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红学”、“新红学”之名，是顾颉刚起的。
    

顾颉刚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年出版）的“顾序”中写道：“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就；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击。……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杜景华在《新世纪红学》里写道：“按其内容和历史的因素我们将迄今为止的红学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红学、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
    第三节、红学的范围
    一、“学”的严谨
    对一部长篇小说，推而广之，对一本书，其研究成为“学”者，实在罕见。不是谁宣布某研究为“学”就是“学”的，关键在于名副其实。大江东去，大浪淘沙，历史的承认才是承认，社会的承认才是承认，学术界的承认才是承认，三者缺一不可。一时仗着人多而炫耀者，也许有“瞎起哄”之嫌疑。
    “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钱锺书先生对一书以名学的剖解，完全出自严谨的学术立扬，可谓不刊之论，启示我们治学之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无实之名，动辄以专学自诩。”——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如是说。
    二、两教授的对阵
    “红学的范围”一事，原来是极模糊的。人们兴趣来了，就写一写文章，出一出专著，头脑里没什么框框。
    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他写道：“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小说学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物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小说学的范围。”
    周汝昌还发表了《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周汝昌的论文由余英时的论文而引起。
    美籍华人余英时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发表了《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6年第二期发表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里写道：“但在最近五十年中，《红楼梦》研究基本上乃是一种史学的研究。而所谓红学家也多数是史学家；或虽非史学家，但所作的仍是史学的工作。史学家的兴趣自然地集中在《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上。他们根本不大理会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这个空中楼阁，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一砖一石。在‘自传说’的支配之下，这种还原的工作更进一步地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转到了作者所生活过的真实世界。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红学’其实只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
    余英时顺便提出了“曹学”的概念。
    余英时的论文因红学的现状而引起。
    考证派的曾经的辉煌，文学评论派的曾经的寂寞，使余英时有感而发。
    三、平心静气说“范围”
    红学的范围直接关系到“什么是红学？”。
    在具体的讨论中，对“红学的范围”的划分容易走两个极端——或者把“红学的范围”划得非常狭窄，颇有些“关门主义”的味道；或者把“红学的范围”划得非常宽广，无边无际，几乎无所不包。
    我以为，红学的核心是评论，评论《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等等。
    考证只是为评论服务的。考证派应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
    完全不顾及前人、别人的考证成果，能不能写评论文章呢？也能写。有些方面可以毫无顾虑的写。不过，有些方面却不能毫无顾虑的写，否则，难以尽善尽美，难免误导年轻人。例如，把120回的《红楼梦》当成一个整体来写评论，与把《红楼梦》分成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来写评论，其结果及效果是不一样的。又例如，评论柳五儿时要谨慎，因为在前八十回里柳五儿已经病死了，到后四十回里她却复活了。
    考证不能无边无际。与《红楼梦》毫无关系的，不是红学的考证
    还有文化。《红楼梦》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是一座文化的宝库。但《红楼梦》不等于中华文化。不能把《红楼梦》里的文化研究得无边无际。
    红学的范围，说起来是很复杂的。
    如果择其主要而简说之，就是三个圆圈：文献、文本、文化。
    文献就是书、文章、资料，文献研究就是对书、文章、资料的收集、整理、梳理和考证、编订、注释乃至于出版。
    文本，原名“作品”，就是读者面对的核心读物。红学的核心读物只能是《红楼梦》（《石头记》）。文本研究就是对作品本身的感想、感悟，就是对作品本身的评论（批评与欣赏）。文本研究主要是思想与艺术两大方面。
    凡是文献研究、文本研究包含不了的，多半可以划入文化研究的范围，例如《红楼梦》涉及的民俗、酒、茶、花卉、饮食、服饰、礼仪、医药、音乐、绘画、园林等等。
    文献与文本。文本是核心圈，文献是外围圈。
    文化与文本。文本是核心圈，文化是外围圈。
    文献与文化是交叉关系。
    周汝昌说考证派应做四件事：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
    人们将这四种范畴融合起来，又变出一件事——成书过程研究。
    文本研究与一般的小说研究基本上相同：主题、线索、结构、人物形象、语言、写作方法等等。
    埋头专注于红学的某一方面，完全可以成为卓然大家。武汉的杨传镛，专长于版本。北京的王蒙，专长于评论。南京的高国藩，专长于民俗。……
    抬头说红学只能局限于某一方面者，往往自己涉足于另一方面。周汝昌时有评论之文。余英时的考证亦不凡。
    本书述及的范畴，应全在红学的范围之内。
    第四节、红学的特殊性
    周汝昌敏锐的感觉到了红学的特殊性,但他过度推崇了红学的特殊性。
    我们以为，红学的特殊性是多方位的。
    除《红楼梦》之外，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几大名著都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这几大名著，也存在着版本问题、成书过程问题和作者问题，但绝对不会形成类似“曹学、脂学、探佚学”的“学”。即使是版本问题、成书过程问题和作者问题，这几大名著也没有象《红楼梦》这样突出，这样引起广泛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唯独红学成了显学。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想，导致红学的特殊性的形成，大约有这么几个因素：
    一、120回的《红楼梦》，由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这两个部分组成。后四十回的质量比较高。前八十回又比后四十回高。较易激起人们研究的兴趣。
    

《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基本上是以整体呈现在人们面前。
    

《水浒传》由“逼上梁山”与“征辽、征田虎、征王庆”与“征方腊”三部分组成。其中“征辽、征田虎、征王庆”的质量比较差，若不感兴趣，可以抽掉或忽略不看。
    二、《红楼梦》有庞杂的脂批。有些脂批表现了极高的理论修养，有些脂批显示了与作者、作品的极密切的关系。有些脂批很一般。部分脂批互相矛盾。把所有的脂批放在一起，就会感到脂批是一团雾、一团谜。
    《三国演义》有毛氏父子批语。体系完整，无谜少雾。
    《水浒传》有金圣叹批语。没广泛出版。非专门学者，难见其面目。
    三、《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兰陵笑笑生”，人们的研究和争论只不过是忙着确定“兰陵笑笑生”是谁。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的作者问题不复杂，史料皆极少，因此，人们的研究和争论难以持久和深入。
    《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复杂，外围的史料特别多而关键的史料又特别少，有时令人感到此课题是“鸡肋”，有时令人感到此课题“胜利在望”而做起来总是“差那一公里”。
    四、《金瓶梅》淫风太重，不宜普及。其研究，自然不能成为全社会的“学”。而《红楼梦》点到为止，有节有度。
    五、《水浒传》讲“逼上梁山”、结拜兄弟，《三国演义》讲金戈铁马、军政权谋，这与一个求稳定的和平年代，多少有些错位。而《红楼梦》宜于在一个求稳定的和平年代里琢磨。
    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缺乏女主角、缺乏家庭生活，从心理上与现代广大的老百姓拉开了距离。《红楼梦》不仅有众多浓墨重彩的女主角，而且有众多表现不俗的女配角，更有丰富多彩而复杂的家庭生活，从心理上贴近了现代广大的老百姓。
    七、《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英雄传奇，大气磅礴，但细腻不足。《红楼梦》深入人的心灵，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八、我们补充说明的是——《儒林外史》属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几大名著”之列，但因其作者、版本、成书过程等皆单一，所以，本节就不讨论了。
    第五节、三个死结与四条不解之谜
    一、三个死结
    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里写道：
    “红学研究中有三个死结：一是脂砚何人；二是芹系谁子；三为续书作者。
    ……除非发现新的材料，否则这三个死结就将继续结下去，谁都休想解开。
    ‘解’《红楼梦》之‘味’，自非易事，作者已叹‘解味’无人；解红学之谜、红学之结，难度也很大，至少不亚于“蜀道之难”——也许这正是红学的魔力和魅力之所在？”
    二、四条不解之谜
    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里写道：
    “《红楼梦》研究中，除上述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之外，另有四条不解之谜。
    第一条不解之谜是元春判词。《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的元春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第二、三句不难解释，主要是一、四两句指的是哪一个‘二十年来’?
    ‘辨’什么‘是非? ’‘虎兔相逢’似暗含干支纪年的意思，那么作者的本意指的是哪一年与哪一年‘相逢’? 简直索解莫从。
    ……第二条不解之谜是《红楼梦曲》中的《好事终》一曲，其中有两句是：‘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曲子本身写的是秦可卿，所以首句为‘画梁春尽落香尘’。问题是为什么要说‘家事消亡首罪宁’?
    ……第三条不解之谜是《红楼梦》第一回‘出则既明’之前，交代故事缘起，一下列举出四个书名，而且每一名称都与具体的人相联系，即本来是《石头记》，空空道人改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为《风月宝鉴》，曹雪芹增删后题为《金陵十二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自己却‘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是为什么?
    空空道人是谁? 东鲁孔梅溪又是何人? 这些人名和书名之间是什么关系? 研究《红楼梦》的人无不想一一究其底理。但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发表不少，达到共识则差得很远，可以说这一连串书名的底理，至今还没有弄清楚。
    第四条不解之谜是明义的二十首《题红楼梦》绝句，似涉及到了八十回以后的《红楼梦》的情节。
    ……但这个“初稿”或“旧稿”后来哪里去了? 明义在组诗的小序里说“其书未传”：谁“未传”? 雪芹不想传，还是传而“迷失”了? 情节方面的不同，是后人误改还是雪芹自己的改笔? 如前所说，研究者中也有人认为组诗的最后四首未越出前八十回的内容。那么，到底如何解释明义这二十首诗? 确实是红学中的一谜。”
    第六节、不是学科的学科
    学科——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注：学术角度的定义）
    从现代学科分类来看：
    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
    二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
    三级学科——中国古代小说。
    四级学科——明清小说研究。
    五级学科——《红楼梦》研究（红学）。
    在实际操作中，一级、二级、三级才算学科。
    这样说来，《红楼梦》研究属于“不入流”的。假设“《红楼梦》研究”是个人，把他拉到衙门当差，他只能是从九品以下的吏。
    然而，红学的影响，远远超过一个冷寂的学科。自清末以来，红学的命运就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凡有井水处，无不知《红楼》。
    红学队伍的庞大，红学论著的厚积，远远超过一个冷寂的学科。
    因此可以说，红学是一门不是学科的学科。
    参考文献：
    （1）刘梦溪。红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2）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