴地和朋友说，看到刘再复的专辑，感到很欣慰。我前些年写过对刘再复以及他的好朋友高行健的评论，在国内就很难通过审读。想当年，还不是文章能否“通过”这么简单。 高行健获奖，这是华文文学的光荣，对他的成就绝对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正如现在“高行健专辑”的“编者按”指出的：高行健除了用法语写作三个剧本之外，其他十五个剧本和长、短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理论文章均是华语写作。因此，他是华文文学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作家。高行健除了具有双语写作的特点之外，更重要的特点是全方位创作。他不仅是一个小说家、戏剧作家，而且是个导演和画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八十年代初就以《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这之后他又不断地进行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探索，先后出版了《没有主义》、《另一种美学》、《论创作》、《论戏剧》等多部文学艺术论著。这些论著既有自己的创作经验，又有对于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值得华文作家借鉴。高行健的华语作品已翻译成三十七种文字，影响极为广泛，对此等重要的文学艺术存在我们应当认真面对。 刘再复在《当代世界精神价值创造中的天才异象》中告诉我们：高行健是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出现的一个天才，一种精神价值创造的“异象”，一种超越时代的“个案”。他扎根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做出卓越贡献；又超越中国文化，创造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新成果；他立足文学创作，创造出长篇小说的独一无二的新文体；又超越文学创作，赢得戏剧试验、绘画试验、电影试验、艺术理论探索等全方位的成功，从而为当代人类智慧活力作了有力的证明。他全方位艺术试验背后的哲学思考与思想成就，既有现代感，又冲破“现代性”教条。通过文学艺术语言表达，实现了对三大时髦思潮的超越，成为另类思想家的先锋。 对高行健如此重要的文学艺术存在，中国大陆文学界当然应当认真面对，并借鉴其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而除了高行健之外，一切华文文学的成就都应该认真面对和借鉴。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言，由于世界各国华文作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华文文学作为中外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有可能因中国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嫁接而孕育出有别于中国文学的文学精品，世界华文文学的确可以获得有时甚至出乎意料的成就。这些优秀作家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精品是华文文学世界的共同财富，迟早会反哺于中国大陆文学。它们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肯定有助于中国大陆文学的表现力，起码为文本背后民族精神的探索形式提供了难得的参照。它们对于中国大陆文学迈向世界，一定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种发展势头使笔者禁不住对“世界华文文学”补充一个解释：这个词除了指全世界各个国家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外，应该还有另一个含义，就是“用华文创作的世界文学”，即是指那些得到全世界各国公认的、成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宝贵财产的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我相信，这种堪称之为“世界文学”的精品肯定越来越多。这就是我所说的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世界文学”的发展前景。 对于此一发展前景，我们应以欣喜的心情关注之。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也需要这种欣喜、期盼的心情与乐观、坚定的信念。 注释： [1][11]周策纵：《总评辞》，《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哥德学院合编，1989年，第360页，第359页。 [2][3]郑明：《总序》，《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郑明总编辑，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6月。 [4]《依旧听风听雨眠》，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2月。 [5][6]网络文章。 [7]莫言《写作就是回故乡———评张翎小说〈交错的彼岸〉》，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页。 [8][9][10]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第49页。 [12]参看钟玲2002年5月在非洲华文作协文学年会的专题演讲：《落地生根与承继传统——华文作家的抉择与实践》。 [13]袁良骏：《白先勇论》，台北尔雅出版社，1994年，第352页。 [14]《哈金访谈：一个厨师艺术家的画像》，明迪译，“中国艺术批评”网，2008年10月4日。 [15]叶舟：《高行健追寻不羁的灵魂》，香港《亚洲周刊》，2000年7月23日。 [16]王润华：《〈他还活着：澳华文坛掠影〉序》，台北秀威，2010年9月，第9-13页。 [17]高行健：《关于〈逃亡〉，〈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84页。 [18]刘再复：《文学对国家的放逐》，《放逐诸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92页。 [19]梁启超：《〈汗漫录〉序言》，见《饮冰室合集》第5册。 作者简介：何与怀，博士，现为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悉尼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 原载：《华文文学》2011.6. 原载：《华文文学》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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