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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8年，是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有关单位举行了纪念活动，上海鲁迅纪念馆还编了一本《许广平纪念集》，于2000年3月出版[1]。纪念集收录了十多篇今人纪念许广平的文章，其中好几篇谈的都是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贡献。毫无疑问，许广平对鲁迅日常生活的回忆，对鲁迅著作以及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为人们了解、认识鲁迅提供了极重要的帮助。要说这是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当然也能成立。由于许广平与鲁迅的特殊关系，许广平的这份贡献很大程度上还是他人无法取代的。但是，许广平对人们了解、认识、研究鲁迅，却绝非只有正面意义，也有很明显的负面作用。也由于许广平与鲁迅的特殊关系，她的这种负面作用，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人无法代替的。 鲁迅的形象在1949年后的被改写被歪曲，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在“文革”中尤为严重。“文革”期间的鲁迅，满身都被涂上了政治釉彩。在改写和歪曲鲁迅方面，最基本的一点，是对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系做了颇为违背事实的说明、解释。说得直白些，也就是把鲁迅描绘得像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样诚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像“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一样对毛泽东“无限爱戴、无限崇拜”，甘当“毛主席的小学生”。这当然是极为荒谬可笑的。然而，在这样一种对鲁迅的改写和歪曲中，在这样一种对鲁迅大涂政治釉彩的行动中，也有许广平的份，甚至可以说，许广平正是这种做法的始作俑者。由于许广平的特殊身份，她对鲁迅所作的违背事实的说明、解释，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就特别严重。我觉得，在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充分肯定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固然无可厚非，但指出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负面作用，指出许广平改写和歪曲鲁迅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无必要。 近几年，不少人对余秋雨的“文革写作”予以追究。参与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的写作，是余秋雨“文革”期间写作活动之一种，也是今天被追究的事情之一。何满子曾说：“石一歌，即隐身在这个笔名下的11位某某某们，是“四人帮”卵翼下的鲁迅研究专业户。所谓鲁迅研究，就是把鲁迅改造成“四人帮”的守护神。”[2]曾与余秋雨同属“石一歌”名下的孙光萱最近也回忆道：“《鲁迅传》编写组成立于1972年1月3日……《鲁迅传》编写的办法是分头执笔，然后互相传阅，集体讨论，修改定稿，《鲁迅传》上册定稿以后(出版较晚，已在1976年4月)，继续写下册。”[3]这本1976年4月出版的《鲁迅传》，我最近在路边地摊上购到。这本《鲁迅传》当然对鲁迅有着严重的改写和歪曲，其中时刻不忘的，是暗示和提醒人们鲁迅虽组织上未曾加入共产党，但在思想上，行动上却早已加入了共产党。当然，与此同时，也着力强调，鲁迅虽终生未与毛泽东见面，但却对毛泽东极为热爱，崇敬。例如，在写到鲁迅“五四”时期的活动时，要刻意强调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说毛泽东那时“光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代表了‘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向”，而“当时的鲁迅，虽然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但是，由于他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把批判孔孟之道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他就能坚定地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方向取同一步调”[4]。至于余秋雨，按他自己的说法，“参与”了本书中鲁迅在广州一段的写作[5]。这也是本书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余秋雨们也是紧扣住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来做文章的。例如，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战斗檄文，已初步体现了他新的思想高度，反映了他自我解剖的思想成果，已清楚地表明了鲁迅正是在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自觉地、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了”[6]。再例如，说鲁迅之所以离粤赴沪，是因为“向往着中国共产觉的诞生地上海，想在那里寻求新的战友，开辟新的战场”[7]。这样一种对鲁迅的说明与解释，当然是一种改写和歪曲，离真相颇远。就说鲁迅之所以到上海吧，也实在是无奈的选择。开始时鲁迅并未打算在上海长住，此后也一直未在上海安下心来，对上海的的厌恶是强烈的，且持续至死。[8] 但“石一歌”对鲁迅的改写和歪曲，却并非他们想出的新花样，仍不过是在重复此前已很流行的观点，仍不过是在鹦鹉学舌。而许广平，就是被学之舌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舌。早在写于1949年10月的《在欣慰下纪念》一文中，许广平就自觉地把鲁迅置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待接触到1927年大革命血的实际教训，就更加确定了鲁迅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确信，和全心全意在它领导下忠诚奋斗到底!……有了正确的领导之后，鲁迅的一切工作，不再是他自己个人的独自表现，而是在全中国人民都共同一致的大合奏里了”。而“大合奏的指挥者是谁呢？无疑地就是今天我们全中国人民拥护的英明领袖毛主席”[9]。在“大跃进”时期，许广平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在前言中，许广平说是“在大跃进精神的感召下”写作此书的，并且强调：“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之下来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是和每一个革命者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他梦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如何为党更好地工作，如何想法为党和革命造就大批的战士。”[10] 在对鲁迅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系所做的改写和歪曲上，无论是“石一歌”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未能超越许广平的程度。这一点，下面我们将会看得更清楚。 二 对鲁迅最集中最严重的改写和歪曲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革”爆发，“中央文革小组”便开始通过改写和歪曲鲁迅来为“文革”服务。“石一歌”受命编写《鲁迅传》，也是这种改写和歪曲工程中的一部分。而且，就在“石一歌”编写《鲁迅传》的同时，姚文元也在写一本《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的书，并且下令上海有关人员为其收集整理资料。[11] 许广平病逝于1968年3月初。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许广平便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谈鲁迅的长文。“文革”一开始，周扬便被“揪出”，许广平立即在《红旗》上发表了《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12]的文章，对周扬以及夏衍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列举的周扬等人的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竭力反对写鲁迅和党的关系，反对毛主席对鲁迅的巨大影响”。许广平对周扬1949年后的一些言论做了揭露，其中之一，便是周扬1961年3月在对电影剧本《鲁迅传》创作人员的谈话中，强调“鲁迅究竟不是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投入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还是着重写他作家的活动，革命活动作为他内在的，精神上的呼应。把他和革命活动的联系写得太直接了，第一违背历史，第二鲁迅就被动了，难了”。周扬这样说的初衷如何，姑且不论，但要求这样写鲁迅，都是更符合实际的，在今天看来，恰恰是对鲁迅的尊重，客观上是在阻止对鲁迅的过分的改写和歪曲，但许广平却把这称之为对鲁迅的“攻击和诬蔑”。许广平极力强调鲁迅一贯热爱共产党，在后期则“无限崇拜”毛泽东：“我记得很清楚，1936年夏季，鲁迅听到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立即倾心悦服，完全接受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他感到中国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鲁迅生前虽然没有能够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但是他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热情拥护，心悦诚服的。” 1966年第14期的《红旗》杂志，在《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的栏目内，发表了6篇署名文章，外加一篇《红旗》杂志的社论。署名文章的第一篇是姚文元的《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第二篇是作为“红卫兵”代表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黄平稳的《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第三篇是北京长征中学(四十四中)学生刘路的《斥西蒙诺夫》，在文章中，刘路时而自称“红卫兵”，时而自称“红小兵”，他的文章，既可视作是在代表“红卫兵”，也可视作是在代表“红小兵”。第四篇是许广平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第五篇是郭沫若的《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第六篇是陈伯达的《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闭幕词》，最后是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 6篇署名文章，都是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发言。纪念大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操持的。大会的召开，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背景。国际方面，“文革”爆发后，苏联等国家的报刊发表了非议的文章。例如西蒙诺夫在《文学报》上撰文纪念鲁迅，强调鲁迅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以此来否定中国的“文革”[13]。国内方面，“文革”正处高潮，怎样把“文革”引向深入，怎样让“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长期保持昂扬的状态，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等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召开纪念鲁迅的大会，意在对鲁迅进行集中的改写和歪曲，对鲁迅形象来一次彻底的重塑。回应西蒙诺夫等人的非议当然是目的之一，更主要的，还是利用鲁迅来为国内的“文革”服务，让鲁迅来为“文革”提供合法性。 通读这组文章，可看出主旨有这样几点： (一)，把鲁迅说成“无限热爱，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从而，学习鲁迅，首先就要“全心全意地听毛主席的话”。这样一种逻辑，在每篇文章中，都有明确表达。例如，黄平稳文章就是以“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为标题的。郭沫若文章则别出机杼，说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他强调：“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是热烈信仰毛主席”。紧接着，很动情地说：“我们要学习鲁迅，就是要学习鲁迅替我们留下来的这种良好的榜样。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生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的语录，毛主席的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我们就应该更加百倍努力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红旗》杂志的社论也强调：“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因而，“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鲁迅那样，坚决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姚文元们十分清楚，“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红卫兵”等“革命群众”之所以能发动起来，与全民性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分不开。要让这场“革命”继续下去，保持和加强对毛的个人崇拜至关重要。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毛的崇拜者，就是为“红卫兵”等“革命群众”树立了一个具有极大号召力的榜样。 (二)，极力强调鲁迅的“造反精神”，把鲁迅的“造反精神”与“文革”这场“造反运动”挂上钩，并且让人们相信，如果鲁迅生在今日，也会积极投身于“文革”的。郭沫若的文章，《红旗》杂志的社论，都强调了鲁迅敢于“造反”、敢于“破坏”的精神。在“文革”高潮中标举这种精神，用意是不言而喻的。郭沫若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为题的文章，开篇不久，便宣称“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造反的一生”。而“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过的高峰”。《红旗》杂志的社论也强调：“破家当头，立在其中。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鲁迅正是这样。”———既然鲁迅假若生在今日，也会站在“文革”的最前列，那“有幸”确实生在今日的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 (三)，强调鲁迅的“打落水狗的精神”，强调鲁迅的“不宽恕的态度”。姚文元总结四条“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战斗遗产”，第一条便是“‘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他写道：“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政权需要这种战斗精神，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同样需要这种战斗精神。鲁迅对人民的敌人有很高的警惕性，他看透了阶级敌人是很毒辣很狡猾的，对于他们决不能讲什么慈悲，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疾恶如仇’，他却‘疾善如仇’，你想放松他，他却决不会放过你，他会玩出许多使你妥协的假面目，但他自己是决不妥协的。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总结了许多血的教训，指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如果不把‘落水狗’彻底打垮，等它们爬上岸来，就要咬死许多革命的人，就要付出更多的血的代价，至少要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姚文元的话，看似在说鲁迅，其实字字句句都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姚文元还对“不肯打‘落水狗’的所谓“老实人’”，对“无是非观”的“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表示了强烈的憎恶。陈伯达文章，也主要强调鲁迅的“不宽恕”的精神，认为“这是鲁迅给我们的很重要的遗嘱，是我们要永远不能忘记的遗嘱”。在这次纪念大会召开时，已有一大批人“落水”，而在姚文元、陈伯达心目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变成“落水狗”。这些人，仅仅把他们打落水中，还远远不够，还应进一步痛打之，直至最后消灭。而号召学习鲁迅的“打落水狗”精神和“不宽恕态度”，就是要促使“红卫兵”等“革命群众”对已被打落水者更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果在痛打“落水狗”时心有不忍，如果在痛打“落水狗”时受到自我良心的谴责，那说明自己立场还不坚定，意志还不坚强。“资产阶级的意识还在头脑中作怪”。 (四)，强调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姚文元在总结鲁迅“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战斗遗产”时，第二条便是“要发扬鲁迅坚韧、持久的革命精神”。姚文元说：“鲁迅的一生，经历过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曲折和反复，聚合和分化，革命队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为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14]，但他像一棵在风霜中巍然屹立的劲松，不畏黑暗，不怕强暴，始终坚持着前进，毫不动摇地坚持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战斗，不断吸取阶级斗争的经验，终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炼出一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因而，“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应该做到“遇到暂时挫折，不消极，不埋怨，不灰心，不逃避，不怕围攻，不怕‘孤立’”。“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没有阻力。这阻力既可能来自上层，也可能来自民间，还可能来自“造反派”内部。号召学习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也是要“造反派”做到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都不动摇，不妥协，不后退。 如果说姚文元、陈伯达、郭沫若的文章像是“动员令”，那作为大学生的黄平稳和作为中学生的刘路的文章，则是“决心书”了。他们的文章，把姚文元等人希望他们做到的事情，说得更明白了；把鲁迅与“文革”的关系也说得更直接了。例如，黄平稳文章中有这样的誓言： 我们要学习鲁迅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坚持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展开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进行义正辞严的口诛笔伐。我们要破字当头，敢字领先。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革命、敢造反，狠打“落水狗”，奋勇追穷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们要学习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善于斗争，善于革命。不怕打击，不怕挫折，不怕黑云迷雾大，不怕狂飚雷电，不怕阻力火，不怕反复多，革命到底，造反到底，毫不气馁。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全面地、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倒调和主义，打倒折衷主义，打倒奴隶主义……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要学习鲁迅憎爱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横眉怒对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本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派。要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三 现在，我们来看看许广平在这次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说了些什么。 许广平文章标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全文主旨也在于努力把鲁迅置于“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 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所有这一切，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永生难忘。 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我们从鲁迅逝世前不久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更可以看到鲁迅是怎样倾心热爱毛主席……当时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许广平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鲁迅是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所“照耀”、所“引导”、所“鼓舞”的同时，也对周扬等人进行了严厉斥责。公正地说，许广平并没有像姚文元、郭沫若、陈伯达等人那样，把所谓“鲁迅精神”与“文革”中的“造反”很直接地联系起来，并没有号召在“文革”中发扬鲁迅的所谓“造反精神”、“打落水狗”精神和“韧性”精神，但她十分清楚，召开这次纪念鲁迅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鲁迅来为“文革”的合法性服务。而她，某种意义上是鲁迅的代言人。倘若在她的讲话中丝毫看不到鲁迅与“文革”的直接联系，倘若她不代表鲁迅对“文革”做出肯定的表态，那是无法令“文革”的发动者们满意的。于是，在讲话开头，她也只得说道：“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 鲁迅与共产党、毛泽东的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尤其在解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就更让人为难。要把鲁迅说成一个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走的人，尤其要把鲁迅说成是毛泽东的学生式的人物，其他人还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最有资格最无须顾忌地说这种话的人，只有在某种意义上是鲁迅化身的许广平。在1949年10月写下的《在欣慰下纪念》一文中，在“大跃进”期间写作的《鲁迅回忆录》前言中，许广平就已开始把鲁迅与共产党、毛泽东的关系调整为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信仰与被信仰、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在“文革”高潮中召开的这次纪念鲁迅大会上，姚文元、郭沫若等人的发言，在说到鲁迅与共产党、毛泽东的关系时，基本上没有超出许广平此前所做的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必须严守分寸，只能依着许广平已定下的调子去说，突破许广平定下的基调，对他们来说是不妥的。而恰恰是许广平，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在说明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时，又有了自我突破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只有许广平一人能这样说，任何其他人都不能首先把话说到这种程度，而一旦许广平率先这样说了，其他人再跟着说也就无妨。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广平在这样为鲁迅定位时，强调了“所有这一切，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永生难忘”。这样一来，事情的真实性就似乎无可置疑了。许广平要让人们知道，她说出的，并非是对鲁迅的主观理解，而是她亲眼所见的鲁迅自身的客观表现。完全有理由相信，1949年后的许广平，尤其在“文革”高潮中的许广平，是真心希望人们像她所说的那样去理解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的，是真心希望人们把鲁迅当作毛泽东麾下的一名“小兵”的。 那么，许广平为什么如此不遗余力地在毛泽东面前矮化鲁迅呢？细究起来，她心中实在有着难言的苦衷。实际上，她是在以矮化鲁迅的方式来保卫鲁迅，哪怕被保住的，不能不是一个被改写、被歪曲、被丑化了的鲁迅。而保卫鲁迅，对于她来说，也就意味着自保。此话又怎讲呢？ 王富仁先生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书中指出：“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想中维持了外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有三种思想：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毛泽东思想；三，鲁迅思想。其他所有的思想即使存在也不具有最终的裁判权。而这三种思想则不同的范围都具有自己独立被运用的可能”[15]。而正是鲁迅的这样一种与毛泽东并肩的状态令许广平深感不安。追求“君师合一”的毛泽东，无论在政治权威的意义上还是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都并不愿意有人与自己是等高的。对作为祖师爷的马克思，1949年后的毛泽东也敢于表示不敬。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就强调要“破马克思”，号召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不要迷信”。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更强调对马克思不要“怕”，不要把马克思看得“高不可攀”：“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16]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在“实践”上超过了马克思，在“理论”上也超过了马克思。———当然，这里的“我们”，只能是毛泽东的代名词。对马克思的这样一种轻蔑性的话，只有毛泽东一人能说。而毛泽东说了之后，必然有人跟着说。例如，在1958年7月出版的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创刊号上，以头条位置发表了深受毛泽东赏识的该省主要负责人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主义》，只是由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的反对，才把“超过”换成“发展”[17]。再例如，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抛出了“顶峰论”，鼓吹只学毛泽东著作就够了，不必学马列，因为“马克思没有写过什么哲学著作，列宁不过几篇小文章”。“革命导师”中，毛泽东最伟大。[18] 连作为祖师爷的马克思，毛泽东都觉得“不在话下”[19]了，那他能容忍鲁迅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与自己双峰并峙吗？鲁迅在1949年后的思想权威的地位，本就是由毛泽东“钦定”的，或者说，本就是毛泽东把鲁迅“提携”到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的。既然曾经把马克思奉若神明的毛泽东终于连马克思也容不下了，那他要把鲁迅打下去，就更容易了。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一篇怀念刘少奇的文章中说：“庐山会议最后一次大会上，刘的总结讲话中大谈个人崇拜的重要……10月1日见到报纸头版并列两主席大幅照片，心中自然涌出：对少奇这并非好兆头……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当权派’刘少奇，我就毫不奇怪了。”[20]李锐看到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照片并列而为刘少奇担忧，许广平看到鲁迅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与毛泽东比肩，又怎能不为鲁迅担忧呢？鲁迅与马克思毕竟不同，一旦由毛泽东开口对鲁迅有所轻蔑，有所非议，鲁迅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深明此理的许广平，极力否定鲁迅在思想上与毛泽东并列的地位，极力把鲁迅描绘成毛泽东思想上的学生和行动上的追随者，并且真诚地希望别人也这样说，就是为了毛泽东能够舒心，不至于从他口中说出对鲁迅不利，从而更是对许广平自身不利的话来。许广平目睹了郭沫若等人为自保而不遗余力地向毛泽东表忠心，而作为鲁迅化身的许广平要自保，也就必须由她来代替鲁迅向毛泽东表忠心。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一文中，许广平先引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鲁迅的那段著名论述，并且说：“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紧接着，再说鲁迅对“最敬爱的毛主席”又是如何热爱崇敬，———这几乎成为1949年后许广平解释鲁迅时的一种模式。这样做，无非是保住鲁迅“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地位，说得再明白些，是为了保住鲁迅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许广平的一片苦心，正在于此。 冯雪峰“落水”后，许广平批冯雪峰；周扬“落水”后，许广平批周扬。但她在列举冯雪峰、周扬等人的罪状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否定鲁迅是“党的一名小兵”，否定鲁迅对毛泽东的信服、崇拜。对周扬的批判，前文已说过。在写于“大跃进”时期的《鲁迅回忆录》前言中，许广平在强调了鲁迅是“党的一名小兵”之后，对其时已成为“右派”的冯雪峰进行了批判：“冯雪峰在他所谓的《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先生自己是最清楚的，是左联在借用他的地位与名誉’，这是严重的歪曲，是他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映，于鲁迅无损。”[21]许广平心里非常清楚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正如冯雪峰所说的那样，她却又是真的痛恨冯雪峰、周扬们说出历史的真相。把“五四”时期的鲁迅就说成深受共产主义影响，把“左联”时期的鲁迅说成“党的一名小兵”，是许广平保住鲁迅从而自保所必须的。 为了保住鲁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思想权威的地位，许广平不仅仅极力改写鲁迅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系。胡风“落水”后，激烈批判胡风，甚至称胡风为“匪徒”，说胡风一贯与鲁迅对立；冯雪峰“落水”后，激烈批判冯雪峰，说冯雪峰当初就令鲁迅厌恶。胡、冯二人与鲁迅关系亲密，许广平这样说，无非是在“划清”鲁迅与他们的“界线”，不至于因为他们的“落水”而对鲁迅产生不良影响。周扬、夏衍，历史上与鲁迅不睦，当他们在台上时，许广平尽量回避和淡化鲁迅与他们的矛盾，极力强调鲁迅与他们融洽的一面。“左联”时期，直接代表党的，毕竟是周、夏等人，而所谓鲁迅是“党的一名小兵”，当然也就直接是周、夏等人的“一名小兵”。周、夏“落水”后，许广平则愤怒地指责他们对鲁迅的不敬，甚至说鲁迅的死，是周扬等人“迫害”所致[22]。而既然鲁迅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那周、夏等人对鲁迅的“迫害”，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表现了。 我知道，对许广平1949年后的言行，自应有一种“同情的了解”。我明白，许广平对鲁迅的改写，自有难言的苦衷。但许广平毕竟参与了对鲁迅的改写，并且在这种改写过程中起到了一种领头羊般的作用。长久地掩饰这一点，是不应该的。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对人们历史上的过错进行道德谴责，会招致许多人的反感。因此，我也并不想在道德人格的意义上对许广平说三道四，———尽管我并不认为道德意义上的评价就真的毫不合理。 注释： [1]《许广平纪念集》，由百家出版社出版。 [2]何满子：《笔名谈屑》，见萧夏林、梁建华主编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11]见孙光萱《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载2000年4月6日《文学报》。 [4]石一歌：《鲁迅传》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版。 [5]见余秋雨《答余杰先生》，载《深圳周刊》总312期。 [6][7]见石一歌《鲁迅传》第十二章《伟大的飞跃》。 [8]拙著《鲁迅晚年情怀》对此有较详论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9]见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7月初版。 [10][21]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前言》，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版。 [12]载1966年第12期《红旗》，《红旗》为半月刊。 [13]见刘路的《斥西蒙诺夫》和郭沫若的《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 [14]姚文元在这里对鲁迅原话的引用，颇堪玩味：“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是鲁迅原话，但紧接着的“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并非鲁迅原话，却也加上了引导，我觉得这应该是刻意的改写和蒙骗。 [15]见该书第162—16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16][17][19]见李锐《“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一文，收于《直言》一书，薛晓源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8]见李锐《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看法》，收于《直言》一书。 [20]见李锐《〈刘少奇百年祭〉序》，收于《直言》一书。 [22]见许广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210093)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