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在文学和书画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汪曾祺：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展示了作为书画家的汪曾祺，看他的书画，读他的文章，文与画相得益彰。 汪曾祺写小说，写剧本，写散文，也写了多篇谈书画的文字，谈书画的散文是本书的主要选目。谈风俗画，论徐文长书画，侃张大千与毕加索，说潘天寿的怪脾气，解释文人与书法的关系，既是谈画，也是说文，文中有画，画中有文。从这些文字中可知，汪先生非常看重创作的随意性，他曾提到在中国美术馆看齐白石画展，在《荔枝图》前听李可染说：“这张画我是看着他画的。荔枝是红的，忽然画了两颗黑的。真是神来之笔！”这就是创作过程中的随意性。“写字画画是一种高度兴奋的精神劳动，需要机遇。形象随时都有，一把抓住，却是瞬息间事。心手俱到，纸墨相生，并非常有。”(《论精品意识》)只有做到心手纸墨相融的创作状态，才能创作出艺术精品。汪先生的小说如传统的文人画，巧妙地利用“空白”，虚实相生，情景交融，随意而为，创造出疏朗清淡的境界，令人回味无穷。他把文学创作的随意性，写在了宣纸上，心手俱到，纸墨相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书画精品，可欣赏书中插入的画作。 针对书画界的一些弊病，汪曾祺先生谈了自己的见解。“近些年有不少中青年画家爱在中国画上题字。画面常常是彩墨淋漓，搞得很脏，题字尤其不成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爱在画的顶头上横写，题字的内容很无味，字则是叉脚舞手，连起码的横平竖直都做不到，几乎不成其为字。这样的题字不是美术，是丑术。我建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要开两门基础课，一是文学课，要教学生把文章写通，最好能做几句旧诗；二是书法课，要让学生临帖。”(《谈题画》)在画上题诗讲求的是情趣和意趣，画面与题诗应相得益彰，诗由画境而生，画意又尽在诗中，如汪先生为作家张抗抗画红叶绿花题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画要画得好，诗要写得好，既是画家又是作家最好，如郑板桥，如徐文长，如王学仲，如范曾……有些画家对风俗画不屑一顾，汪先生却认为风俗画是民族的精华，他很爱看风俗画，17世纪荷兰学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风俗画，他都爱看，他觉得朴素的风俗画很美。他继承风俗画的传统，并进行了创新，从他的画和文中可看出痕迹。 为了让读者了解汪曾祺的家学渊源，本书还选了汪曾祺叙家事的散文，知道汪先生是江苏高邮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读古文写字，临过的帖有《圭峰碑》、《闲邪公家传》、《多宝塔》等，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从书中的题画诗可看出些端倪。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书画家，小时常观父亲作画，耳濡目染，心中储存了作画的基本知识，这是汪曾祺后来成为书画家的重要因素，他身上留下家庭教育的印迹，家长要为孩子创设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这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有些作家画家想不朽，但功夫用在文和画外，想永垂千古，但往往事与愿违，其作品往往如过眼烟云；有些作家画家，如汪曾祺，只是想自娱而已，他推崇陶弘景的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一个人一辈子留下这四句诗，也就可以不朽了。我的画，也只是白云一片而已。”(《书画自娱》)汪先生已驾鹤西去，他的自娱的文和画是不是白云一片，那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原载：《云南日报》2010-06-29 原载：《云南日报》2010-06-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