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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定格是十分困难和冒险的事情，对于内涵复杂的作家的阅读定格，更是如此。但既然要深入研究一个作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阅读定格的问题，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譬如说，研究一个作家，总是要问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作家？在其简单的概括分析中就包含着阅读定格的意思。我读老舍十几年，随着对其认识的深入，越来越明确地感受到：老舍，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平民作家。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的出身十分特殊：与那些从书香世家、豪门大户、破落人家、小康家庭中走出的作家不同，他是从北京的小胡同、贫困的大杂院里走出来的贫民作家。套用老舍的话说就是，“童年习饥饿”，少年饮酸辛；他看惯了下层市民的悲欢离合，听惯了劳动者痛苦的呻吟，经历了贫困艰辛的生活，对大杂院贫民的悲惨生活和悲剧命运有切身的感受。他的情感意识和审美心理、人生态度和创作追求大都与大杂院密切相关。他一生的创作写了很多地方的人和事，构成一个复杂的文学世界，而写得最多、最好的是北京大杂院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只要涉及北京大杂院，他便妙笔生花，把最深切的感受含血带泪地倾诉出来。《骆驼祥子》是他最得意的作品，精彩之处很多，但最生动感人的文字则是对大杂院贫民生活的动情描写，尤其是祥子与虎妞结婚前后那些描写他们居住的大杂院下层市民生活的文字，没有多年的深切体验是写不出来的。 大杂院的贫民生活给老舍留下深刻的烙印，是老舍创作的原始积累。在他不算短暂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无论他走在哪里，生活境况如何，都带着大杂院的生活习惯和生命印痕。 在远离北京的英国伦敦——那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西方文化和人文思潮没有冲淡他的大杂院记忆，提笔写作，首先想到的是生活在大杂院里的人们，并将他们招至笔端表现其喜怒哀乐；在生活相对安静的20世纪30年代，他带着浓厚的西方文化和现代意识回国，五六年的异域文化熏陶遮蔽着原始的情感意识，他的生活理念和创作追求都表现出“异乡风情”，但他对异乡漂泊的创作选择并不满意，时间不久他就重返北平，回到他所熟悉的市民生活世界，并且获得“根在北平”的自觉；在民族生死存亡、个人生活凄凉的40年代，他生活在重庆，民族灾难和个人生活窘境都敌不过原始记忆，他时刻不忘“家在卢沟桥北边”，时刻思念大杂院人们的生老病死。都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稀释意识；空间可以拉大距离，模糊记忆。但几十年的时空转换，老舍创作的原始积累仍然顽强地发挥作用，引导老舍回到大杂院，表现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北平市民的苦难生活。即使他后来跨越平民台阶成为著名作家，成为政府官员，被众多的社会角色“同化”了，“异化”了，在其创作中仍然带有很强的大杂院生活的胎痕。而与这种胎痕相关的就是与生俱来、相伴始终、任何时候都难以磨灭、与众作家迥然不同的平民意识。可以说，这是老舍生命形态的原始意识。 老舍的平民意识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如他的衣食饮住——无论生活条件好坏，他对穿着都不讲究，只求御寒避体不要过于寒酸；他对于饭菜并不挑剔，但吃不惯西餐豪宴，特别喜欢油条、豆汁、炸酱面这些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小吃；他喜欢饮酒，但喝不惯啤酒洋酒，特别喜欢猜拳行令、以酒会友这些传统的方式和气氛；他对于住的条件要求不高，但充满平民生活情趣，院子要大，房间要宽敞，可以种花，打拳，会客，聊天。他的家庭生活理念以及在家庭关系链条上的表现，他对社会各色人等的态度以及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他对于男女关系的理解、对于女性的好恶亲疏、他的性爱心理、他的人生追求、判断事物好坏优劣的标准等等，都显示出平民作家的情感意识，甚至是平民意识。譬如他对于婚姻恋爱的态度，他不反对自由恋爱但怀疑由恋爱而结婚的可靠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恋爱是城市知识男女间的事，平民意识使他对此隔膜，进而产生怀疑；他不赞成包办婚姻，但觉得父母和朋友帮助参谋比起由恋爱而结婚稳妥可靠，平民的求稳务实使他追求婚姻生活的可靠性；他的择偶标准是妻子能够生孩子操持家务，他反对浪漫摩登女子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女子不能居家过日子……平民意识使老舍走出一条循规务实的生活道路。这为老舍赢得广泛赞誉，尤其是在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思想文化普遍平民化的时代环境中，他更是凭借深厚的平民意识的作用率先“清空”了残存的现代知识分子意识，成为地道的平民作家，而他本人也以能够成为普通的平民作家而自豪，并且在干净利落地放弃现代知识分子思想高度的同时，竭尽全力恪守平民作家的职责，毫无保留地表现鼓胀的平民意识。 与此相关的是平民性审美趣味。老舍在民间文化和通俗文艺空气浓厚的市民生活环境中长大，熟悉中国民间通俗文艺，了解民间审美情趣，从小就形成了民间性很强的审美意识。“自幼形成的审美心理很难改变”——诚如老舍所言，即使在走上创作道路、成为作家之后，也保持着民间审美情趣，或曰审美心理的平民性。 他从民间审美心理出发，或者说在平民审美心理作用下，发誓要用平民可识的千字文写作，并且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这种努力。他费尽气力制作通俗文艺，按照民间形式进行写作，花费气力研究通俗文艺制作和推广普及问题，即使在非通俗性创作中也常常插入某些民间文艺的成分，使其具有民间情趣和民间色彩。他写了大量的鼓词、快板、歌词、相声等通俗作品。这些作品是他文学世界的重要构成，也是老舍之为老舍的重要内容。他作品的语言是地道的北京市民语言。即使在那些高雅的艺术作品中，在他全力向高雅的艺术殿堂攀登、写作纪念碑式的作品的时候，也广泛使用市民语言。如果说某个区域的语言也有三六九等，可以分为文人淑女语言和市井平民语言的话，那么老舍作品的语言属于后者——尽管他把市井平民语言打磨得非常漂亮。他说他追求语言的浅明简要，憎恨“迷茫而苍凉的沙漠般的古城哟”这种句子。甚至有些赌气地说，即使有人“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1]平民意识和民间审美情趣成就了老舍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他沿着平民文艺的道路走进辉煌的民族艺术殿堂。他被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所接受，被誉为“人民艺术家”，被视为20世纪某一时段民族文学的旗帜。 平民文艺及其民间审美是沟通作家和人民大众的桥梁，是知识者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工具，在启发民众觉悟、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推动20世纪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甚至比文人文学还大的作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下光彩的一页；即便是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平民文艺及其民间审美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有力地推动文学走出晦涩僵化的文言写作，走出文人淑女的狭小空间，走出宫廷庙堂，走向人民大众，走向现代白话文——中国文学吸收了平民文艺和民间审美的营养和力量，挣脱了文言文的束缚，促进了语言形式的现代化转变。老舍为这一进程的提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民间性、通俗性，也不应该是民间性、通俗性。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应该有高伟的目标，对于具有五千年文明、有着辉煌的文学艺术资源的民族来说，更应该有高伟的艺术境界。平民文艺及其民间审美是这一目标和境界可资借鉴的资源。但不是、也不应该是建设和发展的目标。 事实上，五四文学先驱者们为中国文学的高品位建设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周作人的散文，胡适、赵元任、刘半农的语言理论及其实践，都显示出很高的艺术境界。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以启蒙大众的觉悟、参加革命斗争为目的的大众化运动，40年代的抗战文艺以及对于文学创作的民族形式和普及性要求，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曾经有过的高品位追求，将20世纪中国文学向着民间性、通俗性、普及性的方向引领。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线路上看，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迂回，是脱离开世界性目标和高品位发展的趋俗性转向。中国20世纪文学的高品位发展因此延宕了很长时间，直到新时期才接续五四开启的端口，显示出开放性、世界性、高品位的艺术境界。如果认可五四和新时期是20世纪文学繁荣发展的两个时期的话，那么，中间大段时间的民间性、普及性建设则是无奈同时也是无疑的曲折；如果认可这一曲折延缓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进程的话，那么在这曲折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带头前行的老舍的艺术选择则是民间性、普及性文学大潮影响下审美情趣的趋俗走低。更不要说那些民间文艺所包含的平民性的思想倾向原本就是现代意识的腐蚀剂，对于现代性追求起着防范和抑制作用——因为老舍的审美选择与他的平民心态认定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抗战初费尽心血写作抗战文艺、苦心经营通俗文艺开始，他的现代知识分子意识便逐渐淡化，传统观念日趋膨胀就是最好地说明。 但无论怎么说，老舍都是一个现代作家，他具有现代作家的审美眼光和艺术追求。他很早就接受了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外国文艺思潮，他的《文学概论讲义》既表现出现代作家的理论思维和知识结构，也显示出文学理念的现代性特征，他以厨川白村等人的文学理念作为基准界定文学，却将中国历史上关于“文学”的各种解释和学说予以系统地批判，他对西方现代主义、弗洛伊德学说、象征主义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是很大程度的认同。他的创作追求表现出很强的现代性特点。创作伊始，他就以世界上伟大的作家作品为典范，立志写出世界一流的作品(他的这一努力受到民间审美情趣的干扰，接受了狄更斯的趣味性偏向油滑)，正式走上创作道路、进入创作自觉阶段后，更是奋力攀登艺术高峰，并且在不懈的努力中写出了具有世界水准的作品如《骆驼祥子》、《月牙儿》、《断魂枪》以及《四世同堂》这些堪与世界一流作品相媲美的经典之作，充分显示出现代作家的艺术思维和审美境界——老舍不仅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峰巅潮头引领走向，而且挟优秀创作跻身世界文学大家之林。 老舍也不是纯粹的平民。他受过很高的文化教育，饱读诗书，在阅读中与古代圣贤进行心灵的交流，并在接受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同时，也接受了古代文人高雅的人生品味和审美情趣。他受过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的影响，具有现代性的人生自觉和人格意识，用他的话说就是，“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2]这为他的意识构成增加了重要的现代性内容。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对于传统文化的叛逆意识，对于奴性人生的个性意识，对于平民心理的主体意识，对于从众庸众者心态的独立意识，对于浑然蒙昧者的自我意识……不仅如此，他在国外住过几年时间，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熏陶，对于西方现代人文思潮有较多的了解，甚至表现出很大程度的认同——早期创作如《赵子曰》、《二马》都表现出老舍对于西方文化的欣赏和赞赏，进而形成了鲜明的现代意识。这些现代意识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取代“原始意识”，但起码在理性层面上遮蔽和淡化了自幼生成的平民心理——《离婚》等作品中所表现的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和对市民心理的深刻检讨，便是这种精神意识和文化自觉的突出表现。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对于老舍来说，“现代作家”不只是一个时代概念，且具有实质性的内涵，“老舍是现代意识颇为强健的知识分子。他曾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审视、思考，形成了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观念意识。这些观念意识化作高度的理性自觉，改变着老舍原始的性格心理建构。”[3]老舍文化心理的古代文人习性和现代意识以及由此生成的现代作家的个性意识和创作追求，不仅在刚刚回国、势头正猛的30年代试图左右他的言行，要他以现代作家的姿态出现在时代舞台上，而且在其后的时间里也顽强地表现着它的存在。他不看重他的现代作家身份是一回事，他是地道的现代作家又是一回事；就像他有甘当普通平民的自觉，而这种自觉能否发挥作用一样，人有时候是很难改变自己的。无论外力的作用还是内心的追求，都是如此。 普通平民与现代作家两种心理力量的对立统一构成了老舍文化心理和审美选择的矛盾运动，也构成了老舍文学世界的斑斓多彩。老舍之为老舍，他生活道路的选择和创作道路的延伸，他的文化心理和文学世界的构成，他的情感意识和审美追求，他与其他作家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种心理力量的对立统一。换言之，老舍生活和创作道路的许多内容都可以从普通平民和现代作家的矛盾组合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老舍的创作道路大体沿着两条线路发展。一条是以《二马》、《离婚》、《猫城记》、《月牙儿》、《断魂枪》、《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形成的线路，这是通往高雅艺术殿堂的线路，在这条线路上行走的是中国现代作家老舍；一条是以《赵子曰》、《小坡的生日》以及某些幽默诗文、抗战时期的通俗文学、建国后配合政治运动创作的戏剧作品及其他艺术形式形成的线路，这是走向民间通俗文艺的线路，由这条线路构成的是平民作家的审美追求和艺术轨迹。两条道路有交叉重叠，有平行发展，彼此互相渗透，消长变化无序。老舍的创作始终在这两条线路之间徘徊，或者说高雅和通俗两条线路相结合构成了老舍的创作道路，构成了老舍的文学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风格特征，也构成了老舍文学世界和创作道路的二重性。一般地说，老舍比较好地解决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矛盾，推动了中国文人文学平民化的进程，提升了民间通俗文学的艺术质量。他曾经获得很大成功，被视为人民艺术家；但在某些情况下，受特定社会环境影响，他在创作中过多地表现出民间性、通俗性、普及性的审美情趣，以至于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不仅审美韵味匮乏，而且缺乏足够的思想内涵和深邃的历史容量，甚至流露出某些平庸的思想意识——平民性意识。 平民意识和民间审美在不少情况下，在不少问题上，都影响着老舍向平庸浅简的层面上漂浮，创作出简单粗糙不上档次的作品，表现了平庸陈旧的思想观念。无论是整体还是某些作品的局部，他的创作和理论都应当向着更大气、更深刻的方面发展。论他的能力和才气，他应该写出更加伟大的作品，或者说写出更多伟大的作品，起码，他可以按照计划完成三部反映清末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的作品，了却心愿。他的思想理论也应该更加博大——起码，不应该有现在这样多的水分和杂质，庸言和俗论。但在平民意识影响下形成的兴趣、爱好、艺术思维、审美习惯、艺术和理论参照、价值标准等等，都限制了他的艺术修养，也限制了他的创作和理论思考。 纵向地说，其文学道路，无论是正常情况下的发展还是特殊年代的转折，都曾出现因陋就简顺流直下的情况。有时与促进作用共生，被促进作用掩盖着；有时则表现为明显的艺术滑坡——初登文坛，平民性的审美情趣帮他选择了狄更斯，模仿狄更斯的艺术末端“画稿子”，其作品有些油滑；抗战初期，他在平民意识和民间审美心理作用下走向民间通俗文学，冷落艺术女神崇拜通俗文艺，搁浅高雅的艺术追求，写了许多档次不高的作品，发表了许多真诚但平庸的意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见解自然可贵，但“足以使文人淑女满意的巨制，还不如使一位伤兵能减少一些苦痛寂寞的小品”、莎士比亚不如通俗文艺之类的说法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苟同；如果说民族危难，抗战第一，出现某些偏颇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建国后的大转变则显得欠理智，欠妥当，足见民间审美追求的弊端。他对于民间通俗文学的偏爱和偏重使他对文学的普及性、通俗性、功利性、宣传性等作了狭隘的理解，他囿于一隅，忽视了博大，偏离了高雅，并且在平民意识作用下，把写作仅仅当做克尽职守的手段，使原本开放的现代性思维限制在传统的“文以载道”的狭隘模式里。他耗费艺术才华图解政治观念，绞尽脑汁配合政治运动，费尽心血阐释既定的政治理论。这些变化固然与时代的“高压”有一定关系，但与他高涨的平民意识及其对民间审美的偏爱有很大关系。 横向地说，在雅文学与俗文学问题上，在现代性与传统性问题上，在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上，在提高与普及问题上，在文人审美与民间审美问题上……他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偏爱和偏重。他的偏爱使他成为人民艺术家，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且达到相当的高度，取得相当的成就，不便评说；但是，倘若不是过分地偏爱，有意识地抑制高雅的艺术追求——偏废，毫无疑问，他的艺术成就会更加突出。足以成为佐证的是，他的优秀作品，如《骆驼祥子》、《月牙儿》、《断魂枪》、《茶馆》都是在现代作家审美意识作用下抑制民间审美的结果，夸大一些，也只能说是正确地处理了雅俗关系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或者说是雅俗融合的产物。而他的一些难以入流的作品，应景之作，则大都相反，是在民间审美意识作用下，自觉地抑制现代作家的艺术追求、偏爱民间形式的结果。 实事求是地说，老舍不是没有“趋雅”的资本和能力，也不是没有调和“雅”“俗”关系的能力，他可以很好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写出雅俗共赏的作品。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有时厚此薄彼，执著于民间，限制了艺术才能的发挥，影响了创作成就。他偏废和偏爱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与民间审美意识过度膨胀有很大关系——既然现在的发展与民间审美意识密切相关，则发展中的“双偏”也就与其相关。 完全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他没有那么强健的民间审美意识，他对民间通俗文学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和审美自觉，那么，他将沿着《猫城记》、《离婚》、《月牙儿》、《微神》、《骆驼祥子》、《茶馆》……的道路发展，那将是另外一个老舍。也许，那个老舍的创作道路不能延伸许久，但那无疑是一个自由创造的、有突出个性的、可以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老舍，是一个专心营造高伟的艺术世界、向着中国现代文学高峰奋力攀登的、地道的现代作家老舍! 也许人们不赞成这种与事实相违背的推论(2005年7月14日中国老舍研究会为拙著《老舍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有先生对于“假如老舍……”这种研究思维提出异议；也有人表示赞同)，但我坚持认为，这是对老舍审美心理和思想境界所作的一种较为符合逻辑和实际的探究。 与创作道路相关的是老舍的人生追求。老舍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叛逆精神，独立品格，文明追求，价值取向。他赞成现代文明，致力于现代文化建设，为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现代性发展进行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他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甚至有人误以为“他是个农村出身的人”[4]，他身上缺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傲气或曰高贵的精神气质，虽然他也有高雅的情趣；他对自己的生活、事业、工作、发展，对家人的要求和孩子的希望都很低调——低调得近似平民百姓；他甚至有些自卑——大杂院“出身”是他心理上永远抹不去的“印痕”，即使当了相当级别的官员之后也不忘自己的“穷人”身份，即使在创作中也保持着足够的谦恭——不敢写达官贵人。他很谦诚，从道德层面上看可亲可敬，但从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承担和人格境界上看，他缺少现代知识分子所应有或必备的那种张扬的个性，那种独立、狂放、傲视群氓的个性，那种大道正宽、放胆独行的精神和追求真理、实现自我的勇气，缺少在文化和觉悟层面上“曾经沧海”的优越感和精神高度，缺少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和气质。最能说明平民性心态的是他的交往，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真诚相待的朋友。他和他们很随和很平等地交往交流。“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他以平民自居，也以能够成为平民中的一员而自豪，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放纵平民意识的扩张，按照平民百姓的习惯和作派行事。由此决定了他的人生选择，他的好恶弃从，他的成就和局限，也决定了人们对他评价的毁誉扬抑。 平民意识作为道德倾向、情感立场和人生态度，都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这是老舍赢得广泛赞誉的重要原因。但平民意识也有其乡愿平庸世俗的一面，保守狭隘落后的一面。老舍的文人情操和现代意识虽然过滤了平民意识中某些腐朽落后的劣质杂物，使他脱离了某些“低级趣味”，但仍然无法遏制他追求的低调和选择的局限，也就无法主导他精神境界的高向度追求。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平民意识一直作为与现代意识、精英意识、国民意识相对的思想意识顽强地发挥作用，遮蔽着他的现代意识和精英意识，淡化了他的国民意识。而在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的艰苦过程中，无论怎样理解，现代意识都标示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精英意识都是知识分子必备的人格意识，即便是以民主政治、平等观念为核心内容的国民意识，甚至高傲的贵族意识——如王富仁先生所说，贵族把国家当作自己的，认为自己有权利过问国家的事，有义务对国家负责，有资格批评当权者的是非功过，并且把这些权利义务当作分内的事，认真履行[5]，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抗拒陈腐的封建思想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积极健康地发展；而国民意识则可以抑制救世主意识，消解现代迷信、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衍生的感恩意识、臣服意识、奴性心理等平民性的思想意识。遗憾的是，这些都遮蔽在平民意识的阴影中。平民意识的膨胀则导致某些消极意识的滋生蔓延，致使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做出了某些非智性的选择。老舍选择失策和表现平庸的原因很多，但在我们看来，与精神世界深处的平民意识具有重要的关系。 平民即普通百姓，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权势，承受着最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奴役。他们无力改变社会现实，改变自己艰辛的生活现状和悲剧命运，就像《月牙儿》中的母女、《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他们的命运是注定的。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为生存挣扎，精神匮乏，性格麻木，封闭狭隘，甚至愚昧。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思维高度和精神纬度，迷信神明、崇拜皇权、皇恩浩荡、草民卑贱以及与此相关的依赖，敷衍，退一步想，精神胜利，逆来顺受、畸形的自尊自卑等思想意识滋生蔓延，陈陈相因。草民，贱民、平民，小人，甚至奴才是他们自我身份的认定。在他们心目中，天下是当权者的天下。对于当权者及其所为，他们并不理会，即使当权者是封建暴君，政治流氓，是军阀恶棍，他们把国家搞垮了，把民族的事情搞坏了，那也由他们，因为那是他们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关系——虽然最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中国曾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美谈，但这只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职责自诩，而且这种自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嘲，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则连这种自嘲也不曾有，甚至对这种自嘲也表示了嘲讽——老舍就曾经对那些不安分守己的狂热青年的社会热情给予以善意的嘲讽，他希望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做好份内的事。就此而言，平民意识有许多不可取的地方，对此，包括老舍本人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们痛心疾首，一再批判。 就此而言，老舍以平民自居，相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抱负，是思想境界下滑的表现，是自我低就的表现。事实正是如此，平民意识限制了他的精神高度，降低了人生追求。他曾经有过的启蒙意识，对于民族文化的检讨、批判和更新的焦虑，他为民族性格的现代性塑造所作的形而上思考，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所作的种种努力……在平民意识作用下都成为过去，而且是深感愧疚的过去——20世纪50年代，老舍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过去，将上述努力视作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群众的“清高”予以否定。[6]他站在平民的思想层面热情讴歌党和领袖类似封建社会的“皇恩浩荡”，站在平民乃至低于平民的思想层面以谦恭的小学生的姿态和仰视的目光表现平民即“革命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日益高涨的平民意识消解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独立品格、批判意识，消解了现代作家应有的思想境界和人生高度，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和人文关怀的自觉，做出许多与现代知识分子不甚相符的选择，流露出虽然可以理解、其实不甚可取的低调的思想情绪，创作了在当时有积极意义、社会效果，但从文学发展的长远看，生命力短暂、艺术价值微弱的作品。老舍曾经说，“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7]但自20世纪40年代以降，老舍身上现代作家的意识已经日渐稀薄；他虽然没有成为他所说的“那种人”，但他思想和思维的很多方面已经进入“那种人”的程序；他是以作家的身份作着“那种人”的工作。 平民作家是解读老舍文化心理的钥匙。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选择的明智和无奈，都可以从此找到答案。研究老舍，就要抓住平民作家做文章，突出他“平民—作家”的性格组合，探讨“平民—作家”复杂意识的生成、发展、表现和演变，以及对老舍生活和创作的影响。这样，就有可能对老舍作出接近实事、有说服力的解读。 注释： [1]《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3]参见拙著《老舍与二十世纪文学和文化》，第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水上勉：《蟋蟀葫芦》，见《老舍和朋友们》，三联书店1991年版。 [5]见《老舍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6]老舍认为：“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老舍全集》第14卷第494页)；“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那些作品的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生活，学习，工作》，《老舍全集》第14卷，第548页) [7]《“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14卷。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4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