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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两个毫不相关的概念，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却时常带给我们某种疑惑与不安。诗歌生态并不是诗学本身需要研究的问题，而生态的健康与否，从某个意义上讲，往往却又比诗学本身的问题更能直接地影响诗歌的发展。诗歌的社会责任担当，则是诗人的自身修炼和选择，和诗人的精神与情怀有关，与诗歌的力量有关。 诗歌生态的杂乱与改善 我所指的诗歌生态，不是指诗歌在社会中的“边缘”处境，也不是指诗歌写作的自由与否，而只是就诗歌界的内部情况而言，单指诗歌界自身，具体到诗歌呈现的渠道与方式，诗歌评价与判断的某种场域。这里有直接影响诗歌创作的两个平台，一个是刊物发表平台，一个是诗歌奖项平台。这两个平台已经构成诗歌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生态。 先说刊物。现在诗歌刊物无论公开出版还是民间印制，其数量覆盖甚至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即使不包括网络，诗歌见诸刊物成为白纸黑字，已经不是一件难事。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尽管数量远不及民刊，但是因面向全国，出刊稳定，其影响力依然在诗歌场域里占有主导。一些相对稳定的民刊常年坚持下来，也显山露水，日渐丰满。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一个诗歌生态场域，就很容易发现，这些年来，这个场域的一些现象是我们应该警醒，或者说应该着手调整和改善的。办刊物很难，办纯文学类刊物更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进入新世纪以后，来自经济上的压力几乎成为办刊物的最大问题，无论是公开发行的刊物还是民刊，都不能回避。于是，我们经常看见一些公开发行的刊物不惜版面，推出质量平平，甚至标签、广告语式的“地域诗歌”、“行业诗歌”、“景区诗歌”、“身份诗歌”……这样做，我想不是编辑没有眼光，没有艺术标准的底线，而是迫于无奈。而相对于公开发行的一些刊物，民刊则干净了许多。但是，民刊的圈子意识、同人意识，其视野与尺度又往往有局限。这样一来，问题便出来了，看上去很热闹的诗坛，其实已经严重地无序和含混，尤其对于更加年轻的诗歌爱好者来说，不知道“哪一片云是我的天”，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瞎撞瞎碰找不到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样一个诗歌生态的平台，缺失的是诗歌艺术标准的公信力，以及中国新诗健康生长的方向感。改善这个平台，必须重新找回诗歌的尊严，重新呼唤对诗歌的敬畏。 再说奖项。只要用心去统计会发现，所有文学奖项中诗歌的奖项最多，名头也大。冠以国际、洲际、全国、华夏之名，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或一个老板都在设奖，而且不少奖项说穿了，就是三五个人在某个饭局上一拍桌子就定下来，几乎全是“国际桂冠”“全国十大”“全国十佳”“新世纪杰出”“新世纪之最”等等。这些奖项从来就分不出高低，都是“天下第一”。如果你再细心一点会发现，那些获奖的陌生名字中间，一定有黑马的“身份诗人”摘取桂冠。其实大家都知道，设奖、评奖、获奖到底是怎么回事。心照不宣，大家热闹一下未尝不可。问题是奖项多了，获奖容易了，奖杯证书捏一大把，幻觉就大了，就以为诗歌到自己这里就“叹为观止”了。于是“著名诗人”满天飞，好像每个诗人走出来都旁若无人，只有自己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恰恰正是这样的“伟大”，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记得住他究竟写下了什么“伟大的诗歌”。老实说，这是新世纪以来最不健康的一种诗歌生态，与上世纪的中国诗坛相比，显得那么滑稽。这种情况如果在国外，几乎只能是笑谈，而在当今中国诗坛，这样的花拳绣腿则大行其道。我以为，切不能小觑了这个生态的危害性。当然，一方面应加强管理和规范这类名目繁多的奖项，更重要的是，诗人自身要自重、自爱。诗人身在其中，对于那些名目繁多的奖项，也经常“被进入”，或者是当评委评别人，或者是被别人评。一旦进入那样的场合，才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坚固”的基础，而你的意志也往往会被那些基础所“坚固”。于是，无论参评和被评，你能够体会的就是过程的无聊。一个优秀的诗人需要保持内心的干净，为诗歌做一个真正纯粹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并改善诗歌生态，可以辨析金沙，剥离中国诗歌里的良莠与真伪，可以让诗歌干干净净地还原成诗歌。 诗歌的社会责任担当 事实上，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一直都在秉承担当。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不懈的艺术探索中，逐渐从古典诗词中突围而出，以独立姿态与世界现代诗歌对接，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承担。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几乎每个时代都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优秀诗人、优秀作品，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社会承担。这是中国诗歌、中国诗人应该具备的一种担当。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人正是凭借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把艺术探索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担当骄傲地扛在肩上。在这个时期，诗歌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砸出重重的声响，一大批直击现实、带有重金属质地的作品让中国老百姓热血澎湃、热泪盈眶。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叶延滨《干妈》、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优秀诗篇，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遭遇空前剧烈的转型，在人们思想与精神上引发巨大震荡，诗歌也在一个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艰难转型，我们也看到更年轻的诗人写出了不少关注、思考历史际遇与直击现实的优秀诗歌。 但不得不承认，很长一段时间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了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面对这样的现实，诗人不以为然，批评家认为这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后诗歌必然出现的冷落局面。而在我看来，这是到了诗人自身应该清醒的时候了。这些年来，诗歌多了脂粉气、铜臭和娱乐性，而远离了人间烟火。一些人，包括不少业已成名的诗人，在面对时代巨变、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生存状态的无奈与疼痛时，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诗人最应该具备的激动和悲悯。他们为圈子写作，博几声叫好；为“五斗米”写作，数几文散碎。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又怎么能让那些食人间烟火的百姓为我们的诗歌叫好呢？ 所幸，三年前发生在汶川的5·12大地震，震醒了中国诗歌。就从当天开始，中国诗歌作出了最直接、最快速的反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纳和尊重。国内大众传媒的黄金时段、黄金版面让诗歌庄严出场、频频亮相，让13亿炎黄子孙无不在倾听中泪流满面、心如潮涌。这是中国诗人的骄傲，这是中国诗歌的骄傲。与其他许多诗人有所不同的是，我亲历了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的那个时刻。那一天，以悠闲闻名于世的成都顷刻间笼罩着惊恐、脆弱、慌乱和无助。这是距震中不到100公里的城市，接下来通讯瘫痪、余震不断，几乎每一个人都流离失所，坐守天明。整整一夜，救护车尖锐的呼叫声一直在耳边没有中断，那种尖锐让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第二天已经按捺不住了，在不断摇晃的15层高楼上用键盘流水一样敲出我的第一首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在这首诗的最后，写下了“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应该为那些罹难的生命/下半旗至哀”。这是我们仰望国旗没有发出过的声音，第一时间的真情实感，这是良心和责任的驱使，是身临其境赐予的一种写作状态，一种“喷射”的感觉，甚至来不及思考它的艺术成分，这是真实的、不可阻挡的，没有给你“作秀”的任何余地。第二天，这首130余行的诗破例在《华西都市报》要闻版见报以后，报社和我接到不少电话，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致电感谢这首诗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作为诗人，我第一次接受了诗歌来自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响。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诗歌在第一时间直面灾难，站在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天南地北，众多的诗人作为志愿者悄无声息地赶赴灾区，加入了救援的行列。《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国内数十家杂志迅疾撤换了已经编排好的刊物目录，给雪花一样漫天飞舞的诗歌腾出了版面。一首首关于地震的诗歌覆盖了报刊、广播、电视、手机、网络，各种形式的抗震救灾诗歌朗诵活动在全国各地催生，一大批汇集了地震诗歌的诗集也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诗歌，在这个时刻属于每个人，它成了中国人集体悲情宣泄的一个重要出口。作为诗人，我以前一直不相信阿诺德所言：“诗歌拯救世界”，但这一次，我却从5·12地震中喷涌的诗歌热潮中，看到了诗歌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慰藉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一位劫后余生的中学生在读到这些诗歌时告诉记者：“诗歌让我们内心更加坚强！” 但是，面对灾难呈现的这些具体、真实的情景，我们一些诗人却不知道从何处切入，甚至弄不明白自己精心练就的语言功夫、艺术技巧在这些感动自己、震惊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束手无策了。其实，面对这样的公共“事件”，诗歌以怎样的方式进入、能不能进入，也是一种功夫。这应该成为诗人们深刻自省的一个问题。 借用两千年前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在5·12劫难之时，诗歌是民众的需要，写诗也是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一种方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际行动，是诗歌对现实的一种担当。然而，诗歌仅仅完成这样的担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期待诗歌的艺术担当。毫无疑问，这样的艺术担当必须建立在社会责任担当的基础上，才更具有生命力和非同凡响的艺术价值。当代诗人有机会亲历了这场灾难，就应该有责任用我们的肩头扛起这样的使命。这次灾难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人性光辉和对生命的尊重，无疑体现的是深层次上的人类意义，也是诗歌向纵深拓展的一个重要路径、一个新的生长空间。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 中国诗歌需要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在诗歌艺术、诗歌美学上的不懈追求，我对这样的追求一直保持着敬畏，因为这同样也是中国诗歌需要担当的一部分。但是当下，我以为摆在诗人面前“写什么”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重要足以让普通人已经远离的诗歌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历史的轮回有时有惊人的相似，我们无法忘记“文革”结束后，艾青、牛汉、绿原等诗人的回归，让我们重新找回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新诗美学意义上的彰显和强调。同样，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诗歌重新回到现实中来，让我们的眼睛深情地凝望生养我们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内心会充满感动，我们的诗歌会在感动自己的同时，感动这片土地，感动和我们同在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生命。 ■主持人的话 不同于我们上一期所发表的韩作荣的文章《诗毕竟是诗》，《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在本期的文章中，对新世纪诗歌所提出的两点意见，则主要是诗歌的外部问题，诚如他自己所指出的，这两个问题——“诗歌生态”及“诗歌社会责任的担当”——似乎都不属于“诗学本身”的问题，但是，由于他对诗歌现实的深度介入和深入了解，使得他的“意见”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正好和韩作荣的文章相互补充，从诗歌的“内”、“外”两个方面，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我们的诗歌现实。 在谈到诗歌社会责任的担当问题时，梁平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重点谈到了2008年的“地震诗歌”，认为正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的诗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担当。我一直以为，无论是在怎样的意义上，2008年的“地震诗歌”都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的诗人在以诗歌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体现着我们的精神承担，它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非常有力地冲击或修正我们一部分诗人中过于偏重“怎么写”之类的“诗艺”问题，而对“写什么”则严重忽略的诗学偏见。梁平的文章对此也做了深入的讨论，对于我们的诗歌界，无疑是很必要的提醒。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