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对本论题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提及学界对老舍政治文化心态的一个基本判断：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作家。 这个判断基本是可信的，但有些空泛，它可以用在许多同时代的作家身上，却没有充分注意到老舍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文化心态的变化。对此，我要补充的判断是：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一个独立的温和的理性的民主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他已转变成为一个有一定人格分裂倾向的革命作家。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新中国时期的老舍是一个革命的作家 自老舍步入文坛始，基本上过着同政治与革命保持着相当距离的“教授兼写家”的生活。抗战爆发后，老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负责“文协”的全面工作，但老舍始终是作为一个“爱国”而非“革命”作家开展工作。抗战结束后，老舍随即应邀赴美讲学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回国。归国后的老舍，政治与革命热情有了极大的变化。当这位游子一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立即感受到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得到了来自政府的前所未有的尊重，连新闻媒体也及时记录了他归国的重要信息，“新中国对这位作家的要求和期待有多么大，有多少问题找着他”，“他兴致好极了。他自己想，政府也这样鼓励他，人民也需要他，重新再写新的北京、新的中国”[1]。 在这种中国作家中罕见的热望与殊荣环绕中，他极为兴奋，并激动地表示：“我爱，我热爱，这个新社会啊!”[2](P247)他很快忘记了自己归国前所立下的“三不主义”①，积极地从事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不断地开会、不断地演讲。据统计，老舍曾担任的社会工作包括27个团体的30个职务：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印友好协会理事、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贯彻婚姻法委员会委员等等[2](P283)。但他还是“高高兴兴的忙着”。他说，“我并没有管自己愿意干什么。有事我就做事，而且没忘了写文章。说真的，这么‘两头忙’教我的腿疾有增无减，头也有时候发昏。但是，我并没有因顾虑身体，而放下‘两头忙’的那一头儿。”[3]足见其政治与创作热情之高。 归国后，老舍的政治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妖魔化美国。由于老舍有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经历，由他来揭批美国的腐化堕落自然合适不过，对此，老舍似乎心领神会。比如，1950年1月4日，老舍在全国文联庆新年暨欢迎老舍回国的联欢会上说，美国的一切艺术都与金钱发生关系，几乎成了帮助资本家麻醉群众的工具。此后，老舍不断地申明这一立场，甚至在毫不相干的场合也大谈特谈。他在全国文联群英会的《致贺致敬》中说：“华盛顿是西风摇落，群鬼唱歌；北京是东风和畅，百花竞开。”这样的说词，意味着老舍回国之初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向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靠拢。二是歌颂党和新政府。应该说，老舍在回国之初的一些歌颂文章还是较为中正与符合实际的。话剧《龙须沟》的成功，体现了老舍歌颂党和新政府的真情实感。可到后来，老舍的这种感性“皈依感”有些失控。比如，对“大跃进”这种荒诞的闹剧，他也以空前的热情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参加鼓吹：“我们以冲天干劲，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吧!”[4](P720)1959年，在发表的《元旦放歌》中欢呼：“我真喜欢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我要歌颂钢的跃进，粮的跃进，和一切的跃进!我要歌颂人民公社，文化革命和1958年所有的喜事!我希望全国人民喜了又喜，笑了再笑，越想越高兴，干劲也越猛越足!”如此“八股”文章，已经没有了老舍惯有的文学品格。 在文艺思想和创作上，老舍也亦步亦趋地紧跟形势与任务。刚一回国，老舍就认真研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表示：“读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5]还说，“我理会到：当今的文艺活动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演为准则的。那就是说，文艺须为工农兵大众去服务。”[6]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认同。当时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念，即“赶任务”是应该的、“光荣的”，并且身体力行：《方珍珠》反映了新中国艺人生活地位的改变，《龙须沟》歌颂北京市政府的城市建设，《春华秋实》为配合“五反”运动，《西望长安》取材于李万铭到处行骗的真实案件，《女店员》宣传妇女解放，等等。老舍如此积极地紧跟形势进行宣传，曾遭到一些读者的反感甚至不满。比如，在“反右”运动中，老舍曾接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写道：“老舍，我希望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上万的所谓右派就都不爱国爱民吗？你深深思虑过没有呢？”老舍公开了这封匿名信，并坦然表示：“我以前歌颂过共产党，现在和将来还要继续歌颂。”[7]他后来的言行的确如此。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建国后的老舍积极要求思想进步，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几乎不断对自己的政治思想进行自我批评。他曾反复提到这样一类的话：“检查十几年来我写过的东西，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政治性不强。 ……我对社会主义只有一知半解。于是，在我的作品里，我只能说一些人云亦云的大道理，没有深远的社会主义的体会和见解。这样的作品只能是一些社会现象的浮浅说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真谛。”[8](P97)老舍还曾写过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上门做思想工作：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开展工作。这事才告一段落。多年后，老舍得知儿子舒乙入党了，居然“兴奋得有些不正常”[9]。都表明了老舍对党组织的亲近与热爱。 二、新中国时期老舍有一定的人格分裂倾向 有人认为，老舍是块“真金子”，但解放后老舍这块“真金子”却被压碎了，他在强大的社会体制逼迫下，“把极其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以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轻易泯灭或异化了”[10]，甚至，还有人就在当时私下里给他下了“无耻文人”②的判词。检视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思想与创作，其存在形态仅以“泯灭”或“异化”作笼统概括，或粗暴地冠以“无耻文人”的标签，均难以逼近全面完整的老舍。老舍的心态是矛盾复杂的，并呈现出一定的人格分裂倾向。 老舍的这种分裂倾向的突出症候是心态的焦虑感日益加深。其表现之一是，不断的自我检讨与反思。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在思想和创作上的不适应是明显的，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类公开的表述，“这两年来我写的东西……并不怎么好”[5]，“我这几年学写戏，老是写不好。……我可是相当努力，没闲着”[11]，“近几年来，我发表了大大小小不少的作品。可是，写得好不好呢？肯定地说，不怎么好!”[12]“从50年到现在，我写了不少东西。光说剧本，就有十几部，其中，没有一部出色的”[13]。类似的说法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写上一些，仿佛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认为，尽管老舍一直很谦虚，但对待这些言论，若不假思索地认为全是老舍的自谦之词，是不够理性的。在这种习惯的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作家是由于经受着某种不可抑制的力量的驱使。由于创作上屡战屡败，尽管他前期还是屡败屡战，但老舍心态的焦虑感逐渐凸显。对这种焦虑感，在当时一元化思维的社会环境中，许多人是隐藏的，老舍有时却把握不住，但他也深知不能随意直白地表露出来，偶尔同好朋友私下聊聊，而在公开场合只是不断地抱怨写作时间太少：“我是写东西的，我要继续写东西!一天摸不着笔，我心里难受!”[14]“我到底是作家。……时间，时间，给点时间!我的确爱写、能写一点。而且多写了，可能写出一两部像点样子的。我已经五十八岁了，现在还不加点劲，要等到何时呢？我又要下跪了!”[15]向谁下跪呢？为什么下跪？仅仅是没有时间？一贯自尊的老舍在哪儿？而且令人震惊的是，此语居然出现在新中国时期!毋庸置疑，这些话语清晰地表明了老舍当时内心的极度不安与焦虑。大约在老舍的最后四年中，这位“文艺界的劳动模范”似乎有些“江郎才尽”了，作品创作数量明显减少，并且在有限的一些作品中，也以“唱和”一类的旧体诗为主，有时也会左顾右盼、小心翼翼甚至言不由衷。但老舍一向是个勤奋的作家，创作的缺席，固然有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老舍创作思想乃至政治文化心态上的困惑与迷茫。当然，毕竟他“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16]。尽管有限，但我们却不应该完全无视老舍有限的坚守其文艺思想的可贵一面，毕竟，在那个时代，这样已经相当不易了。因此，简单地断言建国后老舍丧失了“极其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以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是不妥的。否则，他有这么多痛苦与焦虑就显得不可理喻了。 其表现之二是，作为文化官员的老舍在“赶任务”的同时，并未完全“泯灭”作为已有杰出成就的作家的“自我”。一旦政策环境好转，老舍的作家“自我”就立即进入主要角色并发表演说。我们注意到，在短暂的“双百”和“小阳春”两个时期，老舍的反思较之同时代的作家似乎更为尖锐深刻。“文学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名为文学作品，而全由政治术语堆砌而成，是谁也不愿意看的”[17]；“不由人物性格与生活出发，而专凭词藻支持门面，必定成为‘八股对话’”[18]；“我们不能只扯着脖子喊口号”[19]；“话剧中的对话是依照一定的剧情而产生的，不是绕着圈子把所有的口号与宣传大纲都放在里边的。对话离开剧情便成为讲演”[20]；等等。针对低劣的电影创作，他尖锐地指出，好电影“寥若晨星”，公式化概念化严重，与“化妆讲演相差无几”，呼吁“大家都说说心腹话，想想好主意，救救电影”[21]。甚至，他在《为人民写作最光荣》一文中，一反自己曾经有过的“最注意写得对不对”的创作态度，重新把文艺形式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比如，老舍在《话剧的语言》中明确指出“说什么固然要紧，怎么说却更重要”，甚至还提出“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亦足左右内容”[22]等至今仍然颇有价值的观点。但是，由于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自身规律性等问题再次成为禁区。老舍的创作思想又一次受到强大的冲击。尽管这一次冲击再也没有使他像过去一样完全迷失在政治的迷宫里，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已经让身处“火山口”的他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坚守其文学主张，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紧跟形势了，谈不太敏感的文学“语言”等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与“形势”不太协调的文艺创作主张。比如，在1963年3月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中，老舍反复坚持说，“要求文艺表现新时代，反映现实生活，并不排斥其他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完全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23]，“历史题材不但可以写，而且应当写”[24]。很明显，这种说法与对同年1月初柯庆施、张春桥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背道而驰，并且，在次年4月，当题材决定论已被推到顶峰时，老舍还慷慨陈辞“我们并不排斥历史戏”[25]，足见其勇气。 这种看来矛盾的表述源于他矛盾的心态。老舍长期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作为一个政府的重要文化官员，他在思想和创作上必须与既定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文学创作上出现配合既定方针甚至具体政策的作品实属必然。比如，1954年，在文艺界和学术界开展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唯心主义观点的运动中，老舍写下的《〈红楼梦〉并不是梦》一文，受到了读者的质疑。老舍回信说：“我平生没写过一篇好的理论文字，因系外行。 不过，有时候运动来了，总要写几句，于是总泛泛地说几句，定难深刻……以后希望能做到：不会的不勉强写。”[4](P750-751)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他内心的矛盾。其实，他不仅是“不会写的”不得不“勉强写”，连不愿写的他也不得不“勉强写”。创作于1959年8月的散文《猫》，老舍先是极为精美地绘刻了猫儿们的习性，其后却开始严肃地讨论：“老鼠差不多被消灭了，猫还有什么用呢？”现在看来这样的问题难免令人啼笑皆非，但谁让他当时是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呢？! 1959年1月26日，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谁抗拒时代 谁注定灭亡》一文中写道：“人类历史正在改变面貌，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斗争。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时代洪流，无可抗拒!谁敢妄想抗拒，谁失败!谁死亡!”简直就是报纸社论的翻版!不看署名，谁能知道这是语言大师老舍的文章呢？可是，谁让他是北京市文联主席呢？!正因为他是政府重要的文化官员，他才要提倡“赶任务”，并为“赶任务”开脱：写文章不是为了获奖，只要切实有用，又有什么不好呢？并且身体力行地赶任务。只要把老舍放在政府的重要文化官员而非作家这一特定角色上来理解，这个世界级作家的临终之作是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便不足为奇了。 如果老舍仅仅是是一个单纯的文化官员，他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与焦虑。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都敬爱老舍，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政府的重要文化官员，而是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二马》、《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以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等等。应该承认，老舍的自我期许从来都是“写家”。作家这一角色扮演得成功与否，是老舍自己时时检阅自身创作乃至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尺。作为作家，老舍的文艺思想虽然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但还是有一些基本恒定的理念贯穿于他一生的创作中。其中重要判断的有：一是“文学是认识生命的，解释生命的”[26](P15-16)，“无论他们写什么，他们是给人生一种写照与解释”[27](P43)。二是文学是“自我表现”的。“没有一个伟大的文人不是自我表现的，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文人不是因自我而打动千万人的热情的”[27](P58)，“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现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什么理作宣传”[27](P43)，“没有感情，语言无从有力”[28](P131)。三是文学是审美的。认为“美是为文的要素之一”[27](P43)，特别讲求文学的语言美，甚至具体到声音都有自己的主张：“文字用对了，意思就对了，声音好不好听呢？……声音很美，这才是好文章。”[8](P161)问题是，作家的“好作品主义”的角色要求时时与作为文化官员必须服从的“公文式”的“赶任务”创作要求有激烈的冲突。如前文所提到的，每当文艺政策相对宽松时，老舍都会积极地发表大量针砭文艺界时弊的文章， 这才是新中国时期他对文艺的较为真切的看法。建国后的作品与之真正保持一致的，说是《茶馆》与《正红旗下》，当无太大异议，但它们的命运颇能说明问题：自己满意并艺术家们都叫好的精品《茶馆》刚一上演，就因当时文化部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粗暴的批评“第一场为什么那么热闹？”而停演，后来北京人艺请老舍作些修改(“加红线”)，以便重排上演[29]。老舍一向“外圆内方”、从善如流，当年《龙须沟》的改动，他在坚持了两年半之后，最后还是“伤心屈从”了[30]。但这次老舍却断然拒绝。这件事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我认为，其中当有老舍自身在两种不同角色要求的冲突中，其写家角色终于大于文化官员角色的成分，这大概是作家老舍唯一能做的无声的抗争吧。《正红旗下》是老舍“秘密”进行创作的，并因文艺政策的突变而未能终卷。他同朋友谈及这个话题时，曾泪流满面：这个题材他不写，以后没人能写了。作家的自由选择空间日渐逼仄，终至无容身之地，从这个角度说，这是他后来心态日益焦虑乃至最后愤然一跃的重要根源，而受到批判与人身侮辱其实只是一根导火索罢了。 注释： ①1950年初，他应邀回国，回国前，他曾对朋友说，“他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然后又郑重声明：他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见乔志高《老舍和朋友们》第17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②周作人在日记中把老舍列为“四大无耻文人”之一。参见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第27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参考文献： [1]黄裳.老舍在北京[N].文汇报，1950-02-28. [2]徐德明.老舍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3]老舍.高高兴兴的活着[N].光明日报，1951-09-26. [4]老舍.老舍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N].人民日报，195-05-21. [6]老舍.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N].人民日报，1950-06-24. [7]老舍.答匿名信[N].人民日报，1957-09-11. [8]老舍.老舍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9]据舒乙先生在第三届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国芜湖，2003，(4). [10]王行之.我论老舍[N].文艺报，1989-01-21. [11]老舍.我的几句话[N].戏剧报，1954-04-15. [12]老舍.当作家并无捷径[J].中国青年.1956，(5). [13]老舍.生活与读书[J].戏剧报，1962-05-25. [14]老舍.我们今年都要拿起笔来[N].人民日报，1953-02-25. [15]老舍.闲谈[N].文艺报，1956-11-30. [16]费孝通.《早春前后》[N].光明日报，1957-05-31. [17]老舍.本刊半年来的回顾[J].抗到底，1938-09-25. [18]老舍.对话浅论[J].电影艺术，1961，(1). [19]老舍.大众文艺怎样写[J].新建设，1950，(3). [20]老舍.对于观摩演出节目的意见[J].北京文艺，1951，(4). [21]老舍.救救电影[N].文汇报，1956-12-01. [22]老舍.谈叙述与描写[N].北京文艺，1962，(2). [23]老舍.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J].北京文艺，1963，(3). [24]老舍.创作的繁荣与提高———在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摘要[J].北京文艺，1963，(4). [25]老舍.祝贺话剧的新胜利[N].北京晚报，1964-04-01. [26]老舍.老舍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7]老舍.老舍全集：第16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8]老舍.老舍文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9]于是之.老舍先生和他的两出戏[J].北京文学，1994，(8). [30]舒乙.《龙须沟》事隔两年半的一次修改[N].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04-20. 作者简介：王玉琦(1969-)，男，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老舍研究与20世纪文艺传播。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系，江西南昌 330013)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3月第2期(总第123期)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3月第2期(总第12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