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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人生选择和归宿，无不早就潜藏于其地域文化的熏陶和性格气质当中。虽然时代的潮汐和命运的突变会使他性格扭曲，产生夸张性的裂变和变异，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其既定的人生轨道可以探寻的。 1999年，围绕“老舍之死”这一话题，众多学者的讨论集中在现实与历史问题，却没有关注家庭与文化遗传也许是更加重要的命题。长期以来，在讨论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人生问题时，我们的考察大多习惯停留在历史与思想的层面，而极少注意关乎一个作家人生选择、文化教养与生命气质的另一重要层面——大家庭背景，即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阶层。所以，这种讨论很少能真正有效地进行下去，更遑论取得实质性的收获。笔者就从家庭和文化遗传这一角度对“老舍之死”的原因进行探讨。 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播与反省，是有赖于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也即“大家庭”阶层，而非有赖于城市平民、农民也即民间和平民社会阶层的。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者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五四以后的文坛大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艾青等，无一不来自这一大家庭阶层，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审视正是在深厚的文化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出身大家庭，最终又成为大家庭文化的反叛者和思考者，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主线和普遍规律。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老舍的文化轨迹不同于以上列举的各位作家。老舍出身贫民，他的母亲生在农家，娘家在“北平胜德门外”的“一个共有四五人家的小村子里”，是一位勤俭朴实的村妇。父亲出身旗人的下层，没有多少文化，“他识字不多，所以不去读书；家中只藏着一张画匠画的《王羲之爱鹅》，也并不随时观赏，因为每到除夕才找出来挂在墙上，到了正月十九就摘下来。”[1]老舍的父亲在老舍一岁半时战死。所以老舍的启蒙教育是贫弱的、空白的，正如老舍自己所说的，他的童年是在无穷的饥饿和周围众多人物为生而进行的纷扰中度过的。那时看来，进学堂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在刘锦寿的资助下进了学堂，开始学习。可由于家庭困难，老舍勉强读完师范后就毕业。后迫于生计去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教，其间为了生活，学习写作，成为影响很大的作家，成了他那个社会阶层中的“逆子”。似乎老舍已经在精神上开始走向“贵族”，虽然他在人生上还处在求取温饱的境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老舍的这种精神上贵族化和鲁迅、茅盾等不同，因为满族社会的民间文化、文艺和价值观，已经深深的积淀在他的思想、情感世界中，并决定着他一生的价值趋向和审美追求。 宋永毅指出：“老舍是自小便在民间文艺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中国民间文艺特有的容纳百川的活力与扬善惩恶的人民性，不仅影响着他日后与西方文化接触时的开放与大胆，还引导着他未来创作所取得现实主义方法。”由此挖掘出这样一个命题：老舍虽与鲁迅等同属于新文化阵营，但他本质上是平民社会的一个代表，老舍是平民化的老舍。 老舍的平民化首先表现在北京文化对他的深切影响力。费正清指出：“北京城作为概括传统中国最佳因素的一个独立世界，在老舍的生活和意识中占据了中心位置。”[2]老舍自己也说“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想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偶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个思念中有个北平。”[3]从小老舍就在这片土地上被它浸染着。“老舍是这座城市的子民，满族文化正宗的传人，他的血脉中流动着老北京的欢笑与眼泪、挫折与梦想、油滑与耿直。”[4]老北京这里可以由豪爽粗犷的潇洒，却又有满目可见萎萎琐琐的卑微；可以爱憎分明，却又少了美丑难辨；可以舍身求仁，却又免不了委曲求全。这里，一种形态常常可能包容不同的意味：热情周到，可能是外表的敷衍；随和宽厚，可能隐藏着圆滑；仗义侠气，可能是抽身逃之夭夭的铺垫。老舍耳濡目染的便是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北京人的方方面面都以他们的本来模样，成为他审视的对象。他有一颗热情的心，却又有一双冷静而犀利的眼睛，他属于这里，却又始终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用他讽刺和批判的笔触，用幽默调侃的语气，向人们讲述着这里发生的故事。他看到了弥漫古都的那种惰性：“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北平除了能批评一切，也能接受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的东西。”[5] 老舍就属于这样一种地域文化。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老舍，便是这样一个可亲可爱的、可以用真实的情感去感知的平易近人的一介平民：他热情而周到，正直而善良，同时又时时表现出一种小心翼翼。他不奢望自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不把思想的批判作为一己的责任。他尽力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既不过度浪漫热情，又不过分冷漠。正是这样一些性格特点，使得他能够以幽默、温情、感伤的风格渲染出浓郁的“北京味”，真正生动而全面地展现出老北京的众生相。在他多元化的性格中，理智是他性格的“主旋律”。综观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和生命活动，称他为“理智型”作家应该不会引起人们的异议。对此，老舍非常经典的戏称自己的理想是“中年人的理想”，他说：“我自幼贫穷，做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既然为生活而务实，就收敛了青年人的冲动；既然理想与事实贴得很紧，关注的对象和题材难免会集中而单一。纯粹从文学角度看，这是老舍的局限，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他的长处。 “人民艺术家”真像是天赐之誉。因为自北京市政府顶住各方面压力非常慷慨的授予老舍这一光荣的称号后，他解放后的创作就锁定在这座城市。解放后，老舍不写小说而选择了戏剧，并且专以北京为描写对象，大概是出于这么两点考虑：一是出于对故乡北京报恩的思想。爱国主义是老舍思想世界的基石，而爱国在他的具体行为实践中就是爱故乡、爱母亲，爱这座给了他生命、做人原则和艺术灵感的古城。他要急于展现解放后的新变化，而戏剧恰恰是比小说更适宜展现的艺术形式。二是因为戏剧比小说更容易产生“宣传”的效果。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周恩来专门为他配了一部小汽车，北京市市长彭真更是对他关于城市建设的意见洗耳恭听、颇为尊重，于是，那种“理想永远不和目前否认事实相距很远”的思想开始支配了他的思想和创作。既然有中国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集体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焉有不为现实而宣传的道理，而戏剧的夸张性效果则可以把这种互动关系释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从这个角度看，老舍在五六十年代连放卫星，创作数量不仅超过了自己的前一个时期，也明显超出与其他同时代作家。之所以这样，并非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实在是理智选择的结果。这理智其实就是老舍身上的平民化思想的体现，就是这思想的平民化使得他做出了平民化的选择。 老舍的人生选择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进行的，由于仅关注现实层面，使他没有可能考虑到使自己的选择向精神、道义等更深的层面推进。这就使他的这种选择几乎无回旋的余地可言，当在现实生活中一帆风顺时，前者对其创造有着巨大的非人能比的推动力；而一旦遭受重大挫折，这种选择就会全线崩溃，这就为老舍后来的自杀埋下了一道看不见的伏笔。因为这种单纯依附于政府意向创作而进行人生的选择是缺少弹性的，它缺少独立和自足的精神世界的支撑，所以在时代与个人生活的“突变”面前，对现实缺少坚韧的抗击力。由此可见，“老舍的‘理智’，是那种穷人似的、平民社会的知恩图报的理智”[6]；老舍的理智是刚性的北方文化的体现，它太缺少柔性的回弹。 在20世纪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纯粹的谦谦君子是难以立足的；在矛盾错综复杂、且与政治意识形态纠缠不清的文艺圈子中，尤其需要有既刚又柔、亦强亦弱的双重人格。也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中的现代文人需要用理智来节制激情，以达到二者之间的高度调和与平衡。不刚强难以保持现代文人的独立地位和必要的生存前提，难以在各种各样压迫与扭曲下维护自己的精神操守。自由主义文人朱光潜、沈从文和萧乾解放后三下五除二就被解除了思想武装，1950年朱光潜写检查和沈从文的自杀举动，都说明了这一派文人不善于与强大的现实周旋，说明他们的精神上的天然的羸弱与胆怯。既然现实生活一开始就不打算尊重文学和维护其“道”的文人，这就要求文人必须是勇于抗争的强者。所谓柔弱是因为文学是一个民族思想、情感与文字的园地，必须首先善待，而善待又须得在不放弃至尊与自由原则的情况下，与强大的非文学的力量且战且退并达到一定的妥协，保留一定的艺术创造空间，因而也就不能太强调文人在文坛上的至高无上的道统地位。 而平民化的老舍恰恰看不到、想不到这些。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政府，老舍感受到了希望和信任。把自我让位于社会，把文化让位于政治，老舍仿佛并不步艰难地做到了这一点。当他将满腔的热情毫无保留地用来迎合政府的需要，一次次的创造自己并不擅长的作品时，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自己精神向度的匮乏，他仅仅感觉到了自由创作时间的缺少，“作家是要写书的，不要参加这会那会，去机场，让我写不了书。”即使如此，他还是全身心的为社会为他心目中的“爱国”情结创造着自己也陌生的作品。因为他相信自己是诚热的、爱国的、没有二心的。所以当1966年8月23日在一群红卫兵的押解下，他和二十多位作家、艺术家，被拉到国子监街孔庙大院里，让他们在大院门前的空地上，时而下跪，时而围着燃烧的戏装和书堆跳“牛鬼蛇神舞”时，老舍面对了自己一生中感觉最突然、最不可思议、最难以承受的打击。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他的信念，突然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打击。面对熊熊燃烧的火焰和一群带着无知和邪恶笑容的孩子，他对文化的爱，对北京和祖国的爱，他所有的信念和感情，都在烈火中被焚烧着。带有平民的刚性的老舍发出了自己人生中最愤怒最无助的呼喊：“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7]老舍的精神世界坍塌了，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支点，他心目中所信仰、憧憬的一切都被现实无情地击垮。他看不到前景，更无法预测将来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死，对于他，也许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于是他带着不满、带着困惑走进太平湖，走出生的困境。 老舍把屈辱、困惑、自责、痛苦留给了自己，也把一个悲剧留给了历史。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应仅仅看到它的沉痛，还应从这段沉痛的历史中找到它所承载的思想和精神，同时希望有助于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大环境进行更深入地体察。 [参考文献] [1]老舍.正红旗下[M]//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21. [2]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4：1549. [3][4][6]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草”在中国1949—1976[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191，191，230. [5]李辉.老舍：消失了的太平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17. [7]老舍.茶馆[M]//老舍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332. [作者简介] 陈为艳(1979—)，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济南250100 原载：《德州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22卷第6期 原载：《德州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22卷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