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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孙中田先生的接触中，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这样的想法；要抽出功夫来重新好好地写一本现代文学史。“重新好好地写”，凭我的理解至少有以下几层含义：1，对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在关注；2，对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现状并不满意；3，对现代文学史理论及实践有了一个基本目标；4，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怀有深深地遗憾。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孙先生的茅盾研究久享盛誉，某种程度上倒使他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史家的全貌受到了有意无意的遮掩。其实早在1957年孙先生便主持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前言》中有如下的“说明”：“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应是作家作品……。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一些重要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评述上。”在那个年代这一说法显然具有较多的话外音。日本《野草》杂志1981年第27期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诸本的比较》一文，把它与王瑶、刘绶松、丁毅等人的文学史放在了一起进行比较，认为“孙中田等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本在体例上有新变化的版本”。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取向。“文革”期间在香港等地还发现了盗版本。从中可见其影响之一斑。在这些年我与孙先生的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个外表温和，内心却一直不甘寂寞、不断追求竞新的人，也许就是这一看似矛盾实则是他人格体现的小小反差帮助他度过了不久就开始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而那本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只出了上卷，下卷虽然写好却再也没有了出版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孙先生转入了茅盾和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虽然如此，文学史的“情结”在孙先生的心中并没有消逝，粉碎“四人帮”以后，1984年、1988年、1993年连续在辽宁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主编出版了三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中1993年作为主编之一在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还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优秀教材评比一等奖。可以这样说，孙先生研究鲁迅、研究茅盾，均取得丰厚的收获，但他们都是作为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闪光点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来的，是史学家的眼光和胆识帮助了作者披沙拣金，从而促进了作者作家、作品研究成果的取得。 80年代中期我国的文化、文学研究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在照顾教材的前提下努力冲破现代文学史长期以来形成的主流文学格局，全书屏弃了四大段的体例，代之以30节来构筑全书的框架，正像50年代强调作家作品一样，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多元互补”，其潜在的追求和学术激情历30年而不改。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以为他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收获、想法和追求并没有在已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完全实现出来，原因十分复杂。历史提供给人以机缘，同时也限制了个人创造性的完全发挥。孙先生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该书的“后记”中他说：“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在我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孕育着突破性进展的形势下写出来的，对于这新的势头，我们感到由衷的欣喜，却自觉缺少应有的贮备。我们努力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考虑到作为自学教材，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容和必要的知识阐释；因此，在整体结构上，本书采用通行的编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过渡形态的书。”“过渡性”是他对本书的一个评价，也是他对目前我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现状的一个基本看法。它来自几个方面的制约。首先，受制于文学史接收对象限制。目前在出版难的情势下，文学史主要是用作教材使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及教材的学院式要求，使得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更新十分困难，教科书与学术专著的差别限制了文学史写作质量的提高。其次，它还受制于我国文学史写作的大兵团作战方式，为了能够争取到出版机会，能够尽快满足接受者的需要，集体编撰已成了现行文学史编撰的基本模式，它的优势明显，缺欠也同样明显。风格难于同一，相互间的衔接和照应显得不够。文学史的重复出版已成为了当前出版界的一大景观，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并非易事。第三，文学史哲学的欠缺也使得文学史编撰不能不呈现出某种“过渡性”。所谓“努力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所谓“缺少应有的贮备”，既是指相关文学理论，又是指文学理论自身。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原因，近年来孙先生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史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中来，先后给研究生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史和理论史的课程，写出了系列理论文章，其菁华收在《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一书中。 文学史和历史是以怎样的方式存续下来的？有两种相左的意见经常能够看到：一种意见认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是什么人去写，都不能抹杀荃本事实，历史不容随意涂抹，言之凿凿，毋庸置疑；一种意见以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人去写的历史，人的立场不同，在历史中会发现不同的问题做出不同的解释，因此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言之成理，颇有见地(参见文玉《全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历史”高级研讨班.研讨情况综述》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到底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孙先生援引T·s.艾略特观点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史的进展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能动交易，每一邵新作品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毫无疑问，这种‘改变’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引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因为我们是在今天的文化氛围里理解过去的文学历史的，既然文化和文学不停顿地运转，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不能不发生变动。这样“历史”在我们面前便可以被解剖开来对待，我们所说的“历史”在一般的意识中首先是猎离开我们的现实而存在的那些人和事，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当它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来时，依据的是一种文本，它却是后来人的制作.历史上的事和历史文本之间并不完全等同。后来人在历史文本中会发现其制作者的诸多个人色彩，同时免不了加入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与原有的意见相比，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对既有事实的一种合乎现实意识的解释。 正是由干这一点才会发现历史的新价值，同时也改变了历史文本的原貌。因此才可以说历史是现实与过去的共同产物。这一历史观是决定现代意识浸入到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去的理论保证，既可以使现代意识不加阻拦地渗透到现代文学史中去，又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现代意识”不至于过于泛滥，维护了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尊严。 80年代以来，孙先生有关文学史理论探讨中十分强调的二个观念是文学史中诸种现象的多元互补。其确切含义首先是指思潮流派多元存在的合理性，它的理论根基在于，“文学创作，是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的契合。正是如此，同一现象，在不同作家的审美感受中，不独呈现出不同的质态，而且具有迥然相异的风格······在一定文化思潮、情趣的浸润下则形成不同的流派”(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198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438页)。这就为不同流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存在做出了一个与以往不尽相同的解释，以往被排除于主流文学史之外的诸多文学质态都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只有在不同流派作家作品的“多元化的相映相衬中，才可看到时代的全貌”(孙中田《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2页)。这是孙先生对这一理论视角的最有力概括。多元互补的第二个含义是指不同文学史文本间的互补性。这与当前文学史写作现状相关，中西文化碰撞、多种文学批评视角被引入，使得过去定于一尊的文学史建构模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还没有哪一种文学史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或者说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学史，因此允许多种样式的文学史并存便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了。可以在时间上上溯和下移，打通近、现、当代的界限；可以在空间上拓展思维触角，写心理类型的文学史、写文学类型的形式史；既可以集体合作，更需要一个人潜心研究自成一家之言的独自撰著……这既是孙先生独特的文学史观，也是他的一贯治学风格体现。近年来他谈美学、谈文学、谈作家、谈文学史无不采取这种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态度，在文学史的写作上，他似乎更加强调这一点。在1988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结束语”中我发现了下面的一段话：“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基础是现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经济、政治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的曲折影响，使得林林总总的文学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比较、竞争的局面，而这种比较、竞争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的自身动力。”与一般人谈这一段历史所使用的语言有别，他不说“斗争”，而说“竞争”，仅仅是一个简单用语的更换吗？不，这与他对现代文学史格局的构成和看法相关，“竟争”一词道尽了他多元互补文学史观的无尽内容。 孙先生的文学史理论与实践，与他的整个文学研究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内容十分丰富，比如他强调文学史视角的审美特性，强调心灵史的重要，强调读者接受美学对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意义等等，但在我看来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是文本中心意识和多元互补主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在现在，这两点对现存的现代文学史格局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实践过程中，都必不可免地受到这样那样的千扰，其实现在的过程就显得十分曲折艰难。因此创作者最初企图和最终结果之间便留下了些许遗憾，这既是作者的无奈，也是现代文学史重构过程中的无奈。 (作者通讯地址：哈尔滨师范大学科研处 邮编：150000)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