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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彭昆仑先生的论断 《红楼梦学刊》 1999年第一辑，载有彭昆仑先生的《无根之说，牵强之论——评〈红楼梦〉作者新说》。其文云： “为什么张（童注：‘张’即四川联合大学的张放教授。）偏选用周汝昌先生的观点呢？这是因为这个观点是较易击破的观点。这是周先生早年的研究成果，他通过考证乾隆元年芒种‘四月二十六日’和书中关于宝玉年龄‘十三岁’的记载往上推算的。这个观点的缺陷是： 曹雪芹必须在 20岁或更小年龄开始写《红楼梦》，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均不符。当时作者不会有‘半生潦倒’的感受和对封建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 二、算一算作者的“时间账” （一）持“四十岁说”者忽略了“生活经历” 持“曹雪芹是曹頫之子”说的，除周汝昌外，还有蔡义江。 蔡义江先生坚定的认为：曹雪芹的享年只有 40岁！ 蔡义江先生还认为：自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后，曹雪芹自己就再也没有批阅增删过他已经基本上写完了的小说手稿。 《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三辑，载有蔡义江先生的《此曹雪芹即彼曹雪芹——〈春柳堂诗稿〉释疑》。其文云： “我在长期接触《红楼梦》几种早期抄本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看法：自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后，曹雪芹自己就再也没有批阅增删过他已经基本上写完了的小说手稿（所谓‘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是在这之前的事）。因为底本迟于甲戌本的本子诸如己卯本、庚辰本，在故事情节上与甲戌本并没有任何重大的差异或增减，只是在字句上有不少改动的异文。有些可以明显看出是不明白或误解了作者原意而自以为是改动的；有改错了的，也有改坏了的；即使有些地方乍一看似乎改得还不错（如宝玉在太虚幻境中惊梦一段），细加推究，仍可发现有违背作者原意的地方（我有专文论此，参见《蔡义江论红楼梦》 402页《宝玉惊梦的两种文字》）。凡此种种，如果曹雪芹再检阅、修改一遍，是不会让它存在的。” 让我们来算一算作者的“时间账”。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从小必定受到了不间断的、全面的、扎实的良好教育。可以这样说，他六岁至十六岁受这种良好教育。 假设他用两年创作了“明义所见”《红楼梦》，又用两年创作了《风月宝鉴》，那么，他就二十岁了。接着，他用十年创作了《红楼梦》前八十回，这时，已经到了甲戌年——乾隆十九年，他三十岁了。再接着十年，基本上没补写、修改《红楼梦》，到四十岁，他去世了。（此处依蔡义江先生的“曹雪芹卒年甲申说”，即曹雪芹卒于甲申年——乾隆二十九年。） 这个过程，真好象是滴水不露。然而，持“四十岁说”者忽略了关键的一条——“生活经历”！ 吴敬梓的生平是比较清晰的。如果没有“生活经历”——生活积累，吴敬梓能写出《儒林外史》吗？ 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密切关系，就更能说明问题。 《家》、《子夜》、《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红日》、《红旗谱》等等等等，如果没有生活经历，怎么能写出名作呢？ 当然，作家不能事事亲身经历一番，写小偷没有必要自己特地去当一回小偷。因此，生活经历除最直接的经历外，还包括经历相同的时代，经历相近的环境和氛围，还包括近似经历、间接经历，还包括对原型人物的密切接触和深入采访。 生活经历不仅能为小说的情节、人物、细节等提供保障，还能为作者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保障。 （二）“生活经历”需要多长时间 持“四十岁说”者忽略了“生活经历”，此“生活经历”，专指《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主要作者的生活经历。 首先我们来看看“生活经历”的作用：一是熟悉各种生活乃至于细节，二是学习、积累、融通和升华各种知识，三是认识社会，以至于达到我国封建时代文学家的空前绝后的“先进性”、“超前性”的最高思想境界！ 试问：反对科举的思想，好容易产生么？“女尊男卑”的思想，好容易产生么？中国版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好容易产生么？等等，等等。 单说“反对科举的思想”，当时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根本不可能产生彻底的深刻的“反对科举的思想”。只有在才华极高、参加科举考试开始顺利后来不顺利的人中，才能产生几个彻底的深刻的反对科举的人，如蒲松龄、吴敬梓等。（蒲松龄对科举还略微有点留恋）。可见其不容易！ 所以，我大胆的说一句、大声的喊一句：《石头记》的主要作者的在动笔写作之前，他的体验生活的时间，至少需要十年！ 原载：投稿 原载：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