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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入门》之曹雪芹(第十九章)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童力群 参加讨论

    第一节、曹雪芹的生年
    一、曹雪芹的出生时间
    本来,有关曹雪芹的生年的准确的史料只有一条,即张云章的《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由此史料可得出曹雪芹的出生时间是“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初”。
    如果为了开纪念大会,想把“十一月初”再精确一点,也只能得出一个推算的结果。
    《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吴新雷、黄进德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载有吴新雷的《〈朴村集〉所反映的曹家事迹——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其中有《曹寅、张云章事迹系年》。
    其文云:“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朴村诗集》卷十律诗)按:此诗编次在卷十第 26首,而第 24首《题曹银台荔轩集后》系辛卯之冬在扬州所作,第 27首,《渡江寄沧州使君》引言说:‘十二月三日自瓜洲凌晨渡江’,可见张氏在曹寅启程后也即动身南渡回家,则此诗当作于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日与十二月三日之间。”
    《辞海》云:“瓜洲。镇名。又名瓜埠洲,亦作瓜州。在江苏省邗江县南部、大运河入长江处。与镇江市隔江斜对。向为长江南北水运交通要冲。”
    从扬州到瓜洲,有运河相通。水路三十多华里。
    既然张云章是十二月三日自瓜洲凌晨渡江,说明十二月二日晚上他必在瓜洲住宿。那么,他从扬州动身的时间,必是十二月二日的早晨或中午。这样,他写《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的时间,应是十二月一日。
    十二月一日,亦为曹家“以充闾信至”的时间。
    从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一日,共有十一天(十一月小,29天),亦即十一个选择,为何我们只选择十二月一日呢?这主要是曹家子嗣艰难,曹寅一旦得知孙男出生的特大喜信,必定是迫不及待的要动身进京了。
    从北京到扬州,有大运河相通。走水路,需二十天。
    因此,曹雪芹出生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一月十日!
    按公历记,曹雪芹出生的时间是—— 1711年 12月 19日!
    (送信者必走水路。因为曹颙知道曹寅卸轮视两淮盐务之任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日。而曹寅北上入京,必走水路。曹寅具体哪一天动身,却是个未知数。如果送信者骑马奔驰,有可能在中途错过。若送信者走水路,即使曹寅动身了,也能在大运河中相遇。因此,送信者走水路,是最稳妥的。)
    二、我们要高度重视敦诚的诗注
    (一)甲辰年说
    许多红学家采用由曹雪芹的卒年、享年来定曹雪芹生年的方法。
    蔡义江一直坚持“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那么,曹雪芹的生年是哪一年呢?这得先从曹雪芹的卒年说起。
    在《蔡义江论〈红楼梦〉》第 239页,蔡义江写道:“种种事实都证明曹雪芹癸未年还活着,他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而是死在壬午除夕的一年之后,即甲申年初。”
    这个甲申年,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甲申年的 40 年前,是 1724年(雍正二年),亦即甲辰年。与周汝昌的主张相同。
    (二)辛卯年说及诗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的可靠
    辛卯年即康熙五十年。具体讲,曹雪芹出生于“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初”。
    (甲)《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三辑,载有曲江的《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真伪辩证——与欧阳健先生商榷》。(第226页)其文云: 
    卷首有嘉庆丙辰年(1796)纪昀序的刻本《四松堂集》应当是欧阳健先生可以相信的史料吧?因为迄今尚未见到欧阳健先生对此提出正面质疑。况且此书付刻时的底本现在尚存,其真实可靠性应无疑义。就在这部《四松堂集》的卷一,载有一首题为《寄怀曹雪芹》的七古,诗是众所周知的,不再抄录了。重要的是,在此诗的“扬州旧梦久已觉”一句下有一条双行小注,谓:“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此注虽未见得出自作者敦诚之手,但至少应出自敦敏或其弟桂圃,因敦诚此集是敦敏和桂圃为之整理刊刻的。
    (乙)贵州《红楼》2002年第二期,登载了韩旭的《读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引发的遐想雪芹身世浅探》其文云:
    《四松堂集》刊刻前后:敦诚晚年整理诗稿编《四松堂集》,年龄当在五十岁左右。他死时才五十七岁,这样的年龄还不至于到老眼昏花、头脑不清的地步。以他与雪芹亲密无间的关系来说,雪芹是谁之子、谁之孙,他应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何况这条“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的注释是他亲自在“扬州旧梦久已觉”句后贴一笺的。笺是表明作者旨意的文字。敦诚在宗室诗人中有很高的地位。他是笔墨文人,用字是经过反复推敲的,这怎么会弄错呢?退一万步说,就是敦诚“有误”,他死后,他堂弟桂圃(名宜兴,是他叔父月山之子)给他刊刻《四松堂集》,他胞兄敦敏也参与此事,并给敦诚写传《敬亭小传》,又请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昀为诗集作序,可见刊刻出版《四松堂集》是严肃而认真的,绝不是马虎从事。诗集是经过作者生前自己编集并做了注释的,死后又有敦敏、桂圃为其诗集把了最后一关,此条“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的诗注是不应有误的,也不可能有误。
    (三)应该相信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的诗注
    依照敦诚的诗注,曹雪芹应活了五十二岁!
    当然,蔡义江与周汝昌的主张“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是敦诚的《挽曹雪芹》写的“四十萧然太瘦生”,还有敦诚的《挽曹雪芹(甲申)》写的“四十年华付杳冥”。
    根据都来自于敦诚。我们究竟是应该相信敦诚的《挽曹雪芹》和《挽曹雪芹(甲申)》,还是应该相信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的诗注呢?
    我想,我们应该相信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的诗注。
    更何况,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的诗注,与张云章的《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互相呼应。
    三、张云章的“石麟”诗
    吴新雷的《〈朴村集〉所反映的曹家事迹——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其中有《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考辨》
    (一)
    其文云:“张云章(1648——1726),字汉瞻,号朴村,嘉定县人,曾入国子监为太学生……以布衣之士终其一生。……据《朴村集》自序,得知张云章的诗文集是他自己编定的。……特别是诗集的编年比较清楚……这具体而细致地记载了张云章和曹寅初次会见的情况:时间是康熙五十年(辛卯)之冬,地点是在扬州两淮巡盐监察御史的公署中……”
    其文又云:“我特别注意《朴村诗集》卷十的七言律诗《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天上惊传降石麟(时令子在京师以充闾信至),先生谒帝戒兹辰。俶装继相萧为侣,取印提戈彬作伦。书带小同开叶细,凤毛灵运出池新。归时汤饼应招我,祖砚传看入座宾。”
    其文又云:“这首诗是张云章于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底在扬州时所写,是现存史料中提及‘曹寅得孙’的最明确的记载,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曹寅的这个孙子何在呢?……我查了中华书局 1976年出版的《李煦奏折》,实有两次说了‘养赡孤寡’的话。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安排曹颙后事折》说:‘特命将曹頫承继袭职,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同年三月初十日《宣示曹頫承继宗祧袭职织造折》又说:‘特命曹頫继宗祧,袭职织造,得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所谓‘孤寡’,就是指‘孤儿寡妇’,这有力地说明了曹颙死后确有‘孤儿’留下的,则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中的婴孩并未夭折,至康熙五十四年时正当五岁……”
    (二)
    其文又云:
    (一)“天上惊传降石麟”出典于《南史》卷六十二《徐陵传》:“……宝志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
    (二)“时令子在京师,以充闾信至。”这是张云章自加的诗注,“令子”是对曹寅亲子曹颙(连生)的敬称。……“以充闾信至”是指曹颙派人把生了儿子的喜信送来了。“充闾”(光大门闾)是贺人生子的典故……
    (三)“先生谒帝戒兹辰。”本文第二节据《曹家档案史料》考出,曹寅于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底进京述职,张诗题目“兼送入都”正是送行之意。“戒兹辰”,指今朝戒途登程。
    (四)“俶装继相萧为侣,取印提戈彬作伦。”这一联采用曹家祖先的两个典故,对照甚妙。上句称颂曹寅的功业,可以和汉初继萧何为相的曹参相比;下句预祝新得的孙儿将如宋初曹彬一样志向远大。……
    (五)“书带小同开叶细,凤毛灵运出池新。”这一联对仗极工,引用两个“得孙”的典故也很有意思。上句用经学家郑玄和孙子郑小同的故事,下句用文学家谢灵运之孙谢超宗的故事。……
    (六)“归时汤饼应招我,祖砚传看入座宾。”这是遥祝曹寅从京中带回孙儿举行周岁宴会,张氏希望自己能躬逢其盛,并在席间能看到曹寅将宝砚传给孙子一代。可惜不到一年曹寅就死了,这盛会终成泡影。……
    (三)
    其文又云:“综观上述的诗句解析,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的内容非常重要,其含义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孙男,不容置疑……通过以上的考辨,我确认‘得孙诗’中的孙儿是存在的。那末,曹寅这个生于康熙五十年的长孙是谁呢?考敦诚《寄怀曹雪芹》‘扬州旧梦久已觉’诗注说‘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曹寅进京述职后,是把曹颙家小带回南京的。……曹颙既然南归,那新生的孩子也定然是跟着曹寅一起回南京的。所以‘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的记载是确实的。这两相印证,‘得孙诗’中孙子就是曹雪芹,他于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初在北京出生,康熙五十一年春随曹寅到南京,至雍正五年十二月家破时已 17岁。”
    第二节、曹雪芹的卒年
    曹雪芹的卒年,或者说曹雪芹的去世时间,至少有三说:“壬午除夕”说,“癸未除夕”说,“甲申春初”说。
    “壬午除夕”说——曹雪芹的去世时间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年)除夕。
    “癸未除夕”说——曹雪芹的去世时间是乾隆二十九年癸未(1763年)除夕。
    “甲申春初”说——曹雪芹的去世时间是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春初。
    看起来有三说,实际上时间跨度只有一年多一点点。
    我们赞成“壬午除夕”说。
    第三节、曹雪芹的身世
    一、曹雪芹生年的时间分歧的由来
    明明有曹雪芹生年的准确时间,即“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初”,但大多数研究者不相信。或以为“石麟”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或以为当年张云章是听到误传而写诗的,理由是为什么只有张云章写贺诗,而没有其他人的祝贺(按常情应有众多的人士来祝贺)。
    不相信这个时间,就必须去寻找另外的时间。
    寻找另外的时间,首先就得找根据。敦诚的《挽曹雪芹》写的“四十萧然太瘦生”,还有敦诚的《挽曹雪芹(甲申)》写的“四十年华付杳冥”,就是第一个根据。张宜泉的《伤芹溪居士》的注“年未五旬而卒,就是第二个根据。
    可是,这两个根据之间时间差距太大,有矛盾。于是,部分红学家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对于曹雪芹的享年,就产生了四种方案:享年 40 岁,享年 42 岁,享年 45 岁,享年 48 岁。接着,对于曹雪芹的卒年,又分别认定三种方案:卒于“壬午除夕”,卒于“癸未除夕”,卒于“甲申春初”。然后,用享年的四种方案来配卒年的三种方案,得出曹雪芹生年的十二种方案。
    (一)为什么只有张云章写贺诗
    我们想冒昧来回答这个问题。
    1、当时,曹雪芹的出生地在北京。他的父亲曹颙、嫡母马氏、生母某氏,都在北京。而他的爷爷曹寅在扬州,奶奶李氏在南京。作为一个传统的大家庭来说,应该在亲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举行庆祝活动。而恰在这时,曹寅马上要进京面圣述职,这个庆祝活动在当时是无法举行的。
    2、现在我们只看到张云章的贺诗,不等于当时只有一个人祝贺。为什么祝贺只能采用写贺诗这一种方式呢?
    现在我们只看到张云章的贺诗,不等于当时只有一个人写贺诗。因为张云章的贺诗,是他本人将此诗编入自己的诗集里,他在世时又将此诗集刊刻了,碰巧这诗集又流传下来了。而其他的人写贺诗,或没有编入自己的诗集里,或没有将诗集刊刻,或诗集没有流传下来。
    3、当时曹寅已刚把公事交给李煦,只和张云章这样的高档次的文人雅士唱和,身边的人很少。
    4、尽管这一次不能举行庆祝活动,但曹寅已决定在曹雪芹周岁的时候举行庆祝活动——张云章的诗中有“归时汤饼应招我,祖砚传看入座宾。”就是明证!
    (二)曹雪芹的闪烁其辞是“时间分歧”的根源
    敦诚、张宜泉都是曹雪芹的好朋友,但他们说曹雪芹的享年,分歧很大,敦诚说“四十年华”,张宜泉说“年未五旬”。于是,有些红学家就从他们与曹雪芹的亲密程度的差别来探索。
    我们想,敦诚说“四十年华”,张宜泉说“年未五旬”,这种“时间分歧”的根源在于曹雪芹。他们不是曹雪芹的亲属,只是朋友。朋友相识,彼此报一下生年,大概也就是一次,谁还好意思问第二次呢?
    1、张宜泉与曹雪芹初交的时间在乾隆二十四年春。
    张宜泉所说“年未五旬”,与曹雪芹的实际年华,相隔四岁左右。
    《红楼梦卷》(一粟编)载有张宜泉的四首诗。我想,在《春柳堂诗稿》里,有关曹雪芹的,大概也只有这四首诗。这四首诗中,排序第一的是《怀曹芹溪》。此诗的首联是“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因此,可以判断这首诗写于乾隆二十五年秋。进而可断定张宜泉与曹雪芹初交的时间在乾隆二十四年春。
    张宜泉比曹雪芹小九岁。也许曹雪芹故意把自己说小了几岁。
    2、敦敏、敦诚与曹雪芹初交的时间在乾隆十四年
    敦诚在《挽曹雪芹》中写道:“三年下第曾怜我”。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载有吴恩裕的《永忠吊曹雪芹的三首诗》。
    其文云:“……永忠在给敦诚的《四松堂集》写的序文中曾说:‘耳熟敬亭(按即敦诚)有年,……春间敬亭登仕途(按指敦诚一七五五年宗学岁试考优等后至一七六六年始授太庙献爵之职。见《四松堂集》卷一,敦敏所作《敬亭小传》)……”
    可见,敦诚于 1755年“宗学岁试考优等”。
    在这之前,敦诚曾“三年下第”,即在三年一届的“宗学岁试”中不及格。因为敦诚年轻,所以,敦诚第一次“下第”,在 1752年,即乾隆十七年。
    可以说,敦诚与曹雪芹初交的时间在乾隆十七年的前三年,即乾隆十四年。
    因为敦敏是敦诚的胞兄,他俩同在宗学读书,所以,敦敏与曹雪芹初交的时间亦在敦诚与曹雪芹初交的时间在乾隆十四年。
    乾隆十四年(1749年),敦敏 21岁,敦诚 16岁。当时,曹雪芹有 39岁。(皆为虚岁)
    敦敏比曹雪芹小 18岁,敦诚比曹雪芹小 23岁。
    面对两位年轻的“忘年交”,也许曹雪芹故意把自己说小了十岁。
    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人的面貌年龄小于实际年龄。比方说,皮肤白一些、不粗糙,面部红润、无皱纹,男性无胡须或少胡须,等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猜错别人的年龄。
    曹雪芹可能就属于面貌年龄小于实际年龄。
    曹雪芹去世后,敦敏、敦诚惋惜、悲叹好朋友的英年早逝,就把曹雪芹的享年往小里说。
    可能敦敏、敦诚对曹雪芹的年龄一直是半信半疑的,二十年后,敦诚晚年整理诗稿编《四松堂集》,年龄当在五十岁左右(1784年左右,乾隆四十九年左右),在“扬州旧梦久已觉”句后加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以免读者拘泥于乾隆二十九年的挽诗里的“四十年华”之句。
    3、曹雪芹的闪烁其辞与他的尴尬身份有关
    曹雪芹对敦敏、敦诚、张宜泉说自己的生年,分别、先后说了几种:康熙五十年、康熙五十四年左右、康熙六十一年 - 雍正二年 。
    为什么曹雪芹闪烁其辞呢?这与他的尴尬身份有关。曹雪芹又要让朋友们相信他是曹家的人,又要避免让朋友们知道他既不是嫡子又不是庶子(连通谱、宗谱都不能上)。
    二、曹雪芹不是嫡子
    (一)曹颙在京当差三年五个月
    《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吴新雷、黄进德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载有吴新雷的《〈朴村集〉所反映的曹家事迹——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其中有《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考辨》。  
    该文尾句写道:“我便据此提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是曹颙之子’的问题,以便跟大家作一些新的探讨。”
    因此,我们先来看看曹颙的有关行踪。
    《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载有黄进德先生的《曹雪芹家世史事系年》。
    其文云:“康熙四十八年(1709 ),己丑,曹寅五十二岁,曹颙二十一岁。……二月初八日,曹寅《奏为婿移居并报米价折》:“……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
    (童注:船从南京沿长江到扬州,从扬州沿大运河到北京,需二十多天。因此,曹颙于三月初到达北京。)
    其文又云:“康熙四十九年(1710 )……曹颙在京当差。……”
    其文又云:“康熙五十年(1711 )……曹颙在京当差。……”
    其文又云:“康熙五十一年(1712 ),壬辰,曹寅五十五岁,曹颙二十四岁。……寅于(七月)二十三日身故……九月初四日,曹寅之子连生(曹颙)《奏曹寅故后情形折》略谓……”
    从七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初四日,共计 41天。折中计算,曹颙于八月十二日从北京动身。如果曹家的报信者是骑马急驰进京的,那么,曹颙于八月初从北京动身。
    由上述引文可见:曹颙在京当差三年五个月。
    (二)马氏不是曹雪芹的生母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曹頫奏折称“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从曹頫这个奏折看,这个即将出生的遗腹子,如果是男孩,“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说明曹家根本就不承认曹雪芹的存在。
    为什么曹家要这么作呢?答案只有一个——当时曹家认为,朝廷极有可能继续让曹家世袭江宁织造。曹颙的儿子一旦长大成人,极有可能世袭江宁织造。必须是马氏的儿子——曹颙的嫡子,世袭江宁织造。
    马氏绝对是明媒正娶的。马家是哪一个马家?无史料可证。是汉族马家?汉军马家?包衣马家?回族马家?还是满族马家(以“马”字开头)?都无从知道。
    曹寅的两个女儿都嫁给王子了。曹家绝对是高攀了。无疑是康熙帝指配的。如果马氏嫁给曹颙,亦为康熙帝指配,曹家又高攀了。
    即使是门当户对,马氏的娘家也好生了得。因为曹寅官居正三品。马氏之父,应为正三品,即使是个正四品,也不得了,因为正四品是道员。
    总之,将来“世袭江宁织造”者,非马氏之子不可。
    在曹颙刚去世时,即康熙五十四年正月,李煦上奏折(其内容,无疑是与曹家商量过了的),实有两次说了“养赡孤寡”,为何到了三月,曹頫就敢于否定“孤”的存在呢?否定“孤”的存在,就是否定这个孤儿的生母的正统地位。或者说,这个孤儿的生母本来就没有正统地位,曹頫的奏折只不过是强调马氏的正统地位。这样看来,马氏嫁给曹颙,有可能是康熙帝指配的。
    明明是“奴才之兄嗣有在”——有曹雪芹在,而且五岁了,曹頫却视而不见,在奏折里睁眼说瞎话“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曹頫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又奉旨给曹寅之妻李氏当继子,又奉旨继任江宁织造,诚惶诚恐,哪里能够当家做主?曹頫的奏折,其主意还是李氏和马氏的。奏折的名称就是《代母陈情折》。李氏为何要如此看重儿媳马氏呢?可能马氏的确是来历不凡。马氏嫁给曹颙,有可能是康熙帝指配的。
    总之,马氏不是曹雪芹的生母。
    (三)曹雪芹的生母的地位低
    那么,曹雪芹的生母是谁呢?
    也许永远找不到答案。我们先讨论曹雪芹的生母的地位。
    曹雪芹的生母是不是曹颙的妾呢?有可能。但是,即使是妾生的儿子,也应该入谱。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里,只有曹天佑,而根本没有曹雪芹。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只有曹天佑,而根本没有曹雪芹。可见,曹雪芹的生母连妾的地位也没有!
    还有一种可能性——曹雪芹的生母是曹颙的非妻非妾的一位情人。
    马氏何时嫁给曹颙,无史料可证。假设曹颙进京时,马氏随行,那么,马氏嫁给曹颙的时间,至迟是康熙四十八年正月。马氏在北京与曹颙共同生活了三年五个月,有可能根本没生育,有可能只生了个女儿。
    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一月十日。从这个时间往前推九个月,就是曹雪芹的生母怀孕的时间——康熙五十年二月。
    从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到康熙五十年二月,马氏在北京与曹颙共同生活了两年,有可能根本没生育,有可能只生了个女儿。
    在这种情况下,曹颙是否有婚外恋呢?这种婚外恋,是不是马氏默认的或暗示的或怂恿的?
    我的这种思考,可能让人觉得太偏离“正轨”了。
    然而,如果不这样思考,如果曹雪芹的生母不是曹颙的非妻非妾的一位情人,那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都不收录曹雪芹的名字,该如何解释呢?
    三、曹雪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曹雪芹最大的保护神,自然是他的爷爷曹寅。但曹寅过早的去世了。
    曹寅对嫡子、庶子是不讲究的。因为曹寅本人就是一个庶子——他的生母,是(湖北)蕲春的顾氏。顾氏之兄就是大名鼎鼎的顾景星。
    在曹雪芹三岁多的时候,父亲曹颙去世了,而生母某氏是一位地位低的妇女。
    奶奶李氏会善待曹雪芹吗?嫡母马氏会善待曹雪芹吗?事实证明,(除了没让曹雪芹上谱外)李氏和马氏都善待了曹雪芹。
    从敦敏、敦诚、张宜全的诗歌及注文中,我们可看到曹雪芹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其水平已达到非凡的地步,
    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中写道:“高谈雄辩虱手扪”“不如著书黄叶村”。“虱手扪”用的是前秦王猛的典故。在一班文化修养极高的宗族子弟里能“高谈雄辩”,可不是一般的水平!至于“著书”,就是撰写纯爱情的《红楼梦》。这部《红楼梦》虽然字数不是特别多(我们估计在二十万字左右),内容比较单一(纯爱情),但水平极高——明义写了《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赞叹不已;永忠写了《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弔雪芹三绝句(姓曹)》,赞叹不已。
    敦诚在《四松堂集·鹪鹩庵杂志》中写道:“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这说的是曹雪芹诗才极高。
    敦敏亦有诗句,赞叹曹雪芹多方面的才华。如“可知野鹤在鸡群”、“高谈君是孟参军”、“醉余奋扫如椽笔”等。
    张宜泉的《题芹溪居士》的题后有注“其人工诗善画”。该诗颈联云“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虽然主要是赞叹曹雪芹的气节,但同时也赞叹了曹雪芹的诗歌、绘画的才能极高。
    仅仅靠自学,不可能有这么深厚的功底,因此,曹雪芹在儿童、少年时代,必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可以说,奶奶李氏、嫡母马氏呵护了曹雪芹,让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四、曹雪芹从“孤儿”变成“连孤儿也算不上”的过程
    贾穗所著《〈红楼梦〉考评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版),给我们以许多启发。
    贾穗讨论李煦奏折中的“孤”,其结论,是我们不赞同的;其过程,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贾穗在该书的第 56页写道:“诚然,李煦在康熙五十四年初的奏折中曾两次语及‘养赡孤寡’一言,这个‘孤’所指何意,颇费疑猜。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指马氏的胎中之儿,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指康熙五十年曹颙所生之子,没有夭折,亦即曹雪芹。这个问题涉及到确证曹雪芹的生年和年龄,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现简论如下:
    李煦的第一件奏折是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曹颙病故,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念其孀母无依,家口繁重,特命将曹頫承继袭职,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仁慈浩荡,亘古所无……
    第二件是同年三月初十日:臣煦于三月初二日到江宁织造署内,即向臣妹宣示恩旨:主子俯念孀居无依,恐你一家散了,特命曹頫承继宗祧,袭职织造,得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臣煦敬将万岁佛心垂怜至意,天语叮咛谕旨,一一传宣。
    首先,我们从奏折的日期‘正月十八日’可以看出,认为‘孤’是指马氏胎中之儿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因为曹頫的奏折说马氏怀孕‘已及七月’,日期是在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而李煦却早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从扬州动身进京。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马氏怀孕一事。”
    “而李煦却早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从扬州动身进京”这一句,贾先生依据的是《李煦奏折》第二百二十二件。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李煦有《盐差任满即进京陛见并报苏扬米价折》。可见,李煦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从扬州动身进京”,是因公事进京。乘船从扬州到北京,需 20天,即李煦到达北京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曹颙病故的时间在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正月初(正月初九之前)。
    在曹颙病故的前后,曹颙之母李氏、曹颙之妻马氏一直住在南京城。
    (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曹頫到达南京。曹颙之母李氏,二月十六日行至滁州。三月初七日曹頫折云:奴才母在江宁,伏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将奴才承嗣袭职,保全家口,奴才母李氏闻命之下,感激痛哭,率领阖家老幼,望阙叩头。随于二月十六日赴京,恭谢天恩,行至滁州地方,伏闻万岁谕旨“不必来京”,奴才母谨遵旨,仍回江宁。)
    李煦上第一件奏折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曹颙病故的时间,上限是正月初一日,下限是正月初八日。从北京到扬州,当时最快的是皇帝特派的驿马,需九天;从扬州到南京,有二百华里水路,至少需一天;共计十天。从北京到南京,往返最快需二十天。即使曹颙病故的时间是正月初一日,即使有皇帝特派的驿马送信,信使在正月十八日也不能返回北京。更何况,曹颙不是曹寅,病故不是病重,康熙帝不可能专为曹颙病故之事派驿马送信。
    总而言之,李煦上第一件奏折时,根本不可能与曹家的李氏、马氏商量,因此,他奏折里的“养赡孤寡”,说的就是大实话,所谓“孤”,就是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一月十日出生的曹雪芹!
    李煦上第二件奏折的时间是三月初十日,但向康熙帝汇报的却是三月初二日的事,即“臣煦于三月初二日到江宁织造署内,即向臣妹宣示恩旨:……”“得以养赡孤寡”是李煦从北京带回来的圣旨的内容,而不是李煦在奏折中建议的内容。
    李煦在三月初二日向“臣妹”宣示的恩旨的内容,也不是新鲜的内容,而只是重复正月十八日李煦的第一件奏折的内容。
    正月十八日李煦的第一件奏折的内容里,转述了圣旨的内容,即“特命将曹頫承继袭职,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
    正如贾穗所写“曹颙死后,玄烨在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初九日传旨‘著内务府总管去问李煦,务必在曹荃诸子中,找到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可见,康熙帝在发出圣旨之前,征求过李煦的意见。
    康熙帝对曹家的两代寡妇是知道的,但他对于曹家的只有三岁的小孩——曹雪芹,就不一定知道了。曹家有“孤”的情况,应是李煦向康熙帝汇报的。
    三月初七,曹頫《代母陈情折》称“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从曹頫这个奏折看,这个即将出生的遗腹子,如果是男孩,“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说明曹家根本就不承认曹雪芹的存在。
    尽管曹頫在同一个奏折里,写到了“仰副万岁垂悯孤孀,矜全骨肉之至意。”其中有“孤”字,但这个“孤”已经换了人,由三周岁的曹雪芹换成还在娘肚子里的(有七个月)的小孩。
    康熙帝日理万机,不一定有时间来识破这种玄机。即使康熙帝有时间来思考这种玄机,也不一定有这个兴趣来管这个小事——即一个小小的织造的家事,更何况两个小男孩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即使康熙帝有这个兴趣来管这个小事,到时候李氏、马氏用“嫡子”的理由,也能轻松的辩解。
    作为马氏来说,她实在不必有什么顾虑。
    更何况,如果当初马氏与曹颙的婚姻是康熙帝指定的,马氏就更不必有什么顾虑了。
    就在马氏的一念之中,决定了曹雪芹一辈子的尴尬身份。
    (当然有些事情也不是马氏能预料的。比如说,生活在康熙朝的人们,绝对不会料想到乾隆朝会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马氏的这一点作为,只不过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正常的“正地位、明身份”的作法。
    不过,马氏仅仅只有这一点对不起曹雪芹,而这一点在那个时代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除此之外,马氏对曹雪芹是百般呵护与培育,积善成德,她已经做到了一个嫡母的极至!
    我们说的这一套,肯定有红学家不高兴。他们的杀手锏无非是——你这是连续推测。
    我们非常不喜欢“连续推测”,但史料太少,特别是有关中间环节的史料太少,我们只有“连续推测”。
    我们请您来解释一下这些史料形成的矛盾: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张云章的“贺曹寅得孙诗”;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的诗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里,只有曹天佑,而根本没有曹雪芹;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只有曹天佑,而根本没有曹雪芹。
    五、曹天祐不是曹雪芹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奏折云“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许多红学家认为,马氏怀的这个遗腹子,后来顺利的出生了,是个男孩,他是曹天祐,也就是曹雪芹。
    曹頫奏折,辞意恳切,特别是最后两句“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让人觉得这个遗腹子就是曹颙的唯一的骨血。当然,在这个遗腹子的前面,根本就没有哥哥,或者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哥哥存活于世。
    张云章于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底在扬州,写下了《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反映了曹颙刚有了儿子。对于这条绕不开的史料,有些红学家就说曹颙的这个儿子出生后,很快就夭折了。
    然而,我们赞同“曹天祐不是曹雪芹”的观点。
    (一)两谱之记载
    贵州《红楼》2003年第二期,载有丁桂华的《曹天佑考辨》。其文云:
    “有关曹天佑的文献,目前只有两份。(1)《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其中关于‘尼堪’(满人中的汉姓)部分,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起奉旨修撰,乾隆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修成。曹氏家族自曹锡远起共五世十一人,载于卷七十四:‘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月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道。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元孙:曹颙,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员外郎;曹颀,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佑,现任州同。’(2)《五庆堂谱》,修订时间约在同治十三年(1874),记载了曹氏家族六世十一人,其中记载:‘十三世,颙,内务府郎中,……生子天佑。天佑,颙子,官州同。’……从曹家的取名习惯看,曹寅的子侄辈取名均有‘页’字旁,而且是一个单字,不是双字。曹天佑这个名字,既无‘页’字旁,又是双字。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五庆堂谱》所记的是准确的。那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为什么会误记呢?……从本人起算到第五代的称法均是常见的,但到了第六代的称法‘来孙’却不常见。”
    (二)官“州同”的是曹天祐而不是曹霑
    贾穗在《〈红楼梦〉考评集》第 26页写道:
    “《通谱》修成于乾隆九年,载‘曹天祐’一条说是‘现任州同’。《五庆堂谱》续修的时间晚于乾隆朝,故而将‘天祐’讹传成‘天佑’。但至少它们在一点上是一致不二的,即在乾隆初期曾官‘州同’的,是曹天祐而不是曹霑。
    而与此相反的是,凡曹雪芹的知己朋友,无论是早在乾隆九、十年间即已结识的敦氏兄弟,还是后来的张宜泉,要在诗文中想到提及曹雪芹大名,就一概是‘霑’,绝无半点含糊,都坚定得很。
    特别应该提一下的,是张宜泉,他的《题芹溪居士》和《伤芹溪居士》两首,在诗题下对曹雪芹的姓名字号和性格志趣以及擅长享年等等,都记叙颇细,看上去是有心要留给后人一点资料,以备红学家们研究之用。假如曹雪芹确乎曾名天祐和曾官‘州同’,则张宜泉毫无理由不添上一笔‘又名天祐,曾官州同’。这岂不足以深思。”
    六、曹雪芹是谱外之人不必限期归旗
    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里,只有曹天佑,而根本没有曹雪芹。
    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只有曹天佑,而根本没有曹雪芹。
    从现有的史料可以断定,曹雪芹的生母不是马氏。
    我们郑重的肯定:曹天佑不是曹雪芹。曹雪芹的确是曹寅之孙。
    再进一步推断,只能有一个结论:曹雪芹是曹颙的私生子!
    《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辑,载有张书才的《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浅析》。
    张书才写道:“如果不了解清代外任旗员在病故、获罪后,家属必须限期归旗的制度,而去猜想曹家籍没后还会在南京有‘老家’有‘亲眷’,那就要闹出笑话。”
    我们以为,曹雪芹是谱外之人,连自家都没有公开的接纳他。因此,他不必限期归旗。他可以在南方继续生活一段时间。
    如果曹雪芹在南方多生活了一段时间,娶妻生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说不定,他在南方还真的留下了一个儿子!
    七、“扬州旧梦”有恋情
    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十一月初,到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底曹家被封门时,他已满十六岁进十七岁了。
    曹家在扬州有大房一所。后来,隋赫德受皇恩得到此房。后来,隋赫德将此房出售,获银五千两。可见此房面积大、质量高。
    我们猜想,曹雪芹在十六岁前,应多半生活在扬州。
    敦诚的诗句“扬州旧梦久已觉”,不仅仅是写曹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曹寅去世时,曹雪芹出生仅七个月),而且写出了曹雪芹在扬州有一段长时间的“旧梦”生活。
    “扬州旧梦久已觉”与“且著临邛犊鼻裈”,同在一联里,两句的意义应密切相关。既然“且著临邛犊鼻裈”写的是恋情之事,那么,“扬州旧梦”亦应写到了恋情之事。
    更何况,“扬州旧梦”本身就是个典故。杜牧有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第四节、张元的《曹雪芹与敦敏相会养石轩考》
    《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二辑,登载了张元的《曹雪芹与敦敏相会养石轩考》。
    该文第二段,张元抄录了敦敏之诗:“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雅识我惭禇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张元提出问题“曹雪芹与敦敏相会的养石轩在何处?”
    张元的结论是:“当年曹雪芹从南京回来,与好友不期相会的养石轩,在今日北京东城的内务部街十一号院,应是比较可信的了。”
    张元又写道:“从曹雪芹与敦敏相会养石轩一事也可间接推测,曹雪芹自南京返回北京走的是运河水路,船到通州张家湾后登岸进城。据《日下旧闻考》等资料记载,当时从通州进城只有一条石板铺的官道进“齐化门”(今朝阳门)。由于一路上旅途疲乏,因此他进得城来首先就近投奔位于朝阳门附近南小街上的明琳家。明琳的养石轩位于朝阳门内勾栏胡同(即今内务部街)东口,故走运河水路从通州进朝阳门投奔明琳的住处是合情合理的。……从东边的朝阳门到朝内小街上的明琳养石轩步行不要半点钟……若是曹雪芹已回到北京西山家中,再进城时他会径直投奔靠近城西部的敦诚西园或敦敏的槐园,而不会绕道先到东城明琳的养石轩,那样也就不会有前面和敦敏的巧遇。所以,此次的邂逅养石轩只能是曹雪芹初归京城所为。也正因曹雪芹一去经年,敦敏不知道曹雪芹已到京,隔墙闻声似曹雪芹才有诗序所说的‘急就相访’,其迫切心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参考文献:
    (1) 吴新雷、黄进德。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2) 蔡义江。蔡义江论《红楼梦》。宁波出版社,1997。
    (3) 曲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真伪辩证——与欧阳健先生商榷。
    红楼梦学刊,1997(3)。
    (4) 韩旭。读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引发的遐想雪芹身世浅探。
    贵州《红楼》2002(2)。
    (5)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6)贾穗。《红楼梦》考评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7)丁桂华。曹天佑考辨。贵州《红楼》2003(2)。
    (8)张元。曹雪芹与敦敏相会养石轩考。红楼梦学刊,2005(2)。
    (9)一粟。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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