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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还在惊诧于白话文学推翻封建旧文学的排山倒海之势的时候，新文学社团和各种新文学流派也有如激流潮涌，以迅猛之势汇进了千姿百态、奔腾不息的中国新文学之河，从而构成了现代文学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特有风貌。在这条时而浊浪排空、惊涛拍岸，时而绿水耀金、碧波万顷的壮观河流上，活跃着一支令人乐而忘返、如饮甘露般的“田园抒情小说流”。它们以清新晓畅的文笔，诗情画意的描绘，酿就了一坛浪漫主义基调的美酒，散发出醉人的芳香。它又像一支牧歌式的短笛，不知唤起了多少人的聆听、思索、探寻，也不知引起多少人的模仿、借鉴、创新。人们似乎应该追寻到二十年代，是废名先生在他的老师周作人的理论引导下首举义旗，从“乡土文学”作家中分离出来，吹奏出第一支幽雅的田园抒情的芦笙恋歌。又是在三十年代，由沈从文把这首歌推向了一座新的高峰。顷刻间，文坛热闹起来了，田园抒情的歌传遍祖国大地，飞越了大西洋。这时的人们已不是单纯知道一个废名、一个沈从文了。人们可以道出凌淑华、肖乾、艾芜、芦焚、汪曾祺等一长串的名字，到了四十年代，又是孙犁把这一流派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峰，并且演绎出了一个由他主擂的“荷花淀”派。在这支队伍里，有康濯、秦兆阳、刘绍棠、韩映山、丛维熙、房树民等一批从四五十年代成名后跨入当代文学行列的作家。这时的“田园抒情小说流”的流程，已不是局限于现代文学的流域了。它流向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乃至于九十年代与今天，人们也许已经熟悉了当代这支芦笛队伍，在当今百花争奇斗妍的文学界，新鲜血液和伏枥老骥如李杭育、贾平凹、蔡测海、汪曾祺、丛维熙等都是今天众人瞩目的作家，他们以连续得奖的拼搏精神紧紧地与读者沟通着心灵的桥梁，以无可辨驳的事实证明了这支“田园抒情小说流”是一条“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艺术彩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它的存在，远不止于今天，它将不断以新的风姿闪出耀人的亮色，流向未来，流向世界。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废名是由“废名”而出名的。废名的真名叫冯文炳，人们都说他怪，明明有名字，偏偏要废名。然而，这也恰如“隐士之路”的道理一样。当他首次以“废名”为笔名发表小说的时候，立即引起了文坛的注意(这当然也与他一定的创作实力相关)。1925年，他结集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此后时有新作问世，如小说集《桃园》、《枣》、长篇力作《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等。废名的诗与散文亦作过不少，仅散见于报刊，可惜没有结集过。废名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以文体家的姿态，率先推出了一系列诗意化散文化的小说，顿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舒展、充满春意的和风，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文坛那种刀光剑影的火药味的弥漫。让作家们的头脑立刻清醒了许多。他以自己的创作告诉了同行们：我们是在创作文学，是在艺术地创造美和爱。 如果说王鲁彦的创作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而震惊读者，成为鲁迅的难得的弟子与传人。那么，废名的小说则以抒写“淳厚的古风”、“淡淡的哀愁”而不同凡响，成为周作人冲淡、平和、闲适文风的难得弟子与传人。事实上，周作人也是把他当作得意门生的。他曾被记者问起：你的得意门生几何多？答曰：仅二三人而已，俞平伯、冯文炳、冰心是也。正是因为他偏爱的弟子中有废名，所以他几乎对废名的作品“包作序文”，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失为文坛佳话。周作人说：“冯君的著作的独立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又说：“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荫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种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荫下的时候”(《竹林的故事·序》)。这既是周作人自己的审美习惯，也是废名创作的田园牧歌艺术倾向的总结。周作人还指出了“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原因是他的文章之美”(《枣和桥的序》)。是的，他的小说没有写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反映动乱的大都市社会，更没有描写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平凡的生活”，只有废名心目中的理想化的陶渊明境界。在他笔下，那民风淳朴、人情味浓、自然环境优美的乡村，几乎“无论魏晋，不知有汉”了，世间无有“邪恶”二字。《浣衣母》中的李妈成为当地“公共的母亲”，尽管酒鬼的丈夫一去不知返，儿女们有的死了，有的走了。他仍对一切人深怀爱心。她那慈祥端庄的面容、善良仁爱的品性，正是我国千百年来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那种博大的挚爱、温暖的心怀是读者难以忘怀的。废名的长篇代表作《桥》，一开始就写了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少年程小林，放午学回家后一看午饭未熟便独奔东城外，摘金银花做花环玩耍，巧遇史家庄的史老奶奶，她正与孙女史琴子在碧绿的草地上牧牛，由于史老奶奶的攀谈，他们相识了，热情好客的史奶奶，邀请了素不相识的少年晚餐。并派长工“三哑叔”以牛做少年的坐骑护送回家。这种挚热、温爱的情谊，传达出笃厚、淳朴的民风，人们读后无不为之羡慕。《桃园》中的阿毛姑娘，也是一个纯真仁爱的姑娘，她热爱大自然，热爱风景秀丽的家乡，她与父亲在自家的门前栽种了一棵又一棵的桃树，桃树的增多也就成了美丽的桃园，她还嚷着要种桔树。她并不是为了吃桃与桔，而是他们能美化生活、美化环境，因为她太爱生活了!太爱大自然，太爱生她养她的故乡!桃园的一边依傍着县城城墙，游人路过者尽可以随手摘桃子吃，阿毛不但没有反感，有时还亲自把桃子送到别人手里，甚至恨自己不能上树多摘些送人，在她的桃园周围长满了鲜花，游春的女孩子们也尽可以采摘，捧一些花回去。……作者就是这样，在他的作品中反复书写着他心中的“桃花源”，表现古代山水田园派的“抱朴含真”的古风，寄寓自己的理想，发掘出其间的“美”与“爱”的情愫。废名笔下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有长工、牧童、学生、和尚、教书匠、屠夫、妓女等等，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描绘，以引起人们对自然经济下宗法制乡村美好社会的无限眷恋。这在作者的主观意图，在读者欣赏审美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这些在作者“冲淡”特技下出现的貌似仙境般的桃源胜地，在现实中只能是粉红色的梦，像阿毛爸爸买回来的玻璃桃子一样，只能看看，而且一打就碎了。难怪鲁迅先生颇有微词，说他“过于珍惜有限的哀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以致于在作者自己也无法解脱的时候，他的创作最终流于神秘、晦涩而难以卒读。周作人很想把他的晦涩解释为哲理的意蕴，但他还是很老实地说出：“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三个贤弟子中竟有两人为学生不解，不能不说明指导老师的周作人也很有些问题了。 二 三十年代把“田园抒情小说”推向新高峰的沈从文，正是从这条路走向世界的。他极为欣赏废名的创作，由佩服到模仿，再突破、超越，他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中篇小说《边城》的问世标志着他个人创作的顶峰和对前人的突破。他同样是以田园风味、地方色彩吸引读者的。《边城》写的是一个四川、贵州、湖南三省交界之地的茶侗城，一个被历史遗忘、被地图忽略的地方，又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这儿山水秀丽、风光优美自不待言，这儿的人情美更是不能不令人啧啧称羡。作品中的人物：美丽天真的翠翠，仁厚侠义的外祖父，豪爽慷慨的顺顺，还有那爱情上竞争的对手(兄弟俩)，他们没有怨恨，没有嫉妒，更没有自私、阴险、邪恶。天保宁肯牺牲自己的爱而成全弟弟，傩送也为了对爱情的忠贞，宁肯放弃有碾房作陪嫁的富户而挚爱着翠翠。这一切，无不是美和善的化身，无不具有作家所想望的人情美、人性美。当翠翠痛失亲人处于无穷尽的痛苦等待之时，乡亲们对她关怀备至，无不视作自己的亲人，连当年向翠翠母亲求爱遭拒绝的杨马兵，也主动来照料翠翠。这里没有虚伪、邪恶与贪欲，人人都是那样的善良、诚挚、豪爽、正直，连妓女也是淳厚的，也讲道德知廉耻，重义轻利，执信守约。他们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年复一年相安无事地沿着古风和睦相处。作者对这种生活倍加赞扬与美化，实是对黑暗现实、冷酷无情社会的绝望与诅咒。 与废名一样，沈从文的创作扩大了现代文学的描写范围，甚至比废名创作的覆盖面更有广度。在他的笔下写出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有地主、资本家、官僚、军阀、政客、高级知识分子等上层人物。有船工、水手、渔夫、农户、猎人、妓女等底层人物。还有黑邦、巫师、刽子手、流氓、地痞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人物构成了作家笔下五光十色的生活画卷。不过，作家虽写了一些现实生活，但却不能说是现实主义作品，因为他表现的仅仅是作家眼里的世界。虽也展示了上流社会的腐败、堕落，下层社会的苦难与不幸，然而作家却写不出思想的深度，如《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作品写的是豆腐店的小老板，当地驻军一个班长、一个士兵同时爱上了商会会长的女儿。作者着意追求的是一种传奇、神秘色彩。小姐为什么自杀？为什么三人只能与小姐的爱狗相抚？作者如果挖掘下去，自然就是封建婚姻的罪恶，现实的残酷，社会的不平，地位的尊卑。可惜作家并未这样做。又如《柏子》，作者一味地赞扬船工柏子与妓女的深情厚爱，写他们是如何的痴情、重义。柏子一个多月的风雨漂摇、日晒夜露的辛苦钱，在船靠岸后一两天之中全部花在一个虽接别的嫖客但内心只爱他的妓女身上。作者笔下的柏子是快活的，感到生活满足了他，然而，作者没有意识到柏子是不觉悟的。暂时快活只不过是他痛苦生命历程的回光返照而已。这就表现出了作者审美观的局限，表现出了思想深度发掘上的缺欠。沈从文真正最有艺术魅力的还是那些富于浓郁浪漫主义特色的作品，他擅长把梦幻与现实，虚境与实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原始的神秘美、梦幻美、情感美和自然美为浑然一体。从而构成了现代文学中独有的意境。扛鼎力作《边城》、《长河》自是不在话下，就是《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和那羊》、《阿黑小史》等等作品也是同样的优美动人，耐人寻味，给人以迷醉感。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作者深情地叙写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一汪溪水、一道长河、一板小桥、一片烟霭、一座边城，其间香草含英、碧树吐露，繁花似锦、万山争奇。小船半渡、游人张目：时而溪水潺潺，静影澄碧，素带清泉，与阳光相辉映；时而野莺啼啭，碧空雁阵，螺号声声，与情歌遥相呼应。或则烟雨轻笼，迷雾朦朦，转眼间柳暗花明，翠竹红杉，山外青山；或则夕阳西下，霓霞万朵，不觉间人入仙境，星月皎洁，夜色迷人……作者更是娓娓叙述着淳厚古朴的民风———龙舟竞渡，月夜渔猎，村寨聚会，山间野合，橹歌声声，情歌阵阵。那乡间小渡助人为乐、仁爱友善的厚义民风，那跋涉险滩激流、搏击虎豹豺狼的坚韧顽强的生命活力，甚至那大胆激烈、朴实野趣的爱情生活方式，更是长久滋润着读者的心田，显出历盛不衰的诱人魅力。 三 四十年代诞生的孙犁小说，使“田园抒情小说”跃上了另一座新的顶峰。他以革命的理想主义、乐观精神、浪漫主义的抒情笔调，独树一帜地实现了这一流派的巨大飞跃。他那特有的人物造型、意境创造以及语言表达，拓展了现代文学的描写手段与创作技巧，取得了独到的美学效果。日臻成熟的孙犁，已经没有了废名式的晦涩、隐逸与参禅超度，也没有了沈从文的神秘、幻美以及与现实的隔膜，更没有了他们思想上存在的独善其身、消极避世因素，对原始古朴的宗法制乡村，对幻想中的世外桃源的无限向往。孙犁是在解放区的新的天地里成长的，他以崭新的面貌，在写出祖国美丽山水的同时，有机地注进了时代风云与革命激情。他的力作主要有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嘱咐》、《采蒲台》和《风云初记》等。这些小说多以冀中农村人民的抗日斗争为背景，通过清新俊逸、轻快流转、诗意盎然的笔触，写出了英雄的人民、不朽的民族以及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特别是作者对芦荡、荷淀水乡妇女的塑造，更增添了沁人心脾的美感和诗一般的抒情意味。水生嫂、吴召儿、秀梅、浅花、妞儿、多儿、小红等一系列坚贞多情、英勇顽强、深明民族大义的妇女形象，将永远载进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最有典型性的是水生嫂的形象(《荷花淀》、《嘱咐》)，这是一个觉醒了的新一代农村青年妇女的典型。她健美温顺、勤劳能干，对丈夫一往情深。开始舍不得丈夫远走参军，而后又天真地率领一群女伴去看望各自的丈夫情人。但经过战争的洗礼，又逐渐变得机智灵活、勇敢善战、通情达理，成为英雄之家。在《嘱咐》中，在外转战八年已成为营副教导员的丈夫水生回来了，面对着思念了八年的丈夫，水生嫂倾诉了自己的苦恋：“在黑夜，一觉醒了，我就想，你如果是天上的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那该有多好啊!……”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今天总算有了倾诉的时刻。却不料丈夫猛然告诉她：只能在家住一宿。她听后不觉呆了，头沉下去了，过了好半天，才哽咽着说出：“那么就赶快休息休息吧，明天我撑着冰床子去送你。”心里打翻五味瓶的她，该是怎样的酸甜苦辣，怎样的翻江倒海啊!可她最先考虑的仍是丈夫的休息与早行，多么通情达理、平凡而伟大的女性!第二天送丈夫上路之时，她细细述说了艰难岁月中老人的难处，一点也不谈起自己的苦楚，临别时的嘱咐更是扣人心弦、动人心魄。这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哭哭啼啼，有的只是净化的心灵，美好的革命情操，表现出觉悟了的劳动人民的情感美、道德美、人性美。这是远离时代与现实的废名、沈从文创作所无法相比的地方。孙犁自己说过：“我描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作者笔下这些感人至深的人物，总是那样平凡而又是那样高尚，他们就活在我们身边，而不像废名、沈从文的人物离我们太远，高不可见。她们不但可亲可爱可敬，而且更可近可信可感。 总之，废名是从宗法制农村的平凡人平凡事里，去发掘下层人民纯真善良的品性。沈从文是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始古朴的民性里追求“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文习作选》)。而孙犁则是从冀中水乡农村广大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中，刻划出英雄的民族，以“燃烧起人们的勇气，照亮前进的道路”(《文艺学习》)。如果说废名表现的田园风味是“秀美”的话，那么沈从文则表现了“优美”，而孙犁表现的则是“壮美”!就连他笔下的荷花也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象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不同时期三位作家的审美视角和审美层次的差异性，表现了他们同中有异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 四 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作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音响，当作家与作家的主旋律共鸣合奏的时候，就形成了文学流派。废名、沈从文、孙犁分别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田园抒情小说流”的主导作家，他们的主旋律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的。首先表现在对劳动人民“情感美、道德美、人性美”的共同追求。他们不忍将丑恶事物写进作品给人感情造成重压，他们也不愿让残酷与黑暗太压抑人们的心头。所以，沈从文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都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沈从文文集》)孙犁也说：“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文学和生活的路》)。由此可见并不是作家没有感受到丑恶的事物，相反，他们有比较深刻的体验，他们只是担心丑恶事物进入作品会影响艺术效应。作家写什么？怎么写？这在作家有审美观照、审美追求的自由。其次，废名、沈从文、孙犁是作为田园抒情作家的中坚出现的。所以他们的创作都体现了田园风光、自然之美。无论是废名的《菱荡》、《桃园》、《桥》中的村庄美景；还是《边城》、《长河》、《月下小景》等出现的少数民族居住的胜地；还是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中的荷花芦荡、水淀渔乡。无处不是优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浓郁的乡土气息，鲜明的地方色彩。再次，他们的小说都创造了诗的意境，融进了散文的因素。废名的许多小说其实是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他的长篇代表作《桥》，凡四十三节，每节的小标题都是散文化了的。如《芭茅》、《棕榈》、《沙滩》、《杨柳》、《枫树》、《桃林》等等。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称作写景散文。怪不得朱自清先生把他的部分小说干脆选进《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他的写景艺术是受益于陶渊明、李商隐的山水田园诗的，在具体笔法上兼具古代山水散文、晚明小品之长。正由于他的良好的古典诗词散文的修养，他的写景才取得了独到成就：富于诗情画意，写出了一种幽深、淡雅的意境。当然，由于作者过于追求诗意的境界与散文的自由，有时难免冲淡了小说的情节，追求小说故事性的读者也就望而生畏了。沈从文、孙犁则不然，他们既有机地融合了诗和散文的因素，又注意了情节的生动性与丰富性，无论是性急的抑或是爱玩味的读者都不必耐着性子去读。这是他们对废名的超越，这恐怕也是《边城》与《荷花淀》问世后，都得到了世界的读者的原因。孙犁的特别让人欣赏的《荷花淀》，在有限的篇幅里，仅用“月夜织席”、“夫妻话别”、“水上寻夫”、“荷塘歼敌”等几个片断就写出了冀中农村水乡如火如荼的生活。我们仿佛看到了苇子丝丝入扣，闻到了荷花阵阵飘香，听到了夫妻送别时情意深长的窃窃细语……这里高度的诗意美、散文美，无疑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最后，三位作家在语言艺术上都表现出诗意的含蓄、凝炼、隽永、富有内在的音乐美的特色。沈从文对废名刻画人物的简洁、生动最为佩服，他近乎夸张地说：“冯文炳小气似的用他那干净的笔写五句话。一个人物也就跃到纸上了”(《沈从文选集·第五卷289页》)。废名自己也说过：“我分明受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写唐人绝句一样”，“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不肯浪费语言。”(《废名小说选自序》)所以在他笔下特别吝惜笔墨，追求诗的神韵。如众人称道的《桃园》，有这么一段仅两行字：“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闩了门再去点灯”。晚间关门睡觉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了的事。而经作者妙笔生花，便意趣盎然了。造句新颖、轻灵洒脱，给人遐想，很富诗意。由于作者讲究诗的洗炼，有时把连词、介词、代词、动词通通省去，造出古诗词散曲小令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意象重叠的语言专控现象，使语句显出意识流般的跳跃感。但有时也由于讲究太过，也就显得艰涩难懂，读者费解。这种情况在沈从文、孙犁的创作中已经消除。沈从文小说的语言含蓄而明快，优美而和谐，孙犁在语言上则更多地追求清新自然、素朴本色，它明快流畅而不流于单薄浅陋，清丽隽永而不流于刀削斧凿。既有象外象、言外意，又有欢快内在的音乐美。关于沈、孙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人们论述颇多，这里不再赘述。 近年来，评论界开始重视文学流派的研究，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方法上的偏颇：人们多侧重于某一时期流派的某些作家的横向考察，人为地把流派前后的连贯性切割开来，人造了一个断裂的、封闭性的系统。而很少把流派作为一个开放性、发散性、渗透性的纵向系统加以研究探讨。笔者就是基于此种情况而作为一次粗浅的尝试。我们认为：流派的作用与影响直接体现在它的源远流长上，它是一个纵向的系统。流多久？流多广？流多远？是一把流派文学审美的重要尺度，也是审美客体和接受主体交互作用来完成的。为什么有的流派如同过眼烟云、昙花一现呢？为什么田园抒情小说的艺术之流能一直流到今天，而读者甚众呢？它的生命力何在？它的艺术魅力何在？这里确实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和探索。当然，笔者的尝试毕竟是粗浅的、幼稚的，比如，在把流派作为纵向系统研究的同时，还需要横向考察加以补充。就是说，流派与流派之间，不同的流派作家之间也存在着开放性、发散性、渗透性以及中国古典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本文限于篇幅就没有或很少论及，有待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5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