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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导致了一场作家运动。许多著名的中国作家，如熊式一离开中国远赴欧洲，为争取欧洲人对中国的支援而作战。西方作家则进行了方向相反的旅程，他们被战争吸引访问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诗人奥登，以及他的旅伴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还有美国人玛莎·盖尔霍恩和厄内斯特·海明威。 诗人奥登及其旅伴的“通向战争之路” 英国诗人奥登于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短暂地访问过西班牙。同年，他和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受两家出版社的委派，撰写“一部有关东方的游记”。虽然伊舍伍德后来说，他“太过于意识到在中国成为微不足道的自我”，他们合写的《通向战争之路》虽然很风趣，但却是一部对战争和政治以及生存努力的比较均衡的记述。在序言中表达的致谢名单里，有他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士，从传教士到外交家，从国民党官员到知识分子，包括邵洵美、左翼活动家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这显示这项计划的严肃以及方法的平衡。 在汉口的一天，1937年4月22日，他们接受叶君健的拜访:“这是一位怕羞的年轻人”，他虽然日后成为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在当时只出版过“一本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集”。叶君健是朱利安·贝尔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曾在日本遭到过逮捕，罪名是无政府主义者嫌疑犯。他遭到日本警员的残酷殴打，他要求奥登和伊舍伍德原谅他，如果他“有时显得有些愚蠢”。“你看，他们那时时常打我的头部。”他给奥登和伊舍伍德留下的印象，“就像所有这些令人惊讶的坚强的革命者……是那么的温和、紧张及柔弱”。 他们正在交谈时，“冲进来一股泉水般的幻觉——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身穿一件浅色的女孩般的连衣裙”。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记者，同情左翼人士，她更多时候身穿战士的迷彩服，剪着短发。 同一天下午，奥登和伊舍伍德与英国驻中国大使夫人一起访问了武汉大学。他们在那里发现学术界“一片惊慌和悲哀，他们毫无疑问地在猜测，一旦汉口沦陷，将遭遇什么结果”。他们也遇到了凌叔华。凌女士是一位“对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崇拜不已的人”。她给了他们“一个小匣子，带回去作为礼物。里边装着一个雕刻精美的象牙头颅”。 在汉口时，他们遇见了大摄影家罗伯特·卡帕，并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寓所遇见了周恩来。他们还拜访了冯·法尔肯豪森将军的总部，他是国民党军队的顾问。另一次访问是去杜月笙“防卫森严的堡垒”，他是一位黑帮头子，在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时帮助了蒋，不过他现在是“政府高级官员，在红十字会委员会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听说他完全是个文盲……我们谈论的完全是红十字会的事”。他的可怕的过去并非完全看不见，杜长得“又高又瘦，脸上的五官像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真像一座中国式的斯芬克斯。特别突出而又无法解释的是那双令人恐惧的脚，穿着丝袜以及那对欧洲时髦尖头式皮靴，从长缎袍子下面露出来”。 当盖尔霍恩和海明威因为没法满足接近前线的欲望而倍感气馁时，奥登和伊舍伍德却成功了。他们接近了一场战斗的前线，被涂成绿色保护色的白色战马逗乐了。伊舍伍德报导说:“据说运河对岸的最后一幢房子里都是士兵，但是奥登把头探出战壕，又拍摄了两张照片，没有遭到射击。他轻声对我说，‘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日本人。’他的话语被三声颤抖的口令打断。”他们离开了，“迈着沉重的步伐”，穿过田野，随着轰炸的持续，“田野在阳光下显得荒芜空旷。”“更多中国人从东方开火，日本人还击，轰炸着我们刚撤离的壕沟”。 他们的旅程中有许多时候是坐火车的，由于轰炸或军队转移，火车有时一停就是数小时，甚至几天。“我们坐在河岸上，看着十九师的士兵们从舢舨上爬到岸边，还带着马匹、机关枪和灶具。他们有着真正战士的真实而又坚强的神色，像流浪者那样顽强而务实。经验教会他们究竟该携带什么设备——一个热水瓶、一顶草帽、筷子、一把伞及一双备用的胶鞋。每个人的腰带上都挂着一条洗脸巾，像洗碟布，系在一起的是两三颗手榴弹，它们看上去像微型的意大利吉地安酒的酒瓶。” 这本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他们到另一处前线的记述，那是南昌附近，随同去的还有《时代》杂志的记者和作家彼得·弗莱明。奥登以不修边幅著称，而伊舍伍德穿着湿透的长裤，一件“前面烧掉了一大块”的衬衫，一双“由于结了泥浆变得又小又硬”的鞋。他俩跟弗莱明，那个老伊顿旅行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身穿卡其布的衬衫和短裤，高尔夫长筒袜穿得整整齐齐，结实的仿麂皮鞋，防水的腕表和莱卡照相机，他彷佛直接从一家伦敦的成衣铺的橱窗里走出来，为绅士夏季探险套装做广告。”尽管他们外表和意识形态有区别，但这三个人旅行时相处得很融洽，伊舍伍德对弗莱明的中文能力印象很深。 海明威夫妇的所谓“蜜月”之旅 玛莎·盖尔霍恩和海明威于1941年开始报导中国战争，和奥登及伊舍伍德的形式多变的历程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希望都很不相同。奥登和伊舍伍德倾向左翼，他们广泛旅行的目的是记述中国当时局势的许多侧面，但是，对于玛莎·盖尔霍恩而言，她在西班牙呆过一阵子，报导了内战，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记者目睹战争的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看见的比奥登和伊舍伍德更少，也没能在战场上看得更远。像奥登和伊舍伍德那样，她没能会见知识分子和传教士，也没享受外交家们的盛情款待。海明威似乎对访问中国没有多大兴趣，但是，由于他在1940年与玛莎·盖尔霍恩结婚了，所以他伴随她进行了他所谓的“蜜月”之旅。 玛莎·盖尔霍恩看来很想去中缅公路，到中国的前线，但是她不是她的杂志的首选人物。“《柯勒支报》已经派了别人，派别的姑娘去了，派一个自由身的，我猜想。这几乎令我心碎……”她于1840年10月30日写给母校老师的信中这样说道。幸运的是，另一位记者拒绝了这项任命，于是玛莎得到了这份工作:“报导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南中国海周围对于日本人进攻的抵抗。”海明威刚刚完成《丧钟为谁而鸣》一书的撰写和宣传，并不热心前往，虽然他知道如何用中文唱“《耶稣爱我》，这首歌是他的堂兄弟教会他的，他们的父亲维罗比·海明威曾是陕西省的一位传教士医生”。 虽然玛莎·盖尔霍恩给《柯勒支报》撰写的文章于1941年问世，但是她对中国的记述《马先生的群虎》直到1979年才出版，而且，由于她和海明威在1940年代非常势不两立地离婚，所以她没有在文章中提到他的名字，而是用“UC”或者“不情愿的伴侣”这样的称呼，而且“他宣称他有个叔叔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并且拿出他自己的阑尾放在马背上，他还被迫从他的俸禄中拿出几个毫子来劝导中国异教徒们皈依我主。这些事实似乎令他转而反对东方”。当她抱怨时，事实上她在整个旅程中一直在结结实实地抱怨(如她自己承认的)，他的反复回答是:“谁想来中国？”然而，看起来海明威的确对这趟旅行以及东方的战争感到某些兴趣，因为海明威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在纽约会见过哈里·迪斯特·怀特，他是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助理。美国财政部很有兴趣知道有关中国对盟军的支持，及反对日德轴心，并准备提供财政支援，而海明威同意向他们汇报中国的情况。 他们的头一站是香港，那里海明威享受了快活谷的跑马比赛，他很快乐地看到马匹身上有时会涂上油漆来伪装一些记号，或者隐藏它们的真实形态。他很快就融入香港大酒店的休息厅，在那里和他一同饮酒的有中国的将军们、中国国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们后来把他和玛莎搭载到条件恶劣的中国南方地区；还有英国军官，其中包括查理斯·博克瑟，当时香港的英国情报部门首长，不过他后来成了著名学者，专门研究早期中国和葡萄牙关系，以及他的同伴、美女作家项美丽，以及路易·艾黎。海明威和那位“双枪”莫里斯·科恩在一起也感到很快活，他是伦敦东区人，曾经担任过孙逸仙博士的保镖，在孙博士去世之后，为权力广泛的宋氏家族当过各种差使。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作为他的第三任夫人，而她的其他两位姐姐是孙逸仙的遗孀以及孔祥熙夫人，后者的丈夫是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双枪”科恩把海明威伉俪介绍给“唯一一位正直的宋氏姐妹”孙夫人以及孔夫人。玛莎·盖尔霍恩不喜欢孔夫人，但因为她喜欢服装，所以很仰慕孔夫人的紧身天鹅绒旗袍(纽扣是钻石或红宝石的)。 他俩共同“去中国前线”的旅行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他们在危险的状况中飞行，蹲在狭窄的小船上，骑着矮马在雨中穿行。海明威的马实在太小，当他坐上去时，彷佛那马长了六条腿。有一次，那马被他压垮了，所以他只得扶起它，背在身上。玛莎，她似乎永远处于盛怒状态，“朝我吼叫，要我把马放下，她担心背马也许会触犯中国的戒律”。他俩爆发了一场争吵，海明威坚持认为他的首要职责是对马负责，玛莎则担心这种举动可能被视为侮辱中国人。最后，她坚持要他把马扔下。海明威对马道了歉，把马放在地上，在马身边行走。 他们从一个军事基地辗转到另一处军营——“士兵的护送，祝酒，很快部队检阅接着是大摆宴席”——估计是由高层安排的，也许目的是保护他们重要的客人，他们身上带着的介绍信不是别人，而是来自美国总统的夫人。无论他们来到哪里，他们的名声总是先到一步，欢迎横幅到处可见，并且“有一次，一位男子跑步与我们的车队平行，他问我们的下一站是什么地方，这样政治部就可以搭起一座拱门”。海明威看来比玛莎·盖尔霍恩更加能够忍耐，后者永远对于肮脏的住所，以及他们没能看见军事行动而怒气冲天。他作为美国的代表向士兵演讲，意识到这些士兵从来没有被国民党的军官接见过，还意识到他们赤着脚，口粮也不足。他们观看了一系列慰劳士兵的爱国戏剧。最后，他们被带到一处设防的山脊，那里他们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据说是日本人的军营。他们很快觉察到这是一座“伪造”的日本军营，日本人是在山的另一边。玛莎在《柯勒支报》1947年7月28日一期中写道:“这位将军无法很好地唤醒这些沉睡的山岗，上演一场真正的战斗，但是他想炫耀他的军队……下面的沟壑里，小小的身穿卡其军服的人影用长着树叶的枝条伪装，在稻田的田埂上飞奔，当大地提供更少掩护时，他们就卧倒，我们几乎看不见他们向敌人的阵地匍匐向前……” 他们来到重庆，被安置在宋氏的另一位兄弟宋子文的房子里，他是蒋介石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对于他，玛莎·盖尔霍恩也许是出于细腻(她发现那屋子特别脏)，总是称之为“叫我称它什么好呢”。玛莎对于他们在重庆与要人的会面的记述十分有趣，因为在当时《柯勒支报》中出现的东西和她1979年在随笔《马先生的群虎》中相互矛盾。通过王炳南的德国太太(玛莎说是“荷兰人”)，他们受邀会见了周恩来，这个名字对玛莎来说并未意味着什么。然而海明威曾从乔里斯·伊文思那里听到这个名字——海明威在西班牙结识了这位电影摄影师，伊文思后来在中国拍摄过开创性的影片。海明威伉俪被戴上眼罩，领进“直接来自詹姆士·邦德，但是比詹姆士·邦德要早得多的场景”，进人一间小小的用石灰粉刷得雪白的地下室。周氏有着“很明亮的、含着笑意的眼睛”，但是玛莎在1979年写的时候，却没记住多少这场谈话。她在1941年美国杂志文章中没有提到过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但是在1979年，她写道:“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一个赢家，是我们在中国曾经遇到的真正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样板，未来是他们的。” 在《马先生的群虎》中，玛莎·盖尔霍恩描叙了和蒋介石夫人以及蒋介石大元帅本人的会见，后者似乎认为出现时未戴上假牙便是对他们的特别恩宠。她认为他俩“喷射出宣传”，并且描叙了当她向蒋夫人婉转地提到街上患麻疯病的乞丐的可怕状况时，会见是如何糟糕地结束的。蒋夫人非常严厉地做出反应，她声称中国没有把麻疯病人拘禁起来，当玛莎的祖先还在树上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蓬勃发展了。然而，有人曾经指出，玛莎在第二天还进行过第二次采访，有关这次的记叙在《柯勒支报》(1941年8月30日)一期中有过报导，在文章中，玛莎描写了蒋介石夫人是如何勤勉地工作(“没有哪个苦力一天工作时间比她更长”)，说她非常慷慨，并受人爱戴，说她的姐姐孔夫人从来没有贪污，而是“为中国”牺牲了许多，尤其是当中国债券的价值下跌时，他们出于爱国，买入许多，当价值上升、他们遭到损公肥私指控时，是如何感到尴尬。显然，到了1979年，当玛莎把伦敦作为基地时，已不需要代表蒋介石和他的夫人进行任何宣传了，而且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提到周恩来，因此两个叙述之间存在差异。 (摘自《中国的魅力——趋之若鹜的西方作家与收藏家》吴思芳著方永德等译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3-27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3-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