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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化，按老舍所说“：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1]这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它包括社会的精神的物质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这精神的物质的生活方式中，老舍追寻的是“和谐”文化“、和谐”社会，而他的“和谐”文化观主要是以审美文化学和审美社会学为主体建构起来的，包括对国家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多方面的民族精神思考和人文人性探寻。同时，在以审美文化学建构的“和谐”文化观中，还包含着他的“和谐”文学观。 一 老舍的审美文化学，一直是以中西文化融合的形态出现的，而中西文化的融合，在他未去英国讲学之前就已具雏形。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教养，年少时受宗月大师的思想感染，又接受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后来又在北京缸瓦市接受基督教文化教养，形成了儒、释、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状态。老舍主要将儒家的讲礼仪、重道德、守秩序，佛家（尤其是宗月大师）的慈善、忍让、谦恭，基督教的博爱、“大同主义”这些优质的文化质素融合起来，奠定了他的“和谐”文化观的基石。 老舍的审美文化观，到英国讲学后有了新的演化，上升到国家与民族文化精神层面的审视。他亲临西方，以东方文化的身份去审视西方文化，又以西方文化的观者来反思中国文化，这样就有了《二马》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审视。通过《二马》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审视，既看到了西方民族的科学、进取和老中国儿女的落后、守旧，从而坚定了他以后一直遵循的“启蒙主义”文化思想，又看到了西方民族的妄自尊大，不肯吸取东方民族的优质精神而潜藏下来的文化危机；而中国的新国民（像李子荣、马威）则以进取求实精神吸取西方文化优质营养，将会带来东方文化的复兴。如果说由《二马》的眼观东西方，而侧重点在“西方”，那么到了《小坡的生日》，老舍则把审视的重点放在“东方”。他从英国回国途经新加坡时，感受了南洋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心中油然升起“中国人的伟大”、世界的希望在“东方”的感念。他要“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他高赞中国人开发南洋的精神，他描绘小坡们的儿童世界，强调世界上弱小民族的联合，这种不带民族偏见的文化观，是理想的“和谐”文化观。 当老舍从英国回归中华大地后，整个30年代，他把追寻“和谐”文化的重心放在审美社会学上，重点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归国后既发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黑暗，黑暗，一百分的黑暗！”[2]，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从事社会的批判；又窥见中国国民因袭传统文化重负，以文化“启蒙主义”者的神圣职责从事对国民思想弱点的批判。《猫城记》既暴露了旧中国的黑暗、腐败现状，又批判了国民的“糟糕”糊涂，老舍的意图：“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恨之深爱之切，消去了社会的污秽和猫人的糊涂“糟糕”，即能达到社会改革者所期望的社会的“和谐”、净朗。老舍写《骆驼祥子》的意图“：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3]祥子们的悲剧，也的确让人看到了“地狱”的现状。整个作品暴露、批判、诅咒的情感基调和《猫城记》既有相似之处：即揭露社会和批判个人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又有思想发展：作家在否定祥子的“个人主义”奋斗道路的同时，也暗示了他应该“走集体主义道路”。如果车夫们和整个下层的穷人们联合起来，像《黑白李》里面的白李带着车夫们一起去“砸地狱的门”，那祥子就有了“做个自由的车夫”的希望。可见，老舍是在对社会丑恶的批判中，寻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 如果说《骆驼祥子》重点审视了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离婚》则审视了人与家庭的关系，突出彰显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张大哥“稳”、“太稳”的气度和文化心理，正是传统文化中的“合和”、“中庸”观念的体现。他将“调和”、“中庸”之道用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就是要人们躬行“不得离婚”的人生哲学。而作为老李，既然已经娶了乡下的太太，同时又有了小孩，再去搞婚外恋，对马少奶奶作什么“诗意”的追求，这在张大哥看来是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因而让老李的“诗意”追求最后落了空，他只好带着太太回乡下去了。作品对老李“诗意”追求所作的最终取舍，也代表了老舍对婚姻、家庭所作的价值判断，体现了老舍追寻传统文化的“合和”道德、伦理观。 从抗战爆发到40年代，老舍将“和谐”文化观的重心投射到审美文化学上，他审视的重点是国家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催生了高张爱国主义精神的抗战文艺。《火葬》即用满腔的爱国热情，表达了“消灭战争与建立和平”[4]的民族文化观。《大地龙蛇》更深入地审视了国家与民族文化，不仅通过赵庠琛和其次子赵兴邦审视了“过去”和“现在”的文化，而且还让他们最后在文化思想上取得一致，这种一致正“隐含着新旧文化因抗战而发生的调和”，而抗战的目的也就在于“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5]。老舍不仅将中华新旧文化作了“调和”，而且将“调和”后所产生的“和谐”文化形态，又纳入世界文化的体系之中，进一步探寻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作品的最后，老舍对于文化的将来作了畅想，他认为中华民族和东南亚各民族建立友谊，几十年后将是一个天下太平的世界，是一个文化“和谐”、精神“和谐”的“大同世界”，将老舍这里的“大同世界”与他早期接受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的文化基因连接起来，中经《小坡的生日》所表现的“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6]的文化思想，便形成一条追寻“和谐”世界文化的主线。 二 如果说老舍从国家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家庭等方面进行审视，所呈现的是一种对社会“和谐”、民族“和谐”的文化追寻，那么当他将审视的角度投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他所要追寻的则是一种人文人性的“和谐”。所谓人文人性的“和谐”主要是指老舍以儒家“道德”的眼光去评判人，以佛家“慈善”的人格精神去引领人、以基督教“博爱”的心灵世界去感化人，从而提升“人”的人文素养，达到做一个有道德、守秩序的人的理想境界。 从创作《老张的哲学》开始，老舍即以道德的眼光评判人，其作品总是出现“好人”与“坏人”两个阵营“，好人”受“坏人”的迫害，而“好人”往往用“刀子”和“拳头”将“坏人”除掉，以适应市民社会“除暴安良”的理想追求。《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对王德与李静、李应与龙凤的迫害，王德最后行刺老张未果，当众揭露了他的罪行，实现了“好人”对“坏人”的惩治。《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将王女士玩弄失身仍不放过，还想方设法拉拢一批人去打倒保护王女士的张教授，并勾结军阀欲杀死张教授，他的恶劣行为最后被李景纯揭露出来。李景纯对“坏人”采取暗杀的手段，他“为民除害”去刺杀军阀贺占元而英勇献身。《离婚》中作为“坏人”的代表小赵，充当所长太太的“面首”，干尽坏事。张大哥、老李身受其害，无法摆脱小赵的陷害。而丁二爷行侠仗义，设法将小赵除掉，为张大哥、老李报了仇。老舍在小说中，设置了这么多“好人”与“坏人”的对立“，好人”对“坏人”的惩治，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笔下的“坏人”都是些违反人伦道德、危害他人的人，而他笔下的“好人”都是些一身正气、守道德、讲义气的人，就在这好与坏、美与丑的对比中，表达了作家对美好道德人性的追寻。 其实，在“好人”与“坏人”的对立中，“坏人”形象仅仅作为道德批判的对象，“好人”形象也只是作为美好道德人性的理想追寻，对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审视，不是老舍的优长。老舍的长处是在他所描绘的性格复杂、个性鲜明、文化蕴涵丰富的“好人”世界里，即是他所说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7]的这些“好人”形象，对这类“好人”形象的描绘，最能体现老舍对人与人关系和谐的追求。《离婚》中的老李虽然对邻居马少奶奶有“诗意”的追求，但他在现实的挤压和传统道德的规约下，忍受着矛盾和痛苦，带着太太回乡下，实现了家庭的平衡与和谐。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将虎妞与祥子组成家庭，其意图是让他们“在性格或志愿上彼此不能相容”[8]，发生心灵撞击，但到后来虎妞因难产而死，使祥子也认识到了“有家的好处”。而虎妞在临死前怀着善意告诉祥子“：等我好了，我乖乖的跟你过日子”。夫妻之间在“有家的好处”与“乖乖的跟你过日子”上面达到了平衡、和谐。在“四世同堂”的祁家，祁老人为保住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室，他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以行“善”施“爱”的人格精神对待子孙们；瑞宣对祖父、父母尽孝，对两个弟弟尽兄长关爱之情，即使瑞丰当了小汉奸闹分家，他也以“合和”的态度对待之。他与妻子韵梅，虽然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差距，但韵梅的善良温顺，贤妻良母式的美好性格，使他对妻子也怀有关爱之情，夫妻之间显得和谐、平稳。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正应验了英国人富善的体验：“看到祁家的四辈人，他觉得他们是最奇异的一家子。虽然他们还都是中国人，可是又那么复杂，那么变化多端。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糅成了一个药丸似的。”[9]这是老舍借着富善的感觉说出了他对“和谐”文化的理性思考。从以上老舍对人与人关系和谐的追寻中，可以看出，他的追寻明显地融入自身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老舍本人即是一个讲道德、守秩序、正直善良、亲和仁爱“、合和”中庸的人，他是一个“大善人”“、大好人”，宗月大师当初引领他向善，而如今他也要用这些美好的人格精神去感化人，引领人向善，提升人的道德良心，向美好道德人性方面发展，这是他追求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根本目的。 老舍不仅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而且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是一个“仁者爱人”的人，也是一个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人。从老舍小说所描绘的自然景物中，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融通，这里的“人”既包含作品中的人物，又包含作家本人，因而那“自然”既是客观自然的真实描绘，又是主体对象化了的自然的显现。《老张的哲学》写老舍最喜欢的积水潭（又名净业湖），是一幅充满人情味的画面，它渗透着老舍的审美情趣，蕴藏着老舍对北京的热爱。但是，小说中的人物老张则感觉不出净业湖的甜美，他期望青青的荷叶中能钻出一块一块的“洋钱”，这又用自然的美景反衬了人心的丑陋，表面看自然与主人公的心灵是不和谐的，而实质上反衬强化了美的自然与美的人性的和谐。同样，老舍在《赵子曰》第16章第1节写北京的端阳，又写了净业湖的美景，诗人看了禁不住要称赞：“美丽的北京端阳节哟”，呈现的是诗人（也即老舍）与自然的和谐。但紧接着这段美景后面，老舍又写了“混杂污浊的北京端阳节”。 形成了美与丑的强烈对比，寄托了老舍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 老舍除了写北京的自然美景外，还在《二马》中写了伦敦泰晤士河的美景，《小坡的生日》描绘了新加坡“真好看”的海景图，在散文中写了济南的冬天，五月的青岛，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均是以绿色为主色描绘出来的，显得格外自然、清新、恬静、怡人。尤其是在《微神》一开始写主人公“我”躺在晴暖的山坡上，小山上的绿意、香味、天空、白云、细风、鸡鸣等等，组成一幅以绿为主色的图案，蒙上了一层“诗意”与“遐想”的云雾，它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滴下来些诗的珠子，滴在胸中的绿海上”。这里呈现的是作者、主人公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了最高最美的境界。 三 老舍以审美文化学建构的“和谐”文化观，还包含着他的“和谐”文学观，而他的“和谐”文学观在《灵的文学与佛教》一文中，表现最为鲜明突出。他用佛学阐释文学，特别推崇但丁的《神曲》，认为《神曲》“开辟一块灵的文学的新园地”。他期望“中国现在需要一个像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入手”“，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10]。这就明显地表露了他欲用“灵的文学”合和中西文学的思想倾向。 将《灵的文学与佛教》与他早期接受的儒、佛文化基因连接起来，经过《文学概论讲义》和《老牛破车》，又形成一条追寻“和谐”文学思想的主线。这条“和谐”文学思想主要包括：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阐释，西方文学思想的民族转化，多种创作方法的“合和”运用。 首先考察老舍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阐释。他从先秦开始审视，认为孔子说诗，“以《诗》为政治教育的工具”“，有孔子这样引领在前，后世文人自然是忽视了文学本身的欣赏”，“于是文以载道明理便成了他们的信条”輯訛輥。因而自孔子以来文人论文也都“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范晔的《后汉书》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遵循的“意”还是传道明理；唐代的韩愈以“道为内，文为外”，更看重文以载道，对此，老舍批评说“：道德是伦理的，文学是艺术的，道德是实际的，文学是要想象的。道德的目标在善，文艺的归宿是美；文学嫁给道德怎能生得出美丽的小孩呢。”輰訛輥到了宋代，老舍看出那时的文论仍然“拿住‘道’字不放手”，欧阳修强调文以“道胜”。与此不同的是：老舍对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上的尊情说，以表现内心、性灵为主调的文学作品特别赞赏。他充分肯定了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理论，陆机的《文赋》已认识到“文学是心灵的产物”輱訛輥。他推崇司空图“以神韵说诗”的“情悟”说以及严羽的诗之“妙悟”说訛輲輥，还特别崇尚清代袁枚的“性灵”说，认为有袁枚的“主性灵”便“把一切不相干的东西扫除了去，可惜清代没有一个这样论文的人。一般文人还是舍不得‘道’字。”輳訛輥因此，明道与尊情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两条理论线，老舍对这两条理论线和两种理论观均进行了比较论析，对明道派多有批评，对尊情说多加赞赏，体现了他用“新的理论”去作古代文论的“现代化”的转化。 其次考察对西方文学思想的民族转化。 在西方文学理论的民族转化中，老舍贡献最大的有三方面：一是对克罗齐的直觉说的民族转化，老舍在《文学的特质》中，认为感情是文学的特质之一，而理智和思想都不是文学的特质，理智和思想要靠感情来表现。老舍如此将感情作为文学的特质，与他接受克罗齐的“情感表现说”有关，老舍说：“据克鲁司（今译克罗齐）的哲学：艺术无非是直觉，或者印象的发表。心老是在那里构成直觉，经精神促迫它，它便变成艺术。这个论调虽然有些玄妙，可是确足以说明艺术以心灵为原动力。”輴訛輥他把克罗齐的“情感表现”化为“心灵表现”，以“心灵”作为文学的原动力，这就有了东方的“佛”的色彩，凸显理论转化的个性特色。 二是对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的民族转化。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将结构作为第一要素，老舍不以为然，他认为悲剧最重要的是悲剧人物的性格。亚氏认为悲剧的目的在唤起怜悯与恐惧以发散心中的情感，老舍也以“怜悯与恐惧”作为他悲剧情感的主要表现。老舍吸收了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合理内核，又进一步继承了“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悲剧艺术传统及新的悲剧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鲁迅的悲剧美学观和悲剧艺术创作。鲁迅强调悲剧的社会价值，从审美观念上反对“团圆主义”，这种悲剧美学思想恰恰为老舍所遵从。或许从美学思想相通的角度出发，老舍才那样推崇《阿Q正传》。老舍说“：像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訛輵輥这影响自然包括《阿Q正传》悲剧艺术和悲剧思想的影响。老舍正是在接受西方古典悲剧理论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后代的悲剧作家的实际创作经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悲剧观念，从事自己的悲剧创作的。老舍认为：“后代的悲剧主要是表现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或时代的不能合拍，或人与人在性格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从而不可免地闹成悲剧。”輥輶訛这里强调的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是符合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审美要求的，是民族化、现代化的。 三是对康拉德景物理论的民族转化。在外国作家中，最先给老舍影响的是狄更斯，而最受老舍推崇的作家是康拉德，老舍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得》，他不仅热爱“会说故事”的康拉德，写《二马》即受了康拉德“会说故事”的启示，采用倒叙的手法。而且更推崇作为“海上的诗人”的康拉德。康拉德的小说都是与海分不开的，他着力描写海洋，创作了不少著名的海洋小说，通过写海，沟通了世界上“最崇高的感情”。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谈到，他由读康拉德的小说而引起写南洋的兴趣，老舍笔下的南洋，与康拉德“有时候把南洋写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不同，那是一个被中国人征服了的自然，是美的自然；与康拉德写海洋呈现的严峻、沉郁不同，老舍描绘的大海显得十分清新、甜美，而海的清新与娇嫩，正好联结着小坡的稚气与天真，这就将康拉德的海景图转化为老舍所感受的为中国小孩所喜爱的真切的南洋图了。同时，康拉德用电影镜头的变换使景物迅速变动的方法，以及色彩的运用与象征等，都为老舍所接收和运用，组成老舍作品中的一幅幅的自然美景，且大都是以绿色为主的自然、清新的图画。 其实，在西方文学理论中，还包括创作方法问题。在《文学概论讲义》中，老舍用了两章，专门讲“文学的倾向”即创作方法问题，他对西方各种创作方法均作了科学地论述，既看到了各自的优长，又指出了各自的缺点，从来不作绝对化的肯定与否定。他欣赏古典主义的匀称、静美，又觉得它有热情可又用方法加以约束；他张扬卢梭的新奇的浪漫主义艺术，认为浪漫主义是“心理的变动”，“但是他们不敢把人心所藏污浊与兽性直说出来”。他高张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在内容上它比浪漫主义更亲切，更接近生命”。但它没有“新心理学的帮忙”，也很难说得“到家”。他还欣赏新浪漫主义即现代主义，“它要表现个人，同时也能顾及实在”，但它也有缺点，往往破坏了他们作品的“调和之美”。老舍又特别青睐象征主义，认为象征主义是富有“诗意的”，表现的是“心觉”，是隐秘的情感，能够达到“心与物的神秘联合”。老舍创作的主体倾向是现实主义的，但他又融合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包括象征主义、新心理分析等），所以，我们既能看到像《骆驼祥子》、《黑白李》等以现实主义为主体，又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作品，又能看到像《月牙儿》、《阳光》、《微神》等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还有像小说《丁》那样的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的写法，总之，老舍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均呈现多种创作方法“合和”运用的特点，这又是他的和谐文学观的鲜明体现。 注释： [1][5]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第2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2]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第3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第15卷，第2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4]老舍：《我怎样写〈火葬〉》，《老舍文集》第15卷，第2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6]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7]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文集》第15卷，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8][18]老舍：《论悲剧》，《老舍文集》第16卷，第4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9]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第2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 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老舍文集》第巧卷，第4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老舍文集》第巧卷，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2] 同[10]，第27页。 [13]同[10]，第17页。 [14]同[10]，第30页。 [15]同[10]，第33页。 [16] 同[10]，第70页。 [17]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老舍文集》第15卷，第3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9] 同[10]，第117页。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9/2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9/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