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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海德格尔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说过这样脍炙人口的名句：“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其家中住着人、那些思者以及那些用此写作的人，是这个家的看家人。”[1]32暂不论海氏深奥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仅就这段话的字面意义来理解，也可视为对母语文化与作家以及文学关系的最好说明。家是一个人出生、安居、成长之所，也是人生的出发点与归宿地，家与人之间是一种无法否认、无法摆脱的联系。而语言，尤其一个人的母语，以“家”为喻也最为贴切。人在语言中出生，在语言中成长，学习和运用着语言。母语像空气和水一样，包裹、浸润、托浮着他。对用语言文字写作的人来说，在充分吸吮了母语的乳汁之后，还要以其创造性的成果回报母语，推进母语之家的建设与发展。作家、诗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母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母语文化是民族文学的家。老舍先生这位对汉语文学贡献卓著的作家，他对汉语的感情，确实如同对家一样浓烈与执着。他关于汉语文学语言的大量文章与谈话，讲汉语文学之优良传统，如叙家史；讲汉语文学之优美品格，如述家风；讲汉语文学之名作名篇，如数家珍；讲汉语文学之大师大家，如忆家人。不仅充分体现了对母语与母语文化的尊重与认同。热爱与维护，对汉语文学美的赞赏与追求以及学习掌握汉语文学技巧的认真与扎实，同时也展示了金针度人、薪火相传的无私与诚恳，更激起我们对汉语的热爱与对母语文化的依恋，认识到维护母语纯洁与民族文学纯洁的重要与刻不容缓。 一 老舍先生的论文学语言的专集《出口成章———论文学语言及其他》[2]，收有20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与谈话记录。透过这些论述，可以窥见他对文学语言的认识、态度、感情以及学习掌握的具体方法，并进而认识到他对母语文化忠诚、执着，热情认同、积极奉献的文化人格。 首先，老舍先生对汉语文化是尊重、认同并抱有一种崇敬甚至敬畏的信仰理念的。他在《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清醒地指出：“我觉得‘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上是有偏差的。那时有些人以为中国语言不够细致。他们都会一种或几种外国语；念惯了西洋书，爱慕外国语言，有些瞧不起中国话，认为中国话简陋。其实中国话是世界上最进步的。”[3]73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老舍敢于直言批评“五四”的负面作用，是有被人误解、歪曲和批判的风险的。但他对“瞧不起中国话”的人的愤慨之情，是情不自禁地溢于言表的。这是面对攻击自己的家庭、亲人时同样的感情，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这种感情实质上是源于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即相信汉语是“世界上最进步的”。正是由这种自信，老舍先生满腔热情地投入文学创作。按说，他在国外生活创作过，在国内也游历甚广，是有资本搞中西混杂和文白夹杂的文字游戏的作家。但是，他却老老实实地坚持用普通话写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努力“减少粗俗，提高格调”，生怕因图“热闹”而“降入平庸”，“对不起”祖国的语言文字。他认为，不喜欢汉语，不认真使用语言，与追求文字效果，专靠语言支撑，写游戏文章，都是对母语的不尊重，都是不能容许的。 “学习、传授、运用我们的母语，本质上是在进行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认同工作”[3]48，作家运用民族语言，创作民族文学，便会如在家一样亲切、自由；既有严肃的使命感，又不乏一种胜任的愉快。他认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上，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表现的东西有民族风格。这种对汉语文化的认同，是他成为人民艺术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老舍先生对汉语以及汉语文学是由衷的热爱，坚决维护其纯洁性，捍卫其尊严。 老舍先生在谈到齐白石的花鸟山川、水牛鸡雏和乡村农具等作品时，以满怀敬佩与向往的心情，以充分欣赏与赞美的口吻，表达出了齐白石大师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对所绘之物的热爱，亦即对人民、对祖国山河以至故乡一草之细、一物之微的热爱，对自然与人生的热爱，并从而激发欣赏他绘画的人具有同样的情怀。 表明了老舍先生作为作家，同样具有的对母语的热爱，对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热爱，以及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生活的热爱，彰显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赤子之心。他曾这样总结道：“绘画也好，写作也好，首先要看有对事物的热爱，有此热爱，就能逐渐找到技巧，无此热爱，有现成的技巧也好似徒然。”[2]22这就明确地把感情问题放到了重要位置。当然这种感情是源于清醒的理性认识的。 老舍先生热爱民族语言，热爱汉语写作，对缺乏这种热爱的人或事之类的现象批评起来是毫不留情的。 他批判了那种语言别扭生硬，使人莫名其妙的文风。 由于老舍对汉语爱之深，对不爱汉语、不好好使用汉语的现象就恨之切。他全部作品的质量以及作品语言的特殊风格，都浸透了这种对民族语言与文学即母语文化的热爱，以及维护、捍卫母语文化的高度责任心。 再次，老舍先生对民族文学语言的优良传统是充分欣赏、极力赞美，并对其达到的艺术境界无上崇拜，心向往之的。他以深厚的文化修养、文学创作功底，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中国语言文字之美与历代文学名作之美，如数家珍，如品佳茗，体会的细致入微，评价的准确精到，透出一股浓郁的对母语文化的陶醉之情，令人感动。老舍先生认为，中国语言之美在于“精炼、含蓄、有余味”，其反面则是“平庸、少含蓄、无锋芒”。他尤其反对文学语言包括喜剧语言的“起哄瞎吵”，“为招笑而招笑”，“乱耍贫嘴，往往使人生厌”，认为即使是喜剧语言，其美也在于能“发出智慧与真理的火花”，“带着智慧与艺术的光彩”。好的文学语言是把“每个方块儿字都解剖得极为细致”，“把语言的潜力都挖出来”，“既有意思又有响声，还有光彩”。他总结文学语言美的要求是“既有思想感情，又铿锵悦耳；既有深刻的含义，又有音乐性；既受到启发，又得到艺术的享受”。[2]53这些观点都是基于汉语的文字特点，根据历代名家名作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来的。 他在文章与谈话中不断列举古代名篇佳句，并点出关键处。如杜甫的“塞水不成河”，他讲道，“对不会说话的草木泉石等等，我们也要抓住它们的特点特质，精辟地描绘出来。”[2]2“月是故乡明”，他讲道：“这是诗人见景生情，把这个特点给了月亮。”“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讲道：“文字相互呼应，”“简洁有力，字少而管的很多”，“言简意赅，也就有了诗意”。“‘连三’两字，舌头不用更换位置就念下去了，很舒服。”[2]66他又举王维的“开门雪满山”，认为没有任何形容，就那么直接说出来了，不像韩愈那么“琐碎的刻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认为完整地画出一幅画，“简练精彩”。“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只不过十四个字，包含多少情和景”。[2]119这些都是我们民族语言、文学特点与创作传统决定的审美典例。 老舍先生对民族传统文学之美，在欣赏、感叹之外，还包含一种深情的呼唤。这种感情由对母语文化的尊重与热爱而来，一如对家乡的山水草木一样的感情。他对汉语言、文学之美，有一种执着的渴望。认为母语文化美，也许有“儿不嫌母丑”之嫌；但认为“必须美”，坚信客观上应该美，可能美，经过作家努力，一定能达到美。其情，其志，耐人深思。 最后，老舍先生为了学习掌握汉语言文学技巧，是刻苦认真的，其所做的努力与所达到的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对母语文化的尊重、热爱以及震惊于其美的前提下，到了自己执笔写作时，必须是要小心谨慎，认真从事的。他告诫自己宁可写得老实些，也别生造。他自述写作状态，一个东西完了，会反复念，直到顺畅。 还要反复加工修改，把那些陈词滥调和废话都删掉。他从谋篇布局到文字意象和声音之美，无不细心斟酌，“把每个方块字都解剖得极为细致”，“把语言的潜力都挖出来”，让文字“有意思、又有响声，还有光彩”。他仔细认真到“意思合适而声音不美，不行，必须另换一个”，[2]47写的时候，总是“出着声”写，虚字、轻声、平仄、节奏、气口，为了文字的音乐性，哪一处也不放过，“耳朵通不过的”，就得修改，力求“就像人造丝一样，用的是极为平常的材料，而出来的是光泽柔美的丝。”[2]417 老舍先生为了苦练运用语言的能力，他写小说，写剧本，也写旧体诗，写鼓词，写相声等，从人民语言中学习。这种刻苦努力应该是他对母语文化的尊重热爱，对历代名家名作赞赏与服膺之下的身体力行。且不说他等身的创作、显赫的声名，仅就其注意汉语音乐性而言，就达到了惊人的效果。在日本，就有一个专门“听”老舍的团体，叫“老舍读书会”，让不会日语会讲北京话的学者读老舍作品，已坚持了五十多年。汉语的音乐美，通过老舍，在异国他乡也创造了奇迹。[4]100 二 重读老舍先生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不仅能感到他对母语文学语言的尊重、热爱、赞美、实践以及把这些认识、感情、态度、行为等等启迪后人的热诚；透过这些，还会感到老舍先生对母语文化前途的坚信与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意义的自信，是以上各点的基础。一个人无法先天地选择母语，而后天，在儿童时期即已形成对母语的依赖。由于母语决定人一生的精神格局，洪堡特认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是民族的语言。”[13]所以，投入了一种语言，即是投入了一种民族文化。而母语，无异于一种文化“宿命”。除非是在后天习得中改弦更张，否则是很难摆脱的。而老舍先生在历涉海外之后，仍坚持母语写作和对母语文化的认同，这就是一种坚信与自信的理性表现。钱穆先生曾经讲到过这种极度的自信精神：“此种精神，几等于一种宗教精神。所谓推诸四海而皆准，质诸天地鬼神而无疑，百世候诸圣人而不惑。不仅讲儒家修养者有此意境，中国文化体系中本无宗教，然此种自信精神，实为中国文化一向所重视人文修养之一种至高境界，可与其他民族之宗教信仰等量齐观。而中国文学家对于其所表达之文学所具有之一种意义与价值之内在的极高度之自信，正可以同时表达出中国内倾型文化之一种极深邃之涵义于无穷。此种精神，———此种境界，实为中国标准学者之一种共同信仰与共同精神所在。”[6]28-29 老舍先生是具有这种对母语文化的自信精神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老舍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一位卓越的汉语艺术大师，从他对母语文化的坚守与自信，又可以说是一位永远把母语文化当作家的爱国主义者。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覆盖各个领域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引入，使消费主义盛行，大众文化流行，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受到巨大的冲击，母语文化面临强烈的挑战。 如果以老舍先生为镜子，反观社会上包括文坛、传媒等等方面，对母语文化的态度，是令人吃惊甚至不无担忧的。 其一是鄙视。瞧不起汉语，瞧不起汉语文学，瞧不起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的落后全要由母语文化负责。“五四”时期即有消灭汉字、尽烧古书的激烈论调。时至今日，有增无已。有人甚至把汉语调侃为“离婚的前妻”。[7]33以至于民族语文素质普遍下降，外语学习从幼儿园到博士后，大大挤压了汉语学习的时间与空间。而各类晋职就业考试，也无不以外语为必考科目，有的专业也权宜性地给予“古代汉语”以“外语”的身份待遇。而日常生活中，电视屏幕中，外语日常口头用语，也堂而皇之地与汉语平起平坐，甚至年轻人交际，已懒得用汉语说“你好”、“谢谢”、“对不起”。座次似乎是英语、港台粤语，然后才是汉语普通话。这种现象的根子，在于对母语文化的无知、偏见加上不自信。其实，语言的人文性远高于其工具性与实用性。除了母语和训练有素的他种语言之外，其他的语言只能是交际语言，而绝对不可能成为专业工作语言。我们独具特色的汉语思维，扎根于母语文化，是无法替代的。 其二是恶搞。由于对母语文化的不尊重，于是对祖国语言文字，对汉语文学作品，对民族传统文化便出现恶搞的现象。比如，荧屏字幕以至低质量的图书，错字连篇，不堪卒读。广告语中乱用文字，割裂、篡改、仿拟成语、故意误读名篇名句等，令人吃惊。尤其是对古代历史与文学名著的戏说、调侃、歪批，甚至胡编乱造，使祖国美妙的语言文字和灿烂的文学瑰宝，全成了任人摆弄、逗笑取乐的家什。母语文化的尊严，扫地以尽。而真正严肃的文学艺术，却又被冷落，少人问津。 其三是媚俗。恶搞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逗乐，其实是为了大众文化的流行时尚，获取商业效益。典型的例子是这几年小品相声等节目形式升温，但是其幽默、讽刺的意味已经大大减弱，不惜尊严地搞笑，“逗你玩”倒是在变本加厉，以至于作为一种艺术的内涵全失。全国人民都在眼巴巴地望着，从年头等到年尾，等着那几分钟的“开心”。这些尽管可以以娱乐的正当性甚至文艺就要有娱乐性的说法来解释，但是我们从这些被视为民族文化传统的节目中，能看到多少我们民族的文化智慧呢？我们暂时还不具备象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那样的舆论环境，而这种现象的产生机制，也使反对者在“民意指数”的假象下“败诉”。但清醒的理性思考者，还是大有人在的。 其四是失语。如果说恶搞是对母语文化精华的满不在乎，媚俗则是对母语文化精华的故意阉割。前者排斥了严肃，后者回避了崇高。而根子仍是对母语文化的不尊重。这就导致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后果：失语。“文革”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八亿人民八个戏。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如此，文艺舞台上不仅是百花齐放，而且可以说是万卉竞芳。但是电视屏幕上综艺节目、娱乐节目、广告节目，等等，包括小品晚会，形式与内容，毋庸讳言，其实是很单调的。人们生活好了，想高兴，不然活得没意思，而套路单调的逗乐法，也会让人感到没劲。人们的口头禅，就是舞台或电视剧中几句滑稽语或者调侃话，唱的歌从小孩到老人，都是流行的那几首倾吐爱情或者发泄郁愤的歌；现在年轻人连发手机短信、写贺卡都懒得自己动脑子。好像是“资源共享”，人们的共同语言多了，其实“共语”就是“失语”。语言的枯竭，就是精神的枯竭、文化创造性的枯竭。 想起了老舍先生那么尊重、推崇母语，热爱维护母语，刻苦学习与创造性运用母语，为母语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后来者应心生愧怍。 钱穆先生曾言：“文薄风嚣，衰世之象，亦必于文事焉见之。斯时也，则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根植不深，则华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中国固文艺种子之好园地也。‘田园将芜胡不归？’窃愿为有志于为国家民族创新文艺者一赋也。”[6]20钱先生虽针对的是解放前中国曾有的现状，但是其维护中华母语文化的深心，与老舍先生是一致的。其所言，充满忧患意识，也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虽然我们不能像老舍先生一样著作等身，但是也应以自己微薄之力，维护好母语文化的家园。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2]老舍.出口成章———论文学语言及其他[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傅光明.老舍文学地图·悦耳的老舍[M].新世界出版社，2005. [5]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商务出版社，1997. [6]钱穆.中国文学演讲集[M].巴蜀书社，1987 [7]敬文东.被委以重任的方言[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胡克俭(1969—)，女，山东济宁人，广东省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东莞 523800 原载：《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11月第6期总第196期 原载：《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11月第6期总第19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