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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地出发、港台发迹的作家，葛亮这种“出口转内销”的身份受到欢迎，与进行时中的港台作家备受关注和赞美的局面是一致的。内地人包括出版商和读者，特别容易对这种操持汉语写作从“异域”而来的作家啧啧称羡。 综观葛亮近些年的经历，他是在香港、台湾获奖后，才开始在内地发表小说的。从2004年获得第三十一届“香港青年文学奖”之后的次年开始，在《收获》、《芙蓉》、《天涯》等内地文学期刊上全面开花。以2008年为最，除了继续在期刊上发表作品外，光是《阿霞》一篇就入选至少四种“年度小说选”。 那葛亮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作家呢？他的品质如何？不妨先从让诸多评论家、作家“大惊失色”惊为神作的《阿霞》说起。《阿霞》是“我”假期里长辈安排社会实践期间接触到的一个打工妹，脑子不灵光，但人性善良，对刚接触社会的“我”来说，从形式到心灵产生了震动。围绕着“阿霞”的经历，坚强、苦难、美丽等关键词呼之欲出。这样的故事没有任何问题，我反感或者说觉得小说出问题的是整篇下来作者那副时时都充满怜悯的公子哥语气。滥用同情，是如今各种媒体上常见的语气和句式，大大方方表现在微博等新型媒体上的滥情更是常见，可是你知道，瞬间的同情心其实并未触动释放滥情者的心灵，那只是随手并轻浮的感情发泄。葛亮所洋溢出来的公子哥语气，在同情之时也会泄露自己原本“高人一等”的秘密。 估计葛亮是下了决心要写“小人物”的，但作品里流露出来的是作者极其庸俗和虚妄的态度。读小说，试着从中找到蛛丝马迹的线索，这线索是连接故事情节与小说作者之间的某种关系。但凡这线索不存在或者是在发现不到时，我们便可能武断地觉得——这小说不真实。所谓“不真实”当然包含着对作者的极度不信任，称其靠臆想、揣度、猜测来推动叙事，或者靠着没有根基浮在水面上的情节展开叙事，等等，都是即时所下的结论。其实说到底，这种线索是否彰显足够明显、作者笔下的“真实”足够充分，并不是跟所谓的亲身经历有关的东西，那么多华语作家曾经最爱的词儿——“体验生活”，不也多少都成了笑柄吗？这层“真实”应该是叙事才华和想象力。当我读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些显而易见的骗人把戏时，会跟着走，会跟着作者一起神思游荡，因为那些即便脱离了唯物主义的情节在某种情境下却都是充满了可怕的可信度。 所以在读到葛亮的某篇小说时，见到大段的人物小传时，我也跟着作者一样进入不信任段落——你强调的，也许恰恰是你心虚的。这种不信任正是因为没有见到情节与作者之间的那条线索。当然这种“不见”也有可能是读者的蠢钝。如果抛开我自己的这层先天不可抗拒的蠢钝原因，那么作者流露出来的对笔下人物的不自信，当然可以作为我们找不到线索的又一条证据。 《七声》这部短篇小说集，小人物串联起来的众生态小说，章章独立，又篇篇之间有着类似的精神指向（即大城市里的小人物不可挽回式的悲剧命运），不用说，读者会想到《米格尔大街》之类的小镇图景小说。但这只是形式上的趋同，而非精神内涵上的相似。葛亮对以小人物为主体的小说有着一股“奇异”的表情，忽而高高在上，忽而摆出融入其中的架势（这也可以从他执意要站在反对“小人物”的对立面上看出来），但终究还是与笔下人物保持了以十万八千里不可逾越的距离。作者一面善意亲近，又一面决意要与自己笔下人物撇清关系，这种事就比较奇怪。当然，这是善意的说法，不那么善意的说法就是，用一个你在意但非认同的人物来显摆自己牛逼的写作态度，见证的是轻浮的骄傲和莫须有的才华。 最后应该负责任地多说一句，葛亮也许没那么糟，换句话说，他的糟糕是建立在过于猛烈的吹捧基础之上的。那么多人愿意在吹捧“当代最具大师潜力的年轻小说家”事件上填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大家的审美真的有这么大的区别和伸缩度吗？说葛亮没有那么糟、不至于多差，是建立在这个整体堕落已久的华语文学基础之上的，他是“文学弱时代”里的一个不能拯救时代的普通人，他的凡庸并不比你我更加严重，他只是如此一盘已注定沦为败局的大棋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本质上的过客而已。（摘编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原载：《文学报>2011年8月4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8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