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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卓越的价值，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大多取材于北京的市民生活，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1](P243)，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如《骆驼祥子》中的车夫，《我这一辈子》中的裱糊匠、巡警，《月牙儿》中妓女，《四世同堂》中的艺人、商贩等等。他们身份低微，经历坎坷并且受穷、受饿、受苦，经济收入仅能满足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为了谋生，他们整日劳作不息，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却始终难以摆脱悲惨的命运。老舍的小说真实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命运、思想与心理，具有丰富的底层叙事思想内容，而且在底层叙事的话语方式上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而这一切，均与他的特殊底层出身和曾经经历的底层生活体验密切相关。 一、底层出身与底层生活体验 老舍出身于旧北京城里一个贫民家庭，幼年时，父亲阵亡，全家人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的微薄收入为生，穷困的生活让老舍深深体会到社会底层人民的磨难。他当年居住的大杂院正是当时典型的贫民区，那里聚居着人力车夫、手工业工匠、小摊贩、产业工人、低级巡警、落魄艺人、暗娼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城市贫民。老舍从小就生活在这些底层人民中间，他熟悉他们，关心他们，深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在从事文学创作以后，他始终关注这些被压迫和被践踏的群体。所以王富仁曾说：老舍“不仅仅是平民作家，并且还是一个贫民作家”[2](P6)，他“知那些底层的人过的是非人的生活”，[2](P7)“没有忘掉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层的人们的痛苦和绝望，”[2](P7)一直为他们的悲惨遭遇而抗争、呐喊、呼号。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家大都是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身于社会的中上层。像老舍这样真正来自社会的底层，从生活经历到思想感情都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是为数极少的。正是由于来自于社会底层，有了真切的底层生活体验，才使他的创作道路和叙事风格都具有很多异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显著特点。 二、丰富的底层叙事题材与内容 老舍的小说不仅刻画了众多的底层人物形象，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叙事题材与叙事内容。 《骆驼祥子》写一个名叫祥子的人力车夫，最初怀着发家、奋斗的美好梦想，只身来到北平，靠着自己强健的身体拉车挣钱，买车。可就是这样一个勤劳、壮实、要强的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三次买车，三次丢车，不是被匪兵抢就是遭侦探勒索，最后苦于生计又被迫卖车。他空有一身力气，却处处遭人欺负，始终处于别人的枪、钱、和权势的强压之下。 《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我”直到五十岁仍然穷困潦倒，虽然年轻时曾经学得一些知识，还在装裱店里当过伙计，但命运多，为了使孩子能吃上窝窝头，“我”不得不做了一名低三下四的巡警，虽然委屈受罪，也只能勉勉强强地生活，“为上顿的窝窝头着忙”[3](P144)，到老了还要“拿出全套的本事，去给孩子们找点粥吃”[3](P168)作品描写了中华民国军阀时期，底层老百姓们为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而奋斗一生的悲剧。 《月牙儿》是写一对良家母女为生活所迫相继沦为暗娼的悲剧，女主人公幼年时期家庭贫穷，父亲又病重，她时常挨饿。爸爸死后，只能依靠母亲给人家洗脏衣服为生，可终究还是吃不饱饭。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带着女儿改嫁，后来又被抛弃。为了不饿死，母亲被迫卖身。虽然女儿最初痛恨母亲的所为，但随着年龄增长，她也越来越体会到生存的艰难。 最后女儿也不得不被迫以卖身为生。 老舍对底层人民是真心同情与热爱，他能在细小的细节里发现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辉。如祥子的善良朴实，耿直要强，巡警“我”的热心直率，艺人小文夫妇的善良正义等等。 同时老舍也发现了他们自身固有的自私、庸俗等人性弱点，如祥子的不合群，不敢正视现实、自欺欺人、在个人奋斗失败以后的自暴自弃；二强子逼女为娼的残酷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等等。他虽然爱他们，关心他们的遭遇，但他既不贬低他们，也不抬高他们，而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平等公允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既痛恨他们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他们身上体现的善良、勤劳和淳朴。由此使得他笔下的底层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之处，也有可敬、可爱、可贵之美。 三、鲜明的底层叙事话语方式 老舍在底层叙事的小说中，很少采用早期作品中那些笑料和逗乐方式，甚至也没有含泪微笑的幽默，而是大多采取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视角和底层人民通俗易懂的语言，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来关怀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 (一)底层人民“日常生活”的叙述角度。 老舍小说的底层叙述往往从生活视角出发，以底层人的日常生活事件为主要叙述对象，用常态化的生活来展现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尤其注重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在他的底层叙事中，所描写的几乎全是普通百姓以及他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食和住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生存条件，《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肚子里只有稀粥与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3](P168)《月牙儿》中女主人公也是叹息：“我们娘儿俩就像两个没人管的狗，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着一切的苦处，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 为着这张嘴，我们得把其余一切的东西都卖了。”[3](P244)就是在描写食物时，老舍在《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中写的最多的是那些“难吃的”“当苦力的人吃的”“穷人饭”，如窝窝头、稀粥，只有节日时才舍得吃烧饼、馒头、包子。除食之外就是着重描写底层人民居住和活动的地点，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底层人民日常生活气息，这种描写角度更能真实地展现底层人民生活的状况。 (二)底层人民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 “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4](P186)从语言上来看，老舍小说的底层叙事中几乎用的全是普通老百姓平时常用的生活用语，尤其是社会底层人民的通俗口语。既俗又白，既朴实又活泼。如《骆驼祥子》中写虎妞为了勾引祥子，强迫他喝酒时骂他“窝窝头脑袋”，如果不喝就“揪耳朵”，不想让祥子去拉车就说“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3](P85)又如叙述二强子逼着女儿小福子拿钱时“骂骂咧咧，似乎是骂给大家听———二强子没有错，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3](P95)又如在《柳家大院》里描述那个被逼上吊的小媳妇时也只用了这样几句话：“长得象搁陈了的窝窝头，一脑袋黄毛，永远不乐，一挨揍就哭，还是不断挨揍。”[5](P84)……这些个性化的口语，都是来自于生活中现成的、通俗的大白话，与当时其他作家的欧式语言风格大不相同。这些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使读者与当时的社会底层人民更贴近，并且适合底层市民的欣赏趣味。 虽然老舍运用底层社会中的通俗语言来写普通百姓的俗人俗事，但却不浅薄，不低俗，反而还能使人们在浅层的阅读中引发深层的感喟。如在小说《月牙儿》里，只用“我们的锅有时候干净得象个体面的寡妇”[3](P240)一句就折射出了底层人民贫穷困顿的窘况。老舍正是用这些朴素、自然的俗言俗语来述说底层，感动底层。 结 语 老舍的小说摹写了众多的底层民众，揭示了底层人民生活苦难和悲剧命运的外在原因及自身原因，不只如此，老舍小说的底层叙事对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当代“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家阎连科始终对老舍先生有一种敬意，他说：“老舍对底层普通人的爱和理解，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具备这样伟大的心灵、伟大的爱，才有可能写出品格高尚的小说，才会显出文学的神圣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对底层人的关怀与理解，需要神圣的文学来表达。”[6]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王富仁.一个城市贫民作家的精神历程———石兴泽《老舍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序[J].聊城大学学报，2005，(1). [3]老舍.老舍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4][美]雷·韦勒克.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 [5]老舍.老舍文集(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6]杨鸥.阎连科：“劳苦人”是我写作的核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02-23(7). [作者简介]徐秀华(1969-)，女，山东阳谷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原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2期 原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