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1927至1928年间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和江西省政府机关刊物《策进周刊》写(译)的一系列诗文，是胡风研究极为重要的资料。遗憾的是除散文诗《死叶》编人《胡风全集》第一卷、杂论《题诗，等。──零想之四》编人《胡风全集》第五卷外，其余的仍散落在《武汉评论》和《策进周刊》上，造成《胡风全集》中的空缺。《胡风全集》依据的版本，也值得关注，长诗《时间开始了》的修改，就涉及诗的内容。
一
《胡风全集》共十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全集》第一卷卷首刊有《胡风生平简介》，写得很简略，现将前半部分摘抄于下：
1902年11月1日(农历十月初二)，胡风诞生于湖北薪春县赤东乡(今黄土岭乡)中窑村一个以经营面食业为主的普通农民家庭。当时取名张名核，后改学名张光人。
1912年，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读中学时，开始接触新文学运动，并试用白话文写诗。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925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
1929年，赴日本留学，结识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并加入日本反战同盟、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积极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下略)
《胡风生平简介》从1912年一跳就跳到1923年；从1925年一跳就跳到1929年，留下了太多的空缺。1912至1922年(胡风10岁至20岁)、1925至1928年(胡风23至26岁)，这两个时间段正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年头，对于“自青年时代起即投身革命文艺、为鲁迅所开创的中国新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诗人战士”（《<胡风全集>编后》）胡风说来，正值青春年华，他在这些年代的思想和履历当然是不会这么简单的。《胡风全集》第十卷附有《胡风生平年表》，“试图向读者清晰地勾勒出胡风所走过的人生轨迹，以有助于对他的全面了解。”[1]可这份《年表》写得有些粗略，对胡风“所走过的人生轨迹”的“勾勒”并不“清晰”。且看1927和1928年的相关条文：
1927年25岁
8月─10月末，应邓初民之命，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宣传干事，邓初107民任宣传部长。帮助邓初民编了两期《武汉评论》。
(l1月，到南昌后)由陶希圣介绍，编《国民日报》副刊(第一期名《野火》，第二期名《长天》)，登载反帝、反封建、对现实不满的文章，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只出了两期。此时，认识了青年投稿者韩起。
1928年26岁
2月，由穆济波(在东大附中时的语文教员)、周璧光介绍进朱培德第五路军所属的金汉鼎第九军（滇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周是政治部主任，穆是宣传处长。
因未到军部去讲“三民主义”，被金汉鼎怀疑是共产党，撤了职。在此共28天(2月一3月)。
后因共产党嫌疑，被军部逮捕过两次，均被周璧光保释了出来。
同时，任江西省政府《策进周刊》特约撰稿员。
胡风编《国民日报》副刊《野火》，“登载反帝、反封建、对现实不满的文章，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只出了两期。”胡风“被金汉鼎怀疑是共产党，撤了职”，胡风“后因共产党嫌疑，被军部逮捕过两次”，按说都是重要的“经历”，讲得越具体越好。《武汉评论》属于什么样性质的刊物？胡风“帮助邓初民”编的“两期”是哪两期？胡风编《武汉评论》时是否写过文章？胡风在“金汉鼎第九军(滇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时做过哪些工作？胡风“任江西省政府《策进周刊》特约撰稿员”期间写过哪些文章？等等，这些问题不咬个实，读者就很难对胡风有个“全面了解”。晓风在《<胡风全集>编后》中说：
··胡风研究已不再是禁区。今天，在林林总总、大小名家的“文集”、“全集”中也终于有了摆在大家面前的这厚厚的10卷庄重的《胡风全集》。
说它庄重，是因为它凝结着胡风为中国新文学奋斗献身的全部心血。不过，假如那二十多年的生命不是在狱中度过，那么，今天的《胡风全集》肯定将远不止这10卷，而将是十几卷，甚至20卷了。遗憾的是，这不过是个“假如”。
说它庄重，还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胡风全集》，它收入了我们已收集到的、所整理出的胡风全部的著译文字。(下略)
《编后》写得很有感情，但细细品味就觉得有些话说得不透，如《全集》“收人了我们已收集到的、所整理出的胡风全部的著译文字。”这话似乎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已收集到的”文字不一定都编人《全集》；编人《全集》的都经过一番“整理”，这“整理”二字与“全部心血”的说法是矛盾的。编《全集》免不了要作一番“整理”，但这“整理”主要是鉴别真伪，考订版本，改正错误(如错别字)，统一范式，都是技术性的工作，要是涉及文字的增删、篇目的斟酌，这就逸出了“编”的“职责”。
记得一二十多年前社会上流行过这样的说法：现代作家出全集，是“地方割据，家属把关”。“地方割据”虽说带有“地方炫耀主义”的色彩，但“地方”舍得拿出钱来出书，凸显“地方”与作家的亲情，把作家作为“地方”的圣贤尊崇礼拜，把文学作为地域性的积累，总还是好事。“家属把关”本来也无可厚非，关键是看“把”了哪方面的“关”，如果把技术层面的细活衍变成政治层面的筛选，把一些不那么“光辉”诗文藏挟起来或修饰一番，这其实是对作家和《全集》的篡改和凌迟。
二
1923年春，胡风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补习班学习，于暑期考人东南大学附中高一年级文科班，1925年夏同时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和清华大学英文系本科一年级，1926年9月转人清华大学英文系二年级，11月回到家乡湖北薪春参加大革命，任县党部常委兼秘书长，次年8至10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并帮助邓初民编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刊物《武汉评论》。
对于这一段的经历，胡风在《我的小传》中说“参加革命后，受过一些波折”[2]，这“波折”是什么，没有细说，后面又提到诗集《野花与箭》，“只记录了一点找路中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感情”[3]；在《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一文中，胡风对于这段经历，更多的是从情绪和感情状态的层面作了粗略地勾勒，没有具体谈自己当初到底做了些什么，只是援引诗歌来抒发苦闷的情绪，读者对于这一时段胡风的“彻底地战败”[4]只能获得一个模糊的印象。梅志的《胡风传》中写到“这一段经历，他认为是一生中不光彩的事，后来在写自传时用了‘迷误’这两个字，批判了自己这段生活”。梅志《胡风传》的第四章“在漩涡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这一时期的胡风，为胡风自己所提到的“陷人泥沼”作种种辩解。按照梅志的说法，胡风的“陷入泥沼”，主要是指胡风在武汉以及江西所编辑的刊物和撰写的文章，以及这个时期胡风“思想上混乱政治上茫然的生活”。梅志是这么说的：
邓初民要使他的宣传部有所表现，决定出版一本刊物，叫《武汉评论》，主编是他自己，但指定张光人当他的助手，帮他助编和校对，要约稿、取稿，甚至还要写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带有反共色彩，由邓初民提供素材和中心思想，几乎是命令式地让他照着写出来，并做些文字上的描述。一次，邓初民和共产党员任干事说话，张光人也在场。他们谈到任干事要去鄂南工作的事。这使光人联想到一篇骂共产党的文章《鄂南的悲剧》，看来是为了掩护任干事，使他在鄂南不被注意地开展工作。这场谈话使他更坚定了开始的想法，湖北省党部一
定是和共产党有某种默契的。
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使得张光人不得不按邓初民的指示和嘱咐，写出了并非自己愿意写出的文章(笔名谷音)，并且认为当时的明眼人多半会体会到这苦衷的。他的一些朋友似乎也理解这个情况，记得有两位当时在湖北算是红人(左倾)的女将胡兰畦和陆晶清，就对他很热情，表示愿为《武汉评论》写文章。不过，他从不自作主张主动约稿，自己也没有主动写过文章。
他们对张光人在武汉的处境及用笔名写的文章，都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杨超看了这些文章后，只摇了摇头。听了光人的解说，好像很理解他不得不这样做的意义。朱企嫂还将自己写的小说交光人，要他在刊物上发表，光人没有照办。这是一个斗争尖锐而又混乱复杂的时代，青年们为了取得生存，可以委屈一时，但应有信心，等待将来大干一场！[5]
梅志这番话的要点有四个：一是胡风在《武汉评论》上的文章“大都带有反共色彩”，但这些文章都是“由邓初民提供素材和中心思想，几乎是命令式地让他照着写出来，并做些文字上的描述”，胡风“从不自作主张主动约稿，自己也没有主动写过文章”；二是这些文章有的是有特殊背景的，“一篇骂共产党的《鄂南的悲剧》”，是邓初民为了掩护共产党员任干事，“使他在鄂南不被注意地开展工作”而有意让胡风写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一定是和共产党有某种默契的”；三是胡风的这些文章当年曾得到左翼人士的理解，非但“当时在湖北算是红人(左倾)的女将胡兰畦和陆晶清”体谅胡风的“苦衷”，就连老同学杨超和朱企霞也“好像很理解他不得不这样做的意义”；四是“这是一个斗争尖锐而又混乱复杂的时代，青年们为了取得生存，可以委屈一时”，等等。
《武汉评论》l927年9月15日创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创刊号(第一卷一期)刊登的《<武汉评论>征文启事》中说：
由我们总理伟大的理论和崇高的精神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自有客观的依据(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二十世纪初叶的世界局势)和主观的要求(三民主义的新国家和新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换句话说，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化身)的革命运动是中华民族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而且是由中华痛苦民众解放到全人类解放的唯一道路。所以，中国国民党的理论是什么，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怎样，它的革命要求是什么，这已如一个有机体的生长程序，完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能由我们主观地接受一部分收藏一部分修改一部分的。
但是，自从党内的各级执行机关被共产党以党团的作用侵占了以后，本党的理论遂告沦亡，取而代之者是他们并未弄清楚性质和用途的舶来品的奸商口吻式的浅薄广告，他们口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怎样？虽然一部分青年因为利害关系或感情冲动，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宣传，但中国杜会的经济状况以及他们的错误策略和行动终于判决了他们的命运！
现在，“事实”虽把他们的势力打倒了，但我们的同志及一部分民众饱受了他们的宣传，剧变之下，不免呈现一种无政府状态。有的依然迷信他们的“理论”而曲谅他们的行动，有的迷信他们的“理论”而反对他们的行动，有的对于他们的“理论”和行动完全不信任了，但也没有回到三民主义怀抱来的意思，有的“回来”了，但还是游移而蒙胧(疑为“陇”──引者注)还没有认清楚三民主义的眉目……这虽然是过渡期中不可免的现象，但也是不能让他延长下去的现象，本刊的使命就在消灭这种现象──改造意识与聚中意识，至少也要使这目的在湖北领域内做到。
然而，这不是本社少数人所能做到的，是需要一切有能力的同志的扶助！
欢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欢迎实际工告者(原文如此──引者注)的经验谈！欢迎民众及青年的呼声！欢迎对一切恶势力的攻击！欢迎由共产党归来的同志的自白！欢迎被共产党压迫的同志的自述！
《征文启事》说到是共产党党团“侵占”领导权，破坏了国共合作。“四.一二”把共产党的“势力打倒了”，“但我们的同志及一部分民众饱受了他们的宣传”，“有的依然迷信他们的‘理论’而曲谅他们的行动”，“本刊的使命就在消灭这种现象—改造意识与聚中意识，至少也要使这目的在湖北领域内做到”。而所谓的“改造意识与聚中意识”，就是要使“饱受了”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的“我们的同志及一部份民众”，“回到三民主义怀抱来”。这就是《武汉评论》的创刊的意图。“改造意识与聚中意识”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是需要一切有能力的同志的扶助！”《启事》中的这一主导思想，在同期刊登的评论《给我力量》(署名记者)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给我力量》中说：
现在，有一个大变动之后，一般同志们心凉目乱，认不清革命的道路；民众则如观野火，如看斗鸡，不认识我们的战斗与他们的关系。所以，可左可右，没有主张，没有追求，成了一个极大的危机。要他们再来从事战斗，必须先把他们的意识集中或改造。
这时候，反动势力自然高涨，从外面攻击我们，造谣；从内面腐化我们，钻入。我们所需要的是真的战士与真的战斗，所以非先做一番“打鬼”或“消毒”的功夫不可！
从我们战线内叛变出去的往日同盟者(共产党人)，我们还不忍以血眼相视。他们中固然不少急功近利的恶劣分子，但也有一部分富于幻想而有决心的可爱青年。前者，我们要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将他们从污浊之渊中救起，后者，我们要用理性的呼声将他们从渺茫的梦里追回。
《给我力量》与《启事》相互呼应，竭力鼓吹对“一般同志们”和“民众”进行“意识集中或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文中所说的“反动势力”，以及“打鬼”和“消毒”，指的大概都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要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将“从我们战线内叛变出去的往日同盟者(共产党人)”“从污浊之渊中救起”；“我们要用理性的呼声”将“一部分富于幻想而有决心的可爱青年”“从渺茫的梦里追回”，这就是《武汉评论》的理论导向和自我定位。
曾经见过一份批判胡风的材料，认定《<武汉评论>征文启事》和.《给我力量》都出自胡风之手。这在今天看来也许缺少证据，不能坐得很实。但《武汉评论》上一些政治倾向性不好的文章，如《我们的今天》、《鄂南的悲剧》、《如此武汉》[6]、《天明之前──给住各县市工作的同志们》、《新的奋斗》[7]，署的都是胡风的名字，这也许就是梅志所说的胡风听从邓初民之命“被动”写的文章吧。《如此武汉》由七则小文组成：(一)《墙头冷落标语稀》、(二)《好梦正朦胧》、(三)《武装同志渐斯文》、(四)《眼儿寂寞》、(五)《校工至上主义》、(六)《算一算》、(七)《“市”与“政”》)，这七则小文内容均涉及“反共”，不宜援引。至于梅志特意标明有“掩护”作用的《鄂南的悲剧》，内容也相当反动，现抄录如下：
听说共产党人在蒲诉通城一带正在大显身手：勾结土匪，滥行屠杀，强迫民众置办武器，违者以反革命论……
他们这种魔鬼式的行动，其对于革命所犯的罪过比军伐(原文如此──引者注)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真不懂他的意义。
革命的目的是为民众的幸福，并不是为“党”。事实上，国民党正在为“革命”前途而奋斗，正在拼命的设法以党的力量来解除民众的痛苦。不过我们的意思比共产党人要诚，我们的可能性比共产党人所主张的要大。然则共产党人这种行动除了说是为他们的“党”行报
复而外，更有何辞以自解！
有人说，他们这种行动是实验列宁所说的使群众在战斗中习得革命的技术，这真是冤枉。列宁所说的群众是指那些有暴动的要求而没有方法的，于是我们领导他们战斗，使他们在不断的战斗中发生热情与获得机智以便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鄂南的共产党人却以暴力来威退甚至屠杀那些不受他们鼓惑的农民，想以魔鬼的方法来驱使这些无辜者，去为他们报私愤，这还说得上什玄列宁主义！
如果共产党人抹杀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与人生态度，如果共产党人还稍稍顾惜一下国民革命困苦的前途，就应当回过头来和我们携手，努力于三民主义的革命以补偿过去对革命所犯的过错。像他们现在这样闹，不但使我们大失所望，而且使他们日趋绝境！
明白的共产党员回过头来罢！
这样的文章对共产党员杨干事去鄂南开展革命工作能起到“掩护”作用？历史是复杂的，纠缠于历史，抓住一点，无限地上纲上线，固然不好。有些问题只能宜粗不宜细，或者干脆绕开不说，既然要说，就得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无中生有”不好、“有中生无”也不好，把胡风与《武汉评论》的是是非非全都推给邓初民，这胡风自责的“陷人泥沼”又该作何解释呢？！
三
1928年春夏之交，胡风在南昌担任江西省政府机关刊物《策进周刊》的“特约撰稿人”。《策进周刊》版权页署“编辑处：江西省政府策进周刊编辑室，发行处：江西省政府秘书处总务科宣传股”，编者“行飞”(亦名“行晖”)。1928年5月8日，胡风在《策进周刊》第2卷第35期发表《在江西纪念“五四”》(署名古因)，文章前面冠有胡风写给行飞的短信，信云：“行飞兄：你一定要我作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真逼得要我的命！你知道，这些时我过的不是生活的生活呀！没法，花两点之钟，写一篇短小之文，好不好，我不负责！”1928年8月7日，胡风在《策进周刊》第2卷第47期发表的杂论《动摇中的死相──零想之三》(署名古因)，文后亦附有胡风写给行飞的短信，信云：“行飞兄：1，近来策进印得太坏，恐怕销行有碍。2，零售外，应随报纸附送一份，否则流行范围小了许多地。3，目录排列以四十三期较好，但应删去《策进周刊四十三期目录》字样，或仅存《目录》二字。4，错字太多，《歌──》末一字‘响’错成‘的’──真笑话”。5，何以不回信？弟因二十八(即7月28日──引者注)。”仅从这两封短信即可看出，胡风与《策进周刊》编者行飞称兄道弟，颇为热络。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胡风与《策进周刊》的关系。行飞1928年底为《策进周刊》写的一篇社评《这一期──我们的自白》[8]中说：
“过完了”──六十五期的本刊，乃是行走在这年头里的最后一期。
有什么话要说呢？……
诚然，这一年来的本刊，受过不少人的赞许，同时也许受过不少人的批评，可是我们常常反问到自己，究竟还是值得赞许，还是值得批评呢？我们的回答是：赞许也好，批评也好，总要大家不抛弃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总要大家是立足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来赞许本刊，或批评本刊，那末，这赞许这批评才有其客观的意义和代价；同时，本刊也决不能抛弃它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去“希求”任何人的赞许，更不能因直切的三民主义的革命言论“惧怕”任何人的批评，我们很坚决的肯定着：举凡一切抛弃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的人，给予本刊的所谓“赞许”或“批评”，那末，我们是“不敢当”的，是“不能接受”的，是“不管怎样”的。
毫无疑义的，本刊是江西省政府的言论机关，本刊的中心任务，是在宣传政府之一切政治的经济的设施，指导江西的一切训政工作，促进江西实现党治的光明社会。……因之，本刊过去的态度，在政治的大体主张上，很明显的是这样的：
(一)我们是“反共”的。但是，我们不主张盲目乱反的。我们认为反共的第一件要紧的事，是要认清反共的意义，是为中国革命而反共，是为国民党而反共，不是为任何党任何派任何人而反共，因之我们主张反共的工作，不单是进行其消极的“杀”和“捉”，去“防止”共产党，而尤其应该进行其积极的从革命理论的批驳与党的组织的发展，去“消灭”共产党。
(二)我们是“爱护党国”的。但是，我们的所谓爱护党国，是不主张盲目的吹牛拍马，歌功颂德的；我们认为：党国其所以值得吾人爱护的根本原因，是在其党的革命主义与政纲之可贵，所以，与其说是“爱护党国”，不如说是“促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纲之实现”，我们对党及其党的政府，不单是要宣传其优点，使得一般民众的认识，而且认为有缺点之时，还要把我们的意见，竭诚贡献。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得以及时纠正一切，改进一切，质言之：我们爱护党国，是要仰望我们党和政府努力于革命的实际事业之做到，不是什么“卖膏药式”作宣传。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党国，才能使党国的威信昭之于民众，使党国的统治在民众信仰之下得以巩固。
的确，本刊过去是这样努力的，这样的努力我们承认是对的。不过，我们自己还是晓得，晓得我们小的错误正多得很！小的错误在文字上都随时随地的不知不觉的犯着！我们对于自己的“小错误”，非常引为惭愧，引为恐惧！我们应该极力“改正”──应该极力改正本刊，从“这一期”以后！
这篇社评把《策进周刊》的立场和面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作为“特约撰稿人”，胡风在《策进周刊》上发表的诗文(包括译作)共有二十二篇(首)，除上面提到的《在江西纪念“五四”》和《动摇中的死相──零想之三》之外，还有：
《死叶》，刊1928年3月13日出版的《策进周刊》第2卷第27期，署名古因；
《再论汪先生回国》，刊1928年4月3日出版的《策进周刊》第2卷第30期，署名鼓声；
《民众的剿共》，刊1928年4月10日出版的《策进周刊》第2卷第31期，署名鼓声；
《欢送了北伐将士以后》，刊《策进周刊》第2卷第31期，署名鼓声；
《党校风潮解决了》，刊1928年4月17日出版的《策进周刊》第2卷第32期，署名鼓
声；
《今年的五一节》，刊1928年5月1日《策进周刊》第2卷第34期，署名鼓声，
《死叶》，刊1928年6月5日《策进周刊》第2卷第38期，署名古因；
《时代，青年，自杀，及其它──零想之一》，刊1928年6月19日《策进周刊》第2卷第40期，署名古因；
《绮芙林·荷普》，刊 1928年7月10日
《策进周刊》第2卷第43期，署 Evelyn Hop-eR.Browning 原作 古因译；
《“珠”的问题──零想之二》，刊《策进周刊》第2卷第43期，署名古因；
《歌──》，刊1928年7月17日《策进周刊》第2卷第44期，署SongFraromCharlensTheFirstP.B.shelley作古因译；
《歌──》，刊1928年8月20日《策进周刊》第2卷第48期署 A.Tenyson原作古因
译；
《夜》，刊1928年8月公日《策进周刊》第2卷第49期署名古因；
《花》，刊1928年9月3日《策进周刊》第2卷第50期署 A.LTenyson原作古因译；
《别后──寄M》，刊《策进周刊》第2卷第50期，署名古因；
《题诗，等。──零想之四》，刊1928年9月10日《策进周刊》第3卷第51期，署名古因；
《来自庐山》，刊1928年9月24日《策进周刊》第3卷第53期，署名古茵；
《寻梦》，刊1928年10月10日《策进周刊》第3卷第54期“双十节专号”，署名古因；
《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一)引言》，刊1928年10月15日《策进周刊》第3卷第55期，署名古因；
《关于“意识的艺术”》刊1928年10月22日《策进周刊》第3卷第56期，署名古因。
这些诗文，仅散文诗《死叶》编人《胡风全集》第一卷、杂论《题诗，等。──零想之四》编人《胡文全集》第五卷，其余的二十篇仍散落在《策进周刊》上，成了“佚文”。
四
《武汉评论》上的政论和《策进周刊》上的诗文未能编人《胡风全集》原因，当然是出自政治方面的考量。《再论汪先生回国》(汪先生即汪精卫──引者注)、《民众的剿共》、《欢送了北伐将士以后》、《党校风潮解决了》和《今年的五一节》等五篇文章，1957年作为胡风的“反共文章”受到批判，《民众剿共》一文，仅从题名便可揣测到它的内容。
除了谈政党政治，胡风涉及文艺的论文也值得关注。1928年前后我国文艺界的情况相当复杂。左翼作家出自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愤激，倡导“革命文学”，强调要写出“代表无产阶级苦痛的作品”、“代表时代反抗精神的作品”、“代表新旧势力的冲突及其支配下现象的作品”[9]。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中坚守“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的“革命青年”，也在大肆鼓噪“革命文学”，而他们的“革命文学”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文学”、“三民主义文学”。1928年12月初，江西省政府成立了“革命文艺研究会”，该会主要成员就是《策进周刊》主要“特约撰稿人”，蓼莪在《革命文艺研究会的成立与江西青年》[10]一文中说：
革命文艺运动又是这革命斗争的前夜工作。……中国革命文艺的诞生，在这儿，又必然碰着两个顽敌：一是资本主义与封建阶级底临死的病榻呻吟，或缥缈的三更梦吃的自由艺术，一是“违反国情”的共产主义者底无产阶级的“游击艺术”。目前中国文艺界，还是这自由艺术与“游击艺术”互争雄长的时候，新的革命文艺虽在新的革命运动之前诞生了，它遭际的艰苦将更磨砺它奋进的决心，它要击碎这两个顽敌，树起一把熊熊的焰火。
革命文艺研究会的成立，是有重大意义的。它不是宣言过吗。“我们要放开喉咙喊出新社会的到来，我们要擎起秀笔写出劳动群众的不平”。这儿，自由艺术者自然要讽刺它，游击艺术者自然更要嘲骂它，然而讽刺也罢，嘲骂也罢，他们毕竟不能扑灭革命文艺的万丈光芒。
“国民政府”的“革命文艺运动”是要围剿“‘违反国情’的共产主义者底无产阶级的‘游击艺术’──即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亦即左翼革命文艺。这也提示我们在解读胡风当年的文艺观时，要注意到1928年前后一度流行过两种“革命文学”，其的性质和内容则绝然相反，势如水火。当年胡风以诗人、翻译家和评论家的姿态活跃在《策进周刊》上，年轻气盛，踌躇满志，他在《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一)引言》中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为国民政府的“革命文学”作“‘提要钩玄’的工作”。“他们(指左翼作家—引者注)底论点杂乱琐碎，不把主要的间题提出来讨论，却只是晓晓于无谓的意气之争，浪费，不切实，申述他们的主张就等于算一盘糊涂账，犯不着这样办”。《策进周刊》跟着他们底论点翻筋斗一定会使读者堕人五里雾中，一时摸不着头脑，只落得脑袋乱蓬蓬，热烘烘”，主张对“革命文学”“攻击的与坚持的，提出几个要点来加以解释”，“使关心这问题的朋友们能够得到些考虑或研究的帮助”。在为《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一)引言》写的《附记》中说：
本来是想写出两节正文的，因为友人某君来大谈恋爱，把我的“灵魂”谈到虚无国去了。为不苟且起见，只好隔两天再写，现在先把所要讨论的子目写出，虽然写的时候为行文便利起见也许略有变更，但全文底主干大抵是这些：
1、关于自觉的艺术
2、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
3、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
4、Sentimental与Romontis (原文如此，似应为romantic一引者注)Spirit(感伤的与浪漫的情感—引者译)
5、自然与机器
6、文艺的或政治的—单元与二元之争
7、从大众底怀抱里
8、……
从“要讨论的子目”可见推测，这篇《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本来是一篇长篇大论，除了“引言”，胡风至少还准备写七个专题，可后来只写了一篇《关于“意识的艺术”》(即原定的“关于自觉的艺术”就打住了，他在《关于“意识的艺术”》的《附记》中解释说：
发表了《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的《引言》以后，很有几位朋友用吃惊的眼光看我，有的以为我不应该用“学者”的态度说话实在是“书呆子”，“落伍”，有的则深怕我反对“革命文学”，同他们捣乱。其实，我何尝存心反对革命文艺呢？革命文艺是有的，我承认。“学者”，不敢当，一直爱诚实，遇事喜欢看看实在，讨厌假，这些都是真的。讨论革命文艺问题，也不过这意思。—我以为“事实”和“真实”是不会而且不应该冲突的。然而，现在把《关于“意识的艺术”》这一节勉强写成了以后，其余的不再写了。一是问题太“浩瀚”，讨论起来太吃力，一是分期登起来，零零落落地，未免使读者不快。好在现在这一节可以独立成一篇小文的，虽然是太简略了。
胡风在这里所说的“用吃惊的眼光看”他的“几位朋友”，当然不是“无产阶级阵营”的左翼作家，而是《策进周刊》圈内的朋友。面对他们的“吃惊”，胡风郑重声明他不反对“革命文学”，不会“捣乱”，不会“落伍”，为了不再引起误会，就打消了续写《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的念头，剩下的几个题目就“不再写了”。由此可见，胡风《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一)引言》和《关于“意识的艺术”》中所宣称的“革命文学”和“意识”，并不是“无产阶级阵营”左翼作家所倡导的“革命文学”，而是蓼莪在《革命文艺研究会的成立与江西青年》一文中鼓吹的“革命文艺”，即“国民党文学”、“三民主义文学”。这倒并非是在纠缠历史旧账，而是要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
五
作为诗人和评论家，胡风在《策进周刊》发表的诗文中有时也写到他当时的“牢骚’、写到“生活底凄凉”、“人生之渺小”，以及“孤零和沦落底悲哀”(如《别后──寄M》)，但他关注得更多的还是政治，即便是政治色彩不太浓的文章中，也趾高气扬，充斥着傲慢和偏见。《在江西纪念“五四”》一文中说：江西的“中学生都在抱着古文辞类纂，读古文背古文”；“江西青年与民众隔有十万八千里，成了一个‘斯文阶级’”。“江西要从‘五四’运动作起”。有感于“南京女中学生杨家庆女士投江自尽，，而写的《时代，青年，自杀，及其它──零想之一》，借了“杨家庆女士投江”事件来评论“艺坛”，文章说：
我们青年有了遗传的潜力，受了家庭的薰养，受了“新的”学校教育，……在这样不幸的处境中的我们青年呈现了些怎样的形态呢？有的抱着茫然的不平或幻灭的憧憬而倔昂着首，有的则极力除去自己情意的活动凡事都以“玩玩而已”的态度去对付而成了“无所为”的超人，这之外则有了沽着现实而看不见现实的幸福者与憎恶现实而又为现实所战败的不幸者。前者之中我们看得见的有在睡梦中都想着怎样可以出风头的漂亮青年，有以写“！”“！！！”为能事的政论家，有在报纸上造别人恭维自己的空气的文学家，……后者之中有被现实所降服的咬着痛苦的奴才与乎被现实所压死好汉。不幸的杨女士不过是最后这种人中的一个而已。
胡风抨击“艺坛”上“写‘！’‘！！！’为能事的政论家”，以及“在报纸上造别人恭维自己的空气的文学家”，称他们是“失了理性的指导之茫然蠢动中牺牲了的勇敢青年”，是“在迷迷糊糊中扬眉吐气地过着日子的青年”，“可僧”而又“可怜”。胡风所说的“理性”，显然是他当时信奉的“党派”和“主义”，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革命理性”。
《“珠”的问题──零想之二》，就南昌《民国日报》登刊的《禁止妓女假冒密丝》的报道发表评说。“珠”为“完美的女性之比譬”，“鱼目”是“假冒密丝”鱼目混珠的“妓女”。胡风赞扬“妓女”的圣洁，批评“密丝”的“伪善”。文章说：
……所谓短髦旗袍高跟皮鞋之时髦密丝呢！谁也不敢说其中没有勇敢地向善美的人生奔赴的强者，更不敢说没有为着“爱”而用生命挣扎着以至成功或毁灭的圣者，但大多数的灵魂之脆弱恐怕比之她们的华衣与脂粉而犹不如。除了安心地坐在可靠又可坐前“黑漆板凳”上的(平心说，那与妓女的从良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外，有诡伪百出的小政客(现在的女子大概还只能做小政客)，有以“哭”为唯一武器的革命家，有以“我是女人”为武器到处献媚的交际花，有实际等于妓女的电影明星，有躺在阔人怀里的新式姨太太，……等等。
“珠”呢？“鱼目”呢？怎样分呢？何从分呢？呢？呢？
而我们的“密丝”们尚不习惯于光明正大的行径，尚不能甚至不愿意走那虽然艰辛然而伟大的人生之路。交友么？鬼鬼祟祟地；恋爱么？偷偷摸摸地；生活么？猪猪鼠鼠地；没有为了信心能够披艰履锐的勇气，没有为了“爱”刀上水里都可以死的狂热，更没有改造她们的命运的意志。总之，她们只愿意混混而已。
胡风把“珠”与“鱼目”混为一谈，把“密丝”说成“躲在男子的腋里或被踏在男子的脚
下”，批评“‘珠’们的‘混混主义’。尤其是女界”有诡伪百出的小政客(现在的女子大概还
只能做小政客)，有以‘哭’为唯一武器的革命家，有以‘我是女人’为武器到处献媚的交际花，有实际等于妓女的电影明星”，这些言论，都很偏激。
《动摇中的死相──零想之三》，把中国文化概括为“淫骗本位”，“作为生活技能的，生产方面是‘骗’，作为生活态度的，享受方面是‘淫’。”宜称在“这动摇中的中国”，“看到的却是一个‘死相’”。在谈及文艺界的情况时说：
从文艺上观察，销行得最多而能使我们少爷小姐们流泪或高兴的是《少年飘泊者》《情书一束》一类的作品，鲁迅作品的流行我以为并不在他作品里所表现的什么而在他的“滑稽”(如一般读者所说)，而比较可宝贵的翻译和沉着的作品却始终只有“暗角落里”的命运，这样使人寂寞的事不也是不可否认的么？而同时，报章杂志上，什么姑娘，革命，血泪，灵的作品，肉的作品，外国诗的仿制，“文坛”“园地”，等等，闹得不可开交，正如苍蝇之嗡嗡。
这些表示了什么？音乐也罢，歌舞也罢，文艺也罢，依然脱不了“上海气”的倾向，低级享乐主义的倾向，深言之，都是些与生命底里不发生影响和交流的浅薄而又虚伪的把戏。
胡风将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少年飘泊者》和章衣萍格调低下的《情书一束》混为一谈，将鲁迅作品也说成为“都是些与生命底里不发生影响和交流的浅薄而又虚伪的把戏”，“鲁迅作品的流行我以为并不在他作品里所表现的什么而在他的‘滑稽’”。而“比较可宝贵的翻译和沉着的作品却始终只有‘暗角落里’的命运”。不难看出胡风当年所推崇的“比较可宝贵的翻译和沉着的作品”，显然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
《题诗，等。──零想之四》一文中说，“中国文学史是一片的荒凉，没有伟大的作品也没有泛滥的波澜，过去的侄桔永远不死！我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出古典诗人，或浪漫诗人，或神秘诗人，或颓废诗人，或恶魔诗人(Diabolist)”。在翻译的丁尼生(A.Teny-son)的情诗《歌—》的《附记》中说：我们中国人“在功利主义与靡靡主义所形成的陈闷的气氛中从未对‘爱’有过真实的了解与神圣的祭献”。这些话都说得太绝对，太偏激，或许也就成了不能编人《全集》的理由。
六
在1927至1928年的两年里，胡风写的文章似乎还不止这些。1957年8月，文艺界批判胡风时编印过名叫《胡风的反共文章》的内部资料，内收胡风1927至1928年写的“反共文章”共15篇，除上面提到的《我们的今天》、《鄂南的悲剧》、《如此武汉》、《天明之前一一给住各县市工作的同志们》、《新的奋斗》、《再论汪先生回国》、《民众的剿共》、《欢送了北伐将士以后》、《党校风潮解决了》、《今年的五一节》等十篇署名文章外，另外五篇是：
《给我力量》，刊《武汉评论》第1卷1期，署名记者；
《<武汉评论>征文启事》，刊《武汉评论》第1卷1期，未署名；
《江西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宣传部制定最近反共宣传大纲》；
《江西省党部宣传部为反共宣传运动周告江西青年书》；
《反共的今日和明日》，署名张古因。
这几篇文章“反共”色彩更浓。《江西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宣传部制定最近反共宣传大纲》分为八个部分：《(一)共产主义与中国社会》、《(二)容共政策及其将来》、《(三)变后的共产党》、《(四)共产党最近的罪状》、《(五)反共与党国前途》、《(六)反共运动中不幸的错误》、《(七)我们的认识与我们的斗争》、《(八)口号》。《大纲》将“从速铲除共产党”作为“以党治国之宗旨”。《(八)口号》中所列的口号有“打倒”、“彻底铲除”共产党的口号多达35个，用词极其恶毒。虽说未必一定就是胡风写的，但张古因的确是胡风的笔名。重提这段历史并非是硬要给胡风脸上抹黑，说他当年多么“反动”，而是为了更真实而全面地了解胡风，了解那个年代纷乱而复杂的风云，了解茅盾和郁达夫等现代作家书写到的这一时期革命者和知识青年的迷茫。把胡风的经历是作为一个“个案”来审视，对于丰富现代作家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的研究不无意义。记得1928年2、3月间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觉悟”发表过署名文台写的一篇长文，题为《什么是共产党的理论什么是国民党的理论》，文章认为当时处在一个“理论蒙混的时期”，什么是共产党的理论什么是国民党的理论、什么是安那其派的理论、什么是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什分不清。青年胡风思想上出现暂时的迷茫是可以理解的。我总以为胡风1927至1928年在武汉和南昌的经历，对于他后来到上海流浪、到东京留学，以及为中国新文学奋斗献身，或许起到了激发和促进的作用，值得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作家的《全集》出得很多，作家研究更是日新月异，同时也不无遗憾。就拿《全集》来说，虽说《全集》总是不“全”的，那是因为搜集不易，但若是有意识地加以“整理”和筛选，也就失去了《全集》作为资料库的意义。政治上太敏感的文章可能不宜出版，但在《全集》的“说明”或“编后”中应有所交待，这才是编《全集》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虽说作家研究也不能面面俱到，但若是只刻意营造“革命”和“前进”的一面，把急逮的时代风云都写成能“未卜先知”，把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都写“迎着光明走”，那还有什么“曲折”和“漫长”可言呢？！
胡风在1934年5月写的《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为<文学>周年增刊<我与文学>作。》[11]一文中，谈到1925至1929年的经历和情感历程时说：
……乘着“五卅”底退潮转到了北京以后，渺小地被浸在北京的那一种生活情调其实是封建社会的氛围气里面，我又渐渐地偏向到了能够寄托远思的文学方面。
我开始接触了古典的世界。
但因为到底年轻而且还袍有对于生活的爱，能够吸引我的依然是呼吸灼人的现代人的东西──用了农民的原始的韧力忍受着生活上的一切磨折的苏德曼底《忧愁夫人》，像漠漠的冰原似的又硬又冷的路卜旬底《灰色马》，我都在自己的独特的领悟之下得到感激了。……在中国新文学创作里面发现了真实的赤裸的人生和它的搏战，也是这个时期。
然而，高蹈的追求并没有使我离开血肉的生活，或者说，高蹈的追求正是执着于血肉的生活之一表现。狂潮在南方呼呼地起来了以后，我又抛弃了一切。
从此就开始了更艰辛的搏战。
起初还不过是在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的忙碌中间有时抽出日记本子或波特莱尔来“润泽”一下自己，等到被冲得筋疲力尽了以后，就觉得几几乎没有藏身之所了。为了保持一些东西逃避一些东西，虽然不得不在各处流转，但从前的追求或执着不能抬起头来，消沉到有时会写出了这样的东西──
不须以“死井”状我的心情，
更毋须以“凉月”写我的生命，
飘摇在这寒夜里的
呼呼隆隆的市声，
已使我缩缩瑟瑟地
念岁月之萧条了。
不能狂吻着过去的伤迹，
流点基督之泪，
一切强暴的袭来，
羞涩地张不起两臂
只一双未死的脚儿，
不自主地拖着拖着，
一步一步地……
任暖日当空
或凄风咽泣，
虽天地之寥廓，
几曾给我
以晨曦的浅笑
与黄昏的叹息？
我愿倾一杯排红的浓酒
在我剖开了的胸腔里，
我惨伤，
我狂醉，
在昏迷错乱中，
有了亲爱的友，
也有了仇恨的敌。
或身穿百钠之衣，
朝则沿门乞食，
夜则蜷卧于母亲荒家之侧，
如忆起在母亲怀抱里的故事时，
就紧抱着冷月下的枯草而啜泣。
──《寒夜》
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在这里是彻底地战败了。
所以，一年后在《夕阳之歌》里面恢复了过来的温暖的调子，虽然不过是一片回光，但总算表示了还有生机，我很珍惜那一点生机，虽然那样的歌已是最后的了。
东京神田区的一条僻静马路上，有一所叫做江户川大厦的房子。……
这时的胡风已经接替茅盾担任左联书记，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成了鲁迅的朋友。这份“回忆”对于胡风来说是痛苦的，所以整个回忆是跳跃式的，写的也只是几个片断。但它是真实的。“回忆”中所说的“狂潮在南方呼呼地起来了以后，我又抛弃了一切”，“从此就开始了更艰辛的搏战”，“被冲得筋疲力尽”，说的可能是胡风1926年11月回到湖北老家薪春县参加大革命的事。1928年秋，胡风离开江西去上海，流浪了几个月。1929年夏秋间，往返于南京、武汉之间两次，想谋一个教书的职业未能如愿。《夕阳之歌》诗后注“1929年夏末”，当写于是年9月赴日本留学之前，或是已经到了东京之后。胡风把1926年11月至1929年赴日本留学之前将近三年的生活说成是“渗伤”、“狂醉”，是“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在这里是彻底地战败了”；是“来路凄迷，去路也凄迷”的“幻灭”（《幻灭之歌》）话说得如此沉痛！这份沉痛镶嵌在胡风的“回忆”里，也镶嵌在胡风当年写(译)的一系列诗文里，可惜在《全集》里全都成了空缺。
七
至于《胡风全集》中文字的删改，可举长诗《时间开始了》中“大旗万岁”的两个版本作为事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的《胡风论集》收有贺捷的《胡风的诗格和人格──读<胡风的诗>断想》一文，盛赞胡风鲜明的爱僧和主观战斗精神。文中写道：
胡风先生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最充分地展现了他拥抱革命、拥抱人民、拥抱祖国、拥抱世界的赤忱之心，展现了他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矣”的主观战斗精神。
他爱爱仇仇，爱憎分明。
他这样表达他对新旧社会的态度：
我要永远仇恨
“于旧状况
那么心平气和，
于较新的机运
就那么疾首蹙额；
于已成之局
那么委曲求全，
于初兴之事
就那么求全责备，”(鲁迅)的
那种臣妾的“道德"！
你把你心里的仇恨燃烧起来了
投向了敌人！
你把你心里的爱情升华起来了
献给了祖国！
献给了人民！
他这样地宣告了他对中国共产党
的爱戴；(他的这几行诗哪怕有点口号
味)
大旗万岁！大旗万岁！大旗万岁！
他对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感情，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历史作用的评价，都在“三呼万岁”中了。
胡风组诗《时间开始了》由《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胜利颂》等五个乐章组成，编人《全集》时在文字上作过修饰，这就使得组诗有“初刊本”和“全集本”两个版本。“大旗万岁”见于组诗《时间开始了》的第二乐章《光荣赞》，刊登在1950年1月6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第42期，诗中“大旗万岁”的“大旗”，是指“毛泽东”，而不是“中国共产党”。诗中写道：
毛泽东是我们的旗！
旗！
大旗！
光荣的大旗！
胜利的大旗！
冲破黑暗的放光的大旗！
溶化麻木的歌唱的大旗！
征服苦难的欢笑的大旗！
大旗万岁！
要更美丽！
要更英勇！
要更智慧！
要更纯洁！
跟着这面大旗前进！
望着这面大旗前进！
爱着这面大旗前进！
把我们这个忍受苦难忍受够了的
祖国完完全全解放出来，复活起来
改造成没有贫穷、没有劳苦、没有
冤屈、没有哭泣、没有羞耻、放光的
歌唱的欢笑的、幸福的大天地！
到了《胡风全集》中改成了：
共产党──
是我们的旗！
旗！
大旗！
光荣的大旗！
胜利的大旗！
冲破黑暗的放光的大旗！
溶化麻木的歌唱的大旗！
征服苦难的欢笑的大旗！
撇撇念文考久料
大旗万岁！
大旗万岁！
大旗万岁！
把“毛主席万岁”改写为“共产党万岁”，这一改动的用意不难想见。组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欢乐颂》，原刊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全诗共400余行，占了第7版的半个版面。据胡风回忆，《欢乐颂》发表后反响很大，“引起了一点热潮”，“共产党员诗人”王亚平兴奋地写信来说：“你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12]。按说胡风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的诗人。早于胡风“歌颂了毛泽东”的有聂给弩、徐放和王亚平。聂给弩1949年2月在香港创作的题为《一九四九年在中国》[13]的长诗，全诗600余行，分为“比喻”、“我们”、“答谢”三章，“答谢”章的第三节题为“给毛泽东”。诗中写道：
毛泽东，我们的旗帜，东方的列宁、史太林，读书人的孔子，农民的及时雨，老太婆的观世音，孤儿的慈母，绝嗣者的爱儿，罪犯的赦书，逃亡者的通行证，教徒们的释迩牟尼、耶稣、漠罕默德。地主、买办、四大家族、洋大人的活无常，旧世界的掘墓人和送葬人，新世界的创造者、领路人！……
徐放的《新中国颂歌》，全诗约200行，刊登在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第7版。“颂歌”第四节歌颂毛泽东，诗中写道：
从此/中国亮了，/从此/世界的东方也亮了。/今天/中国是张灯结彩的中国，/世界是欢腾鼓舞的世界/……这是几千年，/这是近百年，/这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斗争的成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思想成果。/从今天，/在中国的历史上/要写着毛泽东，/在世界的历史上，/要写着毛泽东；/……
王亚平的《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诗约200行，刊登在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副刊“星期文艺”。诗中写道：
敬礼吧！/面向掌握历史车轮的舵手—毛主席！/马列主义的实践者，/苦难人民的救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我们—全国的人民/用颇不倒、扑不灭的信心，/用山样高海样深的热爱，/迎接年青的中国！/迎接建设的年代！……
虽说聂钳弩、徐放、王亚平等人颂歌毛泽东的诗都比胡风写得早，但在诗歌中第一个欢呼“毛泽东万岁”的是胡风，难怪王亚平要“兴奋地写信”来祝贺胡风“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了！《胡风全集》中将“毛泽东”改为“共产党”，用心良苦。
注释：
[1] 晓风《(胡风全集)编后》，《胡风全集》第十卷第607页.
[2]《胡风全集》第七卷，第20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3]《胡风全集》第七卷，第2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4]《胡风全集》第二卷，第27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5] 梅志《胡风传》第153一15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6] 刊《武汉评论》第一卷一期，均署名谷音。
[7] 刊1927年10月25日出版的《武汉评论》第一卷三期，均署名谷音。
[8] 刊1925年12月24日《策进周刊》第三卷第六十五期，署名编者。
[9] 泰东编辑部《九期刷新征文启事》，刊1928年4月《泰东月刊》第1卷8期。
[10]刊1928年12月10日《策进周刊》第3卷第63期。
[11]《胡风全集》第二卷第270至272页。
[12]《胡风全集》，第6卷，第717页。
[13]见诗集《元旦》，香港求实出版社1949年7月版。
原载：《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
原载：《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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