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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7) 戴来，生于1972年，江苏人。发表长、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曾获2002年首届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代表作有：《茄子》《准备好了吗》《亮了一下》《甲乙丙丁》《练习生活练习爱》等。 “她世纪”中的独特成员 □吴 萍 人们惯于以作家的出生年和性别为标尺分出群属，提及“60后”小说界的领军者会想起先锋派的格非、苏童或余华等人，进入“70后”，我们猛然发现“他世纪”到“她世纪”的裂变，发现她们的“房间”很挤，住着盛可以、魏微、鲁敏、朱文颖、戴来等女作家。 这群经历不同、性格殊异的女作家，剖开了各自掌握的人心秘密和生存经验。我们难忘盛可以的锋利、魏微的温朴和朱文颖的女性风。同属于“她们”的戴来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反常规的视角为自己在“70后”群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婚姻是一个战场 谁能像戴来这样痴迷于不停地讲述一桩又一桩失败的婚姻？《在床上》中的老张和张秀美、《在卫生间》中的老叶和王娟、《给我手纸》中的岑晟和刘逸梅、《向黄昏》中的老童和陈菊花，或是《随便吃顿饭》里的安天和做政治老师的妻子等等，每一对婚姻都是非典型的失败案例。他们中多数早已历经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徒留晚年仍旧不依不饶的猜忌、嫌恶、怨怼甚至敌视。而那些还未经过岁月淘洗的年轻婚姻，就像《缓冲》中的卞通和麦洁或《粉碎》中的古天明和马昕，前一对因缺少“一定要结婚”的勇气最终分开，后一对因“性”之困而濒临绝境。 戴来的诸多小说都直达“婚姻”主题，即“婚姻是什么”，对此，她有过很多种殊途同归的表达。《给我手纸》中，岑晟意识到这场婚姻还得维持下去，因为他已被判有罪，所以得戴罪服刑下去。《向黄昏》中，陈菊花心里道：“什么少年夫妻老来伴，在一起更像是一对仇人。”同样，《在卫生间》里的男主角老叶对自己说，就只当在陪护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戴来的意思不就是苏格兰诗人斯蒂文森的那句“婚姻和人生相似——它是一个战场，而非安乐窝”。 有评论家说戴来像个“穿白大褂”的，一支笔有着柳叶刀的锋利和冷酷。正是这把刀轻轻地划破了“美满婚姻”的面纱，让我们一眼瞅见婚姻的暗哑和沉重。而令我心惊的是，撇开年轻人的婚姻不论，为何戴来故意滤除了“夕阳红”景致中的一抹温情？采用如此极端的刻画，戴来将一对对夫妻逼进了猜疑和怨恨的死胡同，谁又将承担起温情和美好的想象呢？只有走进小说的深部，我们才发现了《向黄昏》中的小赵、《在床上》里的王芳、《在卫生间》里的守公厕的女人以及《给我手纸》里的汪菁等等。这般与家中“母老虎”相背驰的女人们成为了那些失败男人的丰丽鲜活的想象。这些在小说中居于配角的女人，本质上不输那些强势的妻子们，是戴来缔造出的另一种婉媚的女性形象。塑造这一拨“真女人”时，戴来的笔端露出了少有的柔情，她知道是她们慰藉了老叶老童们绝望的心，她们是死灰生活中的一丝水桃红。 婚姻作为一个圈栅，始终不能锁住“爱情”这样的精灵。戴来认同的爱情的原发地带只能在婚姻的圈外。《返乡》中的父亲对吴秀芝失魂落魄，《粉碎》里古随恒带着嫂嫂林芹一路私奔，前者是少男爱上寡妇，后者是叔嫂恋，两种皆得不到承认和祝福的爱情戴来写来真是百转千回，迸射出炽烈的爱情之光。在戴来笔下，爱情是充满活力的、高亮度的，充满了颠覆道德或人伦的力量。而“婚姻”俨然成了一种藏污纳垢的死物，不知不觉中蒙上了一层层岁月的蛛网。 男人、衰人或边缘人 “70后”作家群里，怀旧的魏微以童年、成长和故乡构筑了小说的“铁制三角”；盛可以早年闯江湖中获取的冷热经验，或隐或现地呈现在小说人物身上。对一直闲散在家的戴来来说，小说中的故乡几乎被遮蔽了，而相对贫乏的女性社会经验也很难被植入小说。她特别将偏执的目光投向了都市一隅那些失败男人身上。 男人中有人名叫安天、卞通，叫古天明，或者是老童和老叶。他们年轻或年迈，却都是衰人，不离“边缘人”的身份，脸上烙着“失败者”的黥印。他们活在阴霾笼罩的城市夹缝中，徒有扑击生活的小行动，却每每落得黯然缴械。我们一个个挨近他们，听到他们的喟叹，也摸到了戴来怀中温柔的怜悯。 《后来》中的“我”在婚姻中受制于悍妇王馨，成了一个连儿子都可讥讽的窝囊废。一次，“我”被有钱人老刘约去吃饭，在与王馨的电话联系中“聆听”了妻子和老刘的偷情。戴来冷静地讲述了“我”这遭离诡而龌龊的故事，并未发出一声道德判断。小说末尾“我”的话显得出奇平淡简短：闭上眼快点睡着。戴来省却了意料中的咆哮和怒吼，仅以睡眠平息了“我”内心的轩然大波。这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法，揭露了“我”的怒与不怒在本质意义上的相同。“我”知道争亦枉然，生活依然暗淡地行进下去，“我”终也洗不掉脸上那丑陋的“失败者”标签。 也许隐含了“安天乐命”的意思，戴来笔下的很多男主角都叫“安天”。这个倒霉蛋先走进《随便吃顿饭》中，莫名其妙地跟一个无趣的政治老师结婚，在情人余玲那儿吃了闭门羹后又莫名其妙地强奸了女学生。他还走进《返乡》，在被迫先得捋顺父亲和母亲、情人以及红颜知己等复杂关系后，似乎也对自己的人生感到致命的索然。安天还进入了《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未婚并有一个名叫盖兰的温柔情人，可是缺少建设婚姻的勇气。此外，他的脑子还嫁接了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离或不离”似乎成了他的事。他整日浑噩，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三个安天，个个无从逃脱孤独的追杀，被生活荒唐地错置，混茫地陷入他者的关系中，来不及清理内心的垃圾和残渣。 这些男人年轻抑或年迈，戴来一一给他们文身，那是一道道错综晦暗的刺痕，淋满了鲜艳的血珠，这滚落的血珠凝结了心底残存的不甘和桀骜。他们有情人或妻子，却无法驱散弥布于心的孤独和惶惑，他们有时是人，却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变成人群中的幽灵，飘移在暗色的都市深处，单薄而无力。 为何垂心于失败的男性形象，远离女性的自我抒写，戴来有着自觉的表达：“男性的生活、男性的视角，对我多少有点挑战性，给我留的想象空间也更多一些，写起来觉得更愉悦，你会觉得你在创造这个人物，完全不是你生活当中的，甚至不是你经验当中的。”如此解释，戴来塑造的“安天们”也许大部分得益于强悍的想象力了。可是凭借想象的翅膀能飞多远？ 简约繁巧兼并的叙事风格 《在床上》的开头写到：老张不无厌恶地推了推身边体积庞大的朱秀美。这是暗示性的小说开头，老张“厌恶”的不仅是朱秀美，更厌恶这遥遥无期的婚姻。“体积庞大”并不单纯指向妻子的肥硕，而是指向了婚姻这具牢笼之大，不是他能搬得动的。小说以此掀开了这对婚姻的来路：老张无数个失眠的夜晚，以及黑暗中腾升的欲望——王芳。他摇摆于满足欲望的悬崖边缘，就在纵身一跃时却遭受王芳“呜咽一声”的拒绝。这一声猛地惊醒了老张的绮梦……他不得不把手伸向了妻子的水桶腰。 《在床上》讲婚姻是如何把人拖垮的，也同时讨论了老年男人的情欲问题。故事和人物单一，戴来的巧妙在叙事的角度：以一种回溯的姿态去观察老张的婚姻和从前。她融裹了伤感、温暖、暧昧以及隐隐龌龊的情绪，带给读者观影般的视觉感受，一眼就撞见那个胆小怕事、欲望残存、唾弃婚姻又心有顾忌的老张。 作为姐妹篇的《向黄昏》也将目光聚焦到老童和陈菊花的婚姻现状。陈菊花断然阻止了丈夫伸过来的那双手，浇灭了老童的欲念也挫伤了他的自尊。和老张一样，老童也非家中的掌权者，那个曾做过副厂长的妻子许多年后还不舍得褪下“女强人”的外衣，成了老童心意压抑的死结。精神肉体皆得不到释放的老童终于把眼神移到屋外那个姿色犹存的小赵身上。他看着小赵跳舞，陪她一起逛超市，心里获得久违的满足和慰藉。小说结尾，老童和小赵在嬉笑的路上撞见了陈菊花，对方没有停留，头都不回地朝着老丈人家奔去。一个活在自己世界无视枕边人的陈菊花，真是看得人背脊生凉。 这篇小说是老年夫妻的生活镜面，上面布满了污浊和斑点，照见人心的凄凉，而对于婚姻中人亦如棒喝，你退休后会像陈菊花一样了无温情吗？你老了会像老童一样，最终把余存的热念投到实际离得很远的“小赵”身上吗？ 情节简洁、叙事沉稳的确让这篇《向黄昏》赚得高分，而潜于其中的有关婚姻和人生的哀感才真是让小说高格调的关键所在。 除了《在床上》《向黄昏》以及《后来》这类不少篇制短窄意蕴深邃的小说外，戴来也写出了《爱人》《粉碎》等结构繁巧角度多端的小说。 得读上两遍方可理清人物关系和情节转合，这大概是很多读者阅读戴来中长篇小说的共感。《爱人》中的人物有：小芸、我、马力(陈力)、小芸的“法国男友”、陈晨、柳自全、左青云等人。一个中篇的辖地里有了这么多人物，的确考验读者的耐心，而戴来略带荒诞的叙事更模糊了阅读的清晰度。大概读完两遍后，你才会发现“爱人”之标题就是一个主标，引领读者去观察各种形式的“爱人”关系：小芸和模特、我对马力、马力对亲妹妹等等。 我以为操作这样复杂中篇的心力抵得上创作一个小长篇。小说中人物情节的安排无处不奇巧，体现了戴来沉稳而精明的把控力，她特别让那些生活中的意外显得不那么意外，使境遇中的荒诞显得又不那么荒诞。她让小芸爱上一个无生命的模特，让“我”痴迷马力，让马力爱上亲妹妹，在快要溢出大家认同的现实经验时竟还是让我信服了。 若《爱人》尚不能切近戴来的那种繁巧的风格，那么《粉碎》庶几可视为一个网状叙事结构的典型案例。主角古天明偶听电台节目，找到当年离家的叔叔古随恒，继而认识了叔叔的红颜知己卢小惠以及叔叔和母亲林芹的儿子小山等一群人。此外，古天明的生命里还有闹离婚的妻子马昕、“旧上司”情人、为自己做鼻子的颜医生等。应该说，这部小说的戏剧性满足了每一双猎奇之眼，是一部戏中套戏的作品。戴来撑开了一张大密网，让每个人物各据自己的网眼，却又不得不与另外网眼中的他发生关系。好在戴来有驾驭力和想象力这两柄“利器”，用无数偶巧的情节和多维度的表达最终勾连起小说的链环，让小说看起来奇情别生跌宕起伏。 读戴来的人很容易发现其小说简约与繁巧并蓄的风格，我尤其心仪她的简约。《后来》或《向黄昏》的凝练和克制，让我想起戴来也深喜的雷蒙德·卡佛，尽管她不至于那么冷冽。而对繁巧的结构，我则保留一些看法。小说结构素来是评论家热议的话题，有人主张简单，有人主张繁复。回到戴来的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她过分倾重多角度叙事和复杂结构，而作品最终不免为其所累、所伤。奇情或意外的发生可做小说情节推进中的花絮和点缀，不断运用却会使小说失掉韵致和可信度。读者阅读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混乱的心理，总要花心思去理清各种人物关系，思味偶然性事件在现实中的“发生率”，这消耗掉现代读者的不少耐心，可能会让读者走上舍内容取形式的偏路。 近年，重返苏州的戴来坦陈正尝试换角度看社会，准备对原有的写作做一种突破。出于此，她这几年在创作路上有了“停伫”，这可能是小说家人生中的某个阶段。究竟是“困惑期”还是“蛰伏期”？我们将拭目以待。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