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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代崛起于诗坛的七月诗派，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的框架，探寻自己的艺术思维模式，建构起自己的诗歌艺术世界。在追求诗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上，七月诗派具有基本一致的倾向，即提倡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其创作的独特性质。 七月诗派提倡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即强调诗人的主体性，把诗人的整个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视为“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过程，并认为其中关键是发挥诗人的能动的主观作用。我们在胡风和七月诗派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家阿垅的著作中，以及其他七月诗人零散的诗论中，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共同的诗学观。 七月诗派对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的提倡，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的，即反对诗歌创作中普通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所谓主观主义，就是“热情离开了生活内容，没有能够体现客观的主观”。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诗人的仅仅把作品作为某种精神的图解，这种作品不是诗人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从观念演绎出来的，因而是“纸扎的”、“死的”，毫无艺术生命力可言。所谓客观主义，就是“生活形象吞没了思想内容，奴从地对待现实，离开了主观的客观”，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诗人用宁静、冷漠的态度对待生活，采取照相式的直观描摹(即“灰白的叙述”)人生、社会，感觉不到作者情绪的跳动，使作品失去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这两种倾向都是同现实主义背离的，这两种倾向在当时的存在，都妨碍了现实主义的发展。 为了克服创作中的这种不良倾向，七月诗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和主观突入客观、拥抱客观的美学追求。主体要反映或认识客体，必须通过主体的内部条件才能实现。在创作中，当现实生活、客观对象进入人的意识的时候，首先在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根据胡风的解释，就是在创作过程中，首先要提高作为诗歌的主体的诗人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认识生活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也即是提高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和突击力。然后，以这种高扬了的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客观，“向赤裸裸的现实人生搏斗”，要在拥抱、把捉、突击现实生活和客观对象过程中，又体现为“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也就是说，诗人不是被动地反映着客观世界，而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由诗人的主体意识面对客观世界的反应(即“迎合、选择、抵抗”的过程)以及客观世界对诗人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制约(即“促成、修改、甚至推翻”的过程)的相互作用下，来获得历史对象的真实性。[1]七月诗人的现实主义最明显的特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注重在时代生活、时代精神与诗人的主体意识的高度结合上，追寻诗歌历史认识的深度。七月诗人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尽管他们的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生活在中国苦难的土地上，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炽热的斗争中。因而他们的诗歌大都取材于现实革命斗争或大时代生活洪流中的情景，充满了现实感和时代的气息，深刻地传达了广大人民的要求。他们的诗歌对历史的反映不仅是叙述历史，而且包括对历史的思考与认识。他们的一些优秀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在反映现实时，并不是奴从现实，相反地，是力求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也就是说，不是停留于做时代的简单记录者，而是注重诗人的主观人格力量对客观对象的穿透和拥入，从而增强了对现实的表现力，达到了历史的深透的把握。 绿原信奉“用诗寻找理性的光”，他的感情激发常常萌始于对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深沉的思考，丰富的联想，并以哲理的探求与阐发作为政治抒情的核心。正如邵燕祥在《读〈白色花〉》一文中所说的，“他政治地楔入生活，直面敌人，富热情于冷峻，化呼号为论战，把对客观世界犀利的剖析思考，以一系列尖新深刻的意象发人之未发。”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历史感的诗人，绿原带着深沉的思索写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长诗，其中《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是对国统区整个社会现实和人民心态全景式的扫描；《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则是对八年抗战和抗战以后的“艰难的行程”所作的高屋建瓴的历史性概括；《伽俐略在真理面前》既是对追求和捍卫真理的英雄形象伽利略的赞颂，也是对今天的斗争的呼唤与肯定。《你是谁》通过现实斗争形势的深刻分析，启示人们正视自己的悲惨处境和抛弃怯懦，挺直身子去争取自己的人的权利，投身这场决定中国也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战斗：“中国在无光的热度里/断气/或者挣扎起来”，“现在/巨人似的夜/敲着像雨似的大鼓/在中国的/充溢着尸臭的荒野/演说起来了：/叫人起来! /起来参加/几秒钟以后的战斗。”绿原的政治抒情诗带着关切中国命运的思绪，于严肃的指陈之中，不仅有思想深度，还有一种内在的幽默和风趣。“他将眼前的政治斗争植根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人生及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加以思索，在较宽阔宏大的生活范围内作历史的纵览，指示人们认清自身所处的现状与前进的方向，鼓动与号召人们奋然前行。”[2]七月诗派的作品，不管是叙写一个故事或一个事件，描写一个人物或事物，抒发一点情绪或感受，都注重发掘自己对现实的深切感悟或对历史的某种认识。不少七月诗歌作品都是这样，由对某种现实生存状态的具体描写转入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由形而下地叙写人民的险恶境况到形而上地思考整个民族的命运，因此，他们的创作便具有了寓一般于具体，于有限中追求无限的抽象效果。如曾卓的《铁栏与火》写母亲探监的情景，诗人在极度的悲愤中保持着深刻的清醒，让人们在不幸中思索现实的处境与未来的命运：“狱里，狱外/同样是狂暴的迫害，/同样有一个不屈的/敢于犯罪的意志。”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在“过去———今天———明天”这一时间流程上来展现人民生活的悲壮进程：过去，“草原/被太阳摈弃在/寒冷的北回归线上，/悲哀压在草原上，/生活的激流/在冰冷的日子里冻结了。”今天，“鄂尔多斯草原上的/牧民的血，/像解冻的热流/从冰冷的皮肤里/从冰冷的生活底牢狱里/喷出来了/喷出来了。”“草原上/埋在冰层里的种子，/静静地/茁长着明天的美丽的生命。”明天，“明天的太阳/沿着夜的黑色的/腐烂的边沿/滚来了。”诗人歌唱草原，从悲沉到高昂，情绪的起伏体现着时代的变化，历史的深度和对比的鲜明而显示出尖锐的思辩力量，表现了诗人对民族历史的沉痛反思与对民众力量的深情伫望，揭示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艰辛与悲壮，歌颂了古老民族的韧性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些作品中，诗人既把握了对象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又渗透着诗人自身的深厚情感和深邃的思想。 二、注重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追求诗歌的感人的艺术魅力。七月诗派认为，诗是“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作者的心”，或者说：“诗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到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的跳动，于是，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3]这就是绿原所说的“诗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抒情”[4]。这里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客观的形象”，二是“心的跳动”。而诗人的任务就是将二者融为一体，使“客观的形象”中包含着“心的跳动”，使“心的跳动”贯注在“客观的形象”之中。纵观七月诗派创作，确实具有这样的鲜明特征，他们表现生活和情感，首先要借助鲜明的形象，而不是随意铺陈或直接渲泄，如表达到现实险恶环境的深刻感受，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白莎《冬天》都借助于“雪”的形象；表达对未来的希望，绿原《春雷》和牛汉《春天》都借助于“春天”的形象；表达对革命斗争的必胜的坚定信念，姚奔《呵，风啊，吹吧!》和罗洛《我知道风的方向》则借助于“风”的形象。这些诗中的客观形象都是生动的典型的，富于深意的。七月诗人写得比较多的是“母亲颂”，如耳耶的《母亲》，侯唯动的《斗争就是胜利》，雷蒙的《母亲》，李又然的《女人之子》，曾卓的《小时候》和《母亲》，鲁藜的《沙粒和眼泪》和《母亲》，胡征的《清明节》和《行军祭母》，邹荻帆的《献给母亲的诗》，牛汉的《在牢狱》，化铁的《请让我也来纪念我的母亲》等，这些诗作中的“母亲”形象，不但都个性鲜明，而且都饱含着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因而十分生动感人。阿垅、芦甸、绿原等人写《茔》，鲁黎和绿原写《草》，孙钿和绿原写《旗》，冀、邹荻帆、方然写《死》，都是如此。七月诗歌所描写的事物是主体化的客观具象物，却能从特定角度传达出主观感情的信念来。因此他们的诗歌总是跳荡着活泼的主观情感，主体风风火火的战斗英姿也跃然纸上。即使那些写山写水的咏物诗，也处处有着诗人主观精神活动的足迹，流贯着主体的热情，充盈着旺盛的情感活力，这就是客观对象的主体化，他们在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时，也力避热情离开了生活内容、主观没有突入客观的主观主义倾向，并注重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这就是七月诗歌始终贯注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且不空洞、空泛，并且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原因所在。 七月诗派注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寻求诗歌的“思想力与艺术力的统一”的过程。对七月诗人来说，诗歌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客观形象的“摹仿”，而必须要求作者的“主观情绪的饱满”和“主观精神作用的燃烧”。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的文学，“永远是要求情绪的饱满的”，“没有情绪，作者将不能突入对象里面，没有情绪，作者更不能把它所要传达的对象在形象上、在感觉上、在主观与客观的溶和上表现出来。”[5]他们认为“诗的主人公是诗人自己”，他们不赞成抛弃与抹杀自我表现大众，而是要求诗人经过自我的感受与体验去表现大众。所以我们读七月诗派的作品，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创作是个体性审美经验的释放，且往往带着生命的热度和情感的色彩，那沉重的历史使命感、深广的忧患意识和严肃执著的追求精神却是相当动人的。 三、与前面两点相一致，七月诗派强调诗的主体性———“主观战斗精神”，必然使其所追求的理想诗境是精神大于形式，主体高于客体的。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其创作涂上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可称之为“浪漫的现实主义”的特征。胡风认为，成功的作品“应该是现实的一面和非现实的一面的统一体。为什么是现实的呢？因为它是现实内容底反映。为什么又包含有非现实的一面呢？因为它是通过作家底主观的能动作用的、现实内容底反映”，[6]并因而主张把浪漫主义(理想)作为现实主义本质的内容之一。他认为现实主义之所以是现实主义，就是因为诗人有了主观精神，“所谓主观精神作用底燃烧，是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的主观精神作用底燃烧……。要不然，现实主义也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主义了。”[7]可见胡风主张的现实主义不包括“客观”的现实的一面的反映成分，而且包含“主观”的非现实的一面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是把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感内容和浪漫主义的想象能力都包含其中。这种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苏联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的影响的结果。从七月诗派的创作实际来看，明显体现了这种倾向。他们不满于诗歌创作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倾向，要求诗人应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应有“精确的人生感受能力”与艺术上的“新的表现能力”。他们的诗作既深深扎根于现实人生土壤，又有浓厚的理想成分和内在激情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即有浪漫主义的艺术光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多数七月诗歌作品中获得具体的感受。 个性主义是七月诗歌重要精神特征之一，他们比较广泛地接受了中外诗歌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前辈诗人的影响是他们中许多人走上诗坛的直接动力。中外诗人的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曾唤起七月诗人对于人和诗的全面自觉，无论是反叛、抗争还是愤懑、忧郁，都表现出社会与个性双重觉醒的主体心灵和积极而强烈的感应。绿原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冀 《跃动的夜》，郑思的《秩序》，徐放的《在动乱的城记》，化铁的《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阿垅《写于悲愤的城》等，都明显地带有郭沫若式的狂突进的个性色彩、闻一多与艾青式的民族的忧愤，尤其是“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表现得十分鲜明。正如唐 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所指出的：“他们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里自觉地走向了战斗。气质很狂放，有吉诃德先生的勇敢与自信，要一把抓起自己掷进这个世界，突击到生活的深处去，不过他们却也凸出地表现了独特的个性，也有点夸大，也一样用身体的感官与生活的‘肉感’思想一切：‘一切的窗户/向大街开着，/只要一声呐喊：/无数激怒的面孔/就会从屋子里跳出来，/集合在一起———//集合起来，集合着/一切苦烟似的悲恨，/变成烧灼世界的光柱，/冲向黑暗的天空，/不许枭鸟飞过!’(绿原〈你是谁〉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巨人似的夜敲着暴雨点似的大鼓，在中国的充溢着尸首的荒野演说起来了……’连抽象的口号也变成了吉诃德那样的刚勇者了。诗人似乎是浑身抖擞着，铁青了脸来写他的诗章的：‘当火焰的意志滑润着希望的轮片，唱出了欢乐的歌，为什么不用痛苦做原料来养育生命，从死亡渗透出来的生命，热烈的生命呢？’这声音多么强大、有力!不为传统与修养所限制。他们赤裸裸地从人生的战场上奔跑了来，带着一些可爱的新鲜气息与可惊的原始的生命力，掷出一片燃烧着的青春的呼喊与崭新的生活感觉。”[8]七月诗派在追求自由奔放、不受拘束的抒情风格上，明显受到外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如绿原的抒情长诗既有拜伦雄辩的尖锐的词锋，也有海涅的幽默泼辣；牛汉、冀有着惠特曼的自由奔放、不事雕琢的诗风；杜谷有着泰戈尔的幻想和优美的情致；鲁藜有着叶赛宁的简洁、纯净的自然美；孙钿有着马雅可夫斯基的情感与节奏相组合的冲击力量。大多数七月诗人的早期创作充满了个人的幻想与“浪漫的憧憬”，例如绿原早期创作的《童话》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牛汉在早期创作《鄂尔多斯草原》梦幻般地伸向遥远的境界，杜谷早期创作《泥土的梦》则是在泥土的梦境中寻求精神的慰藉，朱健的早期创作《骆驼与星》是用神话传说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的追寻，其新奇的想象与浓郁的抒情无不带着稚嫩的气息，他们那颗在现实人生中感受着、思考着、憧憬着的活泼的心尤能打动人心。诗人们后来的创作大都有所变化，即越来越贴近现实斗争生活，执著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但仍然保持着独特的个性心灵。在他们的诗作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从生活深处，从他们和人民群众的深刻的精神联系中所产生的痛苦、仇恨、激奋、热望和理想，而且他们善于经过自己独特奇妙而丰富的想象，运用在充分吸收中国和外国自由诗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将这些深邃思想与热烈的情感加以诗化，其中绿原、杜谷、姚奔、鲁藜、鲁煤、彭燕郊、曾卓、朱健等最有代表性，尤其是绿原，“他的政治抒情诗在激动情感的同时还能激起思索，但又不是裸露的理念，而是溶合着感情，即不止是写出哲理，更重要的是写出这哲理的激动人心。”并且“绿原善于运用非凡的想象设造哲理化的诗的象征、比拟。他的诗中的大量中外历史、文学典故也拓展了联想的广度和深度。这些形象与哲理、情感两相契合就产生动人的力量。”[9] 与个性主义相一致，理想主义也是七月诗派的重要精神特征之一。七月诗人大都是有着浓厚的浪漫气质与理想色彩的诗人。他们在泥泞与荆棘的道路上跋涉向前，他们从艰苦的战斗中升华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光明的前途的坚定信念。他们写诗不拘泥外表的写实手法，而常常带着浪漫的笔法，跃动、沸腾在诗中的是火一般的战斗欲望与热情。他们大多是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立场上，运用革命的人生观、历史观、美学观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思考和展望历史的前景，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他们的诗作插上了思想的羽翼。曾在解放区生活斗争过的诗人，其创作更富有浪漫气息。气势磅礴的革命现实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激发了诗人们心中的激情和自豪感，他们使用瑰丽、夸张的形象来描写革命和革命者，使用乐观主义的情绪来展望革命的未来，从而使他们的诗篇抹上了浓烈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点染着根据地人民革命战争的风情画。在诗的内容上，与其他七月诗人似乎更多胜利者的欢乐之歌，更多时代的亮色，而在艺术上所表现的诗的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情绪的跳动，又与其他七月诗人基本一致。 七月诗人大都长于自然景物的描写，但他们所写自然景物都有所寄托，有着深厚的思想意蕴，特别善于把自然景物的描写与政治热情、政治理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所写自然景物往往人格化、情绪化了。表现是最明显的，是他们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想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大都善于写“风”、“雪”、“雷”、“星”、“月”、“冬天”、“春天”、“寒夜”、“黎明”、“阳光”、“雨露”、“花朵”、“果实”等，而且常常采取隐喻、象征、幻觉、梦境、意识流等方式，以表达对理想、希望的渴求。姚奔有好几首写“风”的诗充满了理想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啊，风啊，吹吧》写道： 欢迎啊，你从新生的土地上吹来的那么清爽的醒梦的风 欢迎啊，你在严寒中为我们带来温暖的，在沉寂中为我们带来声音的在鼓舞起无限新的生命，催开了无数芬芳的花朵的 风啊，吹吧，不要停留! 诗中“新生的土地”就是指解放区。诗人期望“风啊，吹吧，不要停留”，吹遍全中国。《风由北方吹来》是他怀念生长他土地的恋歌，但他把北方与他的梦想联在一起，从怀念冰雪、风沙和阳光的北方故土，而又想着北方游击战的展开，颇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气势，这也正是“皖南事变”后，一些年轻人的向往。《好风的歌》则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对人民革命胜利的期待与坚信：“我们是生在不寂寞的时代/和理想的追求里，/只要我们的眼睛不失明/就会看见明天的光，/它会不断地为你发现/新的爱新的友情/还有不是梦的梦想。” 杜谷笔下的故土常常弥漫着如梦如烟的诗意氛围，散发出晶莹又朦胧的浪漫光彩。《泥土的梦》写各种梦境和梦中所见所闻，其实是写农民对春天的希望，也是自己对理想的追求：“泥土有绿郁的梦/灌木林的梦/繁花的梦/发散着果实的梦和酒香的梦/金色的谷粒的梦。”泥土的梦是“黑腻的”，美好的，它孕育着一个绿色的春天：“泥土从深沉的梦里醒来/慢慢睁开晶莹黑亮的大眼/它眼里充满了喜悦的泪水/看，我们的泥土是怀孕了”。他的《在村落中———一束泥土的恋歌》也是苦难者的迎春之歌；《寒冷的日子》、《夜的花朵》、《写给故乡》、《山坡》、《春天的拱门》等诗都是春天的赞美诗，都昭示着希望与未来。 彭燕郊的很多诗作描写南方农村，倾心地吐露农民的心里话，说出他们的苦难与不幸，说出他们朴质的希望：“在绿色的宽阔的呼吸里/我们呼吸着/以一个人的真实/热诚地梦着/一片绿色的海洋的梦/和一面招展着的绿色的大旗的梦”，“春天来了/春天从高远的天涯的那边/俯视发绿的人间’(《绿色的出现)》。“绿色的出现”既是诗人的梦，也是中国农民乃至整个民族的梦。他的《春天———大地的诱惑》以深致的笔触，感人的诗情，让人置身于春的诱惑、春的感召和春的翘盼之中。牛汉的《春天》更富哲理和魅力：“没有花吗？花在积雪的树枝和草根里成长/没有歌吗？歌声微小吗？ /声音响在生命内部/没有火吗？ /热风正在由南向北吹来/不是没有春天/春天还在冬天里/冬天，还没有溃退。”这显然是为黎明与春天而呼唤，为奔向自由解放而歌唱，这些诗都是诗人通过崇高的理想透视所激发出来的精神火花。 鲁蔡是七月诗派中描写自然景物的高手。这位富有青春情热的诗人善于从对山水草木、星月冬春的叙写中歌唱出生命的意义，以恬美的抒情启示人们斗争的理想。由十首小诗组成的《延河散记》抒发了他对边区新生活的真切感受，把一个光明美好的新世界带进我们的现代诗坛：“天空永恒地飘走”的“星”，“颜色比夜浓”的“山”，“从早到夜奔波”的“延河”，“生长在荆棘里”的“野花”……这些平凡的景物一经他的诗笔点染，就展现出一个光明宁静的美的境界，即使写残酷的战争，或者流血、牺牲，他也依然能把一切提高到光明而美好的艺术境界，写得既崇高又有诗意。[10] 七月诗派是一群充满青春朝气的青年，他们有着拥抱人类的赤心，有着突入理想的强力，有着年轻的希望。所以，理想与追求，既是他们的人生图景，又构成了他们诗歌的重要内涵。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希望化作春天颂，太阳赞；他们把诗献给母亲，献给失去的家乡，献给胜利与希望。他们坚信：“过去的日子是多么阴沉地滚过，未来的日子是多么温馨而醇香”(杜谷《春天的拱门))。他们的很多名篇佳句都是在对理想的歌唱中生出光辉的。作为“非现实的一面”，“理想”成分的加重，无疑使七月诗歌具有了浓郁的浪漫色彩。 注释： [1]参见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文，《胡风评伦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10]参考沈栖《论“七月诗派”的抒情艺术》，《抗战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 [3]胡风《略观抗战以来的诗》，《胡风评论集》(中)，53页。 [4]绿原《白色花·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胡风《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胡风评论集》(中)，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胡风《一个要点备忘录》，《胡风评论集》(中)132—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胡风《一个要点备忘录》，《胡风评论集》(中)，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唐《新意度集》，23—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9]陈丙莹《绿原论》，《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