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雪芹因《红楼梦》一书而被世人所瞩目，其家世的研究是当代“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曹雪芹的家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无疑是他的祖父曹寅。曹寅作为康熙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在整个清代藏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但目前有关曹寅研究的著作中，他的藏书家身份并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这不仅使他的藏书家身份日渐被人淡忘，也使得整个清代藏书刻书史研究中有所缺憾。曹寅作为清代初期有名的藏书家，从现存的《楝亭书目》看，其所藏书籍的质量、数量与当时的大藏书家如毛晋、钱曾、季振宜、徐乾学等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但今天的研究者对于两者的重视程度却有着天壤之别，这点在现有的文献学教材、专著中不难发现。虽然也不无对曹寅的刻书给予较高评价者，但对其藏书成就的评价却为数不多。因此有必要从文献学研究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楝亭藏书。 曹寅之建楝亭，是出于对其父曹玺的纪念，启功《记<楝亭图咏>卷》说：“曹寅的父亲曹玺在江宁织造任职时，曾手植一棵楝树，这种树俗名金铃子。曹寅后来继承他父亲也在江宁任织造，为了宣扬他父亲的‘遗爱’，所以起这一个亭名，并用作别号。请人作画、作诗、作文来作纪念。”[1]（p239）楝树是一种落叶乔木，在四五月间会开淡紫色清香的小花，果实不大，味苦，可以入药，其木材坚实可制作器物。由此可见楝树坚贞有操守，味苦而利病，毫不招摇的清香，正如谦谦君子，这正是大权在握的曹玺喜爱它的原因吧。曹寅建造楝亭，可以看作是继承父志。从他招徕数十位友人作画题咏来看，我们又不难想见当年曹家诗礼传家之风的鼎盛，这种鼎盛更直接的体现在其藏书上。 关于楝亭藏书的来源，我想应该是曹寅在任职江南时所收集，这些书在一七一〇年由曹寅编成《楝亭书目》。曹寅任职江南期间一直身居要职，康熙一朝最值得称道的文化盛事——《全唐诗》的编纂就是由曹寅在扬州主持的。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本已是人文荟萃的扬州文化活动因此而变得更加繁盛了，曹寅也就俨然以盟主身份来主持江东风雅。今据《楝亭集》和《楝亭图》及当时各家文集统计，与曹寅有诗文交往者约有两百人，仅从启功对《楝亭图》上人名记录来看，四十五人中有纳兰成德、毛奇龄、徐乾学、徐秉义、宋荦、王士祯等，他们在当时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学者，也是全国闻名的藏书家，如徐氏传是楼、王氏池北书库当时已闻名于世，宋荦当时在江南身处要职，在任内与常熟著名藏书家汲古阁毛氏父子有过密切往来，据潘天祯《<秘本书目>所收录书的归属问题》[2]考证：汲古阁毛氏所藏秘书最后归于宋荦。所以可以说曹寅的藏书环境是得天独厚的。 这从现存的楝亭藏书来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王重民《善本书提要补编》收有《牧斋书目》一种，王重民题记云： 今按此诗载《有学集》卷六“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留别”中，注云：“胡静夫，好闭关”，则残记为静夫所作。卷内有：“胡致果图书记”一印，殆即其人。疑致果字静夫，藏书处名春草斋，容日当考其事迹，冀为清初藏书家添一段掌故也。[3]（p124） 其实，胡致果即胡其毅，曹寅曾为胡氏藏僧渐江所画《梅花卷》题诗[4]。而胡其毅是江宁著名的出版家十竹斋主人胡正言的儿子，著有《静拙斋诗选》等。他家所刊印的《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举世闻名，作为明遗民，他与钱谦益有往来，也与身为满清高官的曹寅有交往，此书乃胡其毅抄自钱牧斋，而后又转赠曹寅者，钤记即是明证。 另外，新从海外归来的翁氏藏书中有宋刻巾箱本《鉴诫录》（最初为项墨林天籁阁藏书）后有曹寅跋语云： 己丑夏五，竹垞先生来真州，持以见赐，愧不能藏，复影录一本奉还。曹寅。 [5]（p131） 检《楝亭书目》果然只有抄本。这个抄本傅增湘《藏园经眼录》著录，今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而朱彝尊其实也是曹寅座上宾客，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说楝亭掌织造盐政十余年，竭力以事铅椠；又交于朱竹垞，曝书亭之书，楝亭皆有副本。 [6] （p374） 此外今人王利器先生在《曹寅与朱彝尊》一文中更加详细的说明了二人的关系。在宋刻巾箱本《鉴诫录》后有参加《楝亭图》题咏的王士祯的跋语，称也曾手录一部。可见当时曹寅周围的抄书、藏书环境。曹寅《楝亭词》中有《钞书》一词，寄调《古倾杯》写道： 清哨严城，笼灯解鞯，归卧书堆内。频年嗜好，多惭糟粕，索索都无真气。闲宵甲乙重编，缤翻判尾。古人好语，今生难字，等闲去取，束共牛腰比。岂不见论斤籴米，应少胜虫钻故纸。笑万卷空摊，一编未竟，颖秃埋何地。知无足付儿子。待掩帙蕉叶微酣，浇酬十指。烛跋漏下，颓然睡矣。 [7]（p608） 可见曹寅曾亲自抄过书，所以有感而发，写得十分真切。 此外，所藏尚有宋刻本《离骚集传》、《杜工部草堂诗笺》、《北磵文集》为汲古阁毛氏藏书，旧为项墨林藏之元刻本《玉露聚义》，还有毛氏所影宋写本的《挥麈录》等书，皆得自江南故家。纵观《楝亭书目》，多此类精抄本、精刻本，且多世人未见之善本。但曹寅作为一个藏书家，并没有将这些孤本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秘不示人，相反却选择当时不经见者校刻出版。他持着“藏书不如刻书”的理念，积极以自藏善本刊刻流传，其中以《楝亭十二种》和《曹楝亭五种》为代表，书后都有“楝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刊于扬州使院”牌记为证，世称曹楝亭本。 可以看出曹寅的藏书主要是受其所处的抄书、藏书、刻书的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藏书家之间书籍的互抄，正是曹溶《流通古书约》的具体实践。而晚年与曹寅来往甚密的朱彝尊，与曹溶也有着密切的往来，谢正光《清初的遗民与贰臣》论之甚详。何焯《法书考跋》：“先生（曹溶）殁后，将旧抄本宋元版书五百册质于高江村，竹垞先生倍其值而有之。”可见二人之间的交谊不一般，这种关系也体现在藏书上。因此曹寅在开明的藏书风气中获得了丰富的收藏，同时也濡染这种风气而刊刻家藏秘本，藏书与流传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曹寅在当时藏书家中的声名鹊起，跻身著名藏书家之列。至于后来为何曹寅仅以刻书传名，其楝亭藏书逐渐被人们所忽视和淡忘呢？这就要说到楝亭藏书的流传问题。 最早提到曹寅藏书流传问题的要属乾隆时期的李文藻，他在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说： （延庆堂）近来不能购书于江南矣，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而归与昌龄者。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6]（p373）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重要的线索，后代的学者潘祖荫曾将藏书心得手批于钱大昕的《竹汀日记钞》上，今人王欣夫录存之，其中有一条说： 楝亭（藏书）传其甥，印曰“长白傅察氏”者即是，有方印曰“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 [8]（p156） 看着好像是承袭李说而来，另外《八旗文经》作者考（甲）曹寅条云： 甥富察氏昌龄，字谨斋，阁峰尚书子，有时命，集未见。[9]（p454） 则说的更加确切了。再从现存的楝亭藏书来看，绝大部分都有“楝亭曹氏藏书”和“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二钤记。故楝亭藏书后归昌龄之说应属可信。 富察昌龄（“敷槎氏”今从《清史稿》用“富察氏”）作为藏书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作有一诗，今人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一书中有小传。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四记有： 昌龄，字晋蘅，由检讨官至侍讲学士，藏书最富。[10]（p170） 可见昌龄字晋蘅,号堇斋,满洲镶白旗人,世居长白,为傅鼐的长子,曹寅之甥。雍正元年（1723）三甲一百三十五名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官至侍讲学士。藏书印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朱方、“谨斋”朱方、“昌龄”朱方、“晋衡”朱方、“堇斋图书”朱方、“稻香草堂”白方等，与其名字皆相符合。 然而为何楝亭曹家的藏书会归昌龄所有呢？这就不能不从两家背景和关系说起。我们知道曹家的衰败除了经济原因外，更主要是政治斗争的失败，曹寅的去世已经预示着曹家的衰落，康熙时代的结束，更意味着庇护曹家的大树已倒，在换代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曹家后人已无力挽回注定家破人亡的事实。楝亭藏书的散失只是时间问题罢了。相反就昌龄的家世看，在曹家步履维艰的雍正朝，其家族地位却正如日中天。袁枚《刑部尚书富察公神道碑》中说： 年十六，选入右卫，侍世宗于雍邸…雍正元年，补兵部右侍郎。[11]（p25） 说的就是昌龄的父亲傅鼐，他在十六岁时就已经是尚未当上皇帝的清世宗雍正的侍卫了，雍正一旦掌权，便立刻将他升任兵部右侍郎，而同一年昌龄自己又进士及第，我们不难想见当年昌龄家的显赫。在袁枚所写的《神道碑》和李锴所写的《傅阁峰家传》以及《清史稿•傅鼐传》中都能看到雍正对傅鼐恩宠有加。据此我们就不难知道，正当曹家无力挽回败局时（雍正五年（1727）之前），富察氏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楝亭藏书在这个时候也就自然传给了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昌龄，另外负责抄曹家的隋赫德又是昌龄的族人，也为藏书的转移或多或少提供了方便。 其实，昌龄谦益堂藏书除了大部分来自楝亭藏书外，其家也原有不少收藏。《刑部尚书富察公神道碑》中就说到： 所居稻香草堂，…积书万卷，招四方人游。[11]（p27） 其中“稻香草堂”一印其子昌龄依然使用，也就可以想象在傅鼐时他家就已经是典籍盈架、宾客满座了。而后人所见善本书中也有只钤昌龄藏印而无楝亭曹氏藏书印者，如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之《雅乐发微》八卷《雅义》三卷、黄裳《来燕榭书跋》著录之《六经图》、张元济《涵芬楼原存原存善本书目》著录之《篁墩先生文集》等都是例证。 至此，虽然曹家败落，但楝亭藏书还是得归其人，由昌龄很好的保存着。然而昌龄也只能守其一时，并不能保证藏书永不流散。乾隆己丑（1769），李文藻谒选京师，逛琉璃厂时就看到有经楝亭曹氏和富察昌龄递藏的古籍自内城散出，从时间上看，楝亭藏书在昌龄家已保存了四十年左右，又经历雍、乾易代，昌龄一族显赫不再，当已无力再继续保守，只有任其流散到书肆间。 那么，昌龄的藏书后来又流落谁家呢？昭槤《啸亭杂录》卷四云： 傅察太史昌龄，傅阁峰尚书子。性耽书史，筑谦益堂，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今日其家式微，其遗书多为余所购。如宋末江湖诸集，多公自手钞者，亦想见其风雅也。[12]（p86） 则昌龄的藏书确实是由于富察氏的衰落，加之昌龄的去世而散失了。昌龄作为藏书家生前也热衷于抄书。昌龄的藏书除了小部分流入厂肆外，大部分正如《啸亭杂录》所记的继而由昭槤收藏。 昭槤，字汲修，号檀樽主人，礼亲王代善之六世孙。嘉庆十年（1805）袭礼亲王，二十年坐陵辱大臣夺爵圈禁，二十二年释回。好诗文，尤习国故，与法式善、姚鼐、龚自珍等相往还。其藏书印有：“礼邸珍玩”、“檀尊藏本”等。至此，楝亭藏书似乎可以说依然保存的比较完整。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少能见到经楝亭曹氏、谦益堂富察氏、礼邸递藏的书呢？这就不能不说到礼邸的大火，法式善《存素堂文集续编•石仓十二代诗选跋》提到：“书归十日，礼邸有回禄之变，此书不可知矣。”与《清代名人传略》所说一致： 永恩的儿子昭槤……一八○五年继承了礼亲王的王爵。两年以后（一八○七），他的王府失了火，全部被焚，他全家的珍宝以及他们的印绶一无所存。仁宗皇帝可怜他的不幸，于是赐银一万两，命他重建住宅，同时又赐给他许多衣帛。[12]（p548）" 可见楝亭藏书在流传了一百多年后，由于最后一个收藏者府第的大火而付之一炬了，其中经历了三代藏书家辛苦经营的古刻精抄顿时化为灰烬，其惨烈程度想来决不亚于钱牧斋绛云楼之火，王府虽然能够重建，但藏书却不能恢复了。所以仅存于天壤间的楝亭藏书一般只有曹寅和昌龄两人的藏印，从笔者历年所搜集到的有关存世楝亭藏书资料中，虽其存世数量达数百种之多（约占书目所记十分之一强），但仅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明版《皇明大训记》一书钤有三家印记，这一弥足珍贵的实物是三家递藏的最好证明。 到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晰的看到楝亭藏书流传的源流：曹寅开创了楝亭藏书的历史，他在康熙鼎盛时期身居要职，任职于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扬州，又参加主持了《全唐诗》的编纂刊印工作，与当时的著名文学家、藏书家和出版家有着密切的往来和深厚的交谊。所以在他的藏书中有为后世藏书家所艳羡的稀世之珍，他作为具有很高修养的诗人、学者，能够主动刊印家藏秘书，最后还手定了《楝亭书目》，著录古籍三千三百余种，在三人中可以说其功最巨。接下来的昌龄以其与曹家的亲戚关系和当时与曹家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得以继承楝亭藏书，这时书已经由江南转到了北地，然而昌龄也只能守其成，没有像曹寅那样在各个方面（收藏、刊印、编目等）都取得显著的成绩。最后贵为亲王的昭槤因其强大的财力得以在昌龄家衰微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收购其藏书，但是，没等出什么成果就因为疏于防火而使百余年的收藏之功毁于一旦。从而使得楝亭曹氏、富察昌龄和自己的藏书家身份被后世的人们所忽视和淡忘。 此外，不难发现楝亭藏书被人忽视的另一个的原因就是后来两位收藏者都是交际范围有限的满族人。曹寅的成功在于其与江南士人、藏书家的广泛交往，得益于丰富的民间收藏，昌龄一生任职京师，昭槤也如此，也就不可能获得像曹寅一样的收藏环境。而满族藏书家即使拥有丰富的收藏，也不可能与汉族藏书家一样产生广泛的影响，他们的藏书往往只是将之视为古董，靳不示人，极少作学术和出版之用，如怡府藏书的出名是因其书流散后为海源阁杨氏、常熟翁氏、滂喜斋潘氏收藏与利用，由此可见藏书家的声名与其对自身藏书的利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今天我们仍有必要对这些逐渐被人遗忘的藏书家有所考察，以期总结历史教训，为后世藏书活动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潘天祯.《潘天祯文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3]王重民.《善本书提要补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 [4]宋淇.《红楼梦识要》[M].北京：中国书店，2000, [5]黄裳.《黄裳文集》（春夜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6]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甲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7]曹寅.《楝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 [9]马甫生等标点.《八旗文经》[M].沈阳：辽沈书社，1988 [10]杨钟羲.《雪桥诗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11]袁枚. 《袁枚全集》（二）[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2]昭槤.《啸亭杂录》[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