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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发过这样一句极为精辟的感慨：“民族要是老了，从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 。”[1]438自然这里“出窝儿老”的毛病决不是出在体质人种上，而是指中国人一降生便被包围和淹没在一个古老民族的古老风土民俗之中，以致使他们没法不成为“老中国儿女”中的一分子。对妇女来说，这句感慨更是贴切。老舍在解放前后创作的剧本中，塑造了很多女性角色，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种妇女问题及她们不同的命运，但作家所理解的中国妇女是如何一个样子的呢？这个问题就必须把老舍置于中国历史背景中来解读，追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与事件，然后梳理出他是如何把对社会的关怀与对妇女的关怀划上等号的。 老舍笔下的老太太人物不少，而本文讨论范围只取其戏剧中的老太太构图里最为代表性的作为探究对象。《残雾》作为老舍的首个戏剧作品，其重要性当然不在话下，剧本内容主要呈现当时抗日战争时期一些贪官污吏的腐朽生活，老舍极尽可能地使用其讽刺手法描述了可笑的众生相。所以剧本中出现了一个难堪的冼老太太，未必不是作家预定的意图。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为了歌颂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创作了《龙须沟》这个剧本。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下层人民，王大妈就是其中之一。老舍在她身上所描绘的浓厚色彩，和她在剧中的作用，都不比其他角色逊色；而《红大院》这个剧本一向被认为是部失败的作品，它的失败是因为作品作为政策图解，并且宣传了特定时期的一项错误政策。但不容否认的，老舍在创作人物方面到底具有浑厚的功力。《红大院》中的方大妈并不因剧本的失败而消失光彩，相反的，人物的性格仍充满了戏剧性的丰满与立体感。 因为了解到妇女的固有困境，明了社会对妇女的钳制，剧作家从来不对其女性角色作出过分的指责。如果传统宗法社会对女性的摧残才是作家批判的对象，那也是在与新社会新政权对女性的再造的参差对照下进行的。所以在下文中，我将从老舍以上剧作中的老太太构图出发，探讨老舍本身的女性观是如何牵制作家塑造这些老太太、继而去阐说老舍对这些老太太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心理及道德素质所给予的价值判断，以及讨论老舍是如何以戏剧来达到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同步创作的动机实践。 一、宽容的女性关怀 毋庸讳言，老舍在其剧作中描写中国妇女时始终抱着较宽容的笔触。本文讨论范围取其戏剧中其中三位老太太作为探究对象，以期能够找出作家在宽容背后，本身对女性固有的价值观是如何制约着自己的创作。《残雾》中的冼老太太，《红大院》里的方大妈及《龙须沟》中的王大妈，这三位老太太完全活在传统宗法制家族格局内；整个时代似乎把她们“囚禁”在宗法家庭里，遭受着中国传统古老观念有力的影响和制约，却又无从或不想改变现有秩序。 这些老太太充分反映出女性在中国宗法制中的生存状态。如果时代没有改变，她们仍会毫无抵抗地接受自己在宗法制下所配给的名份/辈份，继续过着以顺从男性本位价值观的生活。正是因为新社会/新制度这种新的参照系的出现，她们才不至于无意识地成为宗法制的加害者/受害者。可是，女性意识觉醒和成熟的根本，在于她们对于本体意识的认知程度，这需要时间。剧作中的冼老太太没有时间去成长了，老舍由她的家庭角度切入，首先触及的就是女性从属的、受压抑的基本主题。传统的父权制牢牢地笼罩着她，老舍为了彰显冼老太太的困境以期凸显改革的必要，所以就愈要让此角色吻合男权文化既定的审美价值观；而方大妈与王大妈在初期也遭遇到同样的描述，沉重的历史成因成为她们的包袱，无论在文化心理或道德行为上，她们仍是习惯性地遵循着旧有的模式；可是比起冼老太太的命运，老舍毕竟对她们要仁慈些，这两位老太太在作家的安排下还能走进新社会，迎接美好的明天。 作家的直觉与敏锐的观察，让他深切地感受到封建陋习的贻害无穷及带给女性的痛苦与屈辱。所以在剧本的创作时，老舍一直避免选择浪漫的题材，这是因为作家童年时的家庭生活以及成年时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除此之外，作家内心深处还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人，在家中应该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在社会中要对自己的国家尽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份内的角色，对于自己的担子都不能随便推卸不顾，但由此也产生了他作品中女性角色塑造的矛盾现象。他对于妇女既同情，又不能摆脱旧的观念。沉淀在作家思想深处的小市民意识和他的生活信条，使他认为妇女应该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也强调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这是作家为他的老太太版图拟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而因为这样，老舍剧作中的妇女们对于作为“人”的自我权利却无形中被埋没了。所以说，在女性角色塑造上，老舍有时还是无法达到对内自审的客观。 当我们回眸老舍戏剧殿堂里的女性角色时，无论是年轻或年长的，作家描绘的手法其实都是根据实际生活中按照男性的法则来批判的，尤其是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的男性观点来批判。这其实也是作家本身的观点，老舍说过在写《龙须沟》时，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就是王大妈这个人物[2]167。因为王大妈是个寡妇，艰辛地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在遭受时代冲击、挣扎求存的当儿，她都能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改革，所以才得到作家的正面赞扬。男性社会及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价值认同，毕竟不可能超越传统的“贤妻良母”型。王大妈要是没有刻苦耐劳、照顾家庭、热心且自立等高尚的品质，那必定得不到老舍的认同。再加上老舍幼而丧父，妈妈和姐姐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他深知她们的苦痛有多么深重，也认同她们这种牺牲的高贵情操，这也是影响老舍女性观的重要成因。由此看来，王大妈在剧中的牺牲精神也情有可原了；于是，这种“贤妻良母”女性观的定型也就限制了老舍戏剧中的中国妇女的出路。作家认为，妇女要有所作为，一定要有所牺牲。老舍作为叙事人，以自身的经验与价值观为摹本，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重新确立本身叙事的言说角度和方式，其局限性当然是存在的。 老舍的戏剧中还蕴藏着作家独特的女性主义立场，作家认为男女必须平等才能让女性的生命意识得以深化。这一立场也许无足可观，但却可让我们省思，传统女性在被压制的前提下，是否仍有主动的能力？回到冼老太太身上，冼老太太身为家中辈份最高的长者，仍是无法进入由父/子构成的家庭的主体结构之中，她只是家庭里一个从属的“他者”，从精神到行为，她都是父权制的奴隶。冼老太太也似乎从来没有打算要有作为，她就知道千依百顺、三从四德，缺乏自我精神扩张，总是以个性压抑、屈己从人的生命形态出现。老舍以这个典型人物昭示了她必然的悲惨下场。这些传统妇女长期的因循守旧，渐渐对自己的不幸也显得麻木了。在作家带着悲剧意识的审美眼光中，她们总是痛苦地活着，委屈地走在她们狭窄的人生道路上。作家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角色中，让读者看到男女不平等的传统压力沉重地压抑着中国旧社会的妇女。冼老太太在剧终时丧失了所有，凸显了老舍对旧社会妇女最终也一无所有的悲哀命运的认知。或者也因为冼老太太在剧中没有为了什么而牺牲，所以被作家牺牲了。从冼老太太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老妇人最真实的一面，在她生命不同的时期里，她要“从父，从夫，从子”，从属于她生命里的每一个男人。到了晚年，虽然徒有家庭的地位，却是没有真实的权力。再加上深受封建思想的男尊女卑观念左右，纵容儿子，结果使她落个老来无靠的悲哀下场。老舍的这个老太太角色，还是摆脱不了父权文化认知中的二元对立模式：男性与女性、主体与客体、从属与反抗、寄生与逃离及自我与他者等等非此即彼的模式。老舍依照此种模式推演出冼老太太的命运历程，完全合乎当时的社会要求及其本身的女性观点。 因为女性对于自我的认识与实践都来自本身，作家认为女性对生命形式与存在意义的思考，首先必须诉诸于女性/本身经验。作家因为女性地位在新社会里有所提高而受到极大感动[2]211，这时老舍的女性观有所改变。所以在塑造新时代的老太太角色时，除了大幅度描写新旧社会的对比，从而凸显出她们改变的必然，也带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妇女必须配合新政体新政策的进行，才能算是觉醒的、值得尊敬的个体。老舍认为，女性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女性意识和主体性成熟发展的必然表现。 《龙须沟》中的王大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本是一位传统的中国旧式劳动妇女。为了能够表达作家的意图，塑造一个即符合自己观点又符合新社会需要的人物，于是在老舍的书写下，王大妈过去那套“苟安”的观念与认命的心态，就成了她自己与时代同进的一个沉重绊脚石。就总体来说，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中，王大妈在旧时代的生活里有着“受苦而不知其苦，受害而不知其害”的惰性思维逻辑，精神和物质上基本仍受传统社会观和价值观的奴役。所以她必须要挣脱旧思想的羁绊，赶上剧变的新时代。正如老舍一样，作家也在力图挣脱旧传统旧观念，重构自己对于女性的价值观念。 藉书写戏剧而达到表明自己心迹的动机，是老舍一向的目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也一直是老舍创作的重点。这种思想方式和对生活的观察成为作家生命的自觉，而女性存在的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思考也让作家了解到新社会的强烈变革对妇女的重要性。所以在剧终时，老舍安排了在龙须沟竣工的大喜日子里，让这么一个顽固守旧的大妈也不能不打心眼里感激新政府。这个来自生活的真实情节，见证了老舍对女性生活观察视角的独特处，惟其如此才可让我们感觉到王大妈思想变化的真实与可信。王大妈终于也能走出自己思想的桎梏，看到一个崭新的明天。新的时代以一个积极的方式治愈了她的心病。龙须沟的改变，也显示出了王大妈命运的变化。老舍不以简单化的手法写她的转变，而是写了她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这样处理，符合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也符合老舍书写女性的另一个观点，那就是政体的变革才是女性命运改变的动因。王大妈这个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她是一个肯随着时代前进而认同美好事物的新时代的老太太，也是其女性意识和主体性成熟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也充分的表明了作者对女性的美好期待。 《红大院》里的方大妈的蜕变过程却是另一版本，但基调仍是离不开老舍本身观点的制约。方大妈是拥有权威和才能的女家长型的老太太，她精明能干，但因为时代的转变，本身的思想和处事却未随时代调整应对方式，所以处处与新时代相抵触，造成自己尴尬的地位。1958年的新中国大力推行大跃进计划，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新人新事新气象”，群众努力完成气势惊人的工作任务以期跃进到共产主义的激情叫人吃惊。这种种堆砌出来的社会现象，格外突显方大妈的落伍封建与过时的宗法观念。可是，她冷眼看着一件件新事物出现在眼前，却从不参与。在她旧有的观念中，明哲保身才是上策，对于新事物，她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受着旧有的观念所牵制，因为观念的更新是需要时间和事实来证明的。 方大妈在男性家长的“缺席”下，却基于封建家长权威式的影响，仍旧处处压制女儿与侄媳。她最终答应让她们下乡劳动也是大势所趋，因为她看到劳动似乎成为当时社会所有男女的唯一生活乐趣，男女齐劳动变成了颠覆旧社会常规价值秩序的方式，从而表明新社会的立足点。老舍显然想以此表明这一轨迹也是女性意识的发展过程和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可是究其实，这也是老舍自身女性观点的进化过程。在作者的安排下，方大妈在剧终时似乎也有所觉悟了，因为当时每个人对于明日都充满无限的遐想，认为人人都会为大家，去掉私心，这才可住进共产主义的大楼里。老舍也不例外，所以方大妈也必须认同这个时代的价值观。这个选择，是她/作家对自身主体公开地指认与表述。作家认为这种对生活中原生本体的感受就成为女性意识的重要事实，实则也透视出作家本身拥有的父权/男性思想文化观，以个人面目出现对女性的话语规范与压制。方大妈在作家一厢情愿的意念下，忽然间就挤出了封建守旧的夹缝，坦然面对新时代蓝天，叫人错愕。这当中的心理与性格转变的描述乏善可陈。或者作为弱势的她，可供她选择的空间毕竟有限，而政体的改变，其实对她及对老舍的女性观点，或许也是一种解放，因为强大的集体或国家的伦理叙述在当时似乎是无可取代的。 通过这些横跨不同年代的老太太角色，老舍本着自己宽容的女性关怀，给予较多的原谅。尤其是王大妈和方大妈，由于通过新生活的实践而改变了性格上的缺陷，进而在结尾时还得到作家一定的肯定，因为作家关注的始终是她们身为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这其实也是老舍从现象上逐步调整了本身对女性价值观的评估，其中当然包含着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也包括对女性人格的完美抒发。 二、精神和意识上的觉醒 陈东原曾经说过中国的妇女，不论有才无才，不论贫富，都是世界最苦的人类[3]13 14。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因为历史的因袭和现实的认可，在中国妇女的人生道路上，总会遭遇到种种不公的障碍与磨难。这些障碍与磨难不仅来自外在的社会传统势力、婚姻制度或经济因素，甚至来自女性自己本身。她们总是被动地接受男性的不公，自身所因袭的传统重负仍旧像铁镣一样限制着她们的人生选择。而作为父权制意识形态思想对女性精神的腐蚀更为深切，不仅泯灭女性自我与主体，并且还虚构了她们的价值观。所以在生活中，妇女们无论是在文化心理或道德素质方面，都可能表现出同一种模式。 无论是《残雾》中的冼老太太，《红大院》里的方大妈还是《龙须沟》里的王大妈，基本上仍是受到封建礼教思想的左右。她们总是漠视自身意识的深层陈积，思想一般较为封闭，性格常常是善良而懦弱的，所以在追求个性解放、独立人格的路上，常常表现出瞻前顾后、踟蹰不前。这种落伍的意识常叫读者扼腕叹息。这些老太太对生活的挫折不幸只抱着自我安慰的宿命观，也情愿把自我的价值和人格拱手相让出来。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深厚积垢，在女性心理上培植起顽固的惰性，严重影响了她们主体意识的醒觉，形成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和自卑性等从属意识。她们相信“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天固不可违也”，情愿遵循三从法规，也没有想过要拥有独立的人格、自主的人生。就如冼老太太为了从子而受尽委屈，担尽了忧虑，最后也只落的一个老来无靠的下场。方大妈及王大妈，在文本开端时也呈现了同样的从属心态，只是她们所从属的却是隐性的父/夫权。 《残雾》中的冼老太太斥责孙女这番话，就把她的从属心态表露无遗，并足以表明她可怜且可悲的地位：“女以男贵，古今一理……得罪了你的爸爸，就是得罪了饭碗。”[4]75这其实也是冼老太太自己的写照。她认为女性的最大权利就是受男人的供养，所以指责媳妇没有遵从传统的妇德、竟然反对丈夫纳妾，也没为她生下男孙。在她腐朽的封建观念中，男人哪有不三妻四妾的。只是剧终时她老来从子的梦被捣碎了，孤苦无依。冼老太太的结局，把老太太在宗法社会里的经济、性别、权力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老舍以她表明了父权制的封建力量是如何牵制妇女在文化心理及道德上的素质。她在解放前遭到命运如此的诘难，是完全没有选择的机会，但遭受同样牵制的方大妈及王大妈，却在作家的安排下有了转折的机会，可是这种转折却显露出一体化的、必然的精神归宿，带着作家强烈的理想色彩。 《红大院》里的方大妈是个初尝父权制下权威的拥有者。她在政体改变初期仍像《残雾》中的冼老太太一样，遵循着以男性为中心的道德模式，只是这个男性却是隐藏在她心理上的父权文化。身为女性家长，她仍旧施威于权力结构中的更底层的女性。 她非但不同情同性的女儿及姪媳妇，反而处处压制她们，就像冼老太太压制孙女与媳妇、王大妈压制女儿一样。这种强权压制行为的典型模式，是女性长久以来作为男性的从属品的“原罪”意识，似乎也是老太太这一性别载体在父权制下一定要完成的功能性。可惜新中国成立后，方大妈在新社会中完全丧失了封建宗法社会所赋予的权力，人物性格的发展在此也出现了断裂。她在宗法制的自我价值(受家族成员的尊重，能僭越家长的位置)及自我利益保护(房子及生活保障或富裕程度的扩张)的欲望，在新社会里不断受到侵蚀。如果认真去辨识这些欲望的属性，老舍明显地呈现出方大妈其实才是宗法制的受害者。比如剧中的她一天回到家时，才发觉到自己的房子被女儿让出来办工厂了，方大妈似乎只可以默默承受。家(房子)是中国女性与生俱来的唯一的活动空间，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女性存在的这个小空间是万古不变的。老舍狠狠地把方大妈从房子里揪出来，其实是暗喻了妇女最终也必须走出房子才有创造命运的可能性。再加上当时社会的现实压力也迫使她必须在个人与集体之间作出抉择，作家出于对意识形态的考虑，鉴于阶级划分的必然逻辑，于是在最后的一场戏中，安排了方大妈冒冒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是从心眼儿里拥护共产党……”[5]667老舍利用这句话说明了方大妈终于觉悟了，这种觉悟姑且不论是否是作家单方面的想象抑或方大妈自我的醒觉，但终究代表旧时代的老太太在新时代的冲击时所希冀的梦想，希望自己也能当上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另一种制度的牺牲品。方大妈个人唯一的光明正确的选择无疑就是无条件的融入，因为这是时代的要求。作家用方大妈的醒觉以论证“主体”在场的方式建构女性解放与平等的思想文化观念，让读者看到了当时一般老太太的文化心理及道德素质上的水平。很显然，《龙须沟》里的王大妈也必须同时在场。她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从“怀疑改革”到“感激改革”这一具体的转变过程，在修沟问题上有了一个觉悟，最终也必须认识到新政府新政策的好处。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次次新的思想教育，但根绝女性从属的意识似乎并不容易。在《龙须沟》里的王大妈在文本开端也是被传统的妇女观与社会观影响着，在新时代降临的当儿，守旧的思维方式常令她不知如何去调适。因为社会习俗与传统观念的变革在许多时候仍然远远落后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所以她总是习惯拿老眼光看待新事物。在新时代中，该高兴的，她怀疑；该庆贺的，她纳闷；该支持的，她反感。她这种心态深刻地反映出旧时代妇女苟且偷安、不敢求变求好的奴役心态。从中也可看出，曾经在旧社会的文化氛围里生活的王大妈，不仅在对人、对外在事物的看法上；甚至对自身、对本我与自我的冲突中，都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有力制约。于是在大杂院的群体中，王大妈就与方大妈一样，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甚至格格不入，使她成为女儿二春及大杂院里众人的对立面。再加上中国社会普遍以男性价值标准来淡化和异化女性的主体意识，形成了女性的独立自主性被依附性和驯顺性所取代，女性的自尊性被奴性所取代。于是，她们在社会上习惯扮演弱者的角色，在家庭里安于附属的地位。即使到了大批妇女走向社会的新中国，她们在经济上虽然可以自主了，如《龙须沟》里的王大妈或《红大院》里的方大妈，生活上对男人的依赖感大大减弱了，却仍然摆脱不了对男人精神上的附属感，这可称之为“女性悲剧的心理惰性”[6]51的下意识反应。 王大妈与方大妈在剧中虽然都失去了实体的男人/丈夫，然而传统中的父/夫权心理及文化因素却使看不见的男人/丈夫无处不在，围绕在她们生活中，浸淫在她们的思想深处。男人对于她们来说是属于“创造性缺席”，却是“使一切存在”的主体。在渴望着新生活与新的社会秩序面前，与旧生活、旧的社会秩序决裂变成了她们生命的重负。她们被迫体验着个人与集体间的价值冲突，面对从道德到心理上的精神困境，她们的生命因此在破碎中完成了一个政治意义的伦理选择。老舍不仅从事实表面上，而且从文化心理及道德素质的隐喻层面上去叙述这些老太太，揭示这些女性角色的属性特征，呈现为传统/现实的文化重围所围困扭曲的形象，从而希望铸就在新社会中具备更有素质，更健全的心理与人格的老太太，并赋于她们不同于既往的象征性内涵，重觅生命的肯定，所以方大妈与王大妈在剧终时的“在场式”觉醒是必然的。 在新与旧的社会里，妇女在道德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无不是各种内在(封建社会的制约)与外在(政体的改变)因素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封建的社会形态限制了妇女素质的培养，王大妈与方大妈从旧社会的钳制下走入新社会。尽管新社会为妇女素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残存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观念并不因男女平等的要求而被撼动根基，旧观念已在她们心里扎根，并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顽强地表现出来。老太太们的悲剧是传统封建市民阶层中普遍存在的“同民性”弱点的生动反映。在旧社会，这种文化意识是一种被压迫与被奴化的积累，也是统治阶层鱼肉贫民百姓的工具。所以无论是在文化心理或道德的素质上，这类老太太都必须重新去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并培养新的价值观。于是，老舍就着眼于她们平凡而普遍的人生，对她们深层的传统意识进行自觉的展露和反思，从现象上去书写老太太们走出封建桎梧的必要，展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实现。老舍把她们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实中的困境来书写，其实要强调的是传统文化编码中女性的生存现实。 另外，老舍的戏剧一向都涉及妇女解放的主题，所以毋庸置疑，妇女(当然包括老太太)就成为作家/新社会进行改造与解放的主要对象。老舍期望妇女都能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享受着自由与平等的生活，这些都充分地表现在他塑造王大妈及方大妈这两个角色上。作家鲜明地刻画出她们逐步抛除父权文化这个沉重十字架的印痕，展示出女性意识觉醒的心理轨迹。无可否认的是，政权的改变使妇女的地位发生本质的变化，当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时，妇女们便能更充分地发挥她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如《龙须沟》中的王大妈在解放后也明白女人翻身了，也可以坦然接受新社会的种种变化。所以说，在老舍的剧作中，老太太们必须在剧变的社会中求取平衡，落实“人”的价值取向，重新认识自己的潜力，提升自己在文化心理及道德素质上的水平，从而拥有努力向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老舍既书写了她们对于其经济和物质地位的不平和觉醒，也表露出对她们在精神和意识上的觉醒和要求，这其实也是老舍对妇女们的盼望。 三、创作的动机实践 宋永毅认为老舍是交叠多种、多重文化于一身的作家，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种文化冲击与融合的“人”的范本[7]5。这句话充分证明了老舍的文学地位，也表明了老舍书写的原则，那即是所谓的“民族文化的采风录”[7]3，老舍本身也认为其剧本就是社会生活的镜子[2]223。所以，当我们讨论老舍戏剧创作的动机时，所关心的是老舍如何通过其笔下的老太太角色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同步创作的动机实践，呈现出当时的时代特色的。这些动机不仅指社会/政治事件，也包括其文学创作的媒介转换。 老舍的作品独具一格，超群出众。他是公认的语言大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究其实，他的文字功力皆来自其思想见解，来自他的大胆与忠诚。而且除了语言技巧，他的伟大之处主要还是成功地创作出反映底层人民(包括妇女)生活的作品。作家真实地再现妇女的生活场景，他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揭露出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病，而且还尖锐地提出妇女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这也是因为作家相信戏剧是“生活的教科书”[8]60。这种文学功能的信念，不管是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始终左右着老舍的创作方向。夏志清就曾说过老舍把这个社会批评的责任当作自己作品里不可少的一部分[9]313。所以姑且毋论老舍当初写下第一个剧本《残雾》时仍是外行，或是为了宣传抗日才进行的戏剧创作[2]130，显而易见的是当时的老舍已把女性人物随着现象与事件呈现出来，并且同步带出抗战的伟大意义，从而揭示出作家转换创作媒介的用心，他要用戏剧来作为宣扬抗战的工具。作家的戏剧语言肯定有别于他的小说，他的戏剧往往自觉要带出鼓动情绪的表征。所以我认为这一表征其实是作家有意为之的结果，用以强化其意识形态和戏剧的行动艺术审美性。 老舍曾提到，想把剧本写好，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高深的进步思想[2]219。作家把这两点视为写作的前提，所以在评论他的剧作时，是千万不可忽略的。作家认为剧本的功能要能够准确描绘当时的人类生活，及时记载并且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2]208。所以进入了新中国，作家欣喜若狂，也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笔墨生活是同社会生活的步伐一致的，并且清楚告诉我们，他对于自己的戏剧主题、题材、技巧的认识与省思。这些告白在其论文中被反复强调，提供我们重新解读其作品的视野与线索，让我们更了解老舍的创作动机，以及明了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来的老太太角色，不仅是作家积累的生活经验，也是他与时代同进的思想所产生的心血结晶，人物与社会背景进化的痕迹明显清晰。 在新社会里，首先叫老舍极度感动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2]211。于是，作家就选择了新社会与妇女解放的主题来建设其心目中的美好远景。这种立场一贯性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作家内在的价值取向，最终承担了它独有的使命。在当时读者心目中，就具有真实的鼓舞教育功能。所以要探究老舍眼中解放后的女性人生，就必须把焦点集中在他的剧作中。 老舍能够成为著名的剧作家绝非偶然，这是因为时代、社会和作家本身的创作观、艺术观的相互影响而使之成为必然。老舍常在论文中提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或分享自己的写作经验，这使得他的写作动机容易让人误解为清浅单纯。可是通过解放前后的老太太角色截然不同的命运，我们可发现其中的承续性却是连贯的。从《残雾》中的冼老太太到《龙须沟》的王大妈，接着《红大院》的方大妈，人物与剧中历史背景的进化可以让我们发现老舍采取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同步创作的动机实践；于是，作家对新中国的认同和观照便直接影响了其剧中人物的发展和成熟。故而此举的意义既有破的一面也有立的一面，当旧社会的传统意识被作家给予了根本上的否定后，新的观念意识就会在破中开始建设了。 中国数千年来封建宗法的森严统治，传统观念意识造就了妇女痛苦的命运。解放前的冼老太太来不及看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美好，可是作家创造的王大妈和方大妈却是步履艰辛地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因为她们注定要成为历史与时代的救赎对象。 时代没有给作家选择其他故事结局的自由，她们的改变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作家在文本中一定要完成的功能性的意识形态的重大命题。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老舍不介意外人说他只是共产党的应声虫，他愿意专听党的号召[2]213，努力配合党的政策，同步进行戏剧创作。面对新人物新事件，老舍强调文艺所要揭发的事实必须是人的事实[2]42。于是作家采用了戏剧这个媒介体而舍弃了小说创作，除了因为戏剧能够及时教育人民、宣传新政策外，也是作家浪漫的爱国热情起了作用。所以《红大院》里的方大妈可以突然就说了一句“我是从心眼儿里拥护共产党”这种脱胎换骨再造式的话语，究其实是作家怀有道德乌托邦色彩的想象，呈现了集体话语的规范化强制化的力量。因为当把个人的命运编织进入民伦理的大叙事中时，个人对生命的感受及情感深度则必须缄默，个人生命伦理叙事只能是人民公义伦理大叙事的“潜话语”。因此，方大妈/老舍只能这么说。除此之外，作家在剧中还经常使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新人新事新气象，并选择了男女平等和对老年妇女生存的渴望为创作基准点，以老年妇女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和新政权/政策的现实性为依托，消解老太太们对体制化的排斥心理，强化了她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老舍真诚渴望妇女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改变，所以热切认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必然的。这样一来，作家在戏剧创作中宣传其政治观念就显得重要了。政权与政策成了作家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认识和定位妇女文化心态的准则，而这些准则和价值观就潜移默化为作品的深层内涵。从《龙须沟》的修沟利民的小计划到《红大院》里的大跃进的社会主义建国大蓝图，老舍的整个创作意识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几乎是同步的。体现在他作品中的，便是他创造的理想人物如王大妈及方大妈，她们既要肩负历史的重任，又要担负开拓的使命，甚至有时还超越了现实，使作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在其老太太角色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身份，而事实上整个社会的老太太们对新政体新制度的认同程度还在缓慢地进行着。因此在此基础上，老太太们本身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既受制于自身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又依赖于整个社会和文明的进化程度。传统意识改造和人类文明的进化，本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重任，政体的改变和进化亦然。老舍对拥有制约力量的封建思想不无隐忧，所以干脆简化了整个演变过程，让美丽的鲜花掩盖了铺满荆棘的进化长途，让读者误读了作家呈片面性的政策图解，也让其努力打上了折扣。所以，与其说老舍转换创作媒介并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相配合是为了宣扬国策，不如说是作家为了要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念，一种向往人性与自由的人生观念。 再加上老舍深深地同情受压迫的女性，从而在剧本中揭示老太太角色的属性特征时，呈现出彼等被新/旧社会的文化重围所围困、挣扎求存的形象，并给予她们以宗法制共同的象征内涵，从而达到一种新的象征(新社会)，去瓦解原有的象征性(旧社会)秩序。所以，当我们谨慎去解读老舍戏剧中的人物时，会发现老舍是以上述三个老太太来表明一种批判态度，那就是以女性且是老年的女性去召唤社会主义新社会，从而让其中的隐喻去启动读者对于明天的向往，这其实也是老舍的独特之处。总体而言，创造了冲出封建重围进入新社会的老太太形象，表现出老舍对新社会兴奋的期待，或者也是作家创造剧本的主要原动力，而这种原动力又恰好是作家用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同步创作的实践，从而呈现出作家创作戏剧的意图。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老舍.老舍论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3]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台湾：商务出版社，1965. [4]老舍.老舍剧作全集(第1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5]老舍.老舍剧作全集(第2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6]陈慧君.从当代中西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看女性意识的嬗变和潴留[J].济宁学报，1991(2). [7]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概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8]老舍.写与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杨启平(1961—)，男，马来西亚人，南京师大文学院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1月第1期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月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