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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冰心老人的人与文，我自是敬仰已久，但在研究方面则未敢赞一词。自然，有时翻检民国时期的旧报刊，也曾碰到一些不甚熟悉的冰心作品，亦曾随手记录，可是不过聊以备忘而已，迄未仔细探讨。今年春初，承蒙冰心文学馆惠寄了一本《我自己走过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6月)。该书汇集了冰心老人的佚文和遗作近50篇，可谓集辑佚与补遗之大成，不论对读者的欣赏还是研究的开展，都功莫大焉。我在不胜欣悦地拜读之余，发现还有若干可补之作和个别可商之处。适值暑期得空，于是翻检复制件，参考文献，为之校录，公诸同好。此处略述各篇的相关背景情况并及个人的一些辨正意见和若干感想，以备检讨。 《默庐试笔》补遗：“沉默已久”后的冰心新作 冰心在1940年11月27日致梁实秋的信中曾说：“前作《默庐试笔》，断续写了三夜，成了六七千字，又放下了。”[1]查《冰心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文集》)第3卷里和《冰心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全集》)第3卷里，都收录了这篇《默庐试笔》，两书文本完全相同，但只是一篇两小节、约二千六百余字的短文，和冰心致梁实秋信中所说“六七千字”的《默庐试笔》相比，差了三四千字。这表明《文集》、《全集》所收的《默庐试笔》并不完整；而倘若冰心所谓“又放下了”只是说停止写作而非搁下来不发表，那就意味着残缺的《默庐试笔》还有补全的可能。 事实上，《默庐试笔》的其余部分确曾发表过，那就是辑录在此的《默庐试笔》前六小节，将近四千字，与已经入集的那两小节文字相加，正符合冰心自己约计的“六七千字”之数。说来，这两部分《默庐试笔》原本就是一篇文章，全文共八小节，只是因为比较长──在冰心的散文中，这是颇长的一篇──所以分两次发表在1940年1月1日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763期和1940年2月28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792期上，前一次刊出的是一至六节，即此处辑录的部分，后一次刊出的是七至八节，即《文集》和《全集》已经收录的部分。可以理解，由于这篇散文发表在战时的香港报纸上，流传不会很广，加上时间过去很久了，恐怕连作者自己手头也未必保有这两期“文艺”副刊，这或者正是它未能被完整收录的原因吧。只是不解《文集》和《全集》为何要把《默庐试笔》的七、八节改为一、二节?这给人貌似完整的错觉，却在无形中迟滞了全文的补遗。即以我自己来说，在打电话托北京大学的方锡德先生代为翻检《全集》、得知《默庐试笔》已被收录之后，根本没有想到《全集》收录的是残篇，遂将自己手头的两份刊发本复制件弃置一旁；直到前几天借阅《全集》以核对其他文字，顺便翻到《默庐试笔》，一读之下，惊讶于文字少了许多，始觉《全集》所收此文可能有遗漏，于是重新核对，侥幸补录如上。复查范伯群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编《冰心著译年表》，虽然失记了先发的《默庐试笔》一至六节，但关于后发的七、八节却有如实的记录：“《默庐试笔》(七、八)载1940年2月28日《大公报》(香港版)。”[2]这虽然表明所著录的《默庐试笔》只是个残篇，却向研究者提示了辑佚的线索。 如今回头来看，《默庐试笔》不仅是冰心作品中较长的一篇，而且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篇。在这之前──从1937年6月29日自欧洲重返北平，到次年暑假离开北平南渡昆明，直至1939年夏迁居昆明郊外的呈贡生活了四个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冰心几乎没有写作，并且是自觉地保持着沉默，所以她把呈贡的住所命名为“默庐”，而《默庐试笔》则是她打破沉默、重新开始的试笔之作。正因为如此，首发这篇散文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者(应该是萧乾)在该期发布的一则消息里欣然报告说：“沉默已久的冰心女士继续撰写《默庐试笔》。来信说非常的忙，但这部开始后期创作的长文一定要写下去。”[3]编者所谓“这部开始后期创作的长文一定要写下去”乃是转述冰心来信中语。虽然《默庐试笔》的后期创作未能坚持写下去，但已有的八节《默庐试笔》确乎与冰心以前的创作不同了，其中表达的情绪显然不像其早期作品那么单纯，而呈现出头绪纷繁的复杂性── ……是的，这两年来，笑既不真，哭亦无泪，心灵上划上了缕缕腥红重叠的伤痕，这创痕，一条是羞辱，一条是悲愤，一条是抑郁，一条是惊讶，一条是灰心，一条是失望，一条是兴奋，一条是狂欢……创痕划多了，任何感觉都变成肤浅，模糊，凝涩。这静妙的诗境，太静了，太妙了，竟不能鼓舞起这麻木的心灵。 抚着雪白的枕头，静静的想到天明，忽然觉悟到这时情绪，也是凄婉，也是喜悦，也是企望，也是等待，也是忏悔，也是恋爱。不是少年人的飞跃，而是中年人的深沉，…… 是的，正是从这篇作品开始，冰心的创作终于告别了为少男少女写作的天真与单纯，而具有了中年人的深沉与复杂。并且，《默庐试笔》在修辞上也不像冰心早期的作品那样一味温柔的优美，而由于自觉情怀复杂、一言难尽，于是作者索性“凭着笔儿的奔放”，因而作品的语言修辞就有了回环往复的曲折与跌荡顿挫的力度。由此看来，两年自觉沉默后的新作《默庐试笔》委实不同于既往之作，它本身的未得续写固然让人惋惜，但冰心由此开始的创作新探索却并未中断，这无疑是更让人欣慰的事。 复原与辨正：《请客》、《做梦》及《从歌乐山到箱根》 坦率地说，拿到《我自己走过的路》，我最为关注的乃是收录其中的两篇新发现的冰心散文《梦》和《请客》。据《爱心》杂志第27期所载王炳根先生的《“冰心佚文与遗稿”发布稿》介绍，《请客》和《梦》先是由日本京都立命观大学的非常勤讲师岩崎菜子女士在日本刊物上发现了日译文，然后由旅日的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虞萍女士回译为中文的。恰好去年冬天，我也在1945年10月27日昆明出版的《自由导报》第4期和1945年11月3日出版的《自由导报》第5期上，读到了冰心接连发表的两篇散文《做梦》和《请客》，觉得和以前的冰心散文颇有不同，而目前的各种冰心集子中似乎未见收录，很有可能是佚文，于是复制存档；稍后又在1947年5月6日北平出版的《诗文学》第3期上见到了《做梦》的重刊本，也一并复制下来。所以，我一拿到《我自己走过的路》，在目录上看到《梦》和《请客》两篇题目，即不禁揣测它们的中文原本很可能就是我偶然找到的那两篇冰心散文。校读之下，果然如此。不待说，由于中文本的失而复得，终于使两篇散佚的冰心散文得到没有遗憾的复原，这确实让人感到分外的高兴。 可是，近日我找来《文集》和《全集》仔细核对，只确证《请客》乃是佚文，却发现《梦》的中文原本《做梦》其实早已收入《文集》和《全集》中了，所以不能说是佚文。按，在《文集》和《全集》中，《做梦》并非单独成篇，而是作为《力构小窗随笔》中的一小篇收录的。所谓《力构小窗随笔》内含三小篇散文──《力构小窗》、《探病》和《做梦》，据文末的附记，这一组散文最初发表于1943年12月13日出版的《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里，后来《做梦》一篇虽然两次单独发表，但只能说是重刊本。说实话，面对这个“再发现”，我虽然也有点怅然若失，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而推原自己和别人先前之所以把《梦》误断为佚文，除了核对不很细心之外，可能还有两个共同的原因：一是我们在稽核佚文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常常从作品题目着手考察，但也往往止于题目的考核，而不去仔细比勘文本的具体内容；二是我们据以核对题目的作家全集在编排上多少有点问题，例如当编排作家在一个大题目下成组发表的作品时，目录却常常只排大题目而不列小题目。《全集》第3卷对《力构小窗随笔》就是这样处理的。这样一来，一个研究者除非把现有的冰心全部文字读得烂熟，否则像我这样一个对冰心作品一知半解的人，若只靠翻检目录来辨别作品，那是很容易失误的。其实，较早收集《力构小窗随笔》的《文集》在目录上倒是低一格依次排列了《力构小窗》、《探病》和《做梦》，后来的《全集》正是以《文集》为基础的，而且《文集》和《全集》出自一人之手，却不知为什么在《全集》目录上减去了《力构小窗随笔》的细目。 《做梦》和《请客》都是写得很别致的散文佳作，尤其是《请客》一篇，可以说是冰心散文的压卷之作。在《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中，冰心曾经把富于热情、富于想象力和头脑清楚有条理视为写作的三个重要的条件，这些在《请客》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虽然是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作品却表现了“贫和病不能减少了我们精神上的愉快”的情操，令人想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传统，而又别出心裁地发挥想象力，使“尚友古人”具体化为一次古今雅士美眷的精神聚餐；与此相得益彰的则是精练优雅和富于韵味的语言：凡此，都显示出冰心在情感修养和文章艺术上达到了超越早年诗文过于诗意抒情的成熟。这种精练优雅和富于韵味的语言是很难准确翻译的。例如作者写自己在病中偶尔得读巴登先生尚友古人的文章之后，紧接着如此说── 看毕使我拊枕欢笑!这幻想多么洒脱，多么美丽!抛书倚枕，我也就拟出我们请客的名单。 这短短几句话的意思，自日文回译为中文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读完以后，我情不自禁地抱枕大笑。 这个想像是一个多么游离现实的美丽的幻想啊!我放下书，依偎着枕头。我也曾经为了招待我们的客人而整理名单，然后挑选其中几位同桌共饮。 两相对照，原文的雅致和韵味在回译后几乎都消失了，人到中年的成熟女性冰心似乎变成了一个喜欢开派对的浪漫少女。当然，我无意苛求回译本，只不过借此比较来说明冰心成熟期的文章造诣而已。其实，回译乃是由于找不到中文原本的不得已之举，而翻译总是难免遗憾的艺术，何况又经过两重翻译──说句公道话，即使让冰心老人自己来回译她中年的这两篇散文，恐怕也难以保证完全复原当年原作的格调与情韵。 类似于《请客》这样可以复原的冰心散文，还有《全集》第3卷所收的《从重庆到箱根》一篇。这篇散文是冰心1946年11月22日在东京所写，随后被译为日文发表，收入《全集》的文本就是刘福春先生从日文本回译的。在找不到中文原作的情况下，把从日译文回译的文本收入《全集》，这没有什么不妥，但编者加在文后的说明“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原为日文”，则似有未当。其实，冰心不谙日文，《从重庆到箱根》的原文肯定是中文，而在未有确证的情况下，也是不宜遽断“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的。其实，中文原本也曾经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过，那就是刊载于上海版《世界》半月刊第1卷第5期上的《从歌乐山到箱根》，出刊时间是1947年1月1日，距冰心写作该文的日期1946年11月22日不过月余，《全集》的编者没有提供日译本发表的准确时间，估计也不会比1947年1月1日早多少。从回译本推测，日译者可能是觉得小小的“歌乐山”不像战时陪都“重庆”那样被日本人所熟知吧，所以把文章题目改为《从重庆到箱根》了。此外，中文原本和回译文本相校，也还有一些出入。例如，作者在原文里说她到箱根的“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卷起窗帘”，可是在回译本里，此句却变成了“这两天，天还没亮就起来，卷起窗帘”。这个歧义或许无关紧要。最重要的差异乃是作者原文里有一段文字，诉说她在美丽的歌乐山的月夜，常常眼看着日军的飞机通过自己的头顶，大摇大摆地飞往重庆进行狂轰滥炸── ……机声从屋后的天空中传来，直到你头上，在几条探照灯光聚射之点，看见了灯蛾似的，九架，六架，三架银白的飞机，徐徐的向重庆前进，然后是几阵巨响，几片火光……。 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体会作者的心情是何等沉痛，而悲愤的控诉尽在无言之中。然而此情此景，在回译本里却变成了打下敌机的欢呼── 淡淡的月光中看不见机影，只有爆炸声渐渐地传来，突然有几条探照灯光在天空中一扫而过。“打中了!”“打中了!”九架，六架，三架，白蛾一样的飞机摇晃着冲向重庆，紧接着是震撼大地的爆炸声，火光冲上了天空。 这就完全错会了原文的意思。当然，在翻译和回译中出现这样那样一些误解和误译，乃是在所难免的事，加上四十年代的冰心为文趋于简约，更增添了翻译的难度。只不知这些误解和误译是发生在日译文里还是从日文回译的过程中──如果日译本就是如此翻译的，则与其说是出于误解，不如说是有意的改写，倘如此，则依据日译文的回译也就不免将错就错了。 无论如何，原汁原味的原作都是无法代替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为那些回译的冰心作品找回中文原作。这说来或许有点可遇而不可求，即如我的发现《请客》和《从歌乐山到箱根》就近乎偶然，尤其是后一篇差点交臂失之。其实，《世界》半月刊是我曾经阅读过的旧刊，以前在该刊上就曾翻到过《从歌乐山到箱根》，当时隐约记得《全集》里收有此文，而疏忽了《全集》中的文本是从日译文回译的，所以对《世界》半月刊上的这篇冰心散文也就没有太在意。直到最近重翻《世界》半月刊，再一次看到《从歌乐山到箱根》，此时倒是记忆有些模糊，拿不准《全集》是否收录了这篇文章，于是随手打电话咨询北京大学的方锡德先生，他当即翻检《全集》，说是有一篇题目近似的散文《从重庆到箱根》，乃是从日译文回译过来的，并且在电话上和我对校了几段文字，我这才意识到《从歌乐山到箱根》与《请客》的情况类似，于是才有了现在的补辑。倘若没有方锡德先生的细心和耐心，则《从歌乐山到箱根》一定会再次从我手下溜掉的。《请客》和《从歌乐山到箱根》的侥幸复原，使我得到一个启示或者说教训，即收入《全集》和《我自己走过的路》中的那些从日文回译过来的冰心作品，其原作或许大多都在当年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所以我们不应以现有的回译本为满足，相信只要大家耐心和细心地去搜寻，必定会有更多的冰心原作重现于世。 合与分：有关“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评阅的三篇文字 《评阅述感》是《我自己走过的路》收录的佚文之一，据附录的日本学者牧野格子的《〈评阅述感〉发现记》所述，她是在台湾发现这篇佚文的，原刊《妇女新运》杂志第3卷第3期，该期是“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专号，冰心的这篇佚文乃是她参与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的感想。这个发现重新披露了冰心四十年代文学活动的一个侧面，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只是由于台湾有关机构限制查阅资料，使牧野格子无法看到该刊其余各期，也就遗漏了一些相关文献和史料，而《我自己走过的路》的编者据此判断说：“‘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于1941年7月揭晓，之后，才有了冰心的这篇文章”，这就有些失察了。其实，《评阅述感》乃是冰心据她此前的一篇讲演记录稿删订而成的。 据1940年2月30日出版的《妇女新运》第2卷第2期所载《蒋夫人文学奖金简则》，这次征文评奖活动是这样安排的：应征者“须于今年六月底以前向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报名”，投稿期至“廿九年八月底截止”，预定的评奖揭晓时间则为“廿九年双十节”，接受报名和收集来稿的正是设在“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内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这个“简则”在此后也不断重刊，并且在各地妇女刊物如《湖南妇女》第1卷第4期上转载。当各地应征稿件集结到重庆之后不久，冰心正好应蒋夫人宋美龄的约请，来到重庆接替沈兹九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4]，于是组织评阅文艺卷的工作自然就由她来负责了。评阅工作大概到1940年“双十节”前夕就结束了，至于是否按时揭晓尚不清楚，但很可能有一些应征的女青年聚集在重庆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总会，又正好赶上“双十节纪念周”、举办纪念讲演活动，“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总干事张蔼真就请冰心给女青年们讲话，刚结束了“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评阅工作的冰心，便给热心写作的女青年们做了一次即兴讲演。辑录在此的《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就是冰心的讲演稿。 这篇讲演稿全文发表在1940年出版的《妇女新运》第2卷第9、10期合刊上，但原刊没有标记出版月日。按，《妇女新运》是“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月出一期，一般都是月末出刊，从标记的出版日期看，自第2卷第1期至第5期都按时出版了，但刊载了冰心这篇讲演稿的第2卷第9、10期合刊，却在“编后拾零”里向读者道歉说：“本期出版延期，有劳读者殷勤垂询，特此致歉”。此后的第2卷第11、12期合刊当然只能继续推延，并且仍然没有标记出版月日，直到第3卷第1期才标记为1941年3月出版。据此推断，则第2卷第9、10期合刊当在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之间出刊。至于延期的原因，则有可能是因为临时插出了一期“欢迎孔宋两夫人专号”(1940年5月出版，非卖品)，遂导致此后各期延期，并不得不从第2卷第6、7期开始出版合刊。 把《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和《评阅述感》略作对比，就不难发现后者是从前者删订而来。《评阅述感》增加了这样一些内容：一是新的开头和结尾，二是由于此时冰心乃是代表全体评委对所有应征文卷发表感想，所以增加了一点关于“论文卷子”的意见──略谓获奖“论文”卷“思想纯正”云云，这显然是为了敷衍国民党官方的。三是增补了关于参与评卷的评委们和一些获奖作品及其作者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先前做讲演时可能因为评奖结果尚未揭晓，所以不便透露，现在就不妨明说了，这使我们对于此次征文评奖活动的参评者等情况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不过相较于增订的部分，被删掉的部分更多。查《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全文约2700余字，到《评阅述感》则只保留了前篇的三分之一，而被删掉的部分恰是《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这篇讲演的精华部分。正是在这一部分，冰心针对一般初学写作者的通病，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忠告和切当的建议，其中显然凝结了冰心自己半生的创作经验，并且暗含着她对三、四十年代以来新文艺屡犯难改的一些毛病的批评，所以《妇女新运》的编者才在“编后拾零”里特别强调说：“谢冰心先生的《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一文，不但详尽论到这次应征稿件的品质，并且发挥了许多文学理论珍贵的意见，是值得仔细阅读的”。尤其是最后的三条── 一、 作家应当呈示问题，而不应当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作家应当站在客观立场上来透视社会，解剖社会，社会黑暗给暴露出来。…… 二、 不要先有主义后写文章。因为先有主义便会左右你的一切，最好先根据发生的现象，然后再写文章。 三、 不要受主观热情的驱使，而写宣传式的标语口号的文艺作品，使人看到感觉滥调和八股。 这三条应该说是冰心自己的文学写作观念的集中概括。由于冰心一生公开发表自己文学主张的时候并不多，所以这次即兴的文学讲演就显得特别的难得和重要。而讲演之末所说的一段笑话，则在无意中表现出冰心性格中幽默的一面，读来也让人忍俊不禁。 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删掉的部分就更让人感到可惜了。大概连冰心自己也做此想吧，所以她其实并没有随手丢弃，只是删而存之，这删剩稿后来又在别的场合重刊了。最近，我复查《全集》第3卷，读到其中的《写作的练习》一篇，觉得分外眼熟，仔细一看，这不就是《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改订为《评阅述感》后被删去的部分么?《写作的练习》收录在重庆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出版的《文艺写作经验谈》一书中，它的唯一改动就是在把原讲演最后一段讲笑话的口吻由对听众改为对读者了。 如此看来，《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评阅述感》和《写作的练习》三篇文字其实是合与分的关系：前一篇分开来，就是后两篇，后两篇合起来，就是前一篇。当然第二篇有所增订。因此，《全集》如果有机会修订重印，似乎可以把前两篇都收入，而第三篇收则重复，并且它已经失去了原来讲演的语境和语气，所以不妨做存目处理。 两篇访谈：冰心的日本观感和对战后中日关系的思考 在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之初这一时期，能够亲临日本的中国作家很少，冰心几乎是唯一的一位，所以她这一时期在日本的活动、观感和写作，不仅是她自己一生的重要的篇章，而且也是中日现代文化交流的重要一页。此前，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对冰心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创作研究不够。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来日本学者和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在文献史料的发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即以《我自己走过的路》一书来看，旅日时期的作品和文献史料就占了多一半，并且多是从日文翻译的，它们当初或者没有中文本、或者即使有中文底稿现在也几乎难以寻觅了，所以更觉弥足珍贵。 不过，相关或相近的中文文献也不是一点都没有。事实上冰心旅居日本期间也有文字寄回国内发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她1947年夏季短暂归国的情况，此行是为了参加1947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关于这次归国的情况，学界似乎了解不多。《全集》附录的《冰心生平、著作年表简编》就简单地记述为“1947年7月回国到南京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这个时间是有点问题的。其实冰心5月20日就回国了，[5]重返日本则是8月间的事情了。这次归国，冰心在上海、南京和北平都有停留，期间除了开会，还多次应邀在各处座谈和讲演，介绍她对战后日本社会，尤其是对日本妇女的观感，以及她对中日关系问题的看法，受到渴望了解日本现状的国内人士的欢迎，所以有关讲谈记录曾不止一次地见诸当时的报刊。这里辑录的《冰心女士讲旅日感想》和《冰心女士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就是其中的两篇。这两篇访问记分别发表在1947年的7月和8月，它们与冰心在日本发表的言论正可以对照和互补。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三点。 一 是关于战争责任的反思问题。作为战胜国驻日代表团的家属而又是著名的女作家，冰心在与日本各界接触时难免要碰到这个沉重的话题，而每次遇到日本人士向她惶愧谢罪的时候，她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宽容、谅解和友好的态度，一再强调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没有怨恨，因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阀，日本人民没有责任。例如在接受两位日本女作家佐多稻子和林芙美子的采访中，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佐多：对于身在日本的我们来说，这次战争使我们感到非常羞愧。 谢：前几天来了一位日本年轻作家，他说：“作为日本人，这次战争使我们对中国惭愧不已。”但是我说：“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参战的不是所有的日本人，而是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这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普遍的认识，我们对日本的民众绝没有恨意，这种恨意只是针对一部分军阀。 林：说实话，我今天是怀着一种不知该怎样和您交谈的沉重心情来到这儿的，但听了您的这番话后，我的心情舒畅多了。[6] 同样的态度也贯穿在冰心归国后的讲演中，如在《冰心女士讲旅日感想》中她就向国内听众报告说，自己曾以小女儿的转变来说服日本人士相信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并无仇恨── 我告诉他们东亚依然是东亚人的东亚，如果中日像英美那样亲善，东亚不会不复兴的；我到日本去时，我的小女儿说：妈我不去，我恨日本!可是她到日本不久，就和我说，奇怪，日本人也有好的。我告诉她说，日本人不但有好的，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只因在日本军阀错误的领导和训练下，才走向悲惨的卑鄙的道路。中国对日本原来没有仇恨，在“五四”时代，我们喊过的也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是打倒日本人。他们听了，都低下头说，他们很抱歉，他们不知道日本军阀到中国都做些什么事情。我说该抱歉的不是你们，是他们。……日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战犯公审内容，都异常诧异。他们的确不知道日军会在外国如此作恶。我在此地(指青年会)正好说一句，像耶稣所说的：愿上帝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 以前，我还以为把日本人区分成无辜的人民和有罪的军阀，只是中国共产党本其阶级分析的观点所做出的区别对待之道，读了冰心的谈话才明白这实际上是历届中国政权和所有中国人民的共同态度。这种态度除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不念旧恶、宽以待人的忠恕之道外，在冰心显然还包含了基督教的博爱观念。现在检讨起来，中国人民的这种宽厚忠恕态度，加上美国出于其冷战战略的考虑对日采取的宽纵态度，也许有助于日本顺利渡过战后的难关，但其消极作用却使日本国民如释重负地放弃了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事实的真相是当年参战的并不仅仅是一小部分日本军人，那时的日本其实是“举国体制”、“前赴后继”地进行战争的，即使战时因为当局的新闻限制看不到真实的报道，但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并不难想象日本的百万大军为什么要“进入”中国和南洋、“进入”后那么多年究竟都干了什么?可在日本当局的军国主义教育下，当时的日本国民并不想或不愿意想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信从、盲从着日本军阀和天皇的战争政策，努力地支持着战争。尽管冰心清楚地“知道日本妇女曾经相信服从他们的命令是爱国的表现这一事实”，[7]可是她仍然宽厚地安慰日本妇女说：“事实上，你们受军阀的压迫和残害比我们还厉害，比我们还可怜。”[8]这就宅心过于仁厚了。宽容仁厚当然是美德，但因此就取消日本人民对战争责任应有的反思，那就未必妥当了。问题似乎就出在这里：当日本人民在战败之初刚刚开始有所反思之时，他们却意外地发现自己不需要反思，因为他们听说自己作为普通国民对战争并无责任，甚至受害更甚于被侵略的人民，于是他们也就释然于怀了，随后便是重新坦然自若地拜祭起靖国神社，以至于渐渐地连那“小部分”日本军阀的罪责也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不能不对战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当然，我无意于埋怨冰心老人的宽容与仁厚，真正让人感慨的乃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仁厚，居然就那么不被珍惜地付之东流了。 像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冰心关心的重点不是战争责任的反思，而是战后中日关系的重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她在日本和在中国都发表了意见，但各有侧重。面对日本听众和读者，冰心殷切地反复鼓励他们：“日本和中国必须携手共进，这是两国的一种严肃的宿命”。[9]并恳切地告诉他们：“中国完全没有想过要对目前刚结束的中日战争施以报复。中国和日本的合作是东方复兴的基础。而且我认为只要双方之间有好意以及合作意向的话，中日的合作就能马上实现，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10]1947年5月回国后冰心在对国内听众说话时，除继续宣扬中日友好之外，也增加了一些与在日本的演说不同的东西。这是因为当时眼看日本在美国的扶助下迅速复兴而中国却爆发了内战，国内政坛和知识界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也有分歧：国民党及接近官方的知识精英因为亲美所以也支持美国的对日政策，中共和左翼知识界以及更广大的民间知识分子则对美国的远东政策不满，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不免有所担忧，所以发起了“反美扶日”运动。正是针对国内的疑虑与纷争，冰心在女青年会的讲演中特别强调── ……有人看见日本复兴很快，怀疑他们是否要在不久的将来仍来侵略我们。我想他们不能，因为他们没有诸如盐，碱，糖，煤，铁，棉等重工业原料，都感缺乏。如管制得宜，将来会成为一个像瑞士国一样和平，纯良的游览区。……我们不发愁他们再来侵略我们，发愁的乃是我们自己胜利后不能复兴。胜利两年，内乱不已，依然不能负起领导这个悔过的小弟弟的责任。应该说冰心的立场比较接近中美官方的立场。这无须讳言也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冰心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和驻日代表团的家属嘛。但重要的是冰心同时也发出了恳切的警告：“我们不发愁他们再来侵略我们，发愁的乃是我们自己胜利后不能复兴。”这警告至今读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味。 冰心在国内的几次讲演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可能是她对日本妇女问题的观感。《冰心女士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一篇题下两段近似编者按的话，就清楚地显示出了解的渴望── 像一个谜一样，战后日本妇女的生活状况，在我们中国人的心底，是一个迷糊不清的问题。“日本在迈向民主之途了”，“日本妇女参预政治了”，这些乐观的论调虽然不时出现在报端，然而因为它是抽象浮泛的报导，因此还不能使我们获得清晰明确的观念，相信日本妇女到现在为止，已经获得了多少真正平等的权利和解放。 驻日盟军总部限制各国人民的移入，更把战后的日报和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隔阂了起来，除了各国的代表团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在战后这一段长远的时间内踏上日本的土地。谢冰心女士的丈夫吴文藻先生是“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主任，因此她才得以“眷属”的身份，随着代表团居住在日本，我们现在能够从她的口里探得一些日本妇女生活的状况和她个人旅日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偶然的幸运。 有意思的是，冰心在日本和在国内谈到日本妇女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有明显的区别：在日本说的多是肯定和鼓励的意见，而回到国内演说则说得更为质直坦率。这大概是因为客居日本接受彼方的访谈或约稿，觉得她们更需要鼓励并且碍于情面，故此语多客气，而面对渴望了解日本妇女实情的国内听众和读者，冰心也就无须客套而实话实说了。如《冰心女士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一开头就坦言：“日本的妇女很使我失望。在我未去日本之前，我以为日本妇女的地位一定比中国好些，但是一去之后，我替她们难过，替她们悲哀。”然后条分缕析，桩桩件件，披露的事实让人震惊。两相比较，冰心觉得虽然“在中国，男女也是不平等的，但是还比较好，尤其是母亲，她在家庭中无论如何有一点地位”，可即使是日本的知识女性在家中也是没有地位的。在冰心看来，这差异的原因除了两国的传统有所不同外，还与日本近代以来只注意吸收西方的技术而“没有从外国学到科学的思想和哲学”有关，换言之，即是忽视了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民主化。正是有鉴于此，冰心提出了“日本要实行真正的民主”的课题。从这些观感中我们依稀可以看见冰心作为一个“五四”新青年的姿态。 人与文的成熟：关于四十年代的冰心 冰心的创作态度素来严谨，所以她并不是一个多产作家，但将近八十年的创作历程毕竟非比寻常而创获不菲，在这过程中自然难免有些作品散佚集外，期待着研究者去发现和收集。即使经过近年研究者的辛勤搜集，一些线索表明冰心还有些作品和言论散佚在外。例如，著名女记者子冈在1935年所写的一篇冰心访问记中就说，她曾经在冰心的家里亲眼看到“有人送来两本《婴儿日记》，那上面有冰心的序。”[11]这本《婴儿日记》应该不是什么著作，大概与今天一些商家推出的“宝宝成长录”、“儿童日记本”相似吧，至于请冰心做序其实也是商家的一种推销手段。翻检冰心老人一生的序跋，此序似未收集。又如据范伯群先生的《冰心著译年表》，冰心还有一篇讲演词《日本观感》，发表在1947年6月出版的《妇女文化》第2卷第4期，这有可能也是散佚的文献，但也有可能是现有的哪篇讲演词的重刊，我没有看到这期《妇女文化》，难以判断。再如，我曾在1941年2月出版的《妇女新运通讯》第3卷第3-4期合刊上，看到有个署名“冰”的作者在该期“摆龙门阵”栏目里发表了四则短评──“人不如猫”、“谈谈拿干薪”、“出钱劳军”、“职业托儿所的重要”，而此前的1941年1月出版的《妇女新运通讯》第3卷第1-2期合刊“摆龙门阵”栏目，刊载的正是冰心的《从昆明到重庆》，已经收入《冰心文集》第3卷和《冰心全集》第3卷，但误将刊物栏目“摆龙门阵”作为文章的正题了。由于这两期刊物是相继出版的，那四则短评的作者又署名“冰”，其中的一则并写到三岁的小毛随妈妈到重庆不久，这让我觉得那四则短评有可能出自冰心之手；但是在《妇女新运通讯》上也有名为“剑冰”者发表过文章，不能排除这个“冰”即“剑冰”的简署，这又使我觉得难以遽定归属，所以在此附带说明情况，以待方家考定是非。 附带说明一下，冰心虽然是最著名的新文学女作家，但她对旧文学也有湛深的修养和相当的研究，如她1926年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就以李清照词为题。所以，冰心于旧文体如旧体诗词，也并非不能为，但她一生坚守新文学的立场，偶尔在一些社交场合写点旧体诗词，不过应付场面而已，所以随写随散，并不爱惜，收集在《全集》里的只有寥寥数篇旧体诗词。这里辑录的《冰心词稿──洞仙歌·题石屏李右侯尊堂〈机灯课子图〉》，就显然是一篇应酬之作。按，云南石屏李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李右侯”者或许出于其中，但具体情况已难考知，也不必费心考证，总之是，有这么一个人拿着那么一张画，请名人题字，目的是为了表彰其母亲，求到冰心门下，她也就徇情随例地写了这么一首词。词并不出色，也不可能出色，因为“机灯课子”的苦心和苦行早已被人写滥了，尤其是自清中叶的著名学者诗人洪亮吉拿一幅“机声灯影图”四处索人题咏以表彰其节母之节以来，许多读书稍有成的人往往依样画葫芦地请人画图题诗，把表彰母亲变成了自我表扬的一种惯用手段，于是乎，诸如此类的题画诗词，也就如陈衍所说，“率见不鲜，难得佳章也”。[12] 真正重要的当然还是冰心的新文学作品。对此，人们已经做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无疑还有一些疏忽和薄弱环节。所以，结束这些琐碎的校读札记，我想斗胆强调的是── 近年发现的冰心佚文多写于上世纪的四十年代，把这些新发现的佚文和已有的冰心同时期作品联系起来看，似乎可以说四十年代的冰心在创作上终于完成了一个期待已久的转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增长点，在文思文风上显示出成熟的格调。这一转型对一个早年成名的名作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如所周知，自二十年代初偶然涉笔创作，冰心很快就以其咏赞母爱、童真和自然的优美诗文，以及探讨新青年诸多困扰难题的问题小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为新文坛上女性作家的首座，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到了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中期，丁玲和萧红等一茬又一茬女作家接连引人注目地崛起了。与她们那些视野开阔、描写深入、笔致越轨的作品相比，作为文坛前辈的冰心之写作却停滞于既有的温柔抒情格套中难能出新，仿佛已经定格在爱与美的优美抒写上了，这不免给人单调和单薄的印象，以至于当年的评论家给她一个“闺秀作家”的定评。这种论评当然包含着“进步”的傲慢和偏见，但无论如何冰心的创作的确面临着如何转进出新的问题，倘若照旧再写下去，委实近于重复。冰心自己显然也感觉到了转进的必要和出新的压力，但这需要一个酝酿和准备的过程，不可能来个突然的飞跃，冰心也清醒地意识到每个人的情况和个性不同，不应该跟风而进，所以她虽然衷心地赞扬丁玲“有魄力，《水》，《夜会》都写得非常好，”可又叹息“这是每人的个性，勉强不来的”。[13]于是谨慎的冰心没有冒进，而是明智地减少了写作，从而给予自己一个在沉潜中拓展视野、积累体验、预备转型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直到1939年末的《默庐试笔》方告结束。在冰心的创作生涯中，《默庐试笔》既是过往的结束，也是转型的试笔，所以它集优美的诗意和复杂的情怀、细腻的笔墨和和奔放的笔触于一体，给人尚不稳定的印象复兼成熟在望的期待。果然，此后的冰心没有让读者失望，她陆续推出了系列散文《关于女人》，以及《做梦》、《请客》、《从歌乐山到箱根》、《丢不掉的珍宝》等散文佳作。读这些作品，让人不禁感到那个曾经熟悉的“新青年”诗人和小说家已经隐退，而一个真正成熟的散文家则于焉现身。这是人与文的双重成熟。此时的冰心已经人到中年，经过自觉沉潜的准备和抗战风雨的洗礼，她的视野开阔了，体验丰富了，情感深化了，而又深知不能勉强自己写作超出个人经验的题材、不能单凭主观热情制作抗战八股、不能先有主义后写文章，所以她还是决意只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但由此而来的作品却并非“与抗战无关”，反倒如冰心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没有特别写宣传性的作品。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些作品，却因时势变成了抗战作品。”[14]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冰心的这些散文在书写身边人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溶入了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境、道德情操和文化趣味，从而达到了以小见大的效果和寓深厚于平淡的境界，读者从她那些从容洗练的文字中，可以亲切地体会到一个民族特有的风骨和胸襟，感受到作者成熟练达的人间情怀和宽厚坚韧的人格修养，因此获得的是深长的回味和成熟的风度。正因为如此，叶圣陶先生当年读到《关于女人》的一些篇章后，曾欣然赞誉道：“冰心女士的作风改变了，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15] 叶圣陶先生的这个判断堪称明敏切当。事实上，冰心整个四十年代的散文都给人一种苍劲朴茂之感，与早年的柔细清丽大不相同了。即以1946年11月写于日本的《从歌乐山到箱根》一文为例，其中描绘了作者赴箱根途中所见的景色，而写景正是冰心文章向来最见精彩之处。这里不妨先看看刘福春先生从日文回译的文本── ……快到箱根，森林渐渐深起来，红叶映着夕阳，弯曲的道路，更增添了一层秀媚。在山路大转弯的地方，富士山头顶雪冠、裹着紫云，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美。 公正地说，刘福春先生的译笔不仅忠实地译出了冰心的意思，而且相当成功地追摹了冰心早年文章的柔细清丽风格，长期以来学术界也一直以为这就是冰心一以贯之的风格，所以刘先生如此翻译，不但无可指摘，而且应该说是相当出色当行的。但事实是，人到中年的冰心即使在写景上也不再追求柔细清丽，如上面一段文字在中文原本《从歌乐山到箱根》里，就恰以苍劲朴茂见长── ……将到箱根时节，树密林深，斜阳下红艳夺目，迂曲行来，引人入胜。山路萦回之中，远远地看见富士山峰，雪积云绕，一种清寒挺拔的气象，真是难以形容比拟! 这里不再是漂亮的华彩段落，而在行云流水般的散行文字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一些古雅洗练的文言骈语，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一种超越了柔细清丽的苍劲朴茂之美。同样的变化也体现在抒情上。仍以《从歌乐山到箱根》为例，这篇散文写的是作者1946年11月初到日本的感怀。其时战败了的日本也是百废待举，从东京到横滨一条路上，瓦砾场有时可以一望无际!而作者从曾经备受日机狂轰乱炸的中国陪都重庆，来到已被美军轰炸得面目全非的日本首都东京，诚所谓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其感怀之复杂，真是说不胜说。然而，饱经风霜的冰心并没有慷慨陈词，她的抒情叙事非常克制。文章只从眼前东京被炸后萧瑟荒凉的景况和凋敝不堪的民生写起，随后由日本旅游胜地箱根的美丽景色而联想到同样美丽的渝西奇峰歌乐山，于是不由地回想起当年在歌乐山躲避日机轰炸时最为难忘的两种情景：“轰炸的白日，总是万里的晴空，”“夜间轰炸，总是最清美的月夜”，人间的“好天良夜”居然变成了天外横祸乘机飞来的最佳时节。在这个沉痛的回忆之后，作者只写下短短两句感怀── 这样的过了五年，这样的度过了歌乐山五年的“好天良夜”!可恨可恨的战争! 这两句感怀之沉痛无疑胜了过千言万语的抒情渲染。而惟其宅心仁厚，所以身经苦难、痛定思痛的冰心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发出了消除战争、共建和平、共赏自然的呼吁── 经过战争的才懂得“恨”，经过战争的也更懂得“同情”和“爱”，所以当我末两年在歌乐山，听到东京天天被炸的消息时，心中总有说不出的难过!我知道有无数的东京妇女，心中记挂着丈夫和父兄伯叔的安全，身上背负着病弱的儿女，在警报声中，急急忙忙的走到防空洞里去。 看见东京，我想到重庆，看见箱根，我想到歌乐山。让我们在创巨痛深之后，得到最宝贵的教训：最彻底的繁荣与安乐，是不能从侵略争夺中得来，只有同情和互助，才是“共存共荣”的基础。 让歌乐山，和箱根一样永远成为风景区而不是“疏建区”，容我们这些爱好山水的人们，在山头悠闲的欣赏眺望，而不是急急忙忙的抛开天光云影，跑下到黑暗的防空洞里去。 这呼吁没有热情洋溢的高调，只是诉诸于安居人世间、共赏好山水的人之常情，所以给读者特别朴素恳切的感受，而又蕴涵着不忍明言的悲怆和超越恩仇的关怀，所以风骨之苍劲、意味之深远，实非早年美丽的抒情文章所可比拟。令人敬佩的是，像这样苍劲朴茂、意深韵长的好散文，四十年代的冰心不只是写了一篇，而是贡献出了一批，它们堪称中国现代散文艺术宝库中的精品，实在值得我们仔细品赏和深入探讨。 2008年7月31晚草成于清华园寓所， 11月末略作修订。 注 释： [1] 冰心：《致梁实秋》，《冰心全集》第3卷第175页，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年。 [2] 范伯群：《冰心著译年表》，《冰心研究资料》第437页，北京出版社， 1984年。 [3] 《新年广播──作家与刊物》， 1940年1月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763期。 [4] 按，该组织全称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更约称“妇指会”，宋美龄是其“指导长”，冰心担任的是该会文化事业组的组长而不是“部长”。 [5] 按，我在此文初稿中，根据冰心在国内发表讲演的情况推测她至迟在1947年6月中旬就回国了，后来苏州大学的李勇先生的来函纠正说冰心5月20日就回国了──2007年11月补注，并谢谢李勇先生的纠正。 [6] 《对日本民众没有怨恨》，《我自己走过的路》第129-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 [7] 《对日本妇女的期待》，《我自己走过的路》第95页。 [8] 《冰心女士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见1947年8月15日上海出版的《妇女》第2卷第5期。 [9] 《对日本妇女的期待》，《我自己走过的路》第96页。 [10] 《向复兴中的日本进一言》，《我自己走过的路》第147页。 [11] 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载1935年11月1日出版的《妇女生活》第1卷第5期。 [12] 《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二》，《陈衍诗论合集》上册第51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3] 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出处见前。 [14] 《对日本民众没有怨恨》，《我自己走过的路》第130页。 [15] 翰先(叶圣陶)：《男士的〈我的同班〉》，见1943年3月19日出版的《国文杂志》第1卷第4、5号合刊。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