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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一个晴朗秋日，在东北师范大学一座简陋的教职员宿舍里，我翻开孙中田先生刚刚出版的著作《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默默地想了很久。我知道，早在1955年，先生 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1956年发表的《试论茅盾的创作》（东北师大《科文集刊》）似乎就是这书约略的草图。到了1964年，书稿基本完成，但接着“文化大革命”就来了，校园里已经不能容他安静地存身，更不要说继续研究著述。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遭遇一样，孙中田先生也被放逐到山村。收拾下乡行装的时候，先生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什么要丢舍，什么必须带上，一定也费了一番踌躇。他带上了这部书稿。后来，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他写道：“在下放山区的时日里，就一直把它带在我的身边。”从这一行平实的记述中，我读出了历史的沉重。 先生下放山乡的时日，也是他所研究的作家遭到否定，他所研究的新文学历史被说得一团漆黑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势下，他把一部无望出版却可能招致批判的书稿带在身边，与其说是对自己学术成果的珍惜，毋宁说更主要的是出自一种历史的信念。我猜想，在“文革”后期，先生被调往北京参与注释《鲁迅全集》的时候，他的茅盾研究实际上也在悄悄地进行，因此，“文革”结束不久，很快就有一系列研究成果问世。1978年，先生发表了分量厚重的论文：《论茅盾的长篇（子夜）》、《论茅盾的散文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论丛》1978年三期）；1980年，凝结着多年心血的专著《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终于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他和查国华先生合编的三卷本一百多万字的《茅盾研究资料》也交稿付印（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时期的茅盾研究，在一片废墟中起步，很快就获得长足发展，迎来学术繁荣，先生参与了这一学术建设过程，并以自己的劳作做出了贡献。1983年，吴福辉先生检视和回顾当时的茅盾研究状况，举出邵伯周《茅盾的文学道路》、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庄钟庆《茅盾的创作历程》和先生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为代表，认为这四部著作为我国的茅盾研究，为归纳对茅盾形象的整体认识，“做了可贵的奠基工作”(《茅盾研究新起点的标识》，《文学评沦》1984年第2期)，应该说，这是非常恰切的评价。 当然，从孙中田先生的学术历程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和发表的著述，还只是他的茅盾研究第一阶段。但这些文字，已经显示出先生的学术个性和品格。作为一个严谨的文学史家，他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入手，查阅茅盾作品最初发表的报刊，考证作家使用的各种笔名，比勘各种版本的异同。《茅盾著译年表》、《茅盾笔名(别名)笺注》等，就是这方面工作的记录。直到后来，作为国家项目的《茅盾全集》编辑工作开始，通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才渐渐查清，在六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茅盾的各类著述超过一千万字，而在那以前，最大的一次整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茅盾全集》，十卷本，仅占茅盾全部著作的四分之一。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就可以想象，先生在各类尘封网结的报刊书籍中查找茅盾署着各种笔名(有些笔名，连作家本人也忘记了)的文字，要付出多么辛苦的劳动。而他的这些劳动，无疑为后来全面整理茅盾的著作做了一定的准备。 我感觉，史料的考证和辨识，一般被认为是很枯燥乏味的工作，在先生看来，却是充满情致的。如那篇《茅盾在延安》，就是从许多散乱文献中梳理出的一段茅盾少为人知的重要经历。当先生把片片断断的记载重新编织起来，娓娓道出的时候，那叙述的喜悦，明显地流露于笔端。但先生审慎地辨析史料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尽最大可能恢复当时的历史情景，从而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真实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品衡。他的研究，既没有埋没于史料的堆积或停止在细琐的考据上，又不做空疏的放言高论，而是在严谨缜密的史实分析中，呈现出宏阔的视野与整体把握研究对象的能力。在《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中，先生不仅系统分析了茅盾生活和创作的各个阶段，还把这一历程放在中国近现代风云变幻的历史状况里进行考察。此后的长篇论文《论茅盾的文学业绩》，可以视为《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一书的浓缩，也反映出先生对茅盾认识的新进展。在这里，先生把包括茅盾在内的新文学巨匠比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的那批多才多艺的巨人，并从小说创作、理论批评、文学翻译等几个方面，全面评述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贡献。其中对茅盾小说整体特征的把握，尤具卓见。他说:“茅盾的小说，是以社会整体性和全方位的艺术探求为特征的。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概括以及自然景观和心态的细腻刻画，使他的艺术具有史诗般的品格。”与此同时，先生还对比其他作家，进而指出了茅盾小说的历史地位，认为:“如果说鲁迅的小说开辟了文学的新纪元，那么，茅盾则以《子夜》奠定了长篇小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显示了无产阶级左翼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认真考察，对茅盾作品精心研读之后做出的结论，因而显得扎实有力而切中肯綮。 80年代中期以前，先生的茅盾研究，主要侧重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整体评述茅盾的文学业绩、多方面的创作成就和他开创的长篇小说现实主义传统。因为有意反拨极左文学思潮，这一时期，先生着重强调了以茅盾为代表的文学传统的积极意义，但他并没有把这一传统看成是绝对的和凝固不变的，他指出，“茅盾是个严峻的现实主义作家，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为模式所限”。先生通过分析茅盾对自然主义的借鉴，和对象征主义艺术技巧的吸收，论证了茅盾的现实主义“是开放型的”。这既是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同时也寓寄着先生自己的文学和期待。经历过思想封闭的年代，先生对绝对主义的独断论怀着本能的警惕，而“开放”，则成了他论述茅盾文学传统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关键词。 80年代后期，先生的茅盾研究重点逐渐集中于长篇小说《子夜》，1990年出版的专著(《子夜》的艺术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结晶。据先生说，这部著作的最初构想，产生于受《茅盾全集》编委会委托注释《子夜》的时候。他比勘《子夜》的各种版本，进行“细致的校读”，又查阅了作家的创作大纲、初稿手稿等珍贵史料。但《茅盾全集·子夜》卷的校注工作完成后他并没有止步，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而去探究作品的艺术内涵。按照先生一贯的治学思路，从版本校读走向文本解读，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一时期，先生一定注意到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和叙事学的结构分析。从《（子夜）的艺术世界》所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可以看到这样的学术联系。不断吸收新的学术营养是先生的研究始终充溢着朝气和活力的原因之一，也使他的著述呈现出新的思路。《（子夜）的艺术世界》摆脱了以往那种仅仅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的研究方法，也不同于一般的作品鉴赏品析，而是真正进入了文本的内部，书中关干小说结构、节奏、色彩以及文体和语言的分析，都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关于小说叙述视点的解析，更是独具心得。一般常认为《子夜》属于全知视点的小说，叙述者立足于情节之外。先生则指出，“外视点”确实是《子夜》叙述的基本特征，但却不是唯一的特征。“如果在《子夜》这样的长篇中只是客观地冷静叙述，自然会失去艺术魅力”，而《子夜》的叙述特长其实在于“从外视点的总体构置中交织进内视点的运筹”，不时从全知的叙述者视点转向人物的限制性视点，在灵活转换方位和视角的同时，“变易时间的流程和空间的跨度”，从而有效地展现了作品的恢弘构图。这样的分析，不仅为《子夜》的艺术魅力，提供了内在的文本依据，甚或可以说，对于理解叙述学上视点问题的复杂性，也不无裨益。 当然，对于先生来说，借鉴或援引某种新的方法并非目的，他重视的是方法对研究对象的适应性。因此，他并不呆板地恪守“新批评”的文本分析的一般程序，尤其是对于那种把文本视为脱离作者和社会历史而独立存在的自足体的观点不予认同。先生重视社会历史对文本的作用。收入（《子夜》的艺术世界)中的《历史·人·主体审美取向》、(《子夜》的历史和美学的价值)等文都表明了这一点。他明确地说:“我笃信历史的美学的批评原则”【(《子夜》的艺术世界)后记】。先生反对以往的简单的社会学批评，不赞成套用现成的社会发展史结论，而是主张通过切实的研究，复原真实的历史语境。（《子夜》与都市题材小说)一文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尝试。这篇文章涉及的内容其实远远超出了题材问题，先生分析了30年代“时代风云，在神经敏锐的都市生活中涂抹上”的“浓浓淡淡的色彩”，描述了都市“光怪陆离的景象，喧嚣的声浪，长街小巷的焦虑不安和哀怨叹息”所含蕴的“民族危难和阶级矛盾的历史风尘”，这无疑触摸到了与《子夜》描写内容最切近的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上，先生又对比了鲁迅、郁达夫、老舍、胡也频以及“新感觉派”作家的都市题材作品，指出:即使是面对同一座城市，由于作家感知视角的不同和审美态度的差异，也会在作品中“构成迥异的情景”。而《子夜》，则“把大动态的现代中国作为审视的空间，以历史的镜角，在时代动态的画面上展现了都市生活的光、热、力”。并“通过艺术的多棱镜角构成了以都市生活为中心的现代中国的社会百态”。先生从都市文学的谱系上，给了《子夜》一个准确的定位:“《子夜》真正地创造了都市文学的新篇章”;但(《子夜》与都市题材小说)一文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可以说，在分析作为历史语境的都市和小说文本关系方面，这篇论文所做的探索，更富有启示性。同样，先生也关注文本与作者的联系，但并不把小说文本简单看做是作者的意图的直接体现。在（《子夜》的艺术感知与理性特征)一文里，先生尝试把心理分析和文本分析结合起来，通过研读茅盾留存下来的《子夜》提纲、大纲和细纲，追溯作家的艺术构思，辨识作家创作思维中理性逻辑和灵感飞腾痕迹，从而提供出了分析文本生成的生动个例。 当这篇短文快要写完的时候，我欣喜地读到了先生新近发表的文章:《理性精神与茅盾小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年7期)。近些年来，先生年事渐高，又担负研究生的指导和教学，但关于现代文学和茅盾的研究，却仍然不断有新作问世。他的学术探索和思考，仍在继续，像他的散步一样。先生喜欢清晨散步，每天早晨起来，都要走好远的路。一些研究的构想，就在散步中形成。愿先生的每个清晨都美好。 (作者通讯地址:清华大学中文系邮编:100000)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