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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戏曲史学家周贻白老师是1977年不幸病逝的。我获悉这一消息则是1982年在山西太原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省文化厅联合召开的梆子声腔讨论会上，当时遇到了周贻白老师的二公子——周华斌同志。当我问起周老师的情况时，华斌不无伤感地告我，十年动乱，他父亲毫无例外地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家里被抄，忧国忧民，积愤成疾，病情严重入院时，还是他用小平车推着老人住院的，从此再没有回来。这就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戏曲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的可悲下场，听了实在令人叹息和心酸！后来一次我去北京，在华斌家里，他把刚领回来的文革时被抄去的珍本给我看，上面竟然加盖了康生的印章，为那个堂而皇之的党内文魁所劫掠。 我和周贻白老师是在1954年认识的，那时他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我在中国戏曲学校教学，并担任文教组长。学校为了使学生了解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决定聘请周贻白老师来讲授中国戏曲史。当时副校长史若虚同志写好一封信，命我亲往面呈周贻白老师。我心里有点忐忑，我虽然久闻周贻白教授的大名，也读过他的大作《中国戏剧史》，但从未见过面。周老师当时住在地安门外棉花胡同，学院斜对门的家属宿舍，是一间旧式平房。进得门内，周老师正好在家，他十分热情，邀我坐下。我把信呈上，说明来意。周老师看过信后，满面笑容，毫不犹豫，慨然答应。并说定每周星期四上午去给学生讲课。我心想原来聘请教授竟这样容易，也不讲薪俸报酬，仅凭一封信，派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居然就完成了任务。 周老师这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精神矍铄，身体健壮，容光焕发，毫无老态。每次上课，他都是走到地安门，乘有轨电车到西四下车，然后再步行到赵登禹路。两边的路程，合起来少说也有三里路。 周老师授课的对象是高年级学生，相当于初中三年级水平。但因仰慕周老师的声望和学问，所以学校的好些教师和一些行政干部也来听课，有时甚至还有戏曲研究院的一些学者。周老师的湖南乡音较重，有些话人们听不懂，另外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基础知识亦差，面对这种情况，周老师一是耐心，一次不懂讲两次、三次……二是深入浅出，尽量结合一些演出实际，力求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理解。这里充分显示了周老师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 在五十年代，还没有留客吃饭的习惯。每次讲完课，正好中午十二点。周老师总是夹着书本、讲义自行回家。我也总是把他送到赵登禹路口，眼望着老师朝西四方向走去，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有一次下了课周老师非拉我一道去吃饭，我们相偕拐到锦什坊街，在一家湖南餐馆就餐，我要点菜，周老师坚决不从，结果每人吃了一碗米粉，共花了不到一元钱。他艰苦朴素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时学校每月给周老师的薪俸是40元，连车马费包括在内，这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1954年秋天，中国实验京剧团正式成立，我亦随之调团工作，担任教练组副组长，组长是陈玉菁同志。团里的演员大多数是戏校选修班的毕业生，有刘秀荣、张春孝、谢锐青、许湘生、朱秉谦、孙岳、钱浩梁等。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是年轻娃娃，一直跟随田汉同志，转战南北，为战士演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都入了四维剧校，解放后，中国戏曲学校成立，他们又转入戏校。他们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大，但演出经验丰富，会的戏多，像刘秀荣、张春孝、朱秉谦、孙岳，不论唱念做打，都是十分出色的，就是文化知识欠缺一些。因此团里仍然决定执行边学习、边演出的方针，所不同的是演出的量要重一些，多一些。为此团长吴宝华同志又命我请周贻白老师来给演员讲戏曲史课。周老师有求必应，尽管他当时工作忙，研究课题多，还是依旧每周来一次。不过团址在王府仓，比以前更远了。每礼拜四我在赵登禹路口接他，然后一道说着谈着去剧团。他对演员的学习十分关心，一路上总是问我每个演员的文化水平，接受能力，以及对他讲的课有什么反映，有什么要求，能完全听懂的占多少?然后嘱咐我课下多做些辅导工作。 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此，文化部举行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讲座。我记得曾请北大的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讲中国通史，周贻白老师讲中国戏曲史。他们都知识渊博，讲得通俗易懂，受到了文化干部的极大欢迎。 周贻白老师可以说是出生于一个梨园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位湘剧老票友。上有所好，下必尤甚，所以他从小就喜欢跌爬滚打，舞刀弄枪，练就了一身本事。他演过文明戏，当过湘剧演员，京剧演员，还参加过杂技团，演过杂技。他还曾经学过徒，做过编织地毯的工人。后又读过师范预料，当过教员。1920至1940年间他在上海结识了田汉、夏衍、欧阳予倩，受到了民主革命和西方戏剧的影响，先后参加了南国社和中国旅行剧团等。这一阶段，他热情投身于话剧、电影领域，创作了二十多部话剧和电影剧本，其中包括京剧。1937年，他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亡协会，因撰写弘扬民族意识的剧目，遭受日军软禁。后来，他到了香港。1950年，新中国成立，他应田汉、欧阳予倩之邀，回到北京，一道筹建中央戏剧学院。从此，他一直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 周贻白老师，出身贫寒，历经沧桑，从事过各种不同职业，但他自强不息，勤于奋斗。这段丰实的生活经历，对他从事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如他在三十六岁时写成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两书，已摆脱前贤的巢臼，把戏剧作为综合艺术来对待、来研究。 中国最早的戏剧史家王国维先生（1877—1927），1912年写成的《宋元戏曲考》，一扫前人对戏曲的卑薄，把元曲与唐诗、宋词相并列，开中国戏曲史研究之先河，视野开阔，功垂后世。但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从元以后便戛然而止了，当然这和他的认识有关，他认为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 1915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专攻明清戏曲史，他所写的《中国近世戏曲史》，虽弥补了王国维先生之不足，但其缺陷，一是有头无尾，一是有尾无头，只能说是一部断代史。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性质不同，各有侧重，所论元明清戏曲，多在案头文学之主题思想、人物分析、文词研究上下功夫，使人难以一窥中国戏曲之全貌。和周贻白老师同时的戏曲史家，徐慕云先生所著《中国戏剧史》（1938），虽亦注意到中国戏剧之综合特征，但由于时代局限，也只是写到清末。董每戡先生的《中国戏剧简史》（1949），同样也是写到清末为止。周贻白老师与上述研究者不同，他一面从事教学，一面坚持戏曲史研究。由于国家正处于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大好局面，使他有机会观赏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对新发现的戏曲文物，他不辞千里，亲往视察，大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他治学严谨、虚怀若谷，善于听取来自正反两方面的不同意见，从而最终写成了他的《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一书。这是一本比较完整的中国戏曲史。他不只注意到每朝每代每个时期的戏曲艺术特征、演出的情况，而且注意到传奇小说和词话与戏曲的关系，官府的、民间的戏曲之间的交流，相互影响，乃至剧本创作，戏曲批评，主要的剧作家，主要的作品特别是利用新发现的戏曲文物，论证一个时代的演出情况，这与其他研究者相比，可谓独树一帜。尽管这本书还有不足之处，但我认为周贻白老师的这部专著意义深远，影响至巨，确实是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缅怀往事，周老师的音容笑貌，讲课时的姿态，仍然历历在目。我将永远怀念这位热情、诚挚、学识渊博、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诲人不倦的一代宗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