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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无须发力，便迅速刷新人间面孔。许多与臧克家先生一起临世登程的人，纷纷在不同的路段停下了脚步，而他坚持着走了百度春秋，无论风和日丽，无论雨雪交加，他都面带笑容高歌而行。时下文坛之上，“老师”的称谓颇为流行，但若深究细想，便会发现称人为师者并不都怀有敬意，而被人称之为师者也并非都名副其实。与臧克家先生近30个春秋的交往，初起呼为“同志”，而后叫做“臧老”，当面或写信，我从不曾称先生为师，但他老人家却是我实实在在的老师，更确切地说是恩师。 自1975年岁末相识，京都东城的赵堂子，就成了我书写中最富感情的一个信址，成了我最为熟悉的一条胡同。臧老先后给我写信六十余封，短的几行，长的几页，积成厚厚的一沓。平素，欣赏臧老的诗文，更常研读他写给我的这些内涵丰富的书柬。总是那洁白的纸笺，天蓝的墨水，个性分明的字体舒展、流畅，字里行间既有亲切的鼓励，也有坦诚的批评，而鼓励和批评皆出自一以贯之的关爱。信末不似常规的“此致敬礼”，而是一句“握手”或“紧握”，使人直如对面般温馨，仿佛一番促膝交谈过后，起身握别。而这一“握”，也就跨了世纪。臧老的热望穿越四季寒暑，循着我漂泊移动的足迹，寄往抚顺的艺术馆和文化局，寄往北京的《诗刊》编辑部、文学讲习所和空军文化部，寄往沈阳军营，甚至我的生活基地。可以说，不管我身着便装，还是军装，衣襟上都缀挂着臧老始终如一的关注。无论我人在哪儿，总在他的心中。最后一封写于收到我新作《黄之河》之后，时龄97岁：“松涛诗友：后来居上，天才加努力，始得诗的硕果。见书如见人，我心花怒放。我已老去了，但童心犹在。过了近百岁，壮心犹存！健者不老。郑曼问好！握手！克家2002.12.12”。信封是臧老夫人郑曼大姐的手笔，同时还附有她的一函：“岁月不饶人，他真正是老了！你这封信，他想了两天，写起来还算顺当，只错了一个字和日期。”捧着先生的大函，我深知那几十个字写得何其艰难。 臧老送过我许多书，均是他的著作，有诗、小说、散文、回忆录、创作谈、评论等等。臧老的诚挚世所罕见，出了新著，不论薄厚必寄，亲自择书，亲自封装，甚至连加固的塑料绳儿都要亲自捆扎。地址写得很详细，收件人写得很清楚。拆开来，扉页上总有题名、签字及印章。让人捧在手里，热在心头。 1998年元旦，我赴京参加迎春诗会，下车就直奔臧老府上。因同疾患周旋，我极少外出，与臧老已是几年不见了，平素信也少，我有心理负担，深恐他亲自作复。也知道近年来臧老不断住院就医，93岁的老人了，会老成病成什么样子？不料见面，看上去竟无甚改变。手没松开，人没坐下，未待我张口问候，倒是臧老神色关切地先声夺人：“你身体怎么样啦？”我闻之心窝生热，连说“挺好挺好”。老人拉我坐在藤制的长椅上：“你穿了军装，很有精神！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我老实回答：“同我上次见您，区别不大！”他显出几分兴奋：“我是93岁的老人啦！”他边聊边同众人照相，告辞时，我走在最后，臧老坚持送过长长的走廊，到了门口，我同老人握手、郑重敬礼，下楼，至转弯处回首，臧老仍在夫人的搀扶下，靠着门框向我挥手，脸上是我至为熟悉的笑容。 我自京返沈几日，便收到臧老的亲笔信： 松涛： 这一次得欢聚，真难得，真高兴！ 你，曾有小病，这次见到你，体壮神健，堂堂仪表，令我欣羡之至。你的影子，不时在我眼前晃动，肯努力，出成绩。去年收阅你的《拒绝末日》，有思想，才华出众，得鲁迅奖，可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四凶”倒后，没人敢发爱情诗，你写了几首，与我研究，可发表否？我大力支持：发！给《诗刊》一试，成功了。 我，外表还可以，到底上了年纪，九十三了，雄心壮志均成空。 克家 1998.2.13 满满一页钢笔字，行云流水，只是最后两行越写越小，且有些歪斜。我相信此函挥笔的辛劳，一准耗去了臧老全天的精力，放下钢笔，摘下花镜，大约别的就什么也干不成了。臧老给我的这第57封信上，透露了这样的讯息：老人还记得20多年前他意义深远的表态。刚粉碎“四人帮”，文艺表现爱情尚属禁区，生活里普遍存在的现实，艺术中普遍没有，我以自己的创作冲动挑战了这种荒谬。过后，我怀疑自己稚嫩的见解，但我相信臧老的眼光，于是将一组爱情诗奉寄征求意见。臧老一方面复信给我以支持，一方面把附了明确意见的组诗转给了《诗刊》。此作惊动主编李季、副主编葛洛、编辑部主任孟伟哉，还有顾问张光年。出于种种颇具时代感的复杂因素，北京决定暂且搁置。几经周折，组诗于1977年由《文汇报》在上海发出，空谷足音，反响频仍，一个月内收到千余封读者来信，大家对又一个死硬的禁区被突破而欢欣。 《人民文学》原主编韩作荣在《松涛的声音》一文中指出：“诗歌在爱情领域的突破，是从松涛开始的，仅从这一点着眼，也说明了他作为诗人的重要。虽然今天看来，这不是个问题，但当时的意义却颇大。” 世人不知，这次强力“突破”全因了臧老果敢的推动。 几乎与此同时，我在山海关外的煤城抚顺，将反映青年创业的小诗编为一集，因为没有结书经验，便又寄臧老求教。老人不但在精力不足的情况下仔细过目，还转给了评论家谢冕先生。不久，我借调《诗刊》社工作，谢冕先生遣子骑自行车从北京大学找到国家出版局将长信交我。信中说：“克家同志要我读读你的《深山创业》，我遵嘱读了一遍。克家同志七月八日给我的信上谈了对诗集的意见，现抄给你：‘总的印象是清新，灵巧，颇显光彩。缺点：欠深厚(生活底子薄)，分量不够重，欠蕴藉。’昨又接克家同志函，特嘱：‘要求严一些’，这体现了老诗人对晚辈的严格要求，对我是很有教育的。”臧老就是这样人前背后潜心栽培青年人。也正是由于臧老的荐介，使我得到了谢冕先生的具体帮助，我的处女集于是有了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名字：“第一缕炊烟”。 认识克家先生，是我之大幸。臧老于我，犹似酷暑中的清风，严寒里的炭火。臧老是我在生活中认识的最为高寿的人，是在近三位数的年龄段上还能关心我、鼓励我的惟一的人。1979年春节刚过，先生为我写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文《谈李松涛的诗》：“李松涛同志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他的人，他的诗，为我所喜爱。他带着他诗的色彩，诗的光芒，诗的声音，大踏步走进了诗的田园。”这篇情采飞扬的文章写于1979年春节刚过的2月4日，竣稿便被耳目灵通的高洪波悉知，他那时供职的《文艺报》正准备开个专栏，请知名的老作家评论活跃的新作者，便顺势用臧老的文章做了开端。文章发排前，洪波还特地登门请臧老手书了标题。 同年9月，经由先生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有幸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被接纳的会员。我的第一个选本《李松涛诗选》和长诗《无倦沧桑》的书名，皆为先生题写。他还应我之请，为《青年文学家》杂志和“雷锋杯全国新诗大赛”题词，不止一次为我的朋友题笺……我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先生古道热肠，广施慈爱，他为我等小辈所做的一切，既不能给他带来名，更不会带来利，只会消耗他有限的、甚至是仅存的生命膏脂。臧老其人，也算当过官，却无官僚气；名满天下，却无名士气。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岁月，他耳闻了多少时序轮回的风声雨声？他目睹了多少冷暖无常的人间苦乐？他经历了多少石破天惊的沧桑裂变？但是，时光的打磨不曾圆滑他的心，社会的坎坷不曾绊倒他的爱，病痛的纠缠不曾纯化他的情。先生是参与建设中国当代诗坛最久的人，是发现和培养新秀最多的人。听黄河声韵，看泰山姿影，一袭瘦衣裹定这爱国重民的齐鲁男儿，仰不负天，俯不愧地。 确确是因了臧老的缘故，我更感激诗歌，更热爱人生。先生赠我的一部部著作、一封封书信及一帧帧条幅，皆是至为宝贵的财富。而他有言无言的教诲，将长久地影响着我。在获悉先生仙逝的当天下午，我用特快专递发出一封唁函：“克家先生是以自己的思想、品格与才智赫然屹立于人间的世纪老人，是著述等身的诗坛泰斗，是照耀中国当代诗坛时间最长的大星，是暖我心怀、明我路径的恩师。慈爱难忘，恩泽永存！”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诗如其人，我的克家师，用一个世纪的光阴完成了对自己作品的生动注释。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