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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直接写到老舍的形象：“这工夫，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是一个作家在小说中对另一个作家形象的表现，也勾起了我对于作家如何活在后人心中这一问题的意外兴趣。一位法国的文学社会学学者埃斯卡皮有一个观点：“一位作家的形象、他以后在文学人口中出现的面目，几乎近似于他四十岁左右给人留下的那个样子。”当然，埃斯卡皮也同时提醒我们：“这只不过是统计数字，很容易找出例外的情况。”而老舍与汪曾祺，可能恰恰都在这例外之中。 我们印象与想象中的老舍，是写《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与《茶馆》的老舍。《骆驼祥子》写成在一九三九年，是年，一八九九年出生的老舍恰好四十岁。《四世同堂》写成在一九四四年后。《龙须沟》是一九五一年，《茶馆》在一九五八年，是年老舍年近六十。而我们今天最熟悉的老舍的面目，当是新中国成立后、年过五十的老舍。“这个”老舍眼镜斯文，满头黑发打理得一丝不苟。这种形象也几乎一直保持到了汪曾祺的小说中——老舍“六十七八岁”的年纪。而一九二○年生人的汪曾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真正走入埃斯卡皮所说的“文学人口”的视野时，就已经年过六十，白发浓眉。两相对照起来，按埃斯卡皮的理论来判断，汪曾祺比之老舍更为“例外”一些。 我在这里勾勒两位前辈作家留在“文学人口中”的面目，并不是为了考究埃斯卡皮的观点有多少例外。因为一个作家形象的被形塑，有太多不可归类的偶然因素影响。比如老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年里，被作为“人民艺术家”为政权所褒奖。这种褒奖，使得这一时段的“老舍”成了他留在最多人心目中的形象。而如汪曾祺，年过花甲，才如被重新发现般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与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风潮的变动，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但我觉得，除了这些偶然的因素之外，也有相对必然的因素，那就是：作家的形象还与他们的作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的。按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分类，比较细致地说，老舍属于“京味”作家，而汪曾祺则是“京派”作家的余脉。尽管都带着个“京”字，但一字之差，实际上恰恰是他们写作的最大差别。 老舍一九一八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学历只相当于中专。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不低的学历，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员了(有一个可作参考的数字是：即使到了十余年后的一九三一年八月，全国各国立、省立和注册私立大学学生总共也不超过四万人)。按我们一般的看法来推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北京人，老舍怎么也应该属于“五四”运动中人。他离这场被今天被我们叙述成“划时代”的社会运动，无论从空间距离、还是知识距离上，都近在咫尺。但历史偏偏不会按着我们的想象来，老舍偏偏对此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于是，我们这些后来者也直觉地把他划入了老派的北京市民的群体里去，而下意识地忽略了一九一九年，老舍是一个刚从中专毕业的二十岁青年。对此，我比较赞同社科院学者李洁非的观点：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不一样，在走上文学道路以前，老舍“从没有预先把自己放到救国救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心理上去，甚至走上文学道路以后很久，基本也仍然不把自己放在这种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受过新式教育的老舍是“非知识分子”的，他“承接着北京胡同世俗、安然而浅近的气质”，与城市另一边的惊天动地若即若离。 当然，这并不是说老舍不关心时局；倘若这样的话，那我们便生生地抹煞了老舍在抗战中的绝多付出。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老舍最天然的精神气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而理解老舍对于写作的看法。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里说： 27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从14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像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我觉得这一段话，尤可以拿来概括老舍的写作：拿笔把自己记忆中的“图画”“画”下来。而胡同里出来的老舍，“画”的自然是胡同里那些最“京味”的“图画”。阅读传记材料我们能够发现，在抗战的大时局改变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之前，已经登上文坛多年的老舍，实际上和文坛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没有多少与其他成名作家的交游，也不属于近在咫尺的“京派”中人。或者说，他一直保持着写作的初衷：“画”出心中的图画，写出老北京的生活。 比较有意思的是，老舍称自己为“写家”，而不用“作家”一词。这多少让我想起坚持自己“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的赵树理。在我看来，老北京、胡同这样的乡土，就是老舍写作的里里外外。或者说，老舍的写作是表里一致的。老舍多年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职业写家”，心意诚挚。他也确实以一种老北京市民的形象出现在很多“文学人口”的记忆与想象里。 相比起来，汪曾祺的写作可以说是“表里不一”的。这里的“表里不一”当然不是贬义，而是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写作状态。很多人把汪曾祺当做一名乡土作家，因为他写作的绝大篇幅都交给了江苏高邮这片土地。但与其说他在写这片土地，不如说他是带着“京派”的眼光去观照与描画这片土地。“表”是这篇乡土，“里”是汪曾祺的文人味、名士气。西南联大科班出身的汪曾祺，可以说是在西南联大养成了一身“名士气”。汪曾祺在他的散文《天地一瞬》的结尾说：“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外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为什么将汪曾祺界定在“京派”里，我想很多人都看出了汪曾祺的写作所蕴含的一种特殊的、往前又有脉络可循的文化品位，比如宽容、节制、注重传统、崇尚自然、有古典韵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曾祺是带着这样的文化品位走向高邮乡土的。这块地域不过是承载他的文化品位的一个特殊空间。有人说，看汪曾祺的作品能够静心，可以用来避世。他以一种士大夫文人式的韵味梳理生活，这种韵味不是来自于达则兼济天下的一面，而更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意味，有韧性，生发出一种久远有之的老境之美，有人将这比做老树著花，我觉得分外贴切。 在一次题为《散谈人生》的讲演里，汪曾祺说：我感觉人活着是美好的，人应该做个很美的人。我写作就是证实我的存在。只有写作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其余的，吃饭、睡觉，只是必须条件。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够给读者以向上的感觉，使人成为健康的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趣味比较高的人，一个在精神上文雅的人，而不是一个蹩脚的人。读书和写作都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美好一些，更有点诗意些，能够远离俚俗，远离粗野。我想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对汪曾祺来说，写作就是一种证实自身存在，使自己活得诗意的方式。因此，他必然会以自己的趣味与智慧去提纯现实生活。换言之，在他的作品这个“表”背后，有强大的生活智慧与名士气为“里”。贾平凹在一首记游中评价汪曾祺“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可以说说出了很多人对汪曾祺这位作家的印象与想象。我想贾平凹说的，就是汪曾祺文章后面的这股气。 原载：《中国文化报》 2010年07月13日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07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