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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是人类总结和展望的时期.总结本世纪的得失成败，展望下个世纪的发展方向是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无可回避的任务.在中国文化领域内，这一任务尤为突出，这既是由于文化的反思性格使它自己明确意识到其意义，而且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变动频繁剧烈、内容纷繁复杂，使得这项工作的难度相当大。如何评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成就即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不仅是在算计20世纪留给我们多少财富，正在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且更是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起点和基础，它将会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明天。 近来，《探索与争鸣》陆续刊登了王晓华等人围绕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展开的讨论，其中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评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成就。这一问题不仅包涵着对中国现当代各个学者及各类文化现象的评价，而且，对它的不同回答势必导致对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构想。 王晓华等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不同评估原因各异，从理论角度看大致有两个层面。 第一，从事实层面看，鉴于诸位论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理解有深度和广度的差异，也有兴趣点和知识点的区别，造成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判断不一比如，王晓华先生以钱鍾书为例，说明中国现当代学人“缺乏体系建构的能力”，认定“从五四到世纪末的中国文化界没有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而邓牧之、彭文兵两位先生则以熊十力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并不是没有可与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相提并论的思想家”。言下之意，当然是肯定中国近现代的理论建构成就。双方的分歧在于对20世纪中国文化实际情况的不同把握。这里，王晓华的说法不免偏颇。首先，钱先生根本无意于体系建构，又何必以钱先生为例呢？ 邓、彭两位先生虽然肯定了熊十力的理论建树，但他们说：“如果仅就思想的深刻性、原创性以及体系的完备性而言，熊十力完全可与其同时代东西方的任何哲学家相领顽。”这恐怕就有点离开学术事实了.因为熊氏主要在传统儒学和佛学唯识宗中进行学术运作，没有经过现代学术训练，也不具备现代学术视野。 20世纪中国文化成就，作为客观结果摆在我们面前，各个研究者对个别事实和整体情况的认识存在差异完全正常。但大家在态度上应该努力做到客观公允，既不要极端拔举，也不要完全否定，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常识经验。不过，事实层面的分歧有时还和各自的方法有关。 第二，从方法层面看，评估20世纪中国文化自然也应当有多个视角。王晓华先生的方法视角是语言游戏、体系建构；姚新勇先生则注意到了西方当代非体系化思潮，不同意以体系建构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评价体系.邓、彭二位先生在讨论熊十力缺乏世界级影响时考虑到了中国文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整体高度的影响，自然也迥异于王氏的方法。笔者认为，三方的方法视角各有其价值，但对20世纪中国文化成就的评估首先需要整体评估的视角，以此为背景才可标明其中某个侧面、某个人物、某种现象的正确位置. 整体评估的方法应是宏观比较，即只有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建立一个参照系，才能凸现出20世纪中国文化的优劣高低。此间涉及到两个维度：即中国文化自身演变史上的纵向比较以及与20世纪，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横向比较，只有二者结合，才可标明20世纪中国文化在时空坐标中的位置。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灿烂的时代，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绝对的文化高度上，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与本世纪相比。这是因为：首先，文化发展本身具有加速和积累特征，20世纪的中国文化既以各种方式继承了数千年积淀的文化财富，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崭新创造和拓展.仅此一点就决定了本世纪的文化超过了以往的世纪。其次，由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使中外文化各个层面的交流大大加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交流量超过以前所有世纪之和。大量异域文化传播进来，影响了我国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融合汇通后，形成了诸多“杂文”优势。这也能形成倍增效应和加速效应，使20世纪中国文化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在民族文化的纵向成长上，高度评价20世纪中国文化成就，是符合文化发展和交流的客观规律的。这种评估有利于我们保持恰当的自信心，不至于妄自菲薄，陷入对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中。 在20世纪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横向比较中，中国文化当然也不会排在队尾，但物质层面的事实俱在，毋庸多议。精神层面上我们也明显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对此，可能会出现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上的不同意见，从20年代的东方文化救世论到八、九十年代的儒学第3期复兴说都有这方面的倾向。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文化符号（儒学、东方文化)所具有的象征功能，但不认为各民族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由于人类共同的生理、心理基础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同质需求，使人类文化具有内容上的相同性(虽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也使它们的发展具有同向性和可比性。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本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引领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由于其精神层面的较长时间发展，且建立在较高物质基础上，故自然高于中国在内的其它民族的精神文化。其间的差距可直观地从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准的高低反映出来。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虽然我们的学者中个别人在个别领域超过了西方，但从整体上看还是有差距的。 综合纵横两个维度的比较来评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成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人类近现代文化形态里中国文化的追赶态势。在这种态势下，我们的文化主要是处于引进学习阶段，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一直处于“入超”的地位。实际上，本世纪我们的追赶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在理论建树方面，我国出现了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牟宗三等哲学体系.在语言创造方面，也形成了迥异于上个世纪的日常语言和学术语言体系，无论在规范程度、严谨程度还是表达能力、诠释空间的诸领域，都是古代汉语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中国文化目前的学术结构已接近崩溃的边缘”(邓牧之、彭文兵语)不具备充分根据。顺便谈到的是，王晓华先生指责现代汉语没有领受汉语的原始意义，以至于影响了本世纪中国文化的理论建构，也很值得商榷。实际上，语言发展是受各种文化境遇影响的，不一定非得从其原始意义上成长，和较高水平的外来语结合照样可以发挥语言功能，完成语言在那一时代的表意使命。而且后面一条路子更为快速便捷，效果更为明显、巨大。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语言的发展路径更倾向于后者，而且这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论建构似更有利一些。至于中国文化在20世纪取得的其它成就尚有许多，比如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极为突出.这些都为下个世纪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文化未来的道路应该是多学科、多领域、多视角、多方法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尤其要广泛、及时地吸取各种异域文化，使自己真正成为下个世纪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总之，笔者认为，将建构主义当作中国文化的唯一方向似有狭窄之嫌，我们倒是应该在做好本学科工作的基础上.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异于自己的文化路向。 原载：《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1期 原载：《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