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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可能的称谓中，钱理群先生最倾向于认同和接受的，也许是“文学史家”的称呼。多年来，他私心里一直把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看作自己的一块重要领地，对文学史的理论、观念、方法一直保持自觉的探索激情，并始终执迷于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和叙述形式。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的近作《1948：天地玄黄》的开头： “……正是午夜时分，历史刚刚进入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冯至突然从梦中醒来，在万籁俱寂中，听到临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声音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直到天色朦胧发亮了，才渐渐平息下去。冯至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想：这声音在冬夜里也许到处都是吧。只是人们都在睡眠，注意不到罢了。但是，人们不正是可以从这声音里‘感到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吗？———诗人想了很多，很久。” 这段叙述看似平淡，却是钱先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殚精竭虑选择的结果。在这部著作的具体写作中，最困难的可能正是这段开头，它不仅要奠定书的基本调子，统摄与提示整部书的叙述流程，同时还应该体现钱理群对于一种可能的文学史的叙述学的追求。他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事实上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每一次文学史写作实践，不仅要考虑描述内容，也要努力探寻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包括叙述视角、叙述语调等等)，这一点与作家的创作并无实质的区别。”“我的这一次写作冲动恰恰是来自一种文学史写作形式(结构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欲求，在人们往往忽略文学史写作形式的时候，这也许是不无意义的吧。”《1948：天地玄黄》的这段开头值得重视的，首先在于它在文学史写作形式上的试验意义。它为读者引入了一个以第三人称出现的历史叙述者的视点，“他是全知全能的，因此可能通过语气、角度、语言(时代习惯用语、句式的选择等等)，表达方式(叙述、描写、议论)的不断变换，自由地‘出入’于‘过去’与‘以后’及‘现在’之间，同时又将一种‘未来’(‘远方’)视点‘隐蔽’其后”(《1948：天地玄黄》代后记)。可以说，这个第三人称的叙述者正是作者的化身，但通过第三人称叙述者的选择，作者的声音却可以含而不露，“叙述”的意义从而凸现了出来。这颇有点像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写作，其叙述化的语境迅速地把读者引入历史的情境，使读者感同身受般地置身于一种过去的现场之中。 叙述化的语境的鲜明美学特征在于它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的具体性和细节性。钱理群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敏感和禀赋体现在他很少发纯玄理性的议论，而往往从文学史实、事件和具体文本出发，从具体的历史细节以及文学史细节中引出问题，从典型现象的诗意描述中生发概括。譬如，他在《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中写“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章，不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广阔历史背景起笔，而是以电影摇镜头的方式一一闪过： 1915年夏，胡适和他的朋友梅光迪等人漫游美国东部风景胜地， 1917年夏，章太炎的几个弟子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在绍兴会馆的古槐树下高谈阔论，以此形象地显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同思想文化背景、不同个人经验的知识者“殊途同归”的结果；写沈从文他强调其创作与“水”的关系；写冯至则渲染他在大后方的森林小屋中的沉思；用“一个苍凉的手势”概括张爱玲；用“战争废墟上的哈姆雷特”形容穆旦等等。这就是文学史研究与叙述的具体性，形象性，情景感，诗意化，它表明，文学史的叙述至少应和其他的历史叙述有所区别，有其无法替代的文学性特征。而其中最本质的支撑是文学史叙述对文学历史情境的具体呈露，是对提示一个时代的内在意蕴的“瞬间显现”的历史细节的颖悟：“我至今也还记得我的一段阅读经验。在旅途中随便翻阅一本抗战时期一位美国医生写的见闻录，其中提到他目睹的一个细节：在战火纷飞之中一个农人依旧执犁耕田，战火平息后，周围的一切全被毁灭，只有这执犁的农人依旧存在。我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要努力寻找的，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历史细节’：在这‘瞬间永恒’里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多义的象征性)，同时又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历史具体性。”(《精神的炼狱代序·我这十年研究》)。 对历史的具体性和细节性的关注，追求一种回到历史的“设身处地”的现场感，还表现了钱理群对文学历史的偶发性、特异性和原生味的执迷。隐含在这种执迷背后的，是一种文学史观以及一种历史观。如果说，在钱理群和他的两位友人80年代所倡导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框架中还留有历史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观念的影子，相信新比旧要好，未来胜于过去，相信历史是“沿着某种既定的观念、目标(‘本质’、‘必然规律’)一路凯歌行进，即使有一时之曲折，也是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那么，在9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对历史理性、本质规律、美好未来诸种范畴的虔信已成了破碎的神话。钱理群称他从昆德拉的一段话中体验到深刻的灵魂震动：“过去我也曾相信，未来是我们的作品和行为唯一有资格的评判者，后来我懂得了，追逐未来是所有逢迎者中最恶劣的逢迎者，是对强权的怯懦谄媚。”“但是，如果未来对于我不是一种价值，那么，我的归宿是什么呢？上帝？国家？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既是荒谬的也是真诚的：我不以任何事物为归宿。”钱理群认为，一切经历了“追求———归依”而最后幻灭的知识分子，都必然达到这一结论。这是一种重估历史话语和价值体系的合法性的新的历史观，这种重估也必然影响到钱理群的文学史观念的转换。这体现在对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的屏弃，对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怀疑，对历史宏观叙事的合法性的质问。当我们关注规律、本质，关注历史的大叙事的同时，历史的那些独一无二的具体性和偶然性以及不连续性就可能被忽视甚至漠视了。其结果，是对历史复杂图景的“净化”和“简约”。钱理群强调“典型现象”和“历史细节”的深层的动机正在于“要恢复那些能够显示文学发展的偶然性、个别性、特殊性的文学现象(细节)在文学史描述中的地位，而且提醒人们，在勾勒历史发展中的人的生命流动轨迹时，不要忽视轨迹图象之外、未能包容的生命(文学)现象，及其孕育的生命流动的另一个方向、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精神的炼狱代序·我这十年研究》)。 对所谓“偶然性、个别性、特殊性”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必然与文学史叙述对归纳、线索、概括的内在要求发生矛盾与冲突。文学史中毕竟有“史”的维度，因此，如何处理文学性的因素和史的因素，是任何一个文学史家都无法回避的课题。钱理群平衡这两个维度的具体方法是对文学史中“单位意象”、“单位观念”等“典型现象”的抽绎和提炼。这是钱理群文学史方法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典型现象”的提炼使文学史叙述既从丰富而具体的文学史细节中来，同时又不至于迷失在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中，最终表现出一种史家所具有的超越和概括的意向。因此，文学史叙述最终被钱理群理解为“是一连串的‘典型现象’、‘历史细节’的连缀，但又不是对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新的叙述赋予旧材料以活力(因此每一条材料的引述都具有一种‘发现’的意义)，并在‘材料’(典型现象)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这就构成了对于‘历史’的‘复述’(与‘再现’)”。 这使钱理群的文学史理论表现出一种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但这是不是说他的理论中内在的矛盾与悖论就得以解决了呢？可以说，钱理群的文学史观念中仍无法祛除这种偶发性与概括性的悖论以及一种内在的困扰，而这种困扰正来自于“历史”本身，这就是“史”的范畴中对规律、本质、整合的固有追求，与历史本身的无序性偶然性之间的先在的矛盾。钱理群的文学史观也涵容了这种矛盾。“典型现象”的范畴尽管以其“历史细节”涵容了丰富而初始的文学性，但它依旧是一种抽绎、归纳与概括。它本身就有无法克服的悖论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典型现象”之所以是一个内蕴丰富的可生长性的文学史范畴，正因为它与悖论的内在绞结的关系。可以说，它向在历史中的生存困境保持了一种开放性。 钱理群指出：“当我们选定文学史研究的目标是在发现与结识特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涌动轨迹时，我们就已赋予了‘典型文学现象’与‘历史细节’在文学史描述中的本体论的意义与价值。”(《我这十年研究》)这句论述确立的是“典型现象”在文学史中的“本体论”的地位，即文学史的写作是通过文学现象和历史细节揭示特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和困惑。因此钱理群通过文学性抵达了历史中的人的存在的维度。“毫无掩饰地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和分裂”构成了钱理群文学史观念的核心部分，也是最有力度和厚度的部分。它把困境看成是历史中的人的某种本体，因此困境也构成了文学史叙述中的固有成分。从80年代的启蒙理想主义、历史乐观主义到90年代的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学史观，反映了钱理群对历史以及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 90年代的文学史观，是以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为其深层背景的。它在涵容了文学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钱理群的文学史叙述带来了一种内在的困惑。 回过头去再看看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的开篇拟设的叙述者，我所要问的问题是：叙述者如何在呈示一种过去的现场感的同时，也把历史情境本身的复杂性、未知性和不可索解的语境氛围传达给读者，或者说把文学历史本身的困境以及文学史家的困境呈现出来，这恐怕也是文学史叙述学的重要维度。这要求著作中虚拟的历史叙述者可能要调整全知全能的姿态，兼用一种限制的视点。限制的视点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更不可能把握历史的全部真相。任何视点都是有限度的，有盲点的。而文学史叙述的课题之所以有着丰富的理论生长点，是因为它不仅是纯粹的叙述问题，更是历史观的问题。如何叙述历史，其实就是如何认识历史和如何建构历史，历史其实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被叙述出来的。换句话说，本来没有本真的历史，是当我们把它叙述出来之后它才存在的。钱理群的文学史观中，仍有一种追求历史的本真性的执著，即相信有那么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这就意味着，他在确立了怀疑主义的基本立场，打破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之后，仍有其最后的支撑，那就是对本真历史存在的信仰。因此，构成钱理群文学史观念的底座的，仍有其信仰主义以及人本倾向的一面。尽管他一方面凭借对昆德拉的感悟而拒斥某种具体归宿，另一方面又把归宿看成是人性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把超越性看成是人的某种本性，坚信鲁迅所谓“夫人在两间，……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对钱理群先生所代表的一代人来说，假如不相信历史本身的真实性，不相信人性是一个实存的范畴，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回到现场，设身处地，也都意味着有那么一个现场可回，有那么一种真实的历史时空和情境可以去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他的文学史理论框架中允许虚构的与建构的成分，也是技术性与策略性的，不会破坏历史的“本体”，相反，却是可以有助于凸现这个本体的。对本真的历史以及人性的存在的虔信，构成了钱理群这一代人难能可贵也是无法替代的财富。然而，历史可能还有另一副面孔，这另一种历史存在的方式，也在翘首等待着它的叙述者。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 100871) 原载： 《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