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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尽一个世纪的沧桑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已经进入了“史”的状态?“史”就是超越、识见和视野，就是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之后的审美静观，而由于现代文学与当代生活的政治功利关系过于密切，我认为我们还远未达到“旁观者清”的境界。有人在十年前做过统计，在现代文学领域，全国从事高校教学和专门研究的人员加起来达三千多人，研究现代文学三十年历史和研究古代文学三千年历史的人数大体相当。这么多人挤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内，写论文、读学位、当教授，要想“出成果”、“出创见”，如果不是挖空心思地刻苦钻研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许多“大师级”作家被研究出来了，许多“创造性”成果被研究出来了，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的辉煌成就的创造升华也有研究者的一份功劳。研究一个作家出了名就能当上教授，是现代文学领域的独特现象，因而对一个作家成就的“发现权”、“专利权”就具有了重要意义，研究对象的地位和研究者的地位也具有了某种等值性。“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本来对古今中外文学均有普适性，但是现在人们已经下意识地把它同现代文学联系起来，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反应也最为强烈，这原因即在于“重写”的结果意味着对某些人的个人成果乃至一生心血的否定，对其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动摇。例如近几年对茅盾文学创作的反思就使许多“茅盾研究”的专家们大为光火，同样，由于茅盾创作在现代文学领域的典范性，也使许多具有相同研究思路的学者极为尴尬。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垄断化倾向和前科学色彩。所谓垄断化倾向，是指某些成果的个人专利性质和一厢情愿特征，这些成果本来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由于学术上的师徒授受和近亲繁殖而形成了小圈子的一家之言，所谓前科学色彩，是指某些成果尚未摆脱情感因素的羁绊，突出表现为对研究对象的过分钟情，这可能是由于现代文学研究多为对“活人”的研究所致，正是由此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非批判性，包括对某些大师级人物弱点的容忍，在这样一种“敝帚自珍”研究态度面前，所谓“重写文学史”的动议简直就等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我认为我们的文学史观念不够成熟的首要一点是不能进行反思。受庸俗进化论的制约，以为文学史总是直线上升的，有进无退，只上不下，满足于一些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抽象肯定。甚至包括对于鲁迅这样的人物，也已被神化到了吓人的地步，似乎鲁迅是不能反思的。其实这也恰恰背离了鲁迅式批判的灵魂：没有什么知识体系和思想是不能批判的，也没有任何人是可以阻止这种批判的，甚至包括鲁迅本身，鲁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面对荒谬的苦不堪言、难以言说，他的碎片式的思想感悟只是对于碎片式社会现状的直观表达，远未达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硬要把鲁迅说成是洞观一切的大哲，正是对于鲁迅的误解。其次一点是缺少文化感悟。人们习惯于用通常的政治语言进行现象描述，而不擅长在现象背后捕捉文化信息，因而达不到应有的深度。即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二十世纪本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所谓”红色三十年代”，指的就是这场世界性的政治狂欢。二十世纪文化的主题就是政治革命，政治话语是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言说方式，其中也成就了许多文学大师。政治也是人类的文化行为，如何参与政治大有深意。而象茅盾在《子夜》中用吴老太爷仓促就死来象征农村破败，就成了最简单的看图说话，文学史对此类现象习焉不察，就必然会影响到文化领悟的深度，如果再加上对其他政治倾向的有意排斥，也必然会影响到文化概括的广度。还有一点是诗性气质贫乏。可能主要是研究主体心灵的过分理性化，现代文学已经被高度地学术化了。越是重要的作家，这种现象越是严重，在各种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玄之又玄的文化学术命题和思想理论概念，似乎这些人都成为无所不能的精神圣徒。这种研究的结果，既肢解了对象，又曲解了对象，同时也背离了文学研究的诗性品格。我以为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主体和对象都应当是一个诗化的存在，应当是以一颗诗心去捕捉诗情，至少应当把握理性在激情中的独特的运作方式及过程。研究者对文本诗性气质的开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作品的美学品位。反之，象茅盾一类作品的失落，谁能保证不是那些枯燥的研究成果让人倒了胃口呢? 上述情况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是不可取的。文学史不同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主要是对当前发生的文学现象作出即时反应，允许“我的批评就是我”，而文学史则是对过去发生的文学现象进行历史反思，要求尽量地非情感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的研究较之文学批评要有更高的历史哲学意味，需要同研究对象保持更开阔的时空距离和情感距离，这是获得文学研究科学性的必要前提。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关于历史研究有一段话很富于启发性。他说，最初，他感到困惑的是，抗战后国民党为什么—下子就垮了台，他想弄明白这件事，但后来发现，这至少要“退后”二三百年才能弄清，所以后来才搞明史。他强调“向后退”，视角才能扩大，看到的画面才比较宏阔，才能找到现实的准确座标点，才能看清未来的方向。他说，人的眼界都受到生命尺度的限制，这个尺度只有一百年，太小，逼得太近，反而看不清。而贯穿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宗教的共同主题就是“超越生命”，克服局限性(参看《中国文化报》1988，8，12和《万历十五年》P263，中华书局版)。这是说的社会史和政治史，其实文学史和艺术史亦可作如是观。某种文学现象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盛衰，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要由经济基础来解释，但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直接对应关系，而是有着复杂的文化历史原因。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宏阔的历史眼光和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同研究对象之间保持明确的心理距离和超然的情感态度，从而达到对于对象的审美掌握。然而这在目前却又是难以办到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真正能达到超然境界的作家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鳞角，很少有人不受到功利主义和庸人气息的渗透，创作与批评概莫能外。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渴望超越，渴望在人类文学历史的链条上留下一段闪光的痕迹，一方面我们又无法否定，无法在一种世纪性的反思面前走向深刻。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只能在反思和否定中走向成熟。 我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级”作品及大师级批评，应当是对二十世纪人类文明成果和人文精神的最高概括，应当体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思考自身生存状态的哲学水平，换言之，我们应当拿出代表二十世纪文明水准的成果面对子孙。当然，文学历史过程不可能重演，但对文学历史过程的反思却是新世纪文学研究者的责任，我们不能靠着良好的自我感觉就能糊弄历史。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读者已经越来越对中国现代文学失去了兴趣，这一严酷的现实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距离内发生的，如果象黄仁宇所说，在超越一百年的时间跨度上反观现代文学，其艺术生命力不是可想而知了吗?若说现代文学中真的没有传世之作恐未尽然，但是阐释者们那种非文化、非历史、非审美的研究态度导致了读者的反感，恐怕是难辞其咎。 1949年以后，为什么现代文坛上的骁将们都不写东西了?如茅盾、郭沫若、何其芳、沈从文、钱钟书，都是典型的例证。说是不写，其实是不会写了，如茅盾的《夜读偶记》，郭沫若的《新华颂》如今已成了文坛上的笑柄，而钱钟书沾沾自喜的桐城古文写作方式，只能说明他同新时代的隔膜。这种现象的发生，只从文学外部条件的转换来解释是不够的，一代叱咤风云的文坛巨子就这样悄没声息地“江郎才尽”了，这种结果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次合乎逻辑的集体殉道，殉了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政治之道。这里可以把茅盾作为一个典型来剖析。 茅盾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贯穿性人物，他的升沉进退十分耐人寻味。他作为一代真诚的革命作家为那个时代奔走呼号是令人敬佩的，如果用那个时代的价值尺度衡量，茅盾创作的重要意义也是无庸置疑的。我以为茅盾的成功与失败原因其实是一个，即把自己的文学生命紧紧地拴在了政治的战车上，以某种非个人化的方式进行创作。这样，当某种政治过程发生转换时，他的无所适从乃至落入难堪境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看一下茅盾主要作品的思维重心，即可看出他在非文学的道路上已经走出多远了：《子夜》的目的是参加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农村三部曲的动机是反映所谓“丰收成灾”的现实问题，《蚀》三部曲揭示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迷惘与政治选择，《腐蚀》则意在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暗内幕。几乎是清一色的政治动机，我们从中看不到具有茅盾个人色彩的审美体验。从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经由茅盾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主题转换：从五四时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转为三十年代的“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当然，主题和题材的政治化并不必然造成审美品格的缺失，因为在三四十年代那普遍的政治狂热之中并非没有优秀作品的产生，问题在于作家以怎样的审美心态参与了政治。鲁迅和闻一多都曾以强烈的政治激情参与了当代政治进程并与主流话语沟通，但他们的激情是出于文化的良知而非政治的理念，最终完成的是一个诗性的生命和诗性的人格。当鲁迅体验到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和陷入无物之阵的茫然时，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文学家，而当茅盾花费半生心血为之讴歌的革命过程终于被证明为一种并不高明的政治附庸时，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历史的淘汰是无情的。公平地说，茅盾的个人才具和学养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堪称一流的，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他的才华却由于在具体的政治理念后边亦步亦趋而终于淹没在历史中了。这不仅是茅盾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当新的政治理念又在需要他们播旗呐喊时，他们已经自认落伍了，一代文坛巨子在四九年以后纷纷搁笔，正是这种失落心态的真实反映。 我们无权责怪历史为什么不是这样或那样，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历史作出批判与反思，而且首先是对批判的武器作出反思。以茅盾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的政治思维方式，不但造就了既成的文学史格局，同时也造就了相应的文学史方法。写于五十年代的《夜读偶记》，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概括文学史发展的主线，就是这种简单化、模式化、专制化思维方式的一个理论标本。而随着当代诗学主题的转换，这种陈旧的文学观念被留在了历史上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克罗齐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不是作实用主义理解，它包含了当代人的优势和局限性。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总是在影响这代人如何理解以往的历史。当代的读者之所以对茅盾一类作家的作品敬而远之，而且他们自身也写不下去了，归根到底是当代文化精神对于政治教化的反拨与拒斥，是读者审美心理对于政治狂热的反抗与超越。我们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受到了太多的政治理性的折磨，当代读者对于政治狂热已经产生了本能的反感，尤其是对作品提供的渗透了政治意识的整体社会模型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视角的转移。而当代人所经历的最惨痛的历史是个人的失落，所以，文学研究的视角走向个人化应当说是一个历史的抉择。所谓个人化，主要是检验作家作为一个精神个体的人格境界及其作品的文化内涵，并由此见出作家在民族苦难中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研究可以作为一个肯定的例证。鲁迅之所以经过长期官方化的包装依然能够显示出独特的魅力，根本原因在于他藐视权威、捍卫自我的顽强的人性尊严感和个人独立性，以孤独之身直面荒谬的勇气和重铸民族灵魂的宏大气魄，所谓“硬骨头”精神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确切的。对于个人生命内涵的关注，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例如鲁迅头上的三顶桂冠：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前两顶多为人们津津乐道，后一顶却被各种研究“成果”肢解得不成样子，而事实上鲁迅在思想上极其茫然，在革命上兴趣不大，唯独在个体生命的诗化上卓然不群，从个人化视角入手，我们将能更加接近文学历史的真相。 个人化文学史观，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思考层面：一是放弃没有微观基础、非人格化的理论假设，而使研究对象越来越转向个体，注重作家个体人格倾向的表达；二是更加注重文学活动中人际互动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作家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和解；三是高度重视信息环境和信息交流的研究，特别是信息误导、信息不对称对个人及公共选择的影响，个人选择不仅依赖于自己而且受制于他人，个人的最优选择是他人选择的函数。个人化之于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恢复文学的人学本性，关注作为个体情感方式的激情、体验和灵性，关注生命表达的真正自由的诗意的表现，而不是象以往那样，仅仅是用经济学、社会学和逻辑学的方式操作文学。陈思和先生曾经提出五四以来文化“三分天下”的理论，并以“庙堂化”(统治思想)，“广场化”(精英意识)、“民间化”(通俗文化)来概括他对文学史的基本认识层面，面对民间化给予了过高的推崇。(参看《鸡鸣风雨》)我认为这个命题既没有新意又不符合事实，同时也违背了文学进化的基本规律。所谓没有新意，是指他的基本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士子“兼济”与“独善”的人生追求，而这两条路在现代中国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此路不通”；所谓不符合事实，是指现代文学始终处在政治话语霸权的控制之下，根本就缺乏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民间话语已高度地庙堂化了，例如《红旗歌谣》就是一个典型；所谓违背规律，是指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民间文化系统，诚如马克思所谓，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学进化亦然，民间文学固然是文学发生的母体，但民间文学的繁盛引起贵族文学的自身调整与革新，并最终使民间文学被否定和同化，这是文学史的基本格局。何况，在中国社会，民间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是没发财的地主，地主则是没进宫的皇帝，反之，皇帝是进了宫的地主，地主是发了财的农民，三者归一，庙堂与民间并不绝然对立。因此我感到，用这样一个陈旧的概念来解读现代文学，很难说有什么积极意义。而个人化则是对官方化和民间化的超越，是对个人生命活动和生命体验的关注。如鲁迅毕生的论争或写作只有放在特定的人际关系层面上才能得出真正的诗学判断。 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现代的文化精英，特别是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何以纷纷转向了文化保守主义?这个问题较之前两个问题具有更加内在、深层的文化含义，它涉及到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运思方式的总体把握。鲁迅曾经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其中坚人物在五四高潮过后这么快地转入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以往的研究者把它简单地归于复古、倒退一流，似乎很难服人。我认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五四运动的功过是非还缺乏足够的反思与批判，这使我们的思想出发点处于某种“无根”的状态。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五四”决不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建设性的文化运动，或者说它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证之以五四运动中的各种宣言和主张，其动机之实用，理论之偏激，思维之绝对，态度之狂妄，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对鼓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开了一个先例。正是有鉴于五四过后文化景观的荒原状态，促使一批清醒的学者走上了文化寻根之路，这是国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或者有人会问，伟大如鲁迅者为什么没有隐退?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一是鲁迅原本就对五四的发生持怀疑态度，自云“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查鲁迅日记，他从1917到1923年间，每年都到北京孔庙参加祭孔典礼并任执事，而对“五四”压根儿就未予以关注，这同当时打倒孔家店的时代狂潮形成鲜明对照，既未积极加入，当然也就谈不上退出；二是鲁迅虽然在朋友的劝说下加入了先驱者的行列，并发出了独特的呐喊，但鲁迅的认识与表达都是文学的而非思辨的，是零散的而非整体的，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深邃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学术建构不是鲁迅的长处。而鲁迅的伟大之处仅仅在于他直面荒谬的耐心和勇气以及对文化现实的碎片式感受，最高的境界则是沉默；三是周氏兄弟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名士气质，如果说周作人在步武晚明，鲁迅则是直追魏晋，无论是慷慨悲凉的人生感悟，还是清峻通脱的艺术格调，骨子里都是名士传统的现代变迁，或者说是一种现代文化旋流中的名士风度，而按照周作人关于新文学的源头在于晚明的说法，他们已经自然地打通了传统与现代的逻辑关联，对于他们来说，新与旧是一回事。 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显而易见，支撑已往文学史框架的主要命题如“反封建”、“反传统”、“改造国民性”等统统进入了我们的反思过程，人们有理由要求澄清：五四与晚清在文化观念和文学命题上究竟有哪些本质区别?如果有区别，五四的独特性是什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背景的总体反思。自从李泽厚提出“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变奏”说、汪晖提出“三种文化记忆方式”说之后，近年来我们的文化运思方式一直局限在两个维度上，即“救亡——启蒙”和“传统——反传统”，而这两个维度都是着眼于我们民族文化内部的自组织、自发展特性，文化眼光是内向的，理论武器也不脱进化论的窠臼。如果我们从整个历史发展动向来看，那么我们就可以引入第三个维度：“现代——后现代”。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从晚清开始的反封建反传统历史过程的最终完成和“现代性”目标的基本达到，虽然现代性目标的最终达到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但在理论上已不能排除“后现代”性对现实的介入。通常所理解的“现代”实质上是指十九世纪的人文精神，主要是重视理性与逻辑、个性与自由、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现代精神，而“后现代”则主要是一种二十世纪精神，其要点是重视生命和本能、存在和价值，以及对“现代”思想体系的反思与超越。“现代”与“后现代”并非时间上的前后承续关系，后现代并非后工业社会的伴生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性正是对文明社会生命异化状态的批判，因此它在本质上是倾向于回归传统的。许多后现代理论家都说过，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现代保守主义，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后现代与东方诗学具有内在的相通。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正是在后现代的意义上，五四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没有必要无限延伸“封建社会”的长度，也没有必要讳言中国社会接纳“后现代”的可能，现代与后现代的张力效应，使中国社会获得了深刻的现代性，它理应在文学中得到认可。 对于现代性的体认，同时也就必然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新的切入点。我们的社会要走向现代化，而我们的诗学话题却不能适应这种转换，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老是以西方十九世纪的人文精神作为“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的目标，不能主动放弃与世界现代文化、美学思潮进行对话的权利。基于这个认识，我以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应当有一个较大幅度的观念更新，其要点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确认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借助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诗学语言进入文本解渎，实现文学观念和文学视角的现代化。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正处于中西古今文化撞击的交汇点上，任何偏执一端的视点都有片面性，所以我们必须能够超越中西之维、古今之维、新旧之维、时空之维，从而真正面对它的复杂性，而超越的结果就是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周作人主张中国新文学的源头是在晚明文学，而胡风则断言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各自既有合理性又有片面性，我们的目标则是从民族传统中揭示现代价值，从世界视野中发现文化本位，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价值通约，从根本的意义上解放中国人民的审美观念，尊重人类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恢复文学的本性；其次，确认文学创造的个体生命性质，超越已往各种“庙堂化”、“民间化”的非人学观念，义无返顾地推进文学关注重心的个人化。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是当代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个体生命的诗化程度及其质量是文学现代性的突出标志。鲁迅之所以能够穿透历史烟云而且有不朽的魅力，究其根本是他通过对自我生存状态的体验与反思获得了一种可贵的诗性，与此形成对照，茅盾的文学道路一开始就呈现为一种非诗状态，充当了某种观念的传声筒。随着公式化、概念化文学的终结，人们有权要求文学家在创作中表达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而文学史家也有义务关注那些最鲜活的艺术生命精神。从“庙堂化”、“民间化”到“个人化”，不仅是一种超越，同时也是文学观念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最后，确认文学史是对文学现象的超越形态，它负有对文学精神进行批判、取舍的使命，因而也要必然地走向本体建构的精英化．文学史从来就不是有文必录的历史，也不是梁山好汉排座次的历史，一部全唐诗作者何其多，但真正入史者能有几人?根本原因在于文学史要反映人类艺术精神的精华，它是对于世俗的超越，对于庸众的超越，它是富于个性的选择，又是经过选择的个性．有些人听到“精英”二字就不舒服，其实这两个字已经被大众淹没得太久了，作家的主体精神萎缩得太久了．重铸民族精神而又要压制精英意识，这对于现代文学精神的生成将是悲剧性的。但愿我们能够早日告别庸人气息，让文艺真正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 原载：（《粤海风》2010年第2期 原载：（《粤海风》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