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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老舍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以五四为起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交锋的大背景下，老舍把自己的注意力牢牢盯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市民的生活上，从容不迫、有滋有味地描绘着城市底层市民的悲欢离合。他的描写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城市市民在特定社会中那种悲苦无告的生活遭遇及命运、他们的优点及自鸣得意的优越、他们的愚昧及闭塞等。有人将老舍的市民形象分为四大类：老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理想市民形象、城市贫民形象，这种划分是符合老舍创作特点的。但无论哪一类的市民形象，都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人物与环境的不能合拍、人与人性格及志愿上的不能相容，凸显的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悲剧冲突。 一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生活在老北平这块古文化地域上的市民，往往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形成了循规守矩、柔弱、忍让的文化心理特点。这就是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像《二马》里的老马，在伦敦街上行走，极讲究中国的礼节，见人就低头哈腰，甚至一群英国小孩在他后面骂他“老黄脸”、“挨打的货”，他也无动于衷，毫无羞辱感。他讲究“面子”，却丢尽了国格人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老舍将东方文化中的市民形象移到西方文化环境里显现出的荒唐和愚蠢。《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姑母、赵姑夫，《牛天赐传》里的牛老者、牛太太，《离婚》中的张大哥、老李等，他们都是老派的市民形象，保守、封闭、刻板是这类市民的共同特征。像《离婚》中的张大哥，他顽固地认为：“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人，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统统都是乡下人。他知道的山是西山，他只出过永定门。他没看过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又如《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他讲“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所以，他给韵梅讲，只要储存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足可以度过任何“难关”。另外，老派市民在思想上又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一生要奉行的使命就是为人作媒和反对离婚。因为他很会说媒，他会将麻脸的姑娘介绍给结巴的男人；会热心地将李太太从乡下接来，帮助老李培养与太太的感情，不管两个人在一起幸福不幸福，总之结了婚就得凑合着过日子，绝对不能离婚。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老派市民是一群“做稳了奴隶”的顺民，他们只知顺从历史，从不考虑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二 还有一部分市民不像老派市民那样一味守旧，而是思想逐渐“洋化”，但他们并没有吸取西方文化里进步的东西，而是专门去做形式上的模仿派或恶劣性上的吸取，此即所谓新派市民。这派人物的“洋化”，首先表现在婚姻观念、行为方式上特意模仿西方。像《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他摧残了纯真姑娘王灵石的爱情，在她离开他以后仍纠缠不休；他诬蔑王灵石与张教授有不正常的关系，企图使姑娘在全校蒙受耻辱，而张教授以前在物质上还帮助过他。欧阳天风这种新派市民，实际上灵魂已被扭曲，丧尽天良，禽兽不如。其次，表现在处处奉行“钱本位”的人生哲学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处世态度。欧阳天风认为，“金钱是恋爱场中的柱顶石，没钱而想讲爱情，和没有眼睛想看花儿一样无望”。为了金钱，他们不惜牺牲朋友，可以六亲不认，暴露了他们不知廉耻、道德沦丧的本质。虽然这种行为与半殖地化的社会极端合拍，但也充分反映出人性被泯灭的悲哀的一面。最后，表现在对西方“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盲目推崇。《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她不愿意走妈妈的道路，她要“自由恋爱”、“自力更生”，结果却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重走母亲出卖肉体的老路，残酷的现实扼杀了幼稚的“新思潮”，女儿最终向母亲的“最大的真理”靠拢了。对于这些，老舍持鲜明的反思、批判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西方文化有什么偏见，事实上，这是老舍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和在这种环境下市民的文化心理而作出的评判。 三 在这个城市中还生活着这么一些人，他们对西方文化既不像老派市民那样一味排斥，又不同于新派市民那样只作形式上的模仿，他们的思想意识比较开放，具有勃发、进取、实干的精神，这就是老舍所描写的理想市民形象。如《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他对赵子曰说：“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低着头去念书，念完书去民间做一些事，慢慢地培养民气，一条是破命杀坏人。”他终于因刺杀政客而下狱，被判了死刑。在坏人当道、军阀横行的年代，李景纯主张对军阀不能讲人道，不能仅仅行“义”而要用“力”来对付他们。实际上，侠客式的为民除害和以读书、实业救国这两点，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老舍的救世良方，体现了城市平民式的道德理想以及个人品格。到《二马》里的李子荣，他“侠客”的那一面减弱，“实干”的那一面增强了。作者突出了他的务实精神：“汗衫，挽袖子，一手泥，粗手腕，是个干将!”他主张在外国好好学点实用的知识，然后回去报效国家。同时，他在婚姻、恋爱问题上，也是极端实际的，他宁愿要一个会做饭会洗衣、能互相体谅的老式妻子，也不愿要一个念过一两本爱情小说便发疯似的自由恋爱的摩登女郎。在李子荣身上，已看不到那种粗暴的刺杀行为，他的行为规范更多注重在“礼”、“义”上面。但是，在黑暗的社会里，这些人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正直、热诚然而却四处碰壁，老舍带着同情与赞扬写出了他们悲剧性的努力。老舍在创作初期描绘理想市民时，把社会的弊端与社会改革都归于个人的道德因素，但到了《四世同堂》中，老舍更注重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的深度探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像天佑太太、韵梅，这些中国传统的、柔弱善良的家庭主妇，在民族灾难不期而至时，她们毫无退缩，既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恨，又能坚定沉着地对付他们，在艰苦的磨难之中，她们更增强了民族的自立、自强意识。由此可见，老舍所描写的理想市民是一个由个人行为到民族意识的逐渐深化的过程。老舍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通过理想市民的悲剧性来唤起人们的觉醒，寻找前进的方向。 四 另外的一部分市民，既具有老派市民的传统色调，又具有理想市民的某些人格要素，而惟独缺少新派市民的“现代意识”。这就是老舍笔下城市贫民的形象。在这一形象中，老舍写得最多就是车夫。《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是老舍小说中最早的车夫形象。赵四是一个舍己为人、心地善良的人：“拉车是何等义勇的事：人家有急事，咱拉着她跑，这不是舍命救人？”在此，老舍赞美了车夫美好的品质；《赵子曰》里的春二等车夫，他们顶着“毒花花的太阳”舍命拉车，不知何时“一口鲜血喷在滚热的石路上，死了”。在这里，老舍是以同情、哀怜的情感来写车夫们的痛苦生活；《哀启》中的车夫已经具有了反抗意识，到《四世同堂》里的车夫小崔，民族意识、反抗精神更有所增强。在众多车夫形象中，老舍不仅写出了他们作为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悲惨命运，同时还塑造了他们诚实、善良、不怕苦的思想性格，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弱点。车夫形象从“配角”到“主人公”的跨越，还要以《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为标志。祥子是从农村流入都市的车夫，他的理想是凭自己的力气挣钱买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车，这是他的最大愿望。他不愿走歪门邪道、不愿放高利贷赚钱，也不愿走虎妞指给他的道，当小车主、做小买卖或者继承刘四的财产，他只想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做个自由的车夫。在祥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忠厚、勤劳、善良的农民气质。然而，祥子的农民意识与现代都市社会是那样不协调、不适应，他身上的农民气质的美好一面，往往引起小市民们的轻视、嘲笑。老舍对此感到哀怜、失落。与此同时，农民意识的劣根性也由祥子带入了市民城市，他“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关心他的车”，他和自己的同行争生存权，干一些“抢座儿”的丑事。他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对社会现实缺乏认识，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思想迷信守旧、封建落后。 老舍深刻揭露了祥子小生产者的思想弱点，对于他极端个人主义的观念与城市市民意识中的劣性因素的合流，老舍同样感到悲哀。 五 在老舍先生的小说中，“社会理想”不仅在于全面表现城市小生产者这一广大阶层的思想和情绪，而在于是“艺术地”熔铸了自己的爱与憎，使“社会理想”通过不同的层次变成有血有肉、可以触摸的形象。老舍贴切务实，相信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切，他的感情总是走在理智的前面，是一个“热心的朋友”。像民族文化、家族伦理、国民性这些深奥的东西，在老舍的小说中永远是小人物的理想，显得是那样的朴素、实在、平易近人。同时，“社会理想”也包含了老舍的美学风格，老舍有着社会的正义感，有着幽默的语言，在他的嘲讽中，我们常含着热泪。 老舍小说的悲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老舍就是一位“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看出了他的血和肉来”[1](P241)的大家。他所创造的市民形象，都是沿着个人命运—社会命运—民族命运这样一条脉络向前发展的，他试图通过个人的遭遇透渗出整个社会、民族的命运，因而他的作品富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悲剧色彩。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既批判了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风俗，又揭露了在新旧交替时代包含着的崇洋媚外的悲剧因素；既表达了市民对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批判态度，也反映出这种态度的积极性与落后性的混杂与交织。老舍不给人们廉价的“光明”与“希望”，他总是以悲惨的命运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写出市民们在不同层面上是怎样被奴役的，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幅真实的生活画面。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作者简介：吴俊杰(1962— )，男，山东聊城人，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文法系主任、副教授。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文法系，山东聊城252000) 原载：《理论学刊》2006年8月第8期 总第150期 原载：《理论学刊》2006年8月第8期 总第15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