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戴不凡先生具备了将吴语和北京话 进行比较的语言体验条件 戴不凡先生在1979年第一期的《北方论丛》上发表了《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戴不凡在该文里，论证《红楼梦》作者是“难改吴侬口音的石兄”。 度其意，戴不凡先生论证《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位来自吴语地区的文人。 戴不凡先生是否熟悉吴语呢？ 戴不凡先生1922年出生于浙江省建德县梅城。1940年金华高中毕业后，曾任建德县马目乡小学教员。1943年在兰溪任《浙西日报》总编辑。 1946年考入《东南日报》任编辑。解放后，在杭州任《当代日报》编辑。 1952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评田汉〈金钵记〉》，被田汉先生赏识，邀荐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剧目组工作。以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直至1980年去世。 戴不凡先生的出生地是建德。浙江省建德县属徽语区，与吴语区紧相邻。 戴不凡先生的求学地是金华。金华属吴语区婺州片 。 戴不凡先生在兰溪任《浙西日报》总编辑。兰溪属吴语区婺州片 。 《东南日报》、《当代日报》的所在地皆为杭州。杭州属吴语区太湖片 （北吴语片）杭州小片。 因此，戴不凡先生在吴语区生活了十几年。 戴不凡先生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发表于1979年。从1952年至1979年，戴不凡先生一直在北京、生活。因此，戴不凡先生在北京方言区生活了27年。 总之，戴不凡先生具备了将吴语和北京话进行比较的语言体验条件。 二、南京话是北京话的源头之一 戴不凡先生当了9年报纸编辑，又从事戏曲研究近三十年。他对语言的研究、感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同时，戴不凡先生具备了将吴语和北京话进行比较的语言体验条件。 照这样看来，戴不凡先生发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从方言角度论证《红楼梦》作者是“难改吴侬口音的石兄”，应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然而，戴不凡先生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发表之后，有许多专家撰文，说戴不凡在文中所举“吴语”例子，多半同时在北京话的语汇之中。 这种情况，又如何解释呢？ 我以为，这与北京话的一个来源是颇有关系的。 明朝永乐帝朱棣定都北京，从南京带去了数以万计的吏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京话就是正宗的“官话”。南京话属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与吴语有很密切的关系。西晋永嘉乱后，青州、徐州一带百姓南迁至长江下游地区。这样一来，青徐一带的北方方言与镇江以西、以北的中古吴语相融合，形成了江淮官话。 清朝定都北京后，将原北京吏民迁至外城，腾出内城让八旗官兵居住。 内城居民的主体是满族八旗及其“包衣”，以及汉军八旗。满族八旗的“包衣”，本为汉族，与汉军八旗一样，多半为说“东北话”的汉族。天长日久，内城的满族渐渐汉化，其语言近于“东北话”。而内城说“东北话”的汉族，也受到了满语的一些影响。 外城居民，本来说的是受南京话影响的北京话，又时常与来自江淮官话区、、吴语区的人们交谈，难免受到江淮官话、吴语的某些影响。 内城居民、外城居民相互影响，就形成了新的“北京话”。 因此，戴不凡先生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举的“吴语”例子，多半同时在北京话的语汇之中，就不足为奇了。 1980年2月18日，戴不凡先生在北京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因戴不凡先生的去世，从吴语角度来展开的“曹雪芹《红楼梦》著作权”的论争，就自然而然的逐步停歇下来。 《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一辑，载有王稼东先生的《〈红楼梦〉吴语初探》。《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四辑，载有秦一民先生的《〈红楼梦〉里吴语多》。这两篇文章，不是专为论证“曹雪芹《红楼梦》著作权”而写的，但客观上大大的增加了“吴语例子”。 我想，本文讨论的“吴语”，实际上不仅仅是吴语，还包括了以南京话、扬州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分为两大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淮西片，以扬州话为代表的淮东片） 三、刘梦溪先生论“吴语问题”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2）》中写道： 戴不凡列举的一系列“内证”，即“大量吴语词汇”、“雪芹将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时序倒流”及“‘大宝玉’和‘小宝玉’”，也在《红楼梦》研究者中间引起强烈争议。许多红学家指出，戴不凡列举的书中的未尽统一和矛盾之处，过去并不是没有人发现，只是觉得仍属于文学创作当中的正常现象，不好以此作为理由证明《红楼梦》系出自不同的人的手笔，尤其不能证明曹雪芹只是别人一部书稿的改写者。吴世昌说：“《红楼梦》里人物对话不纯粹是北京方言，也有吴语，这本来是我在一篇论及人物对话的文中指出来的……但如果要用一本书中同时出现两种方言这一事实，来证明此书为二人所著，则是不科学的。”吴世昌：《论石头记的旧稿问题》，参见《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109页。戴不凡举出二十例吴语词汇和六个苏州话的谐音字，用以说明《红楼梦》里的吴语词汇“够得上是洋洋大观”；而吴世昌先生一口气例举出六十例，加上戴文所举的，约有近百条吴语词汇。但吴世昌说：“就《红楼梦》全书而论，则前八十回即有六七十万字，这些每条二三字的近百条吴语词汇在全书中比例，只占千分之零点三，实在微不足道。但即使全书有一半吴语，一半京音，也可能仍是一人而通两种方言者所写。”参见《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113至第114页。我们知道，吴世昌也是主张《红楼梦》不出自一人之手，认为其前身《风月宝鉴》另有作者，雪芹在此基础上“加工增删”成书，这与戴不凡的看法颇具共同之处，而且立说要早得多，但即使如此，他仍认为戴不凡的例证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陈熙中、侯忠义则对戴文所举二十例吴语词汇细加辨析，发现其中大部分词语，即便是吴语地区以外的人，也可以、甚至大量地使用，因此他们说“这些‘道地’的吴语词并不‘道地”。陈熙中、侯忠义：《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轻易否定——就红楼梦中的“吴语词汇”问题与戴不凡同志商榷》，参见《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224至第239页，原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期。 刘梦溪先生在该文还写道： 尽管如此，戴不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一组文章，在学术上却不能说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他提出了许多考证派红学考而未决、证而不清的问题，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他的猜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嫌证据不足。对于红学来说，这已经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令人遗憾的是，戴不凡同志在他的系列文章刊出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到与他商榷的文章，当然更谈不上做出回答。据说他是想在反驳他的文章发表得差不多的时候，写一长文统一作答，可惜此一愿望未遑实现，人们无法知道他还将有什么新观点提出来。 四、展望 从方言角度来讨论“《红楼梦》作者问题”，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件困难极大的事情。 1980年，“吴语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我以为“没戏唱了”——“吴语词汇”例子已被穷尽，戴不凡先生举的例子多半被论证为“与北京话相符”。没料到，《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一辑，发表了王稼冬先生的《〈红楼梦〉吴语初探》。《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四辑，发表了秦一民先生的《〈红楼梦〉里吴语多》。两位专家又举出了许多新的“吴语词汇”例子。可见，“吴语问题”的研究还是有潜力可挖的。 吴世昌先生说：“就《红楼梦》全书而论，则前八十回即有六七十万字，这些每条二三字的近百条吴语词汇在全书中比例，只占千分之零点三，实在微不足道。但即使全书有一半吴语，一半京音，也可能仍是一人而通两种方言者所写。” 吴世昌先生所言，偏重于一种可能——“也可能仍是一人而通两种方言者所写”。然而，还有另一种可能——《红楼梦》的作者，除了曹雪芹之外，还有一位“难改吴侬口音”者。 至于“只占千分之零点三，实在微不足道”，站在语言判定的角度，这“微不足道”实在是极其重要！ 例如：我来到北京，讲了一万句话，其中9999句话是地道的北京话，只有一句话是湖北省团风县的话。如果听众中有熟悉“团风话”者，他就可以凭这一句“团风话”，判定我不是地道的北京人，而是“湖北省团风县的人”。 总之，从方言角度来讨论“《红楼梦》作者问题”，实有必要：成功了，有助于“《红楼梦》作者问题”探讨的进展；失败了，亦有助于方言研究的进展。 《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三辑，载有《首都红学家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有周思源先生的《学术讨论也要遵循一定规则》。（第28页）其文云：“……而且还应对《红楼梦》中大量的吴语以及扬州方言、江宁方言作出解释。” 蔡义江先生著有《蔡义江论〈红楼梦〉》（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572页）其文云：“……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童力群注：这上一句是正文，在庚辰本第二十四回。在沈阳出版社影印本的第532页。下一句是批语，亦在该页。）胭脂是这样吃法，看官阿经过否？（庚辰）［按］研究者校‘阿经过’为‘可经过’，意思是也不错。但我以为批语并未抄误，批者在这儿为语气生动而故意用了苏州方言，我也因此揣测批书人是一位‘吴侬’。” 周思源先生是浙江省杭州人，蔡义江先生是浙江省宁波人。杭州、宁波皆属于吴语区。 《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一期，发表了沈新林先生的《小议〈红楼梦〉中的几个方言词语》。沈新林先生写道： “《红楼梦》的原作者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曾经在江淮方言区生活过较长时间，非常熟悉苏北各地的方言词语，并且写进了小说。……现略举几例……” 沈新林先生的《小议〈红楼梦〉中的几个方言词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沈新林先生是江苏省如皋县人，求学、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 “苏北方言”实为江淮官话的大支。如皋方言属江淮官话的淮东片。 沈新林先生的红学造诣颇深，无疑是知道戴不凡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 从方言角度看，戴不凡先生在该文里，论证《红楼梦》作者是“难改吴侬口音的石兄，而不是在北京长大会流利北京方言精通《文选》的语言巨匠曹雪芹。” 沈新林先生在戴不凡先生的观点沉寂多年后，重新撬开“《红楼梦》作者问题”方言研究的“地板砖”，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沈新林先生在《小议〈红楼梦〉中的几个方言词语》里写道：“近年来有学者对《红楼梦》原作者提出新的见解。有人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应该是曹雪芹的父辈。本文亦赞同这一观点。从《红楼梦》所运用的数量不少的苏北方言语汇来看，《红楼梦》的原作者可能不是曹雪芹，而有可能是他的父辈。” 我不同意沈新林先生的“《红楼梦》的原作者应该是曹雪芹的父辈”的观点。 对于“《红楼梦》原作者”的理解，我与众不同，本文就不展开讲了。 我非常重视沈新林先生的如下观点： “《红楼梦》的原作者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曾经在江淮方言区生活过较长时间，非常熟悉苏北各地的方言词语，并且写进了小说。……《红楼梦》中类似的方言词语比较多，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作者的语言习惯使然。通过对这几个方言词语的考察，再结合其他有关的语言现象，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推测：《红楼梦》原作者肯定是一个在苏北地区生活过较长时期，而且非常熟悉苏北地区民间方言口语的落魄书生。那么，这位原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苏北地区的方言，肯定不是“吴语”。 我还注意到：全国各地有许多研究者在研究《红楼梦》的方言问题，其中有许多研究者说《红楼梦》的作者是他们本地的人。 总之，从“方言问题”突破，既有希望，又有难度。 但是，不能简单的否定《红楼梦》的“方言问题”研究。 原载：惠稿 原载：惠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