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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萧红跟聂绀弩闲聊。聂绀弩说：“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前面，决不会和毕全贞靠近的。”(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原注：唐闺臣，本为首名，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把她移后十名；毕全贞，末名) 萧红笑道：“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我不懂，你是《红楼梦》里的谁？” “《红楼梦》里有个痴丫头，你都不记得了？” “不对，你是傻大姐？” “你对《红楼梦》真不熟悉，痴丫头就是傻大姐？痴与傻是同样的意思？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写了一个与他的书毫无关系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理解。但对我来说，却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都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是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作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不知道罢了。” 谈到鲁迅时，聂绀弩说：“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 萧红笑了一声，说：“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 “我说过这话吗？” “说不说都一样，我听腻了。”萧红正色道，“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 “我不反对。但这与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呢？你为什么看重小说、看轻散文呢？” “我并不这样。但是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吗？” “写《阿Q正传》《孔乙己》。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聂绀弩笑道：“今天你可把鲁迅贬够了。可是你知道，他是多么喜欢你呀！” “是你引出来的呀！”萧红也笑了起来，“说点正经的吧。鲁迅的小说，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最开始到最后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他指出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聂绀弩笑道：“依你说，鲁迅竟是两个鲁迅。” 萧红也笑道：“两个鲁迅算什么呢？中国现在有一百个、两百个鲁迅也不算多。” 聂绀弩大笑：“你这么能扯，我头一次知道。” 他们谈到《生死场》。 聂绀弩说：“萧红，你说鲁迅的小说调子低沉，那么，你的《生死场》呢？” 萧红说：“也是低沉的。”沉吟了一会，又说，“也不低沉！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呢！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 “你说的好极了。可惜把关键问题避掉了，所以结论也就不正确了。” “关键在哪里呢？” “你真没想到，你写的东西是鲁迅没有写过的，是他的作品所缺少的东西吗？” “那是什么呢？” “那是群众，集体！对吗？” “你说吧！反正人人都喜欢听他爱听的话。” “人人都爱拍，我可不是拍你。” 萧红笑道：“你是算命的张铁嘴，你就照直说吧！” “你所写的那些人物，当他们是个体时，正如你所说，都是自然的奴隶。但当他们一旦成为集体时，由于处境同别的条件都起了变化，从量变到质变，便成为一个集体英雄、人民英雄、民族英雄了。用你的话说，就不是你所能悲悯的了。但他们由于个体的缺陷，也还只是初步的、自发的、带盲目性的集体英雄。这正是你写的，你所要写的，正为这才写的；你的人物，你的小说学，向你要求写成这样。而这是你最初没有想到的。它们把你带到一个你所未经历的境界，把作者、作品、人物都抬高了。” “这听得真舒服。” “你的作品，有集体的英雄，没有个体的英雄。《水浒》相反，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都是个体英雄，但一走进集体，就被集体湮没，寂寂无闻了。《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有许多是终身英雄。没有使集体变为英雄。其实，《三国》里的英雄都不算英雄，不过是精通武艺的常人或精通兵法的智士。关键是，他们与人民无关，与反统治无关，或反而是反人民的、统治人民的。他们所争的是对人民的统治权，不过把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推上去千多年，而又被写得一表非俗罢了。法捷耶夫的《毁灭》不同，基本上是个人也是英雄，集体也是英雄，毁灭了更是英雄。但它缺少不自觉的个体到英雄的集体这一从量到质的改变。比《生死场》还差一点儿。” “你真说得动听。”萧红笑道，“你还说你不拍！” “且慢高兴，马上要说到缺点了。”聂绀弩说，“不是有人说，你的人物面目不清，个性不明吗？我也有同感。但这是对小说，对作品应有的要求。如果对作者说，我又不完全同意。写作的第一条守则：写你最熟悉的东西。你对你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究竟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你写的是一件大事，这事大极了。中国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成功，不可知，一定要经过无数的不自觉的个体到成为集体英雄。集体英雄又反过来使那些不自觉的个体变为自觉的个体英雄。可是，你这作者是什么人？不过一个学生式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什么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以及还有别的，对于你来说，都是十分自然的。” 萧红掩着耳朵说：“我不听了。听得晕头转向的。”一面说，一面就跑了。 月色朦胧。 聂绀弩和萧红一起外出散步，在正北路的大马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他第一次听萧红说了那么多的话，像水一样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话；想不到在一个看似柔弱却也活泼的人的身上，原来隐藏着如此可怕的、沮丧的阴影。 “你知道吗？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落的，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甘愿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又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穿着绛色的旧棉袄，外披黑色小外套，毡帽歪戴着，帽外的长发在夜风中飘动。她一边走，一边说，一边用手里的小竹棍敲着路过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子一样。其实，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像小麻雀一样一跳一跳的，脸色跟月色一样苍白。她说到萧军，感叹道：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接着又谈到和萧军共同生活的一些实况，谈到萧军在上海和别人恋爱的经过……所有这些，聂绀弩虽然也曾零星地听说过，但是并不知道详情；听萧红谈起，才知道一个家庭在美好的外壳下，蕴含着多少苦痛和酸涩。 这时，聂绀弩不禁想起在临汾车站月台上和萧军的谈话。有意味的是，他们两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里都同时说到两个单词：一个是“爱”，一个是“痛苦”。当时，听了萧军的话，聂绀弩还以为只有萧军蓄有离意，今天他才知道萧红其实也跟萧军一样。这样，他想，临汾之别，大概彼此都明白是永久的了。 最后，萧红突然说：“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随即举起手中的小竹棍，递过去给聂绀弩看：“这个，你以为好玩吗？”那是一根二尺多长、二十几节的软棍儿，只有小指头那么粗。萧红说过，棍子是在杭州买的，带在身边已经一两年了。 就在白天，端木蕻良要萧红把小竹棍送给他，萧红答应说是明天再说。她对聂绀弩说：“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对他说是已经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吗？” 聂绀弩不假思索地马上答应了。 聂绀弩想起萧军临别时的嘱托，说：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珂童话里的那几句话吗：‘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选自《漂泊者萧红》(林贤治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