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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浪迹天涯、漂泊离散往往唤起思乡之情或放逐之悲哀，但也不可否认，流散江湖或云游四方也常常成为开阔心胸增长见识的有益体验，游心观物、游目骋思更是一种人世间常见的情怀。 西方的漫游叙事历史悠久，荷马史诗《奥德修斯》奠定了一种古老的叙事原型:远游与还乡的循环模式，主人公“历经海上风险而艰苦还乡，是一场复兴意义、重整制序和反抗偶然的运动。意蕴的生成在此采取了一种循环模式—从分离到团圆、从战争到和平、从受难到拯救，而奥德修斯这个神话形象将人类文化与苦难的关系铭刻在想象之上，使之成为生存智慧不可缺少的要素。”[1]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史诗性小说《堂吉诃德》兼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于一体，塑造了一个心怀理想主义精神却又滑稽夸张的游侠形象。堂吉诃德和桑丘主仆的漫游是作品重要的情节构成。而在歌德的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对于出生于富商家庭的主人公威廉而言，“逃避庸俗，摆脱自己商人家庭的无聊市民生活”是善良正直的威廉“长期在外浪荡飘泊的初衷”，[2]离开家庭、漫游于社会各阶层，是威廉完成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到了浪漫诗哲的笔下，游历意味着灵魂不懈的探询和追问，如德国浪漫派作家黑塞就有多篇这类自我追寻的漫游体小说，他的《纳尔其斯和哥尔德蒙》就继承了浮士德式的灵魂之旅。这些怀着浪漫之思的精神漫游者，总是“勇敢地探询走出历史迷宫的路径的人，成为呼唤这个世界上应该有而又没有的东西的人。”[3] 封建体制下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并未孕育出发达的游历与冒险传统，尤乏远游和航海游。相对应的，古代中国以远游冒险为内容的叙事文学也就不是特别兴盛。不过旅行、游历对于中国人而言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尤其是近游和内陆游。“在宋明甚至唐以前，中国人喜欢徒步到处旅行，从一个都市到另一个都市，从一个庙宇到另一个庙宇。”[4]无论帝王将相为官者，还是文人雅士，或是经商人士，以至普通百姓，都有离家出游的客观需要或主观喜好，求仙问道，曲江游宴、郊游踏青、重阳登高……遂成为古代中国人多元的旅游形式。游历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人文行为也因此蕴育了大量文字著述，衍生了形态各异的游记文学，我们不妨称之为漫游叙事。司马迁二十岁即外出漫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沉、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5];唐诗人李白亦酷爱山川游历:“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宋理学家朱熹也主张观览形胜、考察风物，从天下万物这“无字书”中认识自然反观人生;明徐弘祖一生中有三十余年游离在外，足迹遍及当时十四个省区，倾毕生精力撰写出名著《徐霞客游记》。清学者顾炎武大半生漂流北方，游学往来秦、晋、冀、豫、齐、鲁之间，遂有《昌平山水记》等作。除了那些游记小品之外，清代小说中不乏游历的叙事元素和情节线索，如李汝珍的《镜花缘》，刘鹗的《老残游记》。与西方冒险游历文学中常透露的征服自然旨趣不同，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文人的游历似乎更多地寄情于山水风物，更侧重于传达人与自然之间亲密无间的对话与交融，丰富的自然和人文历史景观所召唤起的更多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以及传统的延续性和儒生的历史责任感。 以上的简要勾勒表明，漫游叙事的传统由来已久，其叙事魅力在于:人物的丰富经历弥补了平淡现实生活中拘于时地的有限性空间经验，脱离了社会性羁绊的传奇与历险，展示了人生丰富的可能性和人类向往自由的天性，漫游叙事往往能较好地表达人类寻求精神超越的欲望。漫游叙事的故事情节往往曲折生动，有益于想象的舒展，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二 “按题材的分类概括，我们自然地发现，‘五四’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的第一个十年中，打头的是海内外的旅行记和游记。”[6]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游学域外者甚众，体现在现代汉语文学中，以域外为背景的漫游叙事也愈发丰富。20世纪初期的东洋留学生涯更敏感直接地触动了中国男子身为弱国子民的无力与悲哀(如郁达夫的《沉沦》);游学英伦的域外经验孕育了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国民性思考(如老舍的《二马》);地理上不稳定的漂流生活也许更能体现人物迷惘不安没有归属感的内心世界(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同时游历性作品也适合表达一种超越现实的形上精神追求(比如高行健的《灵山》)…… 台湾留学生及旅外华文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续写了中国新文学的异域书写历史，台湾作家马森的《夜游》就是一部直接以“游”为题的异域漫游体经典小说文本。1932年生于山东的马森拥有周游列国的人生经验，40年代末流寓台湾,1960年代以来，马森在欧美的许多国家留学、工作，先后执教于法国、墨西哥、加拿大、英国伦敦大学、香港等地大学，足迹遍布全世界40多个国家。1980年代返回台湾，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国立艺术学院、成功大学、南华大学等校任教，一度兼任《联合文学》总编辑，晚近居台南20年。在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府城的故事》一书中，马森说:“我一生在世界各地流徙不止，辗转于亚、欧、美三大洲之间，持续经受着异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养成了对付外在环境的耐力，同时也使我有机会领略到异国风俗与语言的不同韵味，在深感不虚此生之余，对我的写作自然会增添一些颜色。”马森以话剧创作闻名，戏剧与电影修养深厚，但他的小说创作同样值得关注。这位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导演的作家出版过《生活在瓶中》、《孤绝》、《海鸥》等现代主义小说集，而他的长篇名作《夜游》是其中的一篇带有浪漫唯美色彩的都市漫游体小说。 “自从都市漫游者走出了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师》，这一形象和概念已经成为文学记忆的一个‘游魂’，被各个时代的文学文本不断召唤，并在这些叠加的文本中被还原、挪用、翻新和补述。时至今日，都市漫游者已经被建构成为一个跨文本、跨文类、跨领域、根深叶茂、盘枝错节的血缘谱系。”[7]这一日趋广大的血缘谱系中，《夜游》为之提供了一个华人女性都市漫游者的艺术形象。游动不居自由无羁，是叙述者所认同的生命形式;漂游不定寻求追索，是叙述人真实的心理状态。在异域都市里四处游荡，在漫无边际的游荡中体验、觉悟、成长，是小说《夜游》给人的最初印象。但它的主要目的还不是传达游历与成长中的经验与挫折。小说前面所引用的古诗也许可以透露小说的主旨与情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炳烛游?”出自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著名诗句显然深深触动了作者马森的心弦，诗章叹乱世人生之朝不保夕、不如纵酒放歌，感慨深遂，言说人生苦短这人类不可逃避之痛。原诗中的秉烛游“犹言长夜之游”，“极言行乐之当及时”，[8]马森取其意为小说命名，千古之悲风扑面而来，小说讲述的虽是现代华人身处异域的都市漫游故事，但秉烛夜游的意境却与汉末文人如出一辙。)不过，作为二十世纪的现代漫游叙事，尽管想要表达的内涵有与古人相似的恐惧和伤怀，却不只是重复古人的悲叹，且其言说方式也完全不同。作为一部现代叙事文学作品，马森将古诗苍凉的意境变成了一则密密匝匝曲曲折折的社会心理故事:一段带有唯美和浪漫气息的游历漂泊的心灵旅程。作为有着社会学专业训练的作者，马森在作品里也提供了对于不同肤色人种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特别是移民、亚文化群体等边缘人)的生活状态及其相互交往情况的细致观察，而这也是华文文学中相对欠缺的内容。 《夜游》成稿于1978年，在复刊后的《现代文学》上连载了一年多，1983年出版，白先勇为之写序。这是一篇企图心很大的散发着知识分子气息的作品，起码在思想的广度上给人这个印象。一个女性的情感命运是其情节线索，而这根单薄的线条上串起的东西却相当丰富，涉及到东西文化间的对话与冲突、文明的危机和前途、人性的悲剧、性别的政治、弱势群体的境遇等多种议题。作品表现这些思想议题的方式仍然是诉诸感性的，将比较抽象的思考融进了情节和人物中。小说塑造了一个不安于室、追求浪漫爱情的台湾旅外知识女性形象，其实与其说她在寻找爱情，不如说是在寻找失落了的自我。这个叫汪佩琳的年轻女子在平淡冷漠的婚姻里感觉压抑，而所谓的事业也无法吸引她持之以恒。她不愿再忍受她的英国绅士派头的白人丈夫詹的蔑视与嘲弄，更无法忍受这种缺少动力的盲目而庸俗的生活方式，于是她决然地叛逆了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离家出走，加入文学史上现代流浪汉一族，成为娜拉、子君、安娜、包法利夫人以及查泰莱夫人的精神后裔，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这似曾相识的话语仿佛是子君当年那著名的新女性宣言的再版。[9]小说以此为起点(似乎也是终点)，书写了一个东方女性的异国漫游史。这个人物的自我迷失还让人联想起聂华苓笔下的桑青/桃红，负荷着家国之痛和东西方男权压迫的中国女性桑青患了精神分裂症，异化为桃红;而马森并未过多地执着于国族身份的议题，而是更多地专注于现代都市人普遍的心灵空虚，流露出一种超越国籍与民族身份的“世界人”的眼光。作者投入了极大的同情去理解汪佩琳这样一个所谓无根的现代人，一个不安分、而又深感自我缺失的现代人，用她自己的话是“一个在生活中摸摸索索想弄清楚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的一个糊涂人”。，(《夜游》第3页) 正如人们在评论劳伦斯时说:“他代他笔下的人物所要求的是自我完成，而这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10]马森以汪佩琳(琼)为叙述视角，表现一个东方知识女性在异国他乡的自我追寻，以及她所感受到的文化、性别、社会的症候。一种要认识自我寻找真爱的冲动驱使她开始了个人历险与传奇，对于一个自感糊涂的女人，要分辨什么是冲动什么是深思熟虑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她逐渐清楚地明白:她所要求的正是通过反叛与蜕变的痛苦过程而求得自我的完成，在此过程中，她经受着从未遭遇过的多重挑战。首先是文化的制约与道德的藩篱。她曾经是个被动、保守、压抑的人，异域文化的冲击使她开始觉悟，打开眼界的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做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的驯服绵羊，她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我只是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只是要做一个自由人!”(《夜游》第155页)她模糊的憧憬终于化作一个具体的行动: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于是她首先要抛弃的是一套陈旧的儒家思想观念，与旧观念的受害者兼代言人母亲之间无法避免一场冲突。代际冲突在这里不仅具有象征意义，它是在异国生长并融人新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现实地表明，在突出个性的现代生活方式与追求体面虚荣的正统生活模式之间，相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无论是小说人物还是作者本人，都清晰地意识到这种价值转换与全盘抛弃中国文化传统是两码事。实际上，《夜游》对文化的探讨延续更拓展了六十年代海外华人文学的视域，我们仍能感受到乡愁命题的变体存在，只是马森小说里的华人基本上已经将这个命题看成一种历史的现实，漂泊无根在他们眼中是命中注定的生存现实，像琼的哥哥所说的: “我们这一代是注定了像断了线的风筝，拉也拉不回去了。……我们中国从鸦片战争叫西方人打开了门户以后，这种双方的对流是无法避免的了。就好像两股相对冲击的海潮，相击的水珠总有一部分叫对方吸引了过去。西方的潮大，我们的潮小，叫西方卷过去的水珠自然就多了。我们就是被西方的海潮卷过来的一部分水珠，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被历史注定了的，非人力所能更改。”(《夜游》第28页。)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乡愁已经不能完整地诠释他们的处境和存在的真相。小说中的华人，无论是琼、瑛哥，还是朱娣，他们就不仅仅表现出白先勇与於梨华等人作品里那种剧烈的身份焦虑和精神流浪心态。也许他们仍然不能不频频反顾，但民族文化的属性危机意识至少已被理性地悬搁，他们企图不再把自己局限在某种皮肤、某种民族、某种文化或某种性别，从宏大的民族叙事圈中脱身而出，他们成了一些自由而孤绝的悬浮体。不管是《夜游》，还是《海鸥》、《孤绝》，马森小说一直探索着个人的自由这个超越自我的主题，他认为人类的两大根性就是“自由与恐惧”;[11]另外，或许与作者生活阅历以及社会学研究工作有关，他的小说人物不囿于华人圈，笔触常跨越文化和种族的局限，深人到不同民族国籍的现代人的存在状态里，在他的眼中，人的孤绝感是不分国籍不分男女普遍存在的，现代文明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态是他最关注的对象。这形成了马森海外创作的一个独异特色。对自由命题的不懈追究、对人的孤绝处境的深刻挖掘，每每令马森不由自主地靠近存在主义生命哲学。 《夜游》中，生活在西方的华人青年的文化观念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有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资源的支持和现实的参照，他们无法再忍受中国儒家文化中压抑人性、虚伪、不平等的劣质，无论站在性别的立场还是人性的角度，他们做出的批判与嘲讽都显得很坚定，尤其是三纲五常一类腐朽观念更是受到他们毫不留情的抨击。但这也不意味着华人青年对西方文化不加选择的拥抱。作为华人知识分子的朱娣，她与西方的中产阶级主流社会就格格不人，她是个西方现代文明的质疑者，她有着强烈的原始主义倾向和女权思想，使她看上去自主大胆而有些男人气。受到她的影响，琼(即汪佩琳)更倾心于西方文化中宣扬感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浪漫主义一脉，事实上，琼最终选择的，是否定了现代西方社会所遵从的商业化和理性化的一种真率感性的自由生活。对于西方主流社会趋之若鹜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琼视如敝展，她的丈夫詹是个为追求成功和虚荣而忽视人伦亲情的工作狂，正是这种白人中产阶级的代表。而她弃绝得最为彻底的也正是这一点。她要开始做一个全新的自己，因此要挣脱东方陈旧封建观念和西方现代性主流思想的双重束缚。“首先她反叛的是詹所代表的西方的理性主义以及文化上的优越感，更进一步她也反抗以她的父母家庭为代表的中国儒家传统的拘束压抑。放弃了丈夫父母的依恃凭藉，汪佩琳成为了一个孤绝的人。”[12]这个孤绝者如同德国后期浪漫派作家黑塞笔下的荒原狼，迷失在自我探询的路上，永难回归。 琼沉沦在那些都市边缘人所聚集的黑暗混沌世界里(如“热带花园”和“金字塔夜总会”)，结识了一些被人称为社会渣滓的流浪汉(失业者、无产者、妓女、同性恋、双性恋者等等)，她抛弃上等人的生活，开始与这些朝不保夕的城市漂游者建立起一种自由无羁的关系，经历了身心的全新体验。在咖啡馆舞厅、酒吧、裸浴沙滩，以及他们乱糟糟的寓所，这些城市的浪人建构了一种属于夜晚的亚文化，社会的弃儿们相互温暖，琼越来越深地陷进这个布满诱惑却难见天日的圈子，学会在接纳与包容中开放自己，无所顾忌、自由任性，体味一种黑暗中的狂欢。这对于汪佩琳这样一个在封建家庭中生长的东方女性而言，也许其间包含着令人兴奋的新生的性质，但这样的选择无疑是一场并不理性的赌博和冒险。 与文化价值的选择相比，个性的解放与爱情的革命对于琼而言就显得具体得多。小说人物从令人窒息的中产家庭中逃奔出来，她的全身都呼喊着解放、自由。幽暗、迷惘、动摇不定的内心需要一种蛮强的力量，对爱情的认真追寻、对自由的不懈叩问，令她越出了主流社会认可的警戒线之外。这让人想起了劳伦斯，在文学世界里劳伦斯式的性与爱像虹一样辉煌。不过马森无意重塑东方的查泰莱夫人。汪佩琳身上背负着的东方文化总是隐蔽地制约着她，阻止她跌进放纵的深渊。劳伦斯燃烧的原欲激情到了马森笔下，演化成一则抵御与解放同行的个人生活试验，但试验的心态很快转变，她明白投人一种生活不同于一次可以重新再来的实验。而自由的滋味有时竟那么沉重，需要她舍弃所有的依傍来独自承当。自由的选择意味着个体担当责任，意味着“订约与信诺”(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马塞尔语)，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夜游》更近于一部存在主义小说。不知不觉间，她卷入了一场痛苦的爱欲煎熬之中。魁北克流浪青年麦克是个漂亮而任性的男孩，他无家无业无责任心，纵酒吸毒同性恋，最让琼感到震撼的还是他的无可救药的颓废。麦珂的脑子里有一种偏执:他畏惧因而拒绝衰老和丑陋，在他眼中，过了二十岁就已经太老，他不能容忍二十岁的到来。而正是这个拒绝长大的那西索斯式的美少年令琼着迷，她像母亲一样迁就他纵容他。为了这场她无法分辨性质的爱，她从一个令人羡慕的白领变成了人所不齿的嬉皮，被房东驱逐，甚至失去了工作;尽管小说常常以质感的文字铺陈男性美，对年轻、健康、匀称的躯体充满赞美欣赏之意，但身体的美在这部作品里更多的不是作为性元素来处理，而是导向遏制不住的唯美的绝望之渊。正是身体的青春与美，唤起人对永恒的渴望和注定的悲感，在沉重的恐惧面前，欲望消解了。对汪佩琳而言，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她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依偎的温情，一种不需要附加条件的爱。事实上这种不可能的爱却通向了绝望。因此，与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倾向相契合，马森笔下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不是自我放纵的行尸走肉，而是一群与主流社会体面阶层相抗衡的“夜莺”，他们无法占有白天，他们永远只能在狂欢、眩晕、黯淡的夜晚没有明天地梦构虚幻的王国。 然而，推祟感性与自由，厌弃理性与规则，都带有无可避免的反社会、反文明的浪漫主义的个人至上倾向，脱离了社会主体的个人主义小船又能漂向何方呢?汪佩琳以及朱娣、麦克等人的自我追寻最终会通向哪里呢?浪漫主义那种对总体化的坚定自信他们身上已经不多见了，施莱格尔曾经底气十足地说:“只有人的个性才是人的根本和不朽的因素。对这种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的崇拜，就是一种神圣的自我主义。”[13]而《夜游》中不同种族的都市边缘人只是浪漫主义已经颓败弱质的精神后裔罢了。虽然作者对这群执著于浪漫、自由、个性解放的青年表示了足够的同情，他们每一个人的反抗性格似乎都有着童年创伤的心理原因，而他们放浪形骸的言谈举止也总是显得纯真如孩童;麦克、道格的相继失踪，也许暗示了反社会的自由至上与个人主义注定只能是没有生命之根的孤绝的漂浮物。不过，马森是个对存在主义哲学深怀敬意的作家，《夜游》中有如下的表述:“存在主义的真义一度曾遭误解，存在主义不是悲观哲学，更不鼓励颓废，存在主义是探讨现代人失去宗教信仰传统价值后，如何勇敢面对赤裸孤独的自我，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中，对自己所做的抉择，应负的责任。存在主义文学中的人物，往往亦有其悲剧的尊严。”这段话可以视为《夜游》探讨现代人自由命题的一个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夜游》中的漫游者们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一种精神的突围。 注释： [1]胡继华:《布鲁门贝格的“神话终结”论》，自“哲学中国网”http://www.philosophy.org.cn/Subject_info.aspx?n=20100712144540987030 [2]杨武能：《逃避庸俗序—<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8页。 [3]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4]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9页。 [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3页。 [6]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I98S年版，第10页。 [7]王卓:《都市漫游叙事视角下的美国犹太诗性书写》，《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年第2期，第195页。 [8]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见《朱自清、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9]马森:《夜游》，台北尔雅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10][英]基思·萨迦:《劳伦斯的玄学思想》，《劳伦斯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 [11]参见马森《海鸥的遐想》一文，马森《海鸥》，台北尔雅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2]白先勇:《秉烛夜游——简介<夜游>》，见马森《夜游》第4页。 [13][英]史蒂文·卢克斯著、阎克文译:《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4页。 作者简介:朱立立，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原载：《华文文学》2011.1. 原载：《华文文学》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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