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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红学研究的悲音与俞平伯的忏悔 一部红楼，流传至今，已二百五十余年矣，解其中味者几何？诚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由此，红学悲音至今不断。刘梦溪先生即认为，百余年来，红学研究几无进展，他说：“对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1〕当今著名学者黄霖也对红学的这种局面持悲观态度。在其新近完成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一书中，他说：“今后的红学可能还将默默地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与多元交汇的‘大文化’视域中向世人展示其异样的面容。在无新哲学诞生之前，红学研究的新境界也只能是人们的一种期望而已。”〔2〕这两位学者的悲观论调词异而意同，实心灰意冷的表现〔3〕。俞平伯毕生研红，在其晚年所著《乐知儿语说红楼》一文中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世，十分悲愧，必须忏悔。”〔4〕甚至在其临终病榻之上还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鄂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 又在另一纸条上写下八个字： “千秋功罪，难于辞达。”〔5〕 这难道说是百年红学留给我们的财富吗？若果真如此，那么2005年举行于郑州的全国中青年学者参加的“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又何异于荒诞派之戏剧〔6〕？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悲观，作为研红毕生、体味至深的俞平老，虽先忏悔，亦有希冀，并指出了今后红学研究的重镇所在。他说： 《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纭，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辩，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知探讨，未知然否〔7〕。 二十余年倏然而过，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的文字亦不少。本文的任务即以此入手，试图揭示《红楼梦》之为《红楼梦》的特殊性质，进而发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精神价值。此问题看似简单，实最深刻。借用单世联《记忆的力量——〈红楼梦〉意义述论》一文中的话说：“本文希望以此说明《红楼梦》为什么成为中国人如此迷恋的‘梦’。”〔8〕通过深入的思考，我们发现，在《红楼梦》创作、批阅等过程中，曹雪芹创作中的怀旧预设、脂砚斋等人在批语中流露的怀旧情结及其后世阅者在阅读《红楼梦》时留下了大量怀旧臆语等三方面不同的怀旧品质共同组成了《红楼梦》本文的怀旧图式。〔9〕这些怀旧因素所组成的错综丰厚的结构与人类及其个体在人生欲求之路上所形成的怀旧心理相契合，达到了双向满足。而其中的日常生活史描述不仅揭露了潜藏其背后的无所不在的理性规训，而且创设了人类痛苦精神诗意栖居的场所，更为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提供哲学反思与理性批判。这些丰富的审美特质或许才是《红楼梦》为什么成为中国人如此迷恋的“梦魔”的原因所在。 二、曹雪芹创作过程中的怀旧预设及精神价值 所谓怀旧情绪者，必于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某种突然中断、剧烈分裂或显著变动之过程中生出。曹雪芹“生于繁华，终于沦落”之经历即已注定他与怀旧结缘，因此，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及至其文本中皆无可避免充满怀旧气息，以弥补他现代生活的断裂。《红楼梦》开篇即云：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现实生活的碌碌无为、一事无成，让作者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从而使他内心深处产生莫名之恐慌，无所凭依，怀旧情绪随之生成。“忽念及”三字便已入怀旧魔道，深陷其中，不仅奠定了全书怀旧的情绪氛围，也暗示了文本也必将以回忆为出发点，通过怀旧来推动其叙事。于是乎，当日胜景一一浮现，尤其是 “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更增加了他眼前落寞与往昔繁华的强烈对比效果，由此生悔恨之心，忏悔之意。于是，雪芹继续写道： 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这是作者的忏悔笔墨，皆从怀旧化出，已如前文所叙。其所谓“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即是如今“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之贫困，而“晨风夕月，阶庭花柳”就是他怀旧之机缘。不仅如此，这里虽是作者怀旧忏悔之言，亦是他欲使阅者入其怀旧圈套的表征。何以言此？分析如下：①“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此言当日之奇女子也；②“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此言当时繁华备至也；③“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此言作者当日叛逆之事也；④“今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此言由繁华而至沦落也，其间亦必有可悲可叹、可歌可泣之事。如此这般，阅者不知觉已入他的怀旧之瓮矣！可谓狡猾之致〔10〕。 这种怀旧笔法的预设虽甚狡猾，却也是他怀旧情绪的使然，正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是也。除此幻化了怀旧预设的写法外，雪芹还特意采用实录的方式来加强其怀旧的真实性，他说： 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正是这样的“不敢稍加穿凿”的写法深得阅者心思，其法愈真，其情愈烈，实增强了他的艺术感染力。所以鲁迅先生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11〕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说：“正如白发宫人涕泣而谈天宝，不知者徒艳其奢华靡丽，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这样的情感效果不以真实性极强的写法表达深沉的怀旧盛衰之变，又如何达得到呢？ 综而观之，无论是他幻化了的怀旧预设还是实录性的怀旧书写，其根本都是作者以诗性的笔触把破碎了的现实还原为完整的统一的圆润的描述，并以此重获对世界的信念和对生活的虔诚。因此，雪芹的怀旧情感是综合多元的，既有惆怅、感伤、依恋、思慕，也有失落、忧郁、愁苦；又因为其怀旧写作是落魄现实的诗意缝补，因此其指向是积极而优美的，即使其中具有懊恼与痛苦，亦可做“甜蜜的忧愁”来看： 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析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谁想静中生动，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第二十三回） 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 然，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第七十九回） ……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复杂丰富的怀旧情感，不仅仅是对“举家食粥酒常赊”这种现实焦虑的暂时缓和。我们发现，曹雪芹没有满足于这种带有自我满足和自我遮蔽性质的怀旧情绪，在此基础上，他从渐渐积聚的生活经历中萌发了极为强烈的反思。“过去是否真是如此美好？现在是否真是如此恶劣？”这一反思质疑，使他既对过去的美丽面充满依恋，同时又质疑这种过去美好的真实性，进而与现在日常生活丑陋低劣与否的不信程度相碰撞，于是，过去的兴哀际遇就不仅仅是他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寄托，更是他用以反思和批判现在的锐利武器，从而使整部《红楼梦》呈现出极强的批判色彩。〔1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诗云：“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曹雪芹的眼中，现实世界，奔忙劳苦，盛席华筵，终须散场；悲喜千般，梦归荒唐；红袖啼痕，情痴恨长。这就是曹雪芹反思的结果。既然人生在世，皆“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我又有何顾忌，何不以傲岸人格、豪放诗艺对这个行将就木的现在做激烈的反抗呢？且看敦诚寄赠怀念雪芹的文字： 残盏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寄怀雪芹》） 司业青钱留客罪，步兵白眼向个斜。（《赠曹雪芹》） 又，《佩刀质酒歌•序》： 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至，雪芹酒喝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 可见，在《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那种莫名的令人难以释怀的感伤怀旧情绪已经明快起来，带有曹雪芹对现在和过去的深刻理解，具有智性光辉，既静穆凝重又热烈奔放。然而这因怀旧所带来的反思和批判与批判所具有的矛盾呈现，使曹雪芹不得不面临不能与真实的自我达成一致沟通的困境，从而产生强烈的消沉感与绝望感。“我是谁”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成为曹雪芹思考的问题，反映在《红楼梦》中，即是贾宝玉甄宝玉的象征意义〔13〕： 宝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说必无，也是必有;若说必有，又并无亲睹。”心中闷闷，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盘算，不觉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园之内。……只见榻上那个少年叹了一声，一个丫鬟笑问道：“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想必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乱恨呢。” 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见榻上少年说道：“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我才做了一个梦儿……好容易找到他房中，偏他睡觉，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哪里去了。”宝玉听说，忙说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笑道：“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宝玉道：“这如何是梦？真而又真的！”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吓得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便忙叫：“宝玉快回来，宝玉快回来！”（第五十六回） 于是，真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在消沉绝望之下遇合，无论是作者雪芹还是人物宝玉，其主体精神都因怀旧反思表现出游移两难的情绪状态。但这种两难处境并不表现为放弃自我，而是主体精神不屈人格的逆进，敢于向命运挑战，勇于担当人生乃至人类历史的苦难。所以，在雪芹笔下，宝玉、黛玉在行将没落垂死的封建秩序下顽强地追求着爱情自由、个性解放，即使意识到自己无力战胜一切陈旧的阻碍，仍然不放弃自我的人生目的。黛玉在世时，宝玉呼喊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黛玉含恨辞世后，宝玉仍然有自己强烈的主张：“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可见，这种怀旧中的反思，其所构建的强势人格具有不可遏制的令人心荡神摇的力量。正像席勒所说的一样：“我们怀着不断高涨的兴趣注视一种激情的发展，直到它把不幸的牺牲者拖进了深渊。”〔14〕 为文至此，不禁让我们与鲁迅在对延续历史传统和推进历史进程之间的矛盾对立所感怀的痛苦遇合。鲁迅一生始终在追问、批判和反思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国民劣根性，实质上也是始终在处理如何对待过去、如何开始将来的问题。因此，他总感怀故人、留恋童年和回忆家乡，其间无不压抑着浓重的反思。反思不仅牵涉对国家民族的批判和反叛，还笼罩着自我的虚无与绝望的相对抗；他的爱里裹挟着浓烈的恨，他的希望被绝望和虚无掩盖着；他对美好光明的忠诚赞颂又时刻伴随着质疑的纠缠。忧思、苦难、孤寂使鲁迅人格超越一切给定性屏障，达到对人生乃至人类终极价值的洞悟。〔15〕正如泰戈尔所言：“就是这笼罩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16〕 鲁迅所体验到的痛苦、深刻的忧郁和绝望与上面我们对《红楼梦》审美特质的揭示不都同样地震颤着仍蒙昧于陈旧社会日常生活结构中尚未觉醒的人吗？ 三、《红楼梦》日常生活史的审美阐释与批判 列斐伏尔说：“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深刻地联系着，涵盖了有着差异和冲突的一切活动，它是这些活动会聚的场所，是其关键和共同基础。” 〔17〕可惜的是，日常生活现象虽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其成为美学上所探讨的问题却是如此姗姗来迟。当我们把它还原到现代性语境中加以考察时，这个曾经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问题却早已在韩愈《祭十二郎文》、归有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袁枚《祭妹文》等文中闪耀动人的审美光辉，甚至早在《诗经•国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也已经萌发出日常生活之美的萌芽，到了《金瓶[美学研究网http://www.aesthetics.com.cn]梅》尤其是《红楼梦》等鸿篇巨制中，这种对日常生活问题史的研究描述更深刻地挖掘出其内在的诗意和创造性，并将其由一个权力控制的领域晋升为反抗权力的基地和“为我们而存在”的“有意义的生活”。于是，对《红楼梦》日常生活史描述的审美阐释就在此基础上展开了〔18〕。 1、无所不在的规训：《红楼梦》日常生活史描述 行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至康乾时期出现了回光返照的迹象，中央集权的统治是这迹象产生的根由，于是，官僚体制权力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无所不在的渗透性控制，《红楼梦》的作者对本时期日常生活状态的有意描绘无疑是对这种控制的考察与暴露，而且，作者在其叙述设置中处处都化合着这种考察和暴露。作者开篇即云：“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于是，“天恩祖德”“教育之恩”“规训之德”所控制下的日常生活便呈现于《红楼梦》文本之中，亲情、友谊、爱欲无不打上了规训的烙印；教育、学习、吃喝宴饮、吟诗作赋、琴棋书画无不陷入规训之铁笼。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微观领域都融化为无限、无形而无处不在的规训；一切关系都在这种规训下悄悄进行，直至成为日常，个体的每一个细小的无意的疏漏都有可能形成对这暗中潜藏的规训的触犯： 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瞎子罢了。” 可见，《红楼梦》中的日常生活问题可以归结为对官僚权力理性控制的描述，无处不在的体制、规范、条例、习俗，工具性理性规范的权力已经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个人的饮食、体型、姿势都要合乎规范： 一时人来回说：“老爷说了：‘连日身子不好……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来，一一听了。邢夫人苦留吃过晚饭去，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恤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赐去不恭，异日再领，未为不可。望舅母容谅。”（第三回） 在这一段简短的描述里，我们能深切体会到日常生活中“风刀霜剑”般的权力控制：① “不要外道才是”是对行动的控制；② “黛玉忙站起来”“笑回道”这是对姿态的控制；③“恐领赐去不恭”是对个人行为的控制。诸如此类，就连最秘密的性行为也受到各种性科学、性禁忌的管理、审查和制约： 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里掷出一个香袋来，说：“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王夫人又笑又叹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女孩子们是从哪里得来？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拣得，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去，说是园内拣的，外头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第七十四回） 因此，《红楼梦》日常生活史描述皆可表述为一种渗透着权力关系的结构以及权力形式对生命精神的侵犯与压制。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也正在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感性微观力量对处在统治地位的宏观性机制的打击与颠覆。即使是处在宏观统治力量执行者地位的统治者们，他们自身的享乐消费与狂欢纵欲也同样对其统治有瓦解腐蚀的作用。于是，《红楼梦》的作者借贾母之口描述了奢侈享乐的典型： 贾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记不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会，不过嚼的动的吃两口，睡一觉，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玩笑一会就完了。”（第三十九回） 如此平庸的日常生活图式注定对主体创造性和生命精神具有抑制作用，它不仅限制了生活其间的人们的视野，使之目光狭窄，而且通过过度一般化的模式抹杀一切新生命、新思想的诞生。于是就像尼采所言：“伟大的东西应该永存这一要求引起了剧烈的文化冲突，因为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对此都一口否定。平常的渺小的平庸的东西像沉闷的空气充满了世界，而我们却不得不在其中呼吸。它们啸聚在伟大的东西的周围，随时准备消灭和扼杀它，并且挡住了它通往不朽的必由之路——人类的大脑。” 〔19〕于是整个封建肌体便体现了末世景象： 子兴叹道：“如今这荣宁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当时的光景……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回） 不仅如此，贾敬的“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贾珍贾蓉等“哪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兼之以聚赌嫖娼，“爬灰的爬灰”，这一切狂欢的日常生活，打破了伦理道德规范和理性限制，出自于本能欲望的越轨行为给呆板的日常生活带来快乐和新奇，似乎是对日常生活的激烈重构，实际上其最终还是要被还原为平庸呆板的被压迫状态中去。费斯克一语道破了这种狂欢的致命弱点：“它（狂欢）是一种遏制的策略，其作用就像一个安全阀，允许大众的压力作有节制的放松，因而使被统治阶层更适应它们的被压迫状态。安全阀加重了，而不是去除了社会控制的机器。”〔20〕 那么，在“使人类成为一个整体的所有关系获得形式”的日常生活中，人类到底如何实现审美化的生存呢？《红楼梦》的作者给了我们答案：充满意义丰富、形式多样的感性力量的大观园将被压迫的主体精神解放了出来，日常生活可以成为“有意义的生活”，就像席勒所指出的完美的古希腊人性：“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21〕于是，压抑与反抗就成为《红楼梦》日常生活史研究最关注的问题。 2、压抑与反抗：《红楼梦》日常生活史的审美阐释 日常生活压抑论者对日常生活本身持悲观论调，日常生活的存在是一种可悲的沉沦，审美艺术是打开日常生活与真理之间已经关闭的通道的唯一工具；日常生活反抗论者持相反的态度，认为日常生活本身可以蕴含审美特质，并成为一种更直接真实的批判。〔22〕无论压抑论与反抗论如何分歧，这两条道路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审美艺术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分歧，审美艺术成为二者的链接媒介，并为二者的调合提供可能。现代著名哲学家、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曾说：“然吾人复须知，求吾人日常之生活与吾人未来之生活，或更高之精神文化之生活相配合，尚不如直接贯注更高精神文化生活之意义于吾人最平凡之生活，以使其当下极其丰富充实圆满，而无待未来更高生活之意想以为补充者。” 〔23〕于是，《红楼梦》日常生活史的审美阐释得以在此基础上展开。揭开《红楼梦》日常生活史描述的真实而神秘的面纱后，将可以为读者还原出《红楼》澄明无蔽的本质世界。 在《红楼梦》日常生活史描述中，可以发现压抑者与反抗者两类人〔24〕。除此之外，处于统治地位者也属于压抑者，其自身也是纯然被规范化、被理性化之后的人，已经完全异化为压抑他者的力量，成为纯粹理性工具的载体。在压抑者之中，可能出现两种分化，要么在压抑之下沦为压抑工具，要么在压抑之下愤然觉醒，成为反抗者。在《红楼梦》众多人物中，压抑者具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自上而下，遍布每个角落，他们已被工具理性的铁笼牢牢控制，相互倾轧，前景甚凄凉：“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即使处于最低层的压抑者不同样对这样压抑倾轧状态有清醒的认识而冷眼旁观、身体力行之吗？ 兴儿连忙摇手说：“奶奶（尤二姐）千万不要去。我告诉奶奶，一辈子不见他才好。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第六十五回） 这何止是对凤姐的评价！实可以看作是对整个压抑者阶层相互压制的精彩概括。除此而外，又有许多处于被压抑地位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消除自身与处于压抑地位者的区别而努力钻营，尤以小红为代表： 正闷闷的，忽然听见老嬷嬷说起贾芸来，不觉心中一动，便闷闷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暗暗盘算，翻来掉去，正没个抓寻。忽听窗外低低的叫道：“红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这里呢。”红玉听了忙走出来看，不是别人，正是贾芸。红玉不觉的粉面含羞，问道：“二爷是那里拾着的？”贾芸笑道：“你过来，我告诉你。”一面说，一面就上来拉他。那红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门槛绊倒。（第二十四回） 原来红玉心神恍惚，情思缠绵，竟成一梦。在她“粉面含羞”的相思被后，恐怕掩藏了更深的动机：嫁给贾芸，改变自己的奴婢身份，成为统治地位的一员！她后来的种种言行不都体现了这一深深的思虑么？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无论人在或与他合谋、或赞许他人、或反对他人的时候所要掌握的是什么，反正在对这种东西的烦忙中始终寄有烦，那就是为与他人的区别而烦：或者只是为抵消与他人的区别；或者是为自己的此在比他人落后而要在对他人的关系赶上去；或者此在本已优越于他人却还要压制他人。”〔25〕可见，处于压抑者地位的几类人，都已经不具备本己性质，只是一种庸碌无为的唯他人马首是瞻的中性状态，单调而乏味，“日常烦忙始终期备的是明日之事，而这明日之事则是‘永久的昨日之事’”。〔26〕 然而，《红楼梦》作者透过日常生活史，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背离本质人生的窘境，他更通过反抗者打破这窘境，重建了一种具有诗意的日常生活状态，从而实现了人类心灵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写诗、作画、游戏、梦境及至离世、死亡都成了人类摆脱日常生活实用主义原则的有效形式，具有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和批判的功能。〔27〕于是，“我们摆脱了支配我们关于这个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的实用动机，也摆脱了客体间际的空间和主体间际的标准时间的束缚。我们不再被限制在我们实际的可以复原的或者可以达到的力所能及的范围界限之内”。〔28〕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红楼梦》作者运用了各种手段，我们可抓住这样几种主要形式：①诗社吟诗；②梦境指迷；③离世出家；④死亡抗争。这几种形式交相结合，统一于大观园与太虚幻境〔29〕，共同组成了严密的体系，浑然天成。于是，审美品质与现实生活世界进行交流，并消除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两极对立。限于篇幅，下面我们以大观园内的日常生活为例，进一步阐释《红楼梦》日常生活史所具有的审美品质。 余英时先生说：“在《红楼梦》里有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即理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里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30〕这个划分虽有利于研究的便利，却忽视了这两个世界混合交织的一面。如上文所述，《红楼梦》中有压抑者与反抗者两类人。反抗者大都居住在大观园中，但有时也走出大观园，融入到现实世界中去；压抑者大都居住在大观园外，但大观园内也居住有阴险的压抑者，而且大观园之外的压抑者还时常的侵入进来，可看作是“外来物种”的入侵。由此看来，《红楼梦》里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不是截然分割的，而是融合无间的，日常生活现象正是二者融合无间的纽带。以宝玉、黛玉为代表的反抗者们在大观园内或读书写字，或弹琴下棋，或斗草簪花，或析字猜枚，无所不至，大观内的日常生活蕴涵着把世界变成“为我们的存在”的充分潜力，通过诗社、谈禅等艺术、哲学活动的化合，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日常生活在这里才开始具有内在的诗意和创造性，反抗者们的痛苦精神也得到了暂时回归安息的场所。〔31〕然而，反抗者们痛苦精神的暂时回归并不是终止的意义，因为压抑者们的时时入侵使他们敏感的内心荡出涟漪：外界日常生活的呆板单调及其背后无所不在的规训还时常幽灵般地在大观园内闪现。史太君几次在园内的宴饮，薛姨妈与黛玉的同住，花袭人的通风报信，尤其是后来王夫人的抄检大观园，不都是规训幽灵的身影么？所以，大观园内反抗者们的日常生活史描述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诗意层次，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还包含着无限的异质性因素，由诗意回归而至哲学反思，再到反抗批判，始终涌动着变革的激流。反抗者们即使损失了自己的生命也不向那种平庸乏味的生活模式低头： 黛玉瞧了，撂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紫鹃这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诗，挣扎着伸出那只手来狠命地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那里撕得动。……黛玉只作不闻，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撂在火上……那纸沾火就着，如何能够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第九十七回） 半天，黛玉又说道：“妹妹，我这里并没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第九十八回） 在黛玉的诗集里，跳动的不仅仅是对宝玉的深深的爱！在她临终焚稿的绝望中，潜藏的也不仅仅是对宝玉的深深的恨！实际上，黛玉诗集中所记载的还有对纯粹压抑性的日常生活的反抗〔32〕：“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于是，黛玉焚稿便应具有新的意义：这既是对宝玉血泪交织的爱与恨，也是对自我人性的诗意救赎；既是对工具理性生活的彻底绝望，也是对人生终极本质的维护。她不愿意让自己一片纯洁的诗意心灵留存在那个压抑平庸的日常中，而愿意让它们和自己一起在烈火与死亡中升华。她在临终时“我在这里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的呼喊，足以对压抑者们形成强烈的冲击和颠覆。可见，大观园内以黛玉为代表的反抗者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由一个权力控制的领域变成反抗权力的基地。在这单调的日常生活中不也孕育了石破天惊的批判奋进的力量么？ 注释： 〔1〕《名家解读<红楼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1页。 〔2〕黄霖、许建平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518页。 〔3〕当然，这两位学者的悲观论调的背后实是期待红学研究的新突破。早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在《清华文艺》上署名“涛每”的《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的文章就已经对红学研究的流弊做出概括。该文写道：“《红楼梦》一书为中国小说界空前未有之著作，历来研究批评者非常之多……然皆流于穿凿，蔽于一端，见其偏而不能见其全，务于小而失其大；因为研究者立足点不高，故不能赏识原书真正伟大之价值。”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4〕俞平伯《红楼心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5〕王湜华《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俞平伯对程、高二人的感言，李长之在《红楼梦批判》一文中也有过表述，他说：“他（高鄂）很有天才，他是非常了解曹雪芹……我们认为他是曹雪芹死后的第一个知己。”见《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第395页。此外，林语堂先生作为研红队伍里的作家派研究者代表，对高鄂的功绩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像胡适、周汝昌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流露的与高鄂简直不共戴天的心理被唐德刚认为是“乱下雌黄”。见《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6〕薛海燕、闵虹《“百年红学”的回顾与文思——2005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期，第341-345页。 〔7〕俞平伯《红楼心解》，第276页。王小隐《读红楼梦剩语》一文亦强调《红楼梦》研究应从文、史、哲多个层面入手，他说：“《红楼梦》确实包含了文学、哲学、历史的三项，不能单单的靠定了一条立论，不然怎么算得起‘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书啊？”原文发表于1920年《新中国》第二卷，见《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第32-47页。 〔8〕单世联《记忆的力量——<红楼梦>意义述论》，《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期，第70页。实际上，国人读红楼一卷皆有所见，实形成了一种“红楼情结”。境遍佛声《读红楼札记》云：“凡风花雪月之辰，皆笔酣墨舞之会。无如檐雨淋铃，残灯照影，一事无成，百忧咸集，茶馀酒罢，火冷香消，不有消遣何伸雅怀？因读《红楼》……一编在手，万念俱寂。”此聊聊数语，或可解“红楼梦魇”。见《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第5页。 〔9〕按照本文原先的创作构想，对于《红楼梦》的怀旧品质拟从曹雪芹创作中的怀旧预设、脂砚斋等人批语中的怀旧情结以及后世阅读者所下的怀旧臆语等三方面加以论述，后因资料匮乏等原因，本文只阐述了第一个方面，其他两方面拟以后再补。特此说明，勿以写作疏漏视之。 〔10〕脂砚斋曾多次对曹雪芹的叙述笔法用“狡猾”二字加以形容。又说：“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此评可见雪芹预设叙述的魅力。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12〕吴宓《红楼梦新谈》：“作者不特为黛玉伤，亦借黛玉以写人在社会中成败之实况也。……盖理想与实事，常相径庭，欲成事而遂欲者，每不得不趋就卑下，以俗道驭俗人，乘机施术，甚至昧心灭理，此世事之大可伤者。又天道报施，常无公道，有其德者无其名，有其才者无其位，有其事者无其功，几成为人间定例。”见《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第25页。 〔13〕关于甄、贾二宝玉，吴宓《红楼梦新谈》一文有“二我之论”。他说：“甄宝玉年长而失其诗情，世人大都如是。贾宝玉则不改其天性之初。书中虽多褒贬，而作者意实尊贾而抑甄。”这是说常人有几分幻想，即有几分诗才，随着年岁的增长，则逐渐销减，如冰雪楼台，见日融化，所以作者有甄、贾宝玉之设。又说：“人皆有二我，理想之我、幻想之我与真如之我。甄贾二宝玉，皆《石头记》作者化身。”此即书中甄贾二宝玉的第二种含义。见《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第25页。 〔14〕席勒《论悲剧艺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辑，第68页。 〔15〕此处把鲁迅精神与《红楼梦》作比较研究，实因两者在怀旧品质上具有一致性，具有内在血脉的呼应关联。参见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1页。另见汪晖《死灭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423页；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9页。 〔16〕泰戈尔《吉檀迦利》，转引自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17〕列裴伏尔（Henri Lefebvre）《日常生活批判》，转引自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第63页。 〔18〕德国接受美学创始人H•R耀斯已注意到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审美经验的地位和特征，他说：“审美品质不仅把对艺术的态度的特点看作是一种生产的接受的调节的活动，而且，它本身就早已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中。”见《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顾静宇和张乐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除此之外，康德《判断力批判》、萨特《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等美学著作中也都有从日常生活现象的角度解释审美经验的内容，可以参见。在我国，对于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关注并认识到其意义的著作，似可追溯到《礼记•礼运篇》中对日常生活中礼乐思想的探讨。近人康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生之体验续编》等著作亦论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特质，可以参看。正是这些著作构成了《红楼梦》日常生活史审美特质研究的理论基础。当然，其他如许茨、胡塞尔、赫勒等美学家亦有很多有关日常生活美学的论述，此不一一介绍。关于《红楼梦》日常生活描写的研究，历来不乏其人，如王蒙《红楼启示录》第四篇就有题为“放松的日常生活描写”一节文字，见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2版，第69-70页。又如艾秀梅《论日常生活哲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见《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辑，第189-203页。本文与此不同，主要以现代性视野下的日常生活美学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审美特质。 〔19〕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0〕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1〕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转引自《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第69页。 〔22〕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第70-73页。 〔2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24〕本文将红楼人物分为压抑者和反抗者两类。其中，处于统治地位而压抑别人的人和处于被压抑地位而没有反抗精神的人统被称为“压抑者”，因为“压抑”一词本身同时具有主动和被动功能；处于被压抑地位而有反抗精神的人称之为“反抗者”。对处于压抑者与反抗者中间状态的人，如探春，则将之归入压抑者，不再单独作为一个群体论述。按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区分，人有两种人即日常生活中的此在即常人和本真本己地掌握自己的人即自己，见《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5—160页。本文中的压抑者可与常人对比来看，反抗者可与自己对比来看。 〔2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能伟校，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5页。 〔2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36页。 〔27〕H•R耀斯也论及艺术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超越，他说：“当戏院里帷幕徐徐升起时，或者当某人为一幅画所陶醉时，对日常生活世界所持的那种自然态度便消失了。”见《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第185页。 〔28〕许茨《社会实在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29〕大观园是太虚幻境在人间之投射，此已为红学研究者所公认。又，《红楼梦》十七回：“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像那里曾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此即照应第五回之明文。脂砚斋在此评道：“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玄境。”亦是明证。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如周汝昌在《红楼夺目红》一书中就有“大观园不等于太虚幻境”的观点，可以参看。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30〕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见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31〕把大观园看成是《红楼梦》中众女儿包括贾宝玉的心灵乌托邦的观点历不乏名家名作，如夏志清《<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指出:“大观园可以象征地被看做受惊恐的少男少女们的天堂。”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一书把大观园当成陶渊明的桃花园的翻版：“大观园的世界既抵抗了尘世世界的肮脏和堕落，也不沾滞人世间的经世事务，在这里，连礼乐教化也没有力量。”宋淇《论大观园》一文也有这样的结论：“大观园是一个把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大观园在这一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堡垒，只存在于理想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另有刊于《红楼梦学刊》创刊号的王向峰的《曹雪芹的乌托邦幻想》一文，亦有类似的叙述，可以参看。有研究者认为，夏志清、余英时、宋淇等人持“大观园是乌托邦”的论点是想把《红楼梦》研究的方向转移到对曹雪芹的主体价值的体认上来，所有“理想的”、“乌托邦的”、“想像的”修饰描述无非在强调曹雪芹的主体意向。见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本文通过对大观园日常生活现象所蕴含的审美品质的分析，认为大观园不仅是贾宝玉与众女儿纯洁青春与理想的安乐园地，而且还是蕴含着无限反抗批判、哲学反思、变革奋进的战斗场所。详见后文分析。 〔32〕王昆仑先生曾经这样赞颂黛玉的诗才：“黛玉的诗才是从她幽美绝俗的意境生活所升华而来。从黛玉的生活意识与文学修养上，作者使我们看到中国封建时代闺阁中优秀知识分子的风范。有了这一位多才善感的姑娘在我们眼前，就显得历史上谢道韫、李清照、朱淑真那些女诗家以及许多娇艳多情的美人影子都有些糊涂了，只有黛玉是她们中间最形象化的一个。”《红楼梦人物论》，冯其庸导读，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这里对黛玉的祟高评价可与本文参照来看。 原载：美学研究投稿2009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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